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行军打仗并不是他的老本行。他虽在京城当过一年多的兵部侍郎，但并未读过多少兵书，更未亲历过任何战事。咸丰三年，他奉命出山举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才真正接触到军事活动。自此，他“驰驱戎马，凡十余载。或苦思以求其通，或躬行以试其效，或考信于载籍，或问途于已经，其军事之学识，随经验而并进。”最终打败了太平军。“军容十万转风雷”，成了一个“足于占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的军事家，也逐步形成了其系统丰富的军事思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固然是其难逃后世遣责的一大罪案。然而，他的诸多治军原则和用兵打仗的经验，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曾引起过近代以来不同派别的诸多名人将帅的推重和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就曾氏军事思想及用兵特长，系统地作一探究。
一、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内容
1853年初，曾国藩奉命出山举办地主团练时，太平天国已燎原大半个中国，其势锐不可当，兵锋所向，清王朝的正规军八旗兵和绿营兵纷纷披靡，无一是其对手。面对严酷的形势，曾氏认为要反败为胜，就必须改革兵制，自创营规，另建一军，始可与太平军相对抗。在征得清王朝的同意后，曾国藩专心致志地筹创湘军，开始了其艰险漫长的军旅生涯，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军事思想。
（一）建军方略
首先，针对清朝绿营编制的弊端，曾国藩在湘军编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突出之处有二：第一，模仿戚继光军队编制之法，采取以“营”为基本单位的兵员定编制度。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500人。“营”的兵员固定不变，兵员增加，“营”的数目也增加。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利于训练，战时利于调遣。第二，在湘军编制中，增加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这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的雏形。其次，改革了选将、用将的制度和标准。清朝绿营将领的选拔、任免、调升之权属于兵部。曾国藩一反常规规定：“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湘军将领的设置由统师决定，将领的调遣和任免，兵部不能过问。曾氏认为这种选将方法有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凝聚力。关于选将的标准，大致有四：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勤恕廉明，三是简默朴实，四是坚忍耐劳。曾国藩对清朝选将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绿营将领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互不统属、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年龄老化、素质低下等弊端，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既有较高文化和封建道德素养，又能征惯战的优秀将领，如左宗棠、罗泽南、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由于曾国藩选将把“忠义血性”放在首位，所以造就了湘军将领异常突出的封建性，超乎寻常的残暴性。湘军将领在作战时好杀及很少投降叛变就是一个例证。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曾国藩对清朝选将制度的改革是达到了预期目的的。再次，变世兵制为募兵制。曾氏认为，绿营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最可恨的，在“败不相救”四字，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绿营经制的腐朽。东调一百，西调一千，成军之后，兵不习将，将不知兵。鉴于此，曾氏在创建湘军时，决心改弦更张，别开生面，仿明朝戚继光之束伍法，用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其具体内容有四：一是募兵标准，主张招募乡野老实之人。曾氏喜募穷乡僻野、朴实土气的农夫为兵，主要是因为朴实土气的农夫身体健壮，适于作战；为人老实，便于整肃成军；愚昧少心窃，便于实行“愚兵政策”。二是取保具结。曾氏规定，召募兵勇须取保具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姓名、于箕斗、清册名结，附册以便清查。取保具结之法，实际上是把民间的“保甲法”移用到募兵制度上，它象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兵勇的手脚，使它们不敢犯上作乱或临阵脱逃。三是原籍召募，士兵由统兵将领亲自挑选成军。曾氏主张原籍招募，以乡亲领里关系组建成军，其主要原因想利用乡土感情和封建地域观念所固有的排外心理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主张士兵由统兵将领亲选，则是为了克服绿营兵将不相习的弊端。四是厚饷养兵。曾氏制定了湘军官兵俸禄优于绿营兵的制度。陆师正勇月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为一两五钱；马勇月饷为银七两二钱，绿营骑兵月饷才二两，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正规军士兵月饷的3倍。湘军水师的饷银又优于陆师。另湘军士兵负伤有抚恤，攻城掠地有赏银。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军心自然稳定。出现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所载：“陇亩愚民，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可怜之色”的局面。
（二）战赂战术原则
曾国藩能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得益于他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思想观念，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其战略思想概括来说，主要有：1、高屋建瓴，以上制下。曾国藩根据太平天国占据武汉、九江、安庆，定都天京的情况，在创建湘军之初，就坚决主张实行“以上制下”的战略。即首先攻战武汉，建立两湖根据地，然后顺流而下，攻占九江、安庆等沿江重镇，最后进兵攻占天京。他总结中国古代秦灭楚、两晋灭东吴、隋灭陈之战的经验，精辟地指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在实战中，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一思路，先于太平军三争武昌，既而又围困安庆，并拼死争占该城，顺流东下，直逼天京。太平天国陷入全面被动。2、水陆相依，互为犄角。湘军建军之初，太平军依仗船民组成的“水营”，纵横长江两岸。曾国藩深为此种“千里长江，任其横行”的严重局面所震撼，感到要攻克天京，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首先必须取得长江的制水权。而要取得长江的制水权，就必须拥有一支比太平军水营强大的水师。他明确指出：“非舟楫无与争利”，决不能“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虏”，千里长江“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为了创建一支精良的水师，曾氏无论在船式设计、火力配备，还是水师营制、饷项上都苦心孤诣，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曾氏不仅重视水师建设，而且十分强调水陆配合作战。他要求陆师临阵作战，“与水师处处相依”，告诫陆师将领“时时以保护水军为心，如龙抱珠，百变不离其宗。”水陆相依，互为犄角，是湘军制胜的一大法宝。3、集中优势兵力，攻势防御。集中兵力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遵循的共同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曾国藩作为一代名将，对此亦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常说“兵分则力单，将分则谋寡”。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因为太平军陆军强大，不仅兵员多，而且善长于运动战，而水军则相对弱小；湘军水师强大，而陆师虽精但兵力相对弱小。如果利用兵员相对弱小的陆军作消极防御，结果必然是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因此，曾氏觉得，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攻为堵。即集中局部优势兵力，进攻敌所必救的沿江重镇，充分发挥水师强大，水陆配合默契的优势，迫使太平军在不利于自己的地区与湘军作战略决战，进而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4、对“窃贼”以攻剿为主，对“流贼”以防剿为主的战略思想。曾氏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分为两种，一是“窃贼”，一是“流贼”。所谓“窃贼”，即“窃号之贼”，指有固定的根据地、建国定都、称王称帝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天国等。“流贼”则是指没有根据地，没有建国定都、没有称王称帝的农民起义军，如黄巢、李自成、捻军等。曾国藩认为办“窃贼”与“流贼”的方法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前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其老巢。因此，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他主张坚决进攻，以湘军这样的精锐之师先剪武昌、九江、安庆、苏州、常州等枝叶，后拔天京老巢。对闹分裂而渐成流寇之势的石达开部队，曾氏则拒绝朝廷的尾追令，让各省就地“防剿”，认为如此足以制其命。以后事实果如所料。就其战术思想来说，也有诸多可述之处。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书中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以围为攻，围城打援；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在战斗中颇能运用自如。曾氏用兵，很注重主客奇正。从其军事生涯看，在奇正方面，他最重视的还是“稳”，其次才是“奇”。他曾写过一副对联，很能说明这一点：“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因此，湘军攻城掠地，凭借的是坚韧耐劳，百折不挠，很少是靠投机取巧，出奇制胜的。在主客方面，曾国藩很有创造性。关于什么叫主客，曾氏曾作过详尽的阐释。他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即戳者为主。”并认为主客变化无定时，转移无定势，为将者能一一加以区别，则于用兵之道掌握过半了。曾国藩强调对太平军作攻势防御，以攻为堵，按其理论，即处于“客”的一方，如何反客为主，保证以攻为堵的战略顺利实施呢？曾国藩发明了一套看似笨拙，实则藏妙于拙的战法，即以围为攻，围城打援的战法，湘军进攻武昌，挖了前后二道壕，挖前壕以围困城内的太平军，控后壕以防太平军救兵。时人虑不及远，笑挖壕为拙。后石达开率军救援武昌，湘军后壕变前壕，抵御石达开援军，一时人又叹其巧。曾国荃进兵围安庆，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安庆城外挖了两道长壕。曾国荃部进驻雨花台后，又利用四个月的时间赶挖内外壕，并筑起高垒。结果，李秀成率二十万太平军反攻雨花台也奈何不了曾部二万余湘军，围攻一月有余而撤退。曾国荃也因此而得了一个“曾铁桶”的浑号。曾氏这种以主待客，奇正互用，以围为攻，集中兵力的战术，贯穿于湘军作战的始终。这些战术实施起来虽有旷日持久之弊，但其最大妙处在于稳打稳扎，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相机歼灭敌人。
（三）后勤保障思想
曾国藩在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不仅非常重视后勤保障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后勤保障思想，还建立了高效运行的后勤保障体系与机构。首先，曾氏把湘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以重视。他强调在战争中，军队“不可一日无饷”。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说：“有战阵之危，则不可无日无饷。狡者借词鼓譟，朴者亦无斗志，患有不可胜言者。”在太平军攻占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清廷的地丁漕盐一片靡烂，清军军饷奇缺时，曾国藩极为忧虑，认为“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从此更无望矣。”湘军“水陆进剿，断不敢稍涉迟误，惟虑饷项不能应手，即有制肘之虞。”对于湘军欠饷一事，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其严重性：“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饷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狭制之状。胜仗不能加赏，败挫亦难于言罚。”由此可见，曾国藩把筹饷为主要内容的后勤保障工作看成是军事成败的关键。其次，委派干员筹饷，创建完善的后勤保障制度。办团练伊始，他就认为“然团练之胜，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后又总结说“治军筹饷，均以得人为要。”为此，他主张挑选得力大员办理。为办好劝捐济饷，他在湖南委派夏廷樾、郭嵩焘，在江西选了黄赞汤、朱荪贴，在四川则让胡兴仁、李惺等人员专人负责。此数人者，在官则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他们为湘军筹饷作了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步提高湘军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还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保障制度。第一是粮台制度。湘军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大权，各所则分派若干委员负责。粮台主要任务就是把通过多方筹集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除粮台这一总的后勤机构外，在具体筹饷的过程中，曾国藩还设有相应的机构以确保粮饷的筹集，如为收取厘金，在湖南设立较大的东征统筹局，等等。第二是长夫制度。湘军长夫之制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每劈山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用长夫十四名。如拔营远行，营官另拨公夫搬抬。劈山枪哨官哨长及护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每抬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茅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共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长夫四十八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只许减少，不许增多。”长夫制的建立，使湘军摆脱了绿营差役的羁绊，一心一意，冲锋陷阵，从而提高了战斗力；另外又可避免战时随便拉差抓夫、扰害百姓，从而减缓了对立情绪。此举的推行，确系曾氏的独创，对后来军兵种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曾国藩的用兵特点
曾国藩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说明其必有过人之处。就用兵打仗来说，虽说他有诸多缺点和短处，但也有不少的优势和长处，且能充分运用和发挥这些长处，克服和避免短处，故能成为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军事家。其主要特长概括如下。
首先，善于练兵。曾国藩由一介书生而成“中兴名将”，得力于他善于练兵；湘军由一个地方团练组织崛起而成劲旅，也是曾氏善于练兵的结果。曾氏注重从四个方面加强对湘军的训练。1，十分重视精练湘军。曾氏认为，有兵不练与无兵用，兵不练精与不练同，强调军队不仅要训练，而且要精练，兵不练精不出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氏始终坚持兵贵精不贵多的观点，认为带兵重数量、轻训练只会徒耗粮饷，增加混乱。2，认为军队常规管理和训练是控制军队的重要途径。他以“训练之才”自居，规定湘军每天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并手定营规，饬令官兵严格执行。曾氏认为，军队的工作就两项，战时作战，平时训练。决不能让士兵们整日无所事事，否则，士兵们就要惹是生非。3，重视精神教育和精神训练。他把军营纪律与封建道德揉合在一起，强制灌输，教化士兵。他在阐述“训练”时说：“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子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听谓“训作人之道”，就是向士兵灌输忠君卫道等封建宗法伦理道德，使兵士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炮灰。湘军每逢三、八操演，曾氏必亲到校场演讲，每次都一时数刻之久。曾氏苦口婆心说教的目的，就是要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4，针对士兵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因材施教”。他把军纪、营规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式的歌曲，教士兵们唱，使之深入人心。前后计有《陆军得歌胜》，《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这确实是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士兵们的好办法。
其次，长于军事战略指挥。王闿运在《湘军志•营利篇》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说的是曾氏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还不如他的副将。但他善于驭将军，作军事统帅，长于军事战略指挥。他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史籍，熟谙历代战役，临事很有总揽全局的观念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清王朝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许多战略策略是经由他参与谋划指导，而后确定下来的。具体内容前已述及。曾国藩的许多战略决策经实践检验都是正确的。1861年的安庆争夺战就充分显示了双方统帅在战略眼光和战略决策水平上的高低优劣之别，展示了曾氏高超的战略指挥才干。因而，《清史稿》评价他“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中兴将帅别传》说他：“学究天人，于书无所不读；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者，故当时咸称圣相……”虽不无谥美之词，却也反映出曾氏确实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战略家。
第三，勤于总结经验教训。曾国藩熟读经史，倡言“专赖学问以求精明”，不断从古代的军事斗争的实际中学习军事。他研究历代战例，从古人的兵法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从戚继光的《练兵纪要》中学习练兵之法、习武之法，从《孙子兵法》中总结出一套灵活实用的战术原则。也研究和总结对手的长处和短处。太平军作战勇猛，战法灵活左忽右入，声东击西，曾国藩深知对手这些长处，就采取’反客为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来对抗。对捻军他认识到其“如蚁为磨，忽左忽右”、“多打几个圈圈”的游击战术，并从理论上总结出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并采取了相应的凶狠对策。曾国藩还善处逆境，特别能从自身的失败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自称能“吃一堑，长一智”，“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他在同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多次吃过败仗，因而不止一次要自杀。但他最终凭着咬牙蓄气不服输，屏声励志图自强的精神总结反省，隐图振兴，反败为胜。所以连痛诋他的范文澜也说，曾国藩自“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方面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谪，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正是指出了曾氏这一长处。
第四，精于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曾国藩从1853年投笔从戎，直到1872年病死在两江总督住所，其军政生涯的主要活动就是研究如何对付农民起义。他手不释卷，勤读《二十二史》和《资治通鉴》，总结历朝历代镇压农民起义的方法和经验，他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就是建立在充分吸收和运用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他吸收了《读史方舆纪要》中“先据上游之势，高屋建瓴，以上制下”的经验，专门研究和制定对付农民起义的所谓“以上制下”的全套战略方针。为了镇压捻军起义，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深刻总结了农民战争“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的特点，了解和掌握了捻军作战的“四长三短”，制定了所谓的“河防之策”，以拙制巧，最终也取得了成功。可见，曾氏是精于对付国内农民起义的。他虽然讲求自强御侮之道，但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才是他军事活动的重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正是他的最大“功业”。应该说，这是他的一大特长，但同时也是他致命的错误，使其在成为一个受后人重视的有重要影响的军事家的同时，也落下了“刽子手”的千古罪名，永难洗清。
总之，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是一个十分丰富复杂的思想体系，有大量的糟粕，但也有不少的精华，需要我们作深入细致的批判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藉以增加对曾国藩其人的了解，对其予以公正的评价，也有利于我们对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举措的分析与批判，因而对研究太平天国史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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