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终身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着眼点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并格外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耕”与“读”；也特别重视“三修”必成的首要条件——“志”、“恒”、“勤”、“劳”四个字。
大凡人要致贤成才，首先要从必成的第一步——“志”、“恒”、“勤”、“劳”做起。若无志向、恒心，不养成勤劳的生活习性，绝不能致达贤才。曾国藩重视这必成的条件，反复告诫子女：“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8页，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1版）他把“立志”视为变换气质和骨相的金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家书二》第827页）只要立志，“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家书二》第1067页）“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家书二》第1067页）所以他要纪泽纪鸿等首先要立“坚卓之志”。“有恒”与“立志”同样重要，曾国藩认为，“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家书一》第506页）希望纪泽“习勤有恒，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家书二》第1272页）并为纪泽读书有恒而“欢慰之至。”“勤”是曾国藩反复字谕子弟的一个重要内容，把它看作家国兴盛的关键，“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家书一》第324页）并视其为“三致祥”之一。曾国藩还把“勤”视为良好的生活习惯，他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家书二》第1066页），他经常反对和批评的“惰”，亦是“以不晏起为首。”（《家书二》第1319页）“早起”不但是“勤”的集中体现，在曾国藩看来，更是“治家之本”。欲“勤”必应“习劳习苦”，曾国藩有一段精辟的文字议论劳苦，认为好逸恶劳、贪逸惮劳虽为人之常情，但成大器者，成大业者，必习于劳苦。他说：“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古今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不惯劳作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鬼神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曾文正公家训》第26页，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12月再版）“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曾国藩教育子女要习劳习苦，并视其为安身之法。（《家书一》第662页）
人只有做到“志”、“恒”、“勤”、劳”四字，才有可能趋向贤良。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三修”的功夫而成为他所理想的贤才。他对子女在修“心”、修“身”、修“行”上的教诲可谓尽心尽智，不遗余力。
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和磨炼，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与修炼。通过修“心”可综合反映人的品性、心态、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曾国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女真正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
“慎独”。是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以求自知之明，达到心底无私和“善”的增值境界。“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能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安身之先务也。”（《曾文正公家训》第26页）这里强调通过自我修养来“为善去恶”，“寡欲去私”，把道德方面的要求大大强化了。
“不忮不求”。圣贤修心之道要求远离嫉贤妒能和贪图名利。只有变妒为“祝人善”，变求为“少所求”，才能“家家获吉祥”，“俯仰有余快”。曾国藩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俟、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财货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家书二》第1370页）表达了曾国藩规劝子弟“不忮不求”的迫切心愿。
“孝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家书二》第1371页）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所以家庭成员必须作到“孝友”二字。他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劝子弟一定要作到孝友，以弥补他本人的缺憾：“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豪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持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_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家书二》第1371页）于孝还应诚修祭祀，“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长久，至要至要。”（《家书一》第532页）
“仁”。曾国藩视“仁”为“仁民爱物”，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即所谓“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论，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曾文正公家训》第26页）
“敬”。曾国藩视“敬”为“作人之道”和“立德之基”，故“不可不谨”。他说：“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者。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曾国藩在此着重强调了内心和外貌的统一，要求达到“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而且应当“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曾文正公家训》第26页），就可以无处而不敬，无事而不敬了。
“谦”。曾国藩非常强调子弟处事“须有一种谦谨气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堕”（《家书二》第1247页）。他把“谦”视为“八德”之一，认为“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而要做到谦谨，必须戒除骄傲之气，“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家书一》第332页）“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骄则满，满则倾矣。”所以曾国藩视“子弟骄怠”为居家四败之一，必欲戒之。而他认为戒傲要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去骄要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家书一》第628页）。
“恕”。“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故曾国藩视“恕”为“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欲“恕”，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只有如此，虽“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家书一》第407页）。
曾国藩教子修“心”，意在“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上下功夫。实际上，他既把它们视为修“心”的方法、内容和标准，又把它们视为修“心”后所要达到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而真正要达到这修“心”的目的，不仅要靠贤人教诲，名师指点，朋友砥砺，更要靠个人的读书自悟。曾国藩之所以在家书家训中反复强调读书的内容和方法，其道理就在于读书乃修“心”的重要手段。读书堪修“心”，读书堪再塑灵魂，曾国藩深晓其理，指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家书二》第827页）他要子弟读书要悉求“涵泳体察”二语，在“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上多用功夫，以再造心灵。读书既有如此之功效，故曾国藩多次告诫子弟于读书要“刻刻留心”，“多读书”，“看群书”，“不可间断”。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既是修“心”的手段，也是人生的目的，两者相辅相成，与他所向往的理想人格紧密相联。曾国藩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家书一》第324页）这既是曾国藩对人生的一种体悟，亦是体悟后对人生理想境界的一种追求。他曾告诫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并要求家人“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家书一》第662页）“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理，则我钦佩之至。”（《家书一》第187页）曾国藩看透了此理，可谓远见卓识，不怪他视修“心”与读书为长久之计：“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日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家书二》第1338页）他要家人常作无官之想，“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家书二》第1337页）
修“心”与修“身”，两者缺一不可。修“身”，即通过保养和修炼以获健康之体魄。曾国藩认为这是言“孝”之根本，“古之言孝者，专以保身为重。”（《家书二》第945页）对此，曾国藩反复教诲自家子弟要真正做到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劳逸适度，“惩忿窒欲”。他针对纪泽纪鸿两儿身体欠佳的状况，要求他们不要“用心太过”，致使“元气不足，诸病易生”。应注意劳逸适度之法，“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家书二》第1221页）养生要以“惩忿窒欲”为要诀：“惩忿”即“养生以少愤怒为本”，“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窒欲”即“知节啬”，“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家书二》第1214页）其二，饭后散步，素食养生，“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他要子弟“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可三千余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家书一》第624页）另外，他亦讲“素食养生”，“吾近夜饭不用荤菜，以肉汤炖蔬菜一二种，令其烂如臡，味美无比，必可以资培养……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家书二》第1196页）其三，顺其自然，戒用药物。“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养生之道亦然。“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家书二》第1214页）于病“只宜清静调养，不宜妄施攻治……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家书二》第1243页）曾国藩认为，“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他告诉纪泽，“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药方，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药方。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家书一》第624页）“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家书二》第1244页）这也是他对包括“不信医药”在内的“三不信”家风的继承。其四，“主敬则身强”。这是通过修“心”的方式来达到修“身”的目的。他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曾文正公家训》第26页）此外，他也一直视“眠食有恒”、“临睡洗脚”为养生之法。曾国藩在家书家训中反复强调“耕作”的重要，他始终把“耕作”与“读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世家长久”的保证，故于莳蔬，“断不可忽”，视此为懿美家风，“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60页）实际上，耕作也是修“身”的重要手段，所以他让子弟于“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刻刻留心”。（《家书一》第532页）
曾国藩注重修“心”、修“身”，也注重修“行”。望自家子弟在言谈举止上讲求“浑厚庄重”，“不妄言”，在生活处事的态度上讲求“俭”与“宝”。
“浑”指言谈举止要朴实，不骄饰。曾国藩视“浑”为“八德”之一。他字谕纪泽曰：“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家书二》第1247页）“厚”指为人不能清高，更“不宜妄生意气”。待人要诚恳、宽容、不刻薄。他告诫纪泽：“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家书二》第1333页）“重”指“举止端庄”，为“人德之基”，即养成良好品德的基础。他要自家子弟终身牢记“举止要重”一语，“无一刻可忽也。”（《家书一》第606页）“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家书一》第506页）作到老成练达。“不妄言”指“说话宜迟”，“发言要初”，不信口开河、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家书一》第662页）“须缄默寡言，循循规矩”（《家书一》第318页）。然而这并不是要其子弟萎缩不前，愚拙迟钝，碌碌无为。只是要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一种庄重与谨慎，而在内心深处却要立宏愿大志，并要有一种“狂气”在胸，不怕出丑，不怕失败，勇于进取，他对纪泽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家书一》第406页）
“俭”。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把“俭”视为“八德”之一。所谓“俭”的意义：“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家书二》第1067页）“凡仕宦之家，由俭人奢易，由奢反俭难”，“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家书二》第1370页）要持俭，必须去奢侈之风，而“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家书一》第332页）他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家书一》第546页）对此他还曾作过自我批评，“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家书二》第1370页）然而他也为自己未能居高官而以公肥私而感到庆幸，“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荣幸不负始愿。”（《家书二》第1370—1371页）他要求子弟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称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家书二》第1370页）希望“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于懒惰”，而要“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家书二》第1371页）
“宝”。“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家书一》第536页）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也同样讲述了这种善待亲族邻里的家风：“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家书一》第532页）曾国藩还对纪泽讲：“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不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初，亦无吝也。”（《家书二》第1303页）
曾国藩还注重对家庭女子的教育，认为家庭内政之整饬，非常重要，“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家书二》第1194页）他要求嫁女不应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家书二》第1022页）曾国藩主张“教妇初来”，新妇初至时，要施以教训。“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家书一》第318页）曾国藩对家庭女子的教育，于“酒食纺绩”、“衣食粗细”、“家庭和睦”等方面最为用心。他说：“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斯干》之诗，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醯醢小菜换茶之类。”（《家书二》第1268页）他还说：“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多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了，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曾国藩很注重子弟和睦，要“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家书一》第275页）
综合上述，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的教子观。这些家教思想大多是通过家书和家训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曾国藩很善于把一些重要的教子思想通过警句隽语的形式加以概括，以引起子弟的重视并达到理想的效果。诸如：“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三要”（早起、有恒、重）；“四法”（看、读、写、作）；“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三端之泽”（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等等。这些高度凝练的概括包涵了曾国藩家教的基本思想。而为了灌输这些思想，真正使曾家子弟能按着曾国藩本人的意志成长，他采用了“训诫”、“绍祖”、“省察”、“批评”等主要的教子方法。
“训诫”。这是曾国藩最重要和基本的教子方法。是通过教导、训诲和告诫来讲述事理，直截了当地要求子弟或为或不为，毫无遮掩，开诚布公。前文所述的“三修”内容及其必成的首要条件，以及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等主要是采用这种“训诫”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可使子弟得以明教，心曲澈达，晓知自己的行为趋向。
“绍祖”。这是通过对祖宗嘉言懿行的赞誉，令其子弟远绍祖德，以达教子的目的。此以曾国藩家书为例，如所云：“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而所及见者也。”（《家书一》第506页）曾国藩还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馀九十八（此处数字前后不符，当有一错）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生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家书二》第。1066页）“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家书一》第623页）通过对事实的阐述，可使子弟受到直接地感悟，随之产生钦慕之情，并易以祖宗为楷模，效法祖宗的言行去作，可达教子的最佳效果。
“省察”。这是曾国藩对自己言行的剖析，把自己行为的对错告诉自己的家人，以作为曾门子弟的借镜。他尝言：“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馀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至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馀偶谈，读史十叶，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问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家书一》第46—147页）曾国藩给儿子写信，曾省察自己的不足，他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家书一》第506页）他还说，“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气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书一》第267页）这种“省察”的方法，可以使家人反观自鉴，取长补短，从中吸取教训。
“批评”。这是对家人缺点错误的直接批评。使受批评者因遭到指责而感到羞愧，从而达到教育目的。他批评澄弟说：“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家书一》第628页）他还批评诸弟说：“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检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家书一》第276页）于治学，他批评纪泽说：“尔写字笔力太弱”；“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家书一》第634页）；“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家书二》第948页）于性情，他批评纪泽说：“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清则易刻”（《家书二》第1333页）；“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家书一》第506页）批评之后，曾国藩往往又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而又平和，令家人信服并易接受。
曾国藩一生如此注重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的人生态度和宗法观念及他对现实社会和对人的认识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曾国藩作为近代鸿儒硕学和朝廷重臣，他的人生态度是人世的。这种入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所以他对自己和家人有一番理想的设计则是非常自然的。在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中，诸如“兴旺气象”、“家道长久”、“家中兴旺”、“家世久长”、“一种生气”、“一种旺气”、“日进之气象”等言及家族兴旺的文字比比皆是，反映出曾国藩对家族兴旺并长久不衰的渴望。“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家书二》第1264页）而家庭贤人的出现，在曾国藩看来，不仅仅取决于天性，也在于后天的教育。他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家书二》第1307页）这里道明了曾国藩注重家教的全部动机。他是按“家族兴旺”、“子弟贤才”、“四分家教”这样的推理把家族兴旺的目的与家教的手段逻辑地联系起来。利用家教的手段，实际是要通过具体的教育内容使其子弟成为“贤人”的。“贤人”的标准不尽相同，而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自树立”之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日记一》第313页）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具有能够维持家风、兴旺家族、使家道长久不衰能力的子弟。通过对曾国藩教子内容的分析，这种“贤人”便是曾国藩理想中的具有显明自身品格的人；具有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那么曾国藩的理想品格是什么呢？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体味到，即那种有志向、有恒心、勤劳、俭约的品性。这种品性是“贤人”的内在品格。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才有条件、有能力担当“齐家”的重任，以维持家道的兴旺发达。但要真正维持家风长久，光靠“贤人”的内在品格仍然不够，还要“贤人”必须具有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即“启善”、“顺妒”之能力。所谓“启善”是指通过主观的行为来刺激他人的“善性”，从而建立与他人良好的关系。为此曾国藩要求自家子弟要做到“慎独”、“孝友”、“仁”、“敬”、‘恕”、“宝”等。做到这些，亦做到了以“善”待人。人心俱存“善”性，待彼如此，往往换回彼对己的同样态度。而得到他人的善待，无疑是得到了有助于自己发展和家族兴旺的一种外力。所谓“顺妒”是指通过主动迎合人之“妒”性，以求达到彼此和谐的关系。为此曾国藩要求子弟做到“不忮不求”、“谦”、“深厚庄重”、“不妄言”等。显然这是曾国藩要家人作出一种谦逊恭谨之态，用以掩饰自己的锋芒，灵活机智，迎合他人，以求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宽宥与厚待，从而达到发展自己、兴旺家族之目的。曾国藩久历宦途，戎马一生，饱经世故，满腹经纶，对社会与人的认识入木三分，他的教子之术可谓对症下药，为曾门子弟的成长及家族的兴盛创造了主观条件。
然而，人性是趋安逸而避劳苦，图幸福而倦力争，乐于随心所欲而苦于克己私欲的。这种人性与曾国藩修“心”、修“身”、修“行”的功夫似乎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只是浅近的表层现象，事实上，这个矛盾本身有着深层的辩证统一。人生在世，谁也不愿仅贪图暂短的安逸舒适而放弃长久的幸福追求。真正长久的幸福不能靠眼前的游手好闲和一时的舒适安逸而获取，它要靠长久的自身奋斗和进取，即靠“三修”的功夫才能得到。因此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苦炼“三修”和放弃一时的逍遥，其目的动机完全一致，体现了对长久幸福人生的追求。这种辩证思考至今对我们体悟人生大有裨益。
曾国藩为家族长久的兴旺创造了主观条件，但它还要同客观条件的结合才能发生效用。在封建社会末期，这种维持大家族的客观条件渐次失去，可悲曾国藩的一片苦心！曾国藩这种带有浓厚封建宗法意识的家教思想在今天已不完全适用，但其精神实质仍具有强大之生命力，当为今人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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