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得到满清贵族的推崇与赞许，死后谥号“文正”，成为“中兴名臣”。因此有些人把他奉为圣人，加以顶礼膜拜。辛亥革命以来对他开始了批判，特别是解放以后把他说成大汉奸大卖国贼而加以口诛笔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定，随着学术春天的到来，曾国藩的书籍才又重新出版，研究的也逐渐多起来。
1840年后，中国社会已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反帝反封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使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王朝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这个腐朽的政权，后来又镇压戊戌变法，抵制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阻挡和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曾国藩的历史罪责是无庸讳言的。但曾国藩作为满清王朝的宠臣，要求他站在农民起义一边来支持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以封建士大夫、封建官吏的标准来要求他，评价他。当太平天国兴起，高扬灭清的旗帜，凡是封建官吏、封建士大夫都是站在清王朝一边的。倘若林则徐不死，他也会尽其所能镇压太平军，就是当时身为布衣的左宗棠后来也投入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列。但林、左因反对外国侵略者有功，我们称他们为民族英雄，并不十分计较他们对农民军的仇视或镇压。评价曾国藩也应用同一标准，才能使是非清楚，功过分明。
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这要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来说明。首先，太平天国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玕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的这些功绩必须肯定，抹杀这些功绩是不对的。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
二、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为
“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将轮船洋炮据为己有。在今后的战场上使洋人逐渐失去优势，他在上谕得到批准后，在安庆办起了“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还首次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名曰“黄鹄”，由于全系手工操作，没有机器设备，故行驶缓慢，但它毕竟是第一艘轮船。1865年曾国藩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对轮船制造也十分重视，通过努力在同治七年，制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对此他曾寄予很大希望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还主张发展近代民用工业，曾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以加强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曾氏这些洋务活动，对当时中国工业起步起了开拓性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与发展。
三、曾国藩在外交上的是非功过
有人说，曾国藩是个卖国贼，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外国反动侵略者互相勾结，“借师助剿”，此后又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表现出卖国的行径。但是，我们需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再来看看这些事件，客观地评价曾国藩。
关于借夷兵助剿问题，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以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而且他在书札中还表示更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看出他对“媚夷”者的痛恨之情。所以，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史实明摆着，在借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清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廷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七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说来，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的干预之功。
权衡曾国藩在外交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打则失败，历史已证明，要不挨打，就要忍得起因打失败而造成的屈辱，力保和局，卧薪尝胆，加紧近代化，加紧建设，从而达到雪国耻、兴民族的目的。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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