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可以称得上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在1871年8月，他以时任两江总督的身份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会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建议清廷挑选聪颖幼童派往西方各国留学，学习西方长技，培育人才。他在奏折中这样诠释选派目的：“……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这里曾国藩，“非常明确地阐释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目的在于习西人之长技以为我所用，“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曾氏并非仅是签字画圈的官僚，他的派遣留学生也决非仅是决策之功，而更多地是把这作为一种国家自强的重要策略，且颇多创见，对于留学之必要性、目的、功用、选材、方法等都有所论及，甚至连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事先提出。所谓“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妙，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认为“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而选拔后，则严格要求：“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学习西方的则应该是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学问。其结果“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又说：“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希望“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

1872年夏天，经严格考试选拔出的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幼童共30人，在上海乘轮出洋赴美国留学，从此揭开了中国留学史的崭新一页，这是国家公派留学的发端。遗憾的是曾国藩已于此年3月21日晚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未能亲眼见到。容闳称：“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赐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即便在衰病时刻，曾国藩仍在容闳赴美准备第一批幼童留学事前与他长谈，指出：出国留学可以为国培育人才，中国有了各方面的人才，外国就不会再欺负中国了。如此长者、如此大臣，又怎能不让容闳思之感怀，追念不已呢？

其实就留学事业，尤其是作为国家派遣留学的角度而言，曾国藩所作所为意义深远且重大，誉其为开创之人当不为过。现在学界颇有称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之说，容闳固然为中国留学生第一人，其于留学事业之贡献和竭力，世所公认。然如果就留学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之制定和推行而言，曾国藩至少可以被称为“中国留学事业的奠基者”。曾国藩之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远高于容氏。曾国藩作为当国者，其视角、眼光、见识、举措，真可谓对国家之影响深远莫大焉。

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虽然是“派遣留学”的重要决策者，但这一思路不是孤立的，而纳入“自强运动”的整个框架之下。其思路并没脱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维方式，正如李鸿章始终认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派谴留学生也。是去学其技术类的实用学科，这是时代之限制，不必太过苛求古人。曾国藩对西方强盛的认识颇有独到之见，他早就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他决策派遣留学，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度来认识这举措，而不是仅以“西洋工匠”的态度来对待留学生。所谓“西人之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曾国藩很早就认识到了这点，从其开制造局到选派留学、组织译书、研究西学等，这些非常人所能为，的作为中即可窥见其开风气，开先河之气势。后人评价其具有“先识远见”，确非虚赞之语。

近代以来，中国最缺乏的不单是“睁眼向洋看世界”的人才，更是那些能够看清世界发展大势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充分意识到西方的长处和优点以及中国的弱势所在，做出派遣留学决策，曾氏之力大焉、之见远焉。但遗憾的是曾氏未待亲见第一批留学生出洋，则已先自陨身，抛下了未尽之自强事业，留待来人。虽然他亲自选定了“替手”门生李鸿章，但不知他离世时是否真的一无牵挂。中国的自强事业命运如何，原非仅凭一人之力即可决定。开辟中国留学发展史一代风气、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曾国藩，其历史地位自然不应简单笼统地评定，正如容闳所言，“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此而言，曾国藩在中国留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极其关键而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