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序列，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的圭臬。而在传统的“家天下”社会里，齐家是基础，它不仅是检验修身成功与否的第一步，而且是修身向治国、平天下扩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教育有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

曾国藩，这位挽晚清大厦于将倾的“中兴名臣”，在其留存下来的1，459封家信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自概之道”即其主要内容之一。“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曾国藩治家从廉、谦、劳三方面下功夫，确有其精辟之处，对今仍不乏积极意义。

　　一、“勤俭”是兴家之本

在曾国藩看来，“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断无不兴之理。”勤和俭既是相联的，又是有别的。在勤俭之间，他首推崇于勤。勤为一身之计，就是操习技术，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长知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像大禹过家门而不入，像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勤与逸是相对的，曾国藩对好勤者与好逸者，爱憎分明：“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才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而一些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高眠，一呼百诺，他愤之为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

俭，就是节约用度，珍惜财物，消费有节制。一部分人欲壑难填，穷奢极侈；一部分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那么，那部分人纵欲的消费就是不合道德的行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因此，只有节制个人欲望，使之符合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也就是提倡节俭，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家庭兴旺。所以，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俭，又非吝，吝就是小气；看到别人有难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予以资助。而曾国藩在告诫家人节俭的同时，却不吝拿出财物馈赠乡党亲族，以解其困境。

勤与俭有别，却又紧密相联。勤能开源，俭能节流，勤是生动之气，俭是收敛之气。“勤俭持家远，耕读继世长”。对此，曾国藩体会颇深：“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士宦之家。”因此，他认为友爱兄弟，就应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而丰衣美食，俯仰如意，则是害他们，这种姑息之爱会使他们长骄气、惰肢体，以至将来丧德亏行。对于儿女婚姻，他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害怕子弟会长奢华懒惰的恶习。曾国藩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因此，时时告诫，警钟长鸣：“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还从生活细微处着手，由后辈夜饭不宜用荤，到要求儿妇诸女每日纺绩，使勤俭落到实处，把训导贯彻为行为。

　　二、“谦慎”是和家之方

曾国藩认为：“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勤劳、谦逊，二者并进。“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他还刻“劳谦君子”之印章赠予兄弟，与他们共勉。

“谦”在曾国藩的“自概之道”中内涵丰富。首先，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曾国藩认为那些人傲气十足，开口便道人长短，笑人鄙陋，嚣嚣然以为压倒一切，只不过是贻笑大方。所以，他屡屡教导家人求学最忌“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要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才不至被人齿笑，才能有所进步。

其次，“谦”也是处世要谨慎，曾国藩一生饱读经书，心怀理学经世大志，却又处于内外交困的乱世，亲历了宫廷政变，遭遇过诽谤猜忌，而他位隆德高，大有功高震主之势，因此，常常惴惴不安，“依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他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这些自然之道中，悟出盈极生亏，未有常全而不缺者。这里，我们看到曾国藩融会了道家“反者道之动”的精髓，体悟到事物是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思想。庄周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因此，曾国藩教导家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应知足安乐，“境地需看不如我者”。他还把居所取名为“求缺斋”。在太平全盛之时，他常以危词苦语，与兄弟互相劝诫，以免于不期之祸。“诸弟远隔千里之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再次，“谦”还是人为谦让，不恃己功。曾国藩认为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不外“敬恕”二字。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人同此心，人我同欲，须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坦诚相待。曾国藩以谦恕处理兄弟关系，兄弟之间彼此友爱，相互体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曾国藩也以谦恕处理同僚关系，“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耳。”这些从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交恶一事可窥一斑。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一书中介绍说：“国藩始终以公诚二字为立身之本”，而“宗棠意气自豪，不解此意，”所以，“宗棠特标一‘伪’字骂国藩。”在曾奔丧回籍时，左“痛诋之”，后来，“祁门之围，宗棠讥嘲之，幼主之逃，宗棠交讼之。”同治三年，左又首先与曾绝交，至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八年之久，二人一直未通音讯。对于这种情形，曾国藩非常痛心，但他始终没有反唇相讥，而后，在各种场合，曾国藩仍给予左宗棠以客观公正的评价。1866年左宗棠被授陕甘总督，率军西北，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曾国藩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此不但给予左宗棠以高度评价，而且还给予实际的大力支持。从部下派了战斗力最强的刘孙山部随左宗棠西征，还为左宗棠筹饷不遗余力。这一切感化了左宗棠，他在送给曾国藩的挽联上表白了自己的愧意：“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天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言谦慎、谦让，并非无原则一味柔弱不争，而是刚柔相济，刚柔互用。“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三、“清廉”是保家之术

曾国藩家训“八本”，其中有“做官以不要钱为本”，他曾郑重向家人言明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将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曾国藩不愧为一有德有识之贤士，他认识到为子孙积敛钱财，让他们躺在父母营造的安乐窝里坐享其成，以至安逸出懒惰，富贵生骄奢，徒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正如《孝友堂家训》：“士大夫教训子弟是第一紧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因其节。”因此，子孙能否承继家业，光耀祖宗，并不取决于留给后人财富的多少，而是道德的品格言传身教。从修身才能更好地教育子孙这方面来看，清廉之德不可少。与此同时，清廉之德还能消灾避祸。在封建社会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一人问罪株连九族。因此，为官骄奢腐化，不仅会有杀身之祸，而且还遭灭门之灾。《隋书•郑善果母传》载景州刺史郑善果的母亲教导他要为政清廉，否则“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失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而为官清廉，就不会因骄奢挥霍，逾越礼制，引起君主的猜忌，同僚的怨恨；也不会因搜刮民脂民膏，而导致百姓唾骂，千夫所指，既保身又保家。所以，“清廉”是保家之术，不仅体现为它能避灾消祸，不辱家门，而且，它还使子孙以前辈为道德楷模，自立自强，保家守业，光耀门楣。所以曾国藩以史为鉴，把“清廉”放在“自概之道”之首，作为治家的重要内容。

曾国藩把前人“俭以养德”的思想，具体化为“俭以养廉”，强调了“俭”与“廉”之间的内在关系，一个人崇俭抑奢，清心寡欲，就不会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为物所役。不为物役，就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欺压盘剥，贪污腐化。历史上为政清廉者，大都崇尚俭朴。官至北宋宰相，“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的司马光，在他的家书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北宋景德年间，寇准官居宰相，但他衣食住行，都十分俭朴，别人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官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他回答说：“吾乃当朝宰相，岂可助长奢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惟先正己方能正人也。”从居家以俭与为政以廉的关系中，体现了家庭私德的家风与社会公德的国风是和谐与统一的，正如《礼记•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曾国藩的“自概之道”中的清廉、谦慎、勤俭，三者间有其内在逻辑相承关系。勤俭持家，俭以养廉；谦慎处世，清廉为官。体现为修身有道，治家有方，才能治国平天下，达到修齐治平的和谐统一。曾国藩的清廉思想，对当今反腐倡廉也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