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张之洞的研究现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两人对“洋务运动”的贡献、政治革新、教育、学术、军事、科技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而对其诗学思想则关注甚少（参见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饶怀民、王晓天《曾国藩研究述评》，《湖南师范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成晓军《近十年来曾国藩研究述评》，《历史教学》，2007年第7期）。因此，对他们的诗学理论进行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诗学观念在近代的转捩，体现近代唐诗学和宋诗学发展与演变等重要的诗学课题。
钱基博指出：“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曾国藩，后称张之洞。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之洞诗取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宋意唐格。”钱基博指出了曾张两人的诗学祈尚和开启疆域之功。曾国藩为“桐城派中兴明主”，诗歌创作虽逊于文，但并非毫无建树，“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胡先驌《读张文襄广雅堂诗》称“以诗歌领袖群英，颉颃湖湘、江西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陈伯严，而别开雍容缓雅之格局，此所以难能而足称也”。曾国藩与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他们凭借地位之显、影响之广、号召力之强，广树坛坫，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晚清的诗坛格局走向。
一 曾国藩与张之洞唐宋诗学观考量
（一）曾国藩与张之洞的唐宋诗学观脞说
1.曾国藩的唐宋诗学观
陈衍《密堂诗钞序》指出：“顾道咸以来，程春海、何子贞、曾涤生、郑子尹诸先生之为诗，欲取道元和、北宋，进规开天，以得其精神结构之所在，不屑貌为盛唐以称雄。”陈衍之说道出了曾国藩等“宋诗派”诗人的诗学祈向，即宗宋而不黜唐。
唐代诗人，曾氏最推崇的为杜甫和韩愈。《求阙斋书目》特设《杜诗》并将杜韩之诗作为学习的范本“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其日记也有类似的表述：“五古拟读陶潜、谢朓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曾氏具体地列举了各种体裁的学习范型：五七古以陶潜、谢朓、杜甫、韩愈、苏轼为典范，旁涉他人；五律以杜甫为范型，兼取李商隐；七律专取杜甫、黄庭坚；七绝专法陆游。
宋代诗人，曾氏最是服膺黄庭坚，《求阙斋读书录》卷十专列《山谷诗集》，选评黄庭坚诗145首，其《题彭旭诗集后》亦谓：“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蠁。……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赞赏黄庭坚之诗别具一格，而又不失风骚之旨，将其视做远绍杜、韩，承嗣大雅正音的诗人，而自己宗奉涪叟是为引导时流趣尚。
与曾氏对诗学范型的确定桴鼓相应，编选了《十八家诗钞》，该选本选唐代诗人8人，计2688首，选五古3人，为李白，杜甫和韩愈；七古4人，为李白，杜甫，韩愈与白居易；五律3人，为王维、孟浩然和李白；七律3人，为杜甫、李商隐和杜牧。《诗钞》所选宋代诗人3人，计2963首，选七古2人，为苏轼和黄山谷；选七律3人，为苏轼、黄山谷和陆游，选七绝2人，为苏轼和陆游；另选有金代诗人元好问七律162首。
总之，曾国藩作为宋诗的崇尚者，重在吸取唐宋诗之真精神，并不拘囿于宗唐与尊宋的思维定式，而是由宋诗“进规开天”，从而拓宽了学诗的堂庑，显示了曾国藩通达的诗学思想。
2.张之洞的唐宋诗学观
张之洞的唐宋诗学观的精髓就是“宋意入唐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第一，唐宋并尊。张之洞认为“宋之苏、黄、陆”与“唐之李、杜、韩、白”均是“诗之名家，最烜赫者”（《輏轩语》），“北宋清奇”为其所欣赏。《过芜湖吊袁沤竹簃》：“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苏黄可与李杜分庭抗礼，对宋代诗人如此崇高的礼遇，抬高了宋代诗人的地位。但在唐宋诗的取舍之间，两者并非毫无轩轾，如他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就訾议甚多，《摩围阁》：“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不满黄庭坚等拗硬槎牙、生涩凿险之风。第二，“宋意入唐格”。《赠蕲水范昌棣》云：“平生诗才尤殊绝，能将宋意入唐格。”“宋意入唐格”乃是张之洞孜孜追慕的最为理想的诗歌境界。所谓“宋意”，指诗歌中所包含的忧愤深广、议论时事等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义理；所谓“唐格”，指诗歌合乎政教，讲求雅音正声、亲切平易的格调。“宋意入唐格”即理趣、骨力与情韵、声律的浑成统一。“宋意唐格”（或曰“宋骨唐面”）这种移唐就宋的模式，在晚清诗坛被宗宋诗风所笼罩的诗学背景下，自成一体，为寻找诗歌的更新超越之路，作出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尝试。
张之洞调适唐宋的诗学观的形成有两个原因，第一，张之洞兼综汉、宋的学术理念是形成“宋意入唐格”的内在原因。在清代学术史上，汉学与宋学各筑壁垒，张之洞主张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忘辛也。……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一切学术，亦不可废”（《创建草经书院记》）。这种思想施之于诗学领域，便体现一种融通的诗学观。张之洞认为优秀的诗作需“理”、“情”、“事”三者具备，“乃能有味”、“乃能臻极品”（《輏轩语》），而“理”、“情”、“事”为唐宋诗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品格。关于唐宋诗的特点，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唐诗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以筋骨思理取胜，唐宋诗正是“文质迭用”的典范和标本。第二，清初以来宗宋思潮是其形成的外在原因。我们知道，中国诗学进入清代以后，是为集成总结时期，唐宋诗的融合成为大家的共识，譬如何绍基就以“理足，气盛，情真，词雅”（《与汪菊士论诗》）作为衡绳诗之高下优劣的标尺，因而“宋诗派”及其延续“同光体”诗人能够不专主盛唐，对宋诗不同程度的加以接纳和吸收。
（二）曾国藩与张之洞唐宋诗接受的美学视角
1.曾国藩唐宋诗接受的美学视角
曾国藩提出“情韵”、“趣味”、“机神”之论，曾氏称：“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钞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机神之属。……余钞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曾氏注重诗文之别，文重于气势与识度，而诗则倾心于“情韵”、“趣味”、“机神”，即诗作那种天然凑泊与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言外之意的韵度，“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黎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昌龄、韩愈、元稹、白居易和宋世名家等诗歌作品中就极具天机与人功凑泊的“妙合无垠”之美。曾国藩对此进一步申言，他把诗歌审美情趣划分为“诙诡之趣”和“闲适之趣”，“凡诗文趣味约有两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而他对“闲适”、“冲淡”的风格情有独钟。他认为学诗若能“学到陶潜、谢脁一种冲淡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但要获得这种“闲适之趣”必须襟怀淡泊，所以他说：“陶之五古，杜之七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易其乐也。”
2.张之洞唐宋诗接受的美学视角
在张之洞诗学理论中，我们明显能看到他处处对于诗歌社会价值观的标树。张之洞最为欣赏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诗作中“载道忧国、救济人病和裨补时阙”的社会内容。
张之洞组诗《忆蜀游》之《浣花溪》论杜甫云：“文章小技胡能尔，颠倒百代笼三唐。此老落笔与众异，忧国爱主出肝肠。”《杜工部祠》云：“少乞残杯道已孤，老官检校亦穷途。荣名敢望李供奉，晚遇难齐高达夫。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忠爱在江湖。堂堂仆射三持节，那识流传借腐儒。”杜诗中那种忠君爱主、忧国忧民的情怀特别受其推重。
张之洞与白居易更是声气相通，他往往被白诗中讽刺时政、关心民疾的思想内容感动不已，每每借其诗以浇胸中之块垒“吾闻白太傅，华声讽乐工”（《连珠诗》），并情不自禁地与之相唱和“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读史绝句》白诗：“海国题诼见忧思，泪搅天吴悔已迟。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晚清动荡不安的时局，引发了张之洞深刻的反思，杜甫、白居易等诗中那种漂泊异乡时的家国之思和“忧国伤时”的情怀与之共鸣，体现出张之洞在政治归属、道德判断和情感认同等方面与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灵犀相通，可谓千载之下的异代知音。
张之洞接受韩愈之诗，更是别具一格。历来接受韩愈之诗或赏其“奇诡”，或赞其“以文为诗”，或慕其“善押险韵”，往往多着眼于形式创新的一面；张之洞却大异其趣，《连珠诗》：“惟有功德言，光景悬云霄。吾闻韩昌黎，载道规唐尧”激赏韩愈诗歌中“载道规唐尧”的思想内容，与其所宗奉的经世致用的学风相一致。
简言之，曾国藩注重诗歌的审美特性，而张之洞则偏取于诗歌的社会价值属性。
二 曾国藩与张之洞在“宋诗运动”中的作用省察
（一）曾国藩在“宋诗运动”中的领袖作用
关于曾国藩在“宋诗运动”中的作用，自陈衍以下诸多文献皆有记载和说明。陈衍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诗话》卷一）[18]陈衍又道：“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19]李肖聃《星庐笔记》：“近世论诗宗黄，倡之者湘乡曾公，大之者伯严也。所诣雄而思深，非同时辈流所及，固为一代大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道光而后，何绍基、祁寯藻、曾国藩之徒出，益盛昌宋诗。而国藩地位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钱仲联说：“曾涤生诗，七古全步趋山谷，以此为天下倡，遂开道光以后崇尚江西诗派之风气。”上述所论说明了曾国藩宗宋的诗学祈尚以及开启道咸后学宋之方便法门。说明曾国藩以苏轼、黄山谷为学习之模本，以山谷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经曾国藩之倡言，其地位与价值日益受到世人的尊崇。曾国藩以其望隆位重而于咸丰、同治诗坛执其牛耳。
（二）张之洞在“宋诗运动”中的中坚作用
张之洞虽不是“宋诗派”成员，却在“宋诗运动”中却起到了导引诗风的作用。汪辟疆认为：“张之洞在此五十年中，士之怀才遇与不遇者，发诸歌咏，悯时念乱，旨远辞文，如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袁昶、范当世、沈增植、陈三立诸人之所为者，渊渊乎质有其文，海内承风，蔚为极盛，或有称此时期诗为同光体者，因诸家为近五十年之弁冕，其诗流布至广，影响至深，后学踵其宗风，亦能自拔流俗。”张之洞超拔流俗，其诗广为流播，海内之诗人，受其影响，踵其宗风，蔚成风气，故有将其视作“同光体”之同道。但需指出的是，张氏倡言宋诗，与“宋诗派”诗学宗趣相近，但两者诗学取径则有差异，张之洞由苏轼推原杜、韩，“同光体”则直溯汉魏六朝与黄山谷，“近代河北诗家，……颇与闽赣派宗趣相近，惟一则直溯杜甫，一则借径涪皤，斯其略异耳”。
诚然，就曾国藩与张之洞在“宋诗运动”中的所产生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张之洞不及曾国藩。但我们应看到的是，正是由于两人的共同努力，“宋诗运动”能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两人功不可没。
三 曾国藩、张之洞与王闿运诗学观比较
（一）曾国藩与王闿运诗学观比较
曾国藩与“近代湖湘诗派之魁首”王闿运同为湘籍诗人，王闿运曾是曾氏的幕僚。曾氏对具有卓异之才的王闿运十分激赏，有诗赞曰：“迟君绍微言，毫芒辨素绚。高揭姬、孔情，洪熙消积霰，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酬王壬秋徐州见赠之作》）可见曾氏并不拘泥门户之见，能够对不同流派的思想加以容纳，是丹而不非素，嗜甘而不忌辛。
1.曾国藩与王闿运在诗学观念上的相同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曾国藩将诗歌之“情韵”、“趣味”、“机神”、“工律”作为诗歌应具有的审美特质，尤其强调“情韵”在诗歌审美创作中的作用。《湖南文征序》云：“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日记亦云：“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乎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曾国藩认为只有具备了“爱恶悲愉之情”和“至真至正之情”，方能缀辞为文，此乃“为情而造文”，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自然之文”，从而传诸后世，屈原《离骚》诸篇便是“剖肺肝”之“童心”披文的典范。
湘绮诗论的核心是“诗缘情而绮靡”，讲求诗歌的情性和藻采。他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论诗文体式•答陈复心问》）“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诗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驰骋放肆，雕饰更无论矣。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论诗法答唐凤廷问》。“诗贵有情乎？……诗者，文生情；人之为诗，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杨蓬海诗集序》）。从王氏对“古之诗”与“今之诗”、诗与文的辨析中，可以见出，情在他的诗学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诗乃诗人性情之写照，诗歌之所以能感染人，就在于诗歌凝聚着诗人深厚真挚的情感。王氏从“人贵有情”推而及之“文生情”，说明了诗贵抒情的审美特性。
（2）学习古范与创新
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诗文创作时，往往颇有心得，认为首先要学习前人的优秀作品，从中吸取丰厚的养料。他指出：“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专心读之，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古今奇观。”可只是传嬗赓续古人而矩步绳趋，必与古人貌异而神似，所以只有穷极变态，方能不落前人之窠臼，超越时辈，曾国藩云：“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诸、李、颜、柳，一点一画，其画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放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谁为大家。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日。渠既迥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曾国藩认为只有“超群离俗之想”，与古人“貌异神异”，方可“脱去恒蹊”和“迥绝群伦”，足成“大家”。
王闿运强调指出：“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王氏以“乐必依声”为喻，将摹古上升到自然规律的高度，认为法古是符合诗学发展规律的，这样就为他师法古人格调找到了重要依据。既然“诗法既穷，无可生新”，而“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摹拟”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那么如何去模拟古人格调？《论作诗之法》说：“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要熟读名篇佳什，勤奋不辍。
王氏虽然主张“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但也并非食古不化，他提倡“熔铸而出之”，做到既“不失古格”而又能“出新意”（《论作诗之法》）。《论文法•答张正旸问》进一步指出：“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又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由“模拟”而“自运”终成“家数”，道出了法古到创变的全过程。
2.曾国藩与王闿运在诗学观念上的差异性
曾国藩与王闿运在诗学观念上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取径上的差异。王闿运将师法的范型主要锁定在汉魏六朝，兼法盛唐。王闿运自称：“凡所著述，未涉唐后。”“诗亦有时代，唐以前诗，不能伪为，宋以后诗，大都易似”。取法上自远古歌谣、楚辞以至于盛唐之诗，但薄视中晚唐以降的诗歌：“看晚唐诗，即不成话，掷去不复看。”这种诗学思想可从王氏编选的诗歌选本中得到印证，王闿运《八代诗选》全书20卷，按四言、五言和齐以后新体诗等体裁编辑，选有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的诗歌作品。《唐十家诗选》选有盛唐张九龄、王维、储光羲、王昌龄、常建、孟浩然、李白、岑参、高适、杜甫十位诗人的作品（1913年抄本，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钱仲联称王闿运“宗法八代，下及盛唐，与晚清‘同光体’一派分道扬镳”。
曾国藩学诗取径则较王闿运为宽，学汉魏、祖唐与宗宋。《诗钞》涉及诗人遍及魏晋六朝、唐、宋和金代，与王氏所标扬的“古体必汉魏”和“近体必盛唐”诗学范型相比，取法的疆域大大拓宽了。
（二）张之洞与王闿运诗学观比较
1.如何平衡唐宋诗之间的关系
张之洞在调适唐宋诗之间的关系上，不再如地道的宗唐派那样分唐界宋，而是要在两者之间获得某种平衡。陈衍指出南皮之诗“在南北诸大老中，兼有安阳、庐陵、眉山、半山、简斋、止斋、石湖之胜”，“糅合唐宋，采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诸家诗歌路数而出以唐人格调，别开一派”。而王闿运恰与之迥异其趣，宗盛唐而薄宋诗。上文已述，兹不赘叙。
2.对待六朝文学的态度
在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上，张之洞与王闿运更是大相径庭。张之洞对六朝文学可谓不满到了极点，《抱冰堂弟子记》道：“最恶六朝文字”，并指出“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鄙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柢，词华而号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强凑成篇者，必黜之。”《哀六朝》又云：“神州陆沉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张之洞从诗文关注时事、发挥救济人病的政教功用出发，对六朝文学浮华而“无根柢”和亡国祸身深恶痛绝，其贬抑之意溢于言表，而王闿运却对六朝文学顶礼膜拜。
综上所述，曾国藩与张之洞面对当时诗坛多元化的格局，他们熔铸传统诗学成功的经验，摆脱坚守六朝、强分唐宋的藩篱，强调在拟议中开辟新境界，努力建构新的诗学研究范式。这是身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代风会的两位诗人苦心孤诣的诗学转型，也是中国诗学传统的转捩。遗憾的是，蓬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迅急地将其扫进了历史的尘埃中，人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来得及整理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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