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从湖南士子刻苦求学、奋发向上的学风中，敏锐地预言：“现在同乡诸人讲求词章之学者固多，讲求性理之学者亦不少，将来省运必大盛。”曾氏本人就是一位终生刻苦钻研学问的人。他一生涉猎极广，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诸史百家，兼收并蓄；既有渊博学问，又有赫赫功业，曾被誉为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在曾氏一生涉猎过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的著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曾氏一生“事变万端”的文治武功中，刊刻和传播《船山遗书》，在湖南甚至中国的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件很重大的举措。从中可以看到，在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一、曾国藩对《船山遗书》的研读、刊刻与传播
从已经公布的《曾国藩日记》来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之前尚未阅读过船山著述。岳麓书社近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日记》，缺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到咸丰八年二月整整13年的日记。这期间曾氏是否阅读过船山著述，不得而知。但这并不能说明在同治元年之前王船山对曾国藩就毫无影响。随着道光年间邓显鹤、邹汉勋、欧阳晓岑等人对《船山遗书》初具规模的刊刻，首先在湖南知识界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曾氏的尊师密友贺长龄、唐鉴、魏源、罗绕典、郭嵩焘、李元度、欧阳晓岑等人无不对船山景仰备至，对其著作认真研读。曾氏通过他们而间接受到船山思想的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例如曾国藩的救命恩人、终生挚友欧阳晓岑，既是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的主要助手之一，又是曾氏后来刊刻金陵版《船山遗书》的实际主持人。正是这些良师益友们的深刻影响，打下了曾氏兄弟后来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的思想基础。
从曾国藩《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接触船山著述始于同治元年润八月读船山的《庄子解》，同年十月读《张子正蒙注》，从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每天研读《读通鉴论》数篇。同治二年五月阅读邓显鹤主编的《沅湘耆旧集》中有关船山的著述。同治三年二月阅读了船山的《说文广义》与《尚书引义》，并于这年四月六日与欧阳晓岑商谈刊刻《船山遗书》等事。同治四年八月初四日“阅新自京城抄回之王而农《书经稗疏》”。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阅王而农《宋论》、《通鉴论》”。五月三日开始校阅《礼记章句》，至六月二十日校阅完毕。五月份还精读了《四书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疏》，以及《船山文集》中的《先世行述》、《九昭》、《六十自定稿》等。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五日，每天校阅《张子正蒙注》数篇。初六日校阅《周易内传》，因感到艰深难懂，改阅《读通鉴论》。从七月初六起至八月初三日，每天阅《读通鉴论》数十叶，再次通读完毕。初三日开始读《宋论》，“陆续看至未初毕”。初四日又重温“《读通鉴论》五十二叶”。初五日又开始每天读《宋论》数十叶，至八月初十“《宋论》十五卷阅毕”。同年九月十一日“阅王船山《叶韵辨》”，十五日“二更后阅《王船山文集》”，十七、十八两日写完《船山遗书•序》。十一月初九日“阅王船山《诗经稗疏》‘裹将’、‘黄流在中，等条，心折者久之。”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曾氏又阅读了船山的《杂著》。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十，即曾氏逝世前的20多天，他还阅读了刘毓崧著的《王船山年谱》。可见从同治元年开始到曾氏去世之前，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船山著述。
据曾氏亲撰的《船山遗书•序》中说，经他亲自校阅过的《船山遗书》（金陵版）有：“《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在当时刊刻的322卷《船山遗书》中，曾氏亲自校阅了117卷，占三分之一强。他在《日记》中说：“余以《礼记章句》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对者之有无错误。”又说：“船山先生《大学》、《中庸》皆全录朱注，而以已说衍之，仍第于《礼记》中，以还四十九篇之旧。余因先生说《礼》多通于性命之原故，急取《中庸》阅之。”又说：“余阅此书，本为校对讹字，以便修板再行印刷，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盖非校雠家之体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数年在安庆、金陵时，则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军营事简，老年差可慰悦之境；而流寇纵横，制敌无术，体衰目昏，学问无成，则又深为忧灼之境也。”从中不难看到曾氏阅读船山著述的精勤刻苦，以及他对刊刻《船山遗书》的高度重视。
刊刻《船山遗书》首创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据曾国藩《日记》说：“先生著书三百余卷。道光庚子、辛丑间，其裔孙王半帆刻二百余卷，邓湘皋、邹叔绩经纪其事。咸丰四年贼破湘潭，板毁无存。同治二年，沅甫弟（曾国荃——引者）捐资，全数刊刻，开局于安庆。三年移于金陵，欧阳小岑经纪其事。四年冬毕工刷样本，来请予作序。”在当时正与太平军进行生死搏斗，军务繁忙，百废待举，连军费开支都十分紧张的时候，曾氏兄弟不惜出巨资刊刻《船山遗书》，这在曾氏所推崇的诸子百家著述中是仅见的。
曾氏兄弟首先是千方百计地搜集散失各地的船山著述，唯恐有所遗漏。为了出齐全书，曾氏还请人从北京文渊阁中去抄录。据曾国藩在给其子纪泽的信中说：“王船山先生《书经稗疏》三本、《春秋家说序》一薄本，系托刘韫斋先生在京城文渊阁抄出者。尔可速寄欧阳晓岑丈处，以便续行刊刻。”曾国藩在调去围剿捻军之后，仍念念不忘《遗书》的刊刻工作。他在同治六年二月三日《致沅弟》家信中说：“《船山集》尚在舟次未来，余至江宁，计己近三月矣。请弟寄书筱岑，令其迅速开刷，不必等余信修改也。”这说明曾国藩对出版《船山遗书》一直当作一件大事亲自在抓。原先每集付印之前，都要经他亲自校阅修改，后来因他远离金陵，往返寄送，太耽误时间，因此他专门指示，以后不必再等他修改，令欧阳晓岑“迅速开刷。”关心与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曾氏兄弟对《船山遗书》的传播，同样费尽心力。当《遗书》各卷陆续刊刻出来之后，曾氏兄弟立刻广泛地分赠亲朋好友（多为湘军的高级将领、幕宾及当时文坛政界的名流）。据曾国藩同治五年九月《致沅弟》信中说：“复小岑信一件。内《船山遗书序》，弟阅后寄去。只要刷十部送人，将来寄至鄂中弟署，即由弟处转交。所送之人亦皆弟之素契，不必搬来周口也。”他在同治六年七月的日记又记有：“将沅弟所分送各友之《船山全书》三十部派人分送”。他在同治九年四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封给纪泽的信中，都提到给友人赠送《遗书》的事：“周荇翁索《船山遗书》，亦交沈廉带去，尔可转交。仙屏曾得《船山全书》否？若未也，下次亦即带去（此次已带，尔可面交）。”当衡阳初建船山书院时，已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又“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二卷版片捐置书院，又捐助膏奖银两，嘉惠来学。”曾国荃还赠给长沙岳麓书院《船山遗书》一套计270卷。
由于曾氏兄弟对《船山遗书》的大量刊刻与广泛传播，以及大批湘军首脑人物对船山的高度推崇与弘扬，从而使湮没一百多年的船山思想象深山奇宝一样，突见天日，大放异彩，不仅对湖南，甚至对全国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曾国藩对船山思想的继承、运用与发挥
曾国藩对《船山遗书》的大力刊刻与传播弘扬，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决不是故意附庸风雅，更不是象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悔过”，而是有其迫切的政治、军事需要，并与他的军政实践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曾氏对船山思想的研究、吸收、继承、运用与发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礼并用”、“身心并完”的儒家道统思想
曾氏在《船山遗书序》中，首先是把船山演绎发挥儒家经典的《礼记章句》放在第一位来加以突出宣传。他认为《礼记章句》是“船山说经之最精者”，“皆全录朱注而以已说衍之”，“多通于性命之原”，继承了从孔孟到张载、程朱的儒家道统。曾氏对此给予极高评价：“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又干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盲，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他还热烈赞扬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序言所论，实顷上正反映了曾国藩治政、治军、治学、治家、治身乃至待人接物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是运用孔孟“仁礼并用”的儒家“道统”，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从而达到“弥世乱于未形”，维护封建统治的“纲维”与长治久安。可见，曾氏所着力弘扬的首先是船山思想中最保守的一面。
我们在指出这一封建保守性一面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其中高扬仁义道德，提倡“身心并完”，加强人生修养的积极性的一面。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仁义学说，提出了一整套“分人禽界，立天地心”，“继善成性”的人生修养论。船山认为：“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禽兽之所不得与也。壁立万仞，止争一线，可弗惧哉！”船山这里有轻视劳动人民的落后性的一面，但他把是否追求精神文明与仁义道德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分界线，对于鼓励人们追求完美的人格道德又有其积极作用。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就通过他的老师唐鉴受到船山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唐鉴在其所著《学案小识》的《船山学案》中高度赞扬船山“学究天人，事通古今，探道德性命之源，明得丧兴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认为船山“潜承朱子之正宗”，扶正并超过了朱熹之学。曾氏曾长期向唐鉴求学问道，深受唐氏的教育与熏陶。所以，曾氏在青年时代就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决心以“人禽分界”之说来克服自己灵魂深处的各种私欲杂念，并通过日记来每日反省。他在道光年间的《日记》中经常记有这样的深刻反省：“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致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省，以为自今日始，当斩然更新”。他立志以“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心，来“彻底荡涤”私心杂念，更生自新，做一个符合圣贤道德要求的完人。
船山还提出：“天地既命我为人，寸心未死，亦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又说：“若范希文做秀才时以天下为己行，不容不询刍荛以达天下之情，然必此中莹净，不夹带一丝自家饥寒利害在内，方可出而问世。”船山为此提出了这样理想人格的培养方向：“前有千古，后有百世。广延九州，旁及四裔。……亭亭鼎鼎，风光目霁。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灭，芳菲匝地。”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船山这一光辉的人格思想。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曾氏正是终生不断地向着这个“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奋进的。
（二）对船山哲学思想的吸收与发挥
曾国藩对船山哲学的整个体系并没有真正读懂弄通。据曾氏同治五年六月廿九的日记说：“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同年七月六日又说：“拟校阅船山《同易内传》，王氏说理之书，每失之艰深而不能轩豁，与《正蒙》相同。因不果阅，改阅《读通鉴论》五十叶。”不仅曾氏如此。就是其后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同样没有完全弄懂船山哲学的迷宫。谭嗣同曾向其师刘人熙请教船山哲学中的难题，这位终生研究船山学的专家也承认“未能通其窍奥”，只好勉励谭嗣同“极研以阐其幽．博览群集以求其异同，切究世变而验其用。”梁启超也承认，船山“哲学全系统如何？我囚为没有研究清楚，不敢多说。”梁氏曾发愿著《船山学案》，但始终没有著出来。这可能也与他始终没有弄通船山哲学全系统有关。这不能苛求于前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把钥匙。船山哲学的全面发掘，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毛泽东思想诞生之后，中国几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把科学钥匙，才真正全面打开船山哲学思想宝库的大门。
尽管曾国藩没有弄懂船山哲学的全体系，但仍然从船山哲学思想宝库中吸取了不少精华与营养。这主要表现在：
1、“至诚实有”、“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
船山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他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中所总结的：“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这也就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归结的唯物主义思想。曾国藩虽然不懂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其思想体系中也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杂质，但他对船山的“实学”思想却是推崇备至。
船山指出：“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至诚者，实有之至也”。又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充分说明了物质是一种“至诚”、“实有”，能够被人们所感知的“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的客观存在。这虽然仍是一种朴素直观的唯物主义，但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曾国藩通过唐鉴而受到船山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据曾氏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即唐鉴——引者）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坐眢见明，亦耿耿耳。……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所以，他决心摒弃那种崇尚虚文、华而不实的作风；办事情，想问题，都比较注意从客观实际出发，讲究实效。
船山还主张：“正人心，厚风俗者，诚而已矣。”他坚决反对那种“务过高之诡行”的空话、套话、大话，认为“俶诡之行，矜夸之说，荧惑天下，饰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诬而人纪以亡”。曾氏完全接受了船山的这一思想。他说：“所谓正人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从“至诚实有”出发，船山得出了“天下皆物”的结论。他指出：“天之风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则其为阴阳、为柔刚者皆物也。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由于受自然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船山还不懂得人的思想、意识是大脑这种特殊物质的产物，从而把“往圣之嘉言懿行”这种思想意识与实践活动亦看作是“物”，从而混淆了物质与意识、客观存在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区别。但其物质一元论的主旨是十分明确的。曾氏充分吸收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同样指出：“物者何？即所谓本未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曾氏在此虽然高度强调了“天地万物皆物”，“日用常行之事皆物”，却进一步混淆了“心”与“物”的界限，并没有真正掌握船山唯物主义的思想主旨。但他明确地主张“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这是对船山“即事穷理”、“即物穷理”的实学思想的继承。
船山在其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充分论述了“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的原理。他认为：“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自天而言之，则以阴阳五行成万物，万物之实体而有其理”。这些“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就存在于万事万物矛盾运动之中，只有“即事穷理”、“即物穷理”，即在对万事万物的具体研究中，才能认识和掌握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曾氏在为评介唐鉴《学案小识》一书而写的《书学案小识后》一文，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他还进一步把“即物穷理”的思想与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命题结合贯通，加以新的发挥：“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已经更明确地把“事”与“物”相等同，即客观事物；把“是”与“理”相等同．即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求”就是“穷”，即去研究、即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研究中去穷尽和掌握其内部的客观规律。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这一解释，为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积累了思想资料。正是在曾国藩的阐发与提倡之下，“实事求是”作为求学处事、经邦治国的格言，在近代湖南广泛传播，发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2、“力行第一”的知行观。
船山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提出了一整套“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行终始不相离”，“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辩证统一知行观。高度强调了在“学”、“问”、“思”、“辨”、“行”中，“苦论五者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
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在《学案小识》的《船山学案》中，对船山格物致知的知行观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重点阐发。曾氏正是通过此书受到船山知行观的深刻影响。他很早就认识到：“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曾氏对知行观的认识虽远未达到船山的理论高度，但他对“力行第一”的思想却有深刻的体会，始终高度提倡“困知勉行”、“身体力行”、“笃实践履”，把“力行”看作是人生事业成功的第一步。他说：“空言无益，……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他还说：“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
船山从“力行第一”的思想出发，坚决批判了“不学而知”的先验论，明确提出：“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为之而已矣。”他还批判了唐朝宰相李泌所说的“唯君相可以造命”的片面性，指出：“修身以待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认为不仅“君相可以造命”，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为自己“造命”，为国家与民族“造命”，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努力与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曾氏深刻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同样主张：“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他还将这一思想写进了为湘乡东山书院（毛泽东少年时曾在此读过书）题的楹联：“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这种“圣贤无种”、“力行第一”的思想传统，对湖南几代青年士子都发生过深远影响。
3、“乾坤并建”、“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
船山是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等哲学命题，全面展开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论述。曾国藩同样认识到：“非两不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这说明他懂得了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他还说：“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很显然，这是一种头足倒置的辩证法。他把乾坤二卦这个本来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矛盾对立统一概念，当作是产生“天下万事万理”的本源，说明他并未真正弄懂船山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从而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曾氏还充分吸收和运用了船山一分为二的思想，并作了新的发挥：“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干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句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曾氏所论，与船山“由一向万”与“合万而一”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曾氏对船山辩证法思想的理解虽远不全面，但就其已经吸收与掌握的这一部分而言，已足以对其军政实践活动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了。
（三）治国用兵的方略
曾国藩对船山思想领会得最深刻、运用得最充分的是船山史论中关于治国用兵的方略。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曾氏反复精读的也正是这两部书。他还指示他的儿子读这两部书，并告以学习方法：“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
曾氏读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般性的求学问，增加知识，诗书自娱，陶冶性情。一种是紧密联系当前的军政实践活动，带着问题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学以致用，他学习历史主要是用这种方法。例如，曾氏在同治三年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出于行政治国的需要，就重点阅读《从政遗规》。他在日记中说：“阅《从政遗规》，知余于督抚之职不克者多矣！”他在同治十年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再次重读《从政遗规》，并在日记中说：“阅《从政遗规》，将摘抄一二，以自纂《吏治要言》。”他在同治八年担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出于治理水利的需要，就多次重点研读了贺长龄、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的《畿辅水利》。曾氏在第一次研读《读通鉴论》的时候，正是在准备围攻天京，与太平军进行生死大决战最紧张的阶段。从曾氏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到，那时他几乎每天处于“焦愤实深”、“寸心忧灼”、一日数惊的境地。他第二次通读《读通鉴论》、《宋论》，又是处在与捻军作战的紧张阶段，深感“流寇纵横，制敌无术，……深为忧灼之境”的时候。我们即不难看出他研究的主要兴趣与目的所在。我们再联系曾氏同期写的《家书》等有关资料，更可以清楚看到曾氏从船山史论中所尽力挖掘的正是有关治国用兵的“经世之大略”。谭嗣同在阅读船山史论时，就曾深刻指出了王、曾之间心灵相通的奥妙所在：“王船山尝恨两汉史官昧于政体：时承大乱之后（指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之事，见《读通鉴论》卷六——引者），归降动至百万数十万人，其用兵之数，当不止此，皆不农不耒无业游民也，一旦归休，如何安集，如何劳来，还安定集之，又操何术，使有执业，足自给而不为乱，——当时至大至难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而史官一字不及，真可谓无识焉耳。于古既无所征，后世逐百思不得其故。曾国藩深慨遣散兵卒之难，甚于募练，至于无法以善其后。散勇之溃叛，降人之反覆，不一而足，至今为戒。”这就深刻揭示了曾氏阅读船山史论的现实意义。这就是从中吸取治国用兵的方略，为其军政实践活动服务。现从下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1、治国行政的方略
船山的治国之纲就是儒家的礼治思想。他认为“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馁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经纬，人禽之所分辩，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曾国藩一脉相承地继承了这一礼治主张。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他明确主张要以礼治国，以礼治军：“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曾氏在实践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思想。
船山对申韩法家的刻核残忍给予了猛烈抨击，指出：“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其中对法家的批判最为激烈深刻。曾氏对此深有领会，并在《船山遗书序》作了重点评介：船山“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声骛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敝，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己。”
船山痛恶法家，因而对推崇申、韩、商鞅的王安石也加以猛烈抨击：“王安石以申商鸣，皆持之以进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曾国藩本来对王安石是很敬重的。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六月至八月，曾花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通读了《王荆公文集》。但在同治年间，曾氏在阅读了船山著述之后，便改变了对王安石的看法，唱起了与船山同样的调子。他说：“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这与船山的治国思想完全一致。船山论述治国之道时，深刻批判了那种操切求治，朝令夕改，“倏兴倏废”，反复折腾的乱国之道，深刻指出：“善医者有正治，有反治，有从治。徐燮其阴阳燥润之宜而导之和，非但抑火以栀、芩，温寒以姜、桂也。明王之善用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哉？”他队为如果不问实际情况，乱下药方，反复更张，只会“脱烈火而引之冰，暍乃速毙；出寒泉而附之炉，肌以急裂也。”导致凿丧国脉，天下大乱。曾氏对船山所论是深有体会的。
船山抨击法家，但并不是主张废法，而是主张人治与法治并重。他指出：“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离合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呈私意，皆其弊也。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何以齐之？故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他批判了二者各自的片面性，明确提出：“用人与任政，两者相扶以治，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魏晋其验也。”在人治与法治二者并重的同时，船山进一步强调了刖人的重要性：“以要言之，用人之尤亟乎！人而苟为治人也，则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纵驰之患两亡矣。”曾国藩在探讨治国用兵之道时，同样深刻指出：“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他还提出：“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高度强调了识拔与造就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这正是曾国藩取得事业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曾氏可谓真正实践了船山所说的：“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2、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关于曾国藩对船山军事思想的吸收、运用、继承与发展，在拙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详见该书第三篇《军事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着重谈以下两点。
船山军事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善于从战略全局出发，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敢于集中全力进攻敌人最关键的地方，以取得战略全局的胜利。例如，船山在分析五代李存勖灭梁之战时，就精辟指出，李存勖敢于甩开后方，在“赵、魏、潞州叛，泽州陷，太原内蹙，而东出之师若脊断而不能举”的危急关头，敢于以决战决胜的智慧和胆略，“急攻杨刘，疾趋汴、洛，一战而朱氏以亡，其神矣哉！”船山认为，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一定要死死抓住战略全局的关键部位，决不能被局部的失败和暂时的挫折所动摇，而放弃原来的战略部署与决心。他说：“千里悬军，攻人于围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围分军以拒人于险，险非我有，而军心不固。陈友谅解南昌之围，而死于鄱湖。军一分而不可合，一动而不可止”。他总结了更多的历史经验，得出了深刻的结论：“项羽急返西楚，而汉追之；唐置太原，听刘武周、梁师都之侵犯，以亟攻东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机，决于此耳。”
曾国藩攻克安庆、天京之役，就是高度运用和发挥了船山的这一军事思想。特别是安庆战役，无论太平军怎样攻陷湖北、江西等大量城镇，直扑武汉；无论友军怎样呼救，朝廷怎样严旨切责；无论自身怎样危急，甚至险些被俘，曾国藩都始终抱定“吾但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战略决心，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经过一年多的生死血战，终于攻克安庆，使太平军从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曾氏围攻天京之役，同样贯彻了这一战略思想。这时曾氏开始系统地研读了船山的《读通鉴论》，在总结自己多年军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得到提高，从而使他的军事思想更加别开生面。曾氏正是在这期间明确地总结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即以保存自己或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并提出：“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击，轻兵也。……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轻兵，庶有济乎！”这就是以呆兵、重兵围城，以活兵、轻兵打援，先扫清外围，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又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式，逐步推进，先在运动野战之中将外围援敌全歼，断敌接济之后，再铁壁合围，一举攻城破敌。充分说明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比从前更加灵活机动，老练成熟。
船山在总结农民起义军的战略战术时，敏锐地指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走”字：“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者，无所不掠。”充分揭示了农民军游击战术的精髓所在。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同样饱尝了这种游击战的苦头。他在总结这种战争经验时指出：“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次青在抚州诸战是也。”曾氏在与捻军作战时，遇到更加敏捷神速，飘忽不定的骑兵游击战术。这时他再次向船山的《读通鉴论》、《宗论》请教，更加深刻地总结出：“此贼故智，有时疹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圈之法疲之也。”曾氏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出捻军作战特点的“四长”、“三短”。他说：“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受大创。”曾氏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部署，制定出防河之策。后来李鸿章坚守曾氏既定的作战方针，终于取得了战胜捻军的最后胜利。
仅从上述两例，即可见其一斑。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在其上奏朝廷《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析》中，就真实地道出了船山史论对湘军的巨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他指出：船山“所著史论，具于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严于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悚然引为法戒，更以师百世而有余。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正因为此，在清末民初，《船山遗书》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千秋金镜，帷幄珠囊”，受到热烈欢迎，很快风行全国。
三、王船山、曾国藩对近代湖南乃至全国的深远影响
由于曾氏兄弟对《船山遗书》的大量刊刻，使船山思想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可以说，湘军人物是把船山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与理论武器，船山思想通过湘军人物而找到了实践自己主张的物质力量。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作用，构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随着湘军力量纵横于全国的军政舞台，从而也把这一影响扩展到了全国。
由于船山思想首先发源传播于湖南，湘军也是首先崛起兴盛于湖南。“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影响在湖南就显得更为强大、深刻、广泛，从而造成了一个“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奇观，使湖南这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船山遗书》中强烈的反满情绪．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思想；君权“可禅、可继、可革”，“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民主启蒙思潮；“趋时更新”、“道随器变”、“因时变法”的政治改革主张；“造命”、“竭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主体能动意识，却给近代中国几代爱国志士与进步青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为他们反对满清政府与列强侵略，进行救亡图存的社会改革与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现成的思想武器。这是曾氏始料所不及的。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船山这一思想影响一直成为民主启蒙与爱国主义的思想主流，熏陶和鼓舞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一直到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何叔衡等几代民主改革的志士和民主革命的英雄。
由于湘军的兴起与纵横于全国，在湖南又形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传统。正如谭嗣同所指出：“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聋水陆；剑椷西域，戈横南交；东挞欧粤，北陵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捉镇司道。……所至通都大邑，沍乡炎徼，一鄙一□，莫或无有湘人之踪。遂周行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亦莫或不惮慑之。”从而造成了湖南“上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的特殊社会风气与尚武精神。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我们从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纵情高唱、历久不忘的一首歌词中，即可看到其影响之深广。歌词是：“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在这种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独服曾文正”，就不是偶然的了！
正是在王船山、曾国藩以上思想传统的共同影响之下，湖南近、现代儿代爱国志士与革命英雄，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脚踏实地、坚毅顽强、万难不屈的革命英雄气概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而且特别富有革命的文韬武略，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卓越政治、军事斗争才华的革命领袖人物，特别是象毛泽东这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从本文所述中，我们不难看到：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之间的内在思想渊源与历史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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