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得到的是天壤之别的评价。他作为封建大吏治国有方，倍受推崇；又因恶毒而残忍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倍受后人唾弃。关于曾的评论文章已有不少，或褒或贬，难免偏激之辞。作为一名初涉史海的学生，斗胆也论之。

出生地主阶级的本能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纲纪使曾国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显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谥号。清政府赞之曰“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又极其重视经济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癣。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对于清朝大儒，特崇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本是一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二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时。败仗居多，曾因而不止一次要自杀。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此点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启发，只是毛泽东运用的思想文化与治军的对象不同罢了。

曾国藩事业之成功得力于其不断地学习，他认为读书可以改变气质。自己虽才智钝拙，但由于能立志勤学，终成为清朝一代显赫的人物。他把德行、政事并入义理，言语合于词章，文学归于考据，由此可见他的读书是文与道并重的，除了言立之外，主要还是立德和立功。

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是有过人之处。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孝友的家庭。及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常人都不易办到的。

自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有识之士已经体认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生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几乎寸步难行。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于仿效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积弊，提供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送去一部。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作出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弱，确实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曾国藩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的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凭着他的大力支持或指导才得顺利推动。所以一些人褒奖他是中国近代之父，称他为洋务运动的先导。

何璟曾评价曾国藩：“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观，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毛泽东在年轻时，也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于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芝珍藏”。他曾说过，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清王朝，同时在客观上也削弱了清王朝。满汉统治者之间的势力对此起了显著的变化，从此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其结果倒不是加强清政府的统治，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了。

总之，笔者认为对曾国藩这个一度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不应一味贬低和批判，要从多方面去研究和评价，才能对其功过是非作出更加完整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