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近代名人曾国藩是一位争议很大的名人，他实践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最高追求，同时又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媚外处理“天津教案”。因此，有人赞誉他为继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也有人骂他为好名失德的“伪君子”、“曾剃头”。真是褒贬如冰炭，隔若天渊。笔者认为如果撇开其维护腐朽清王朝的政治立场，仅仅从做人的角度去看曾国藩，他身上无疑有许多可贵并始终有现实意义的优点。例如：“克己、修身、勤政”在他身上就得以充分体现。而所有的优良品质源于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多年来，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很多，但专门论及其道德修养的很少，本文旨在对其道德修养作些探讨。
一、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曾国藩认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是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曾国藩认为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能不能强盛，能不能长治久安，国家的政治能否进步，与国民道德水准的高低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他无比感慨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以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挽回厌乱之天心。”
为此，他呼吁统治阶级重视伦理教化，将整顿道德人心作为挽救封建统治的根本措施。
曾国藩也很重视自己及其家人的道德修养。“为人与为学并进”是曾国藩对其家人一贯的要求。“为学”是指读书，“为人”是指做人。他看来，“做人”比做官重要，读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如何做人，即做明理之君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在此基础上曾国藩认为，做人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一个“德”字。因此，他说：“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今日进了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了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除了家私日起，进德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尽忠”、“增孝”。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九弟之无所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有鉴于此，渴望忠孝两全的曾国藩希望子侄、兄弟通过不断进德，“洗尽浮华，朴实谙练，”成为品学兼优的“贤子弟”和“劳谦君子”。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深知进德不易的曾国藩告诫家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而亦最空。”而曾国藩尤重立德。他勉励子弟要立志清远、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以前贤先圣为榜样，在道德上不断地惕励和完善自己，以求达成理想道德人格。
二、摆出以“八德"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曾国藩尽管对道德修养的内容没有作出全面的论述，但他对个体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则有独到的认识。他的“八德”说对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做出了最好的概括。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下文我们将列条予以简要评析。
勤在“八德”之中，“勤”居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他对此不殚其烦地反复宣扬。他说：
“‘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
“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中又唯勤字最要紧也。”
曾国藩对“勤”不仅反复强调，而且自己笃行之。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谱》中记曰：“公在营也，未明而起，黎明出巡查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幕僚。以其余时披览书中，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逸。尝称：时局艰难，唯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
俭朴持家，是曾家的祖传家风。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认为谦俭之风是惜福之道，奢侈放纵是亡族之兆。他说：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十八日，他“知家中用度日趋于奢”，感到“实为可怕”，于是要求弟弟曾国潢“时时存紧一把之心”。他说：“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
刚曾国藩指出，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力排万难的雄心和坚韧不懈的精神。只有自胜才能超越凡俗，而不逐流沉沦，只有刚强自胜才能坚定信念，取得事业的成功。他说：“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业也。”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自幼深受祖母“倔强”精神的影响，一边严格自我修炼，一边督促教育兄弟子侄也要自强不息而不能懦弱无刚。同治三年（1864）六月，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再三申明“古来豪杰皆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吾家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后者看，主要是指知晓天命和晓明大义。曾国藩认为真正的高明者具有降心抑志、冷静权衡的平实态度与眼光。他说：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频繁，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而朝廷却浑浑噩噩，昏溃无能。曾国藩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胸中生发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要“挽大厦之将倾”的豪气，他曾仗义直言，以显忠心，以此来劝谏清廷励精图治，以振朝纲，扶危纤困。在《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和《敬陈皇上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便将矛头直指当朝皇帝，冒死直谏，彰显忠义。
曾国藩不仅直言尽忠，而且为清王朝鞠躬尽瘁。在曾国藩眼里，忠，就是要舍生取义、舍身报国，即他自己所表白的“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他说：“吾兄弟报国之道，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从此三句切实切实做去。”“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报国尽忠思想是极为稳固的，是深刻于心的，是切实躬行的。虽然曾国藩尽忠的对象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从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立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曾国藩所谓“恕则不蔽于私”源于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点。朱熹则说：“推己及人为恕”。为此，曾国藩教人从“恕”字上下功夫。他说：“从‘恕’字上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的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处顺境，预想他日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他人，则荆棘少矣。”
“谦谦君子”是儒家所要塑造的理想人物模式，理学家曾国藩同样主张谦谨上下功夫。他说：
“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
“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
“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关于“浑”曾国藩大抵指的是“糊涂”、“平和”。他在家书中特地嘱咐其子纪泽：“泽儿天质聪颖，但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曾国藩将它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提出来，实际上是提醒人们以恰当的方式应对与协调本阶级内部的关系。
三、重视“慎独”的修养方法及现实意义
如何才能“德业并增”，曾国藩认为“慎独”是“入德之方”。
慎独，即谨慎独处，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曾国藩“慎独”的境界非常高，我们可以从他的一则日记看出他“慎独”自觉到了何等程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对“慎独”的见解，曾国藩在《君子慎独论》中作了详细阐述：“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懊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己时。屋漏而懊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
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独处时应“积诚”并使所穷性理落实到事物和践履中去，才是慎独的真义，真正的人德之方。
注重在道德修养上践履实行的曾国藩认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而“慎独”正是能让心灵得以安宁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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