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其人其事其思想，与《周易》甚有渊源。尽管曾国藩没有给后人留下一部《周易》专著，但他的读《易》却别具一格。曾国藩对于《周易》的领悟，是精辟和深邃的，也颇具人生哲理，而这种领悟与其读《易》风格有着密切相关。因而，究其曾国藩读《易》风格，对于我们彻底了解曾国藩其人其事其思想，是颇具意义的。
曾国藩读《易》风格，最具凸显的，有其读《易》致思和读《易》致用。这一思、用品味，不仅体现出曾国藩的易学精蕴，而且是其力行哲学的价值体现。笔者所着墨的具体分析，无疑亦是融这致思和致用于其中的。
曾国藩读《易》风格，有以下八个方面令笔者瞩目：
一、以读《易》为正业
曾国藩自许要“以读《易》为正业”〔《曾国藩全集•家书（一）》（以下简称《家书（一）》），第83页〕，发誓“不读《易》，荒正业已五日矣，尚得为人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一）》（以下简称《日记（一）》）第120页〕在他自定的“求缺斋课程”中，《周易》居于《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之首位（同上，第130页），可想而知，曾国藩十分注重《周易》的地位和作用。
在曾国藩的日常生活中，读《易》始终成为其一桩“常事”、一项“规条”、一种“规模”。综观曾国藩的私人日记〔道光十九年到同治十一年二月〕，披露有五次比较完整的读《易》记录：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二年十二月，咸丰十一年正月到二月，同治五年十月到十二月，同治九年十月，同治十年二月到三月；归而析之，可以看到曾国藩“以读《易》为正业”有三种主要表现：
其一，读《易》正业为日常。看其读《易》日记，发现曾国藩读《易》的择时择地很有特色：有“早读”、“饭后读”、“二更后读”、“在轿中读”，更有意思的是，在每一个阶段性的读《易》过程，它们都有着稳定的不间断性，这在曾国藩早年读《易》和晚年都保持着它。读《易》，道光年间恒以“早读”，咸丰年间恒以“夜温”，同治五年恒以“二更后阅”，同治九年恒以“在轿中温”，同治十年恒以“二更后温”等为日常。这样做的理由，可能与曾国藩处理繁重的事务有关，挤出时间不误正业，不扰乱正常的读《易》课程；又可能与曾国藩向有的读书有恒之理有关，曾国藩早年就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有恒）之真不真耳！”（《家书（一）》，第38页）
其二，《周易》是一部成圣作。曾国藩有“不读《易》，尚得为人手”的感慨，因为在曾国藩的《易》观中，《周易》精蕴旨在作人成圣。曾国藩不同意朱熹“盖《易》本为卜筮作”（《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易三•纲领下》）的断论，指出：“《易经》有圣人之道四，而朱子专重‘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似未的当。”〔《曾国藩全集•日记（二）》（以下简称《日记（二）》），第739页〕曾国藩以为，无论是其“四道”（“尚辞”、“尚变”、“尚象”、“尚占”）还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根本旨意在教人成德成圣，趋于天下贵易道。曾国藩说：“阅《日知录•易经》。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汗。”（《日记（一）》，第393页）成德成圣有道，存在于“天下贵易”（《日记（二）》，第294页）中，“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因为“《易》称龙为乾德，万物资始，厥施甚普。”（同上，第814页）譬如，曾国藩解释《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和“过此以往”四句说明：向圣，贵大易之道，要在尽性知命。曾国藩说：“《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电。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隋（惰）者歉收，性电；为稼汤世，终归燋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人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曾国藩全集•诗文》（以下简称《诗文》），第133页〕这是从大易之道而言的：所谓“几其近道”之“道”，就是大易之道，就是朝向大易之道的成圣之道；根本地看，成德成圣要尽性知命，就是顺《周易》的性命之理。曾国藩作过一篇哲学专论，叫《顺性命之理》，说道：“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专动直之妙，肾陸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翕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是故其在人也，纲组化醇，必无以解乎造物之吹嘘。”（《家书（一）》，第39页）立人之道，也必在乾坤二道中。所以曾国藩在其依照《周易》精神所著的《顺性命之理》一文中结论道：”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夫也！”
其三，读《易》可于致内外。这是个读《易》可于内圣外王的致用问题。曾国藩向有读书有用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日记（一）》，第420页）读书致用，于内，可以“变化气质”、可以“变换骨相”、可以“自立”；于外，可以“经伦济世”、可以“变易风俗”、可以“自强”。至于《周易》所潜在的内圣外王活力，在曾国藩看来，是大有作为的，读《易》用《易》，“作古文、古诗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军亦然”；之于“德成”、“学成”、“艺成”、“功成”，亦然！〔《曾国藩全集•日记（三）》（以下简称《日记（三）》），第1419页〕
二、朗诵《周易》得义生情
曾国藩渎《易》，常以朗诵咏之，得《易》义生其情。曾国藩记咏《易》：“二更初毕。朗诵《易经•系辞》”，“二更后朗诵《易•系辞》”，“温《易经•系辞》，朗诵至二更四点”（《日记（二）》，第849页）。对于《周易》的重要章节段落，曾国藩常以朗诵读温，因为以朗诵咏之，可融于记忆，可因声得义，可生情入境。曾国藩读《声类》一书，颇有这感触：“阅钱莘楣先生《声类》一书。此书分《释诂》、《释言》、《释训》、《释语》、《释天》、《释地》、《名号之异》等目，皆因声得义者，足见古人先有声者，后有文字。”（《日记（一）》，第393页）曾国藩读温《周易》，与温古诗文有同类情景声境：“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渐渐可入佳境。”（同上，第411页）
曾国藩深有感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因而无怪乎，对于读《易》，曾国藩十分注重《周易》音训声释。曾国藩年近六十，还在努力研读吕东莱的《周易传义音训》，并坚持将《易》“象”类分条记录，在同治十年十一月到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病故于该年），他花去弥留人间的、也是病魔折腾最厉害的九十天余，将《周易传义音训》全书六十四卦中的“象”类分条记录完毕。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更是表明曾国藩对《周易》音训声释之于朗诵得义生情的格外注重。
三、读幕僚《易》作品、与幕友切磋探《易》
曾国藩读《易经》文本，也读注解《周易》经传的二手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幕府里有不少《周易》学者，如曾国藩赞其幕友陈竹梅：“竹梅有道之士，深于《易经》，医理亦精。”（同上，第468页）曾国藩也比较注重其幕僚作品，尽管这些幕僚或《周易》著论有些并不十分出名。据曾氏本人记录的就有：“伊遇羑新刻《周易》，合程传、朱义、吕东莱音训为一，亦甚可爱，粗阅一过”（同上，第104页）；“夜阅《古文辞类纂》苏明允《易论》等篇”（《日记（二）》，第782页）；“陈雪楼，名世镕，乙未进士，曾任甘肃知县，著有《周易廓》”（《日记（三）》，第953页）；“阅郭阶所著《周易汉读考》及丁拓唐寄来说经各种”（《日记（二）》，第1072页）；“丁果臣寄其兄叙忠所著之《读易初稿》，翻阅一过”（《日记（三）》，第1898页）；“夜阅罗罗山《太极衍义》”（同上，第1764页）；“阅壬秋所著《周易燕说》”（《日记（一）》，第457页）；“阅吴彤云所著《易说》”；“吴彤云送所著《读易随笔》，偶一翻阅”（同上，第120页）；等等。
伊遇羡、苏明允、陈雪楼、郭阶、丁拓唐、丁叙忠、罗罗山、王壬秋、吴彤云等都是曾国藩幕府的重要幕友，而且曾国藩常与其幕僚幕友切磋探《易》至理，详细的记载可见于曾国藩《日记》所录：“吴子序宋谈《易》”（同上，第113页）；“吴子序来，问以《咸卦》、《解卦》，便说得好”（《日记（二）》，第739页）；“夜，与竹梅论《易图》及风水之说，又论天下之理，惟易简乃可行，极为契合”（同上，第937页）；“与洪琴西论《易经》有圣人之道四，而朱子专重‘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似未的当。因言古人说经，多断章取义，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义”（《日记（三）》，第1567页）；“夜与邓寅皆一谈《周易》”（《日记（一）》，第116页）；等等。
吴子序、陈竹梅、洪琴西、邓寅皆都是曾国藩至交幕友。曾国藩在与他们共同探讨《周易》的领悟中，也获益匪浅。更为可贵的是，曾国藩也不忘与儿子常谈《周易》。曾国藩记道：“二更后与鸿儿论《易经》程传，颇能领悟”（同上，第114页）。
四、读《易》有点评
曾国藩读《易》，常有评语点滴，用词不多，但巧有精意，圈出心感，颇悟知《易》已凿。道光年间的一组读《易》记录，常有精巧画圈之笔：“读《咸卦》，卦彖辞能解，《系传》释‘九四爻’，不知其意，浮浅可恨”（同上，第115页）；“读《咸卦》，较前日略入，心仍不静”（同上，第114页）；“读《晋卦》，颇融惬”（同上，第115页）；“读《易》《恒卦》、《巡卦》，无心得”（同上，第115页）；“复读《易》，仍无得”（同上，第121页）；“读《易》，仅三页，即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同上，第119页）；“读《明夷卦》，无所得”（同上，第120页）；“读《损卦》，心颇入”（同上，第120页）；“读《易》，思《咸》、《恒》、《损》、《益》四卦，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竟不能明透，粗浅之至”（同上，第123页）；“读《夬》、《姤》二卦，颇入”（同上，第126页）；“读《易·井卦》，不入”（同上，第135页）；“读《丰卦》，意欲急读完《易经》，遂草草读过，全无所得”（同上，第135页）；“读《既济》、《未济》，毫无所得”；“读《既济》、《未济》注释，粗涉了事”（同上，第122页）；等等。可见，这些点评，内容广泛，有关乎读《易》获有心得，有涉指读《易》断想连续，有直悟读《易》深浅与否。总之，是随遇随评、点到精到、不拘一格，读来颇有味道，更可视为追寻曾国藩《易》学心路历程一踪迹。
值得指出，曾国藩读《易》点评，点评在解《易》有感悟，切己于中，即切入自己亲身经历于其中，解宋读宋，真切有深义，常含切肤体验，甚有入木三分。看一看有直指于“我”的读《易》点评：“读《易•睽卦》，凡睽起于相疑，相疑由于自矜。明察我之于小珊，其如‘上九’之于‘六三’乎？吴（子序）谓合睽之道，在于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药也”（同上，第115页）；“《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呢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团记！此第一要药”（同上，第115页）；“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亦宜知之”（同上，第117页）；“读《易•家人卦》，心不潜入。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同上，第120页）等等。
五、读《易》把握是心经
曾国藩读《易》，有个主旨是把握心经。曾国藩发誓：“强把此心读《易》，竟不能人，可恨！”（同上，第125页）读《易》中有许多点评昭示如此：“读《易•大壮卦》彖、大象，正与养气章通。爻辞无所得，心粗不入故也”（同上，第122页）；“心不静，不能读《易》”（同上，第118页）；“读《易•家人卦》，心不潜入”（同上，第]26页）；“读《夬卦》、《姤卦》。读书时，心外驰，总是不敬之咎”（同上，第126页）；“读《萃卦》，心颇入，总有浮气”（同上，第124页）；“读《困卦》，心驰出，不在《易》而在诗”（同上，第129页）；“读《艮卦》，午正毕，心颇入”（同上，第124页）；“读《丰卦》，意欲急读完《易经》，遂草草读过，全无所得，不知此心忙着什么，可哑然一笑也”（同上，第119页）；“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诗文》，第44页）等等。
在这里，“心粗”、“心不潜入”、“心外驰”、“心颇入”、“心驰出”、“心忙”，其主旨都在“心不静不能读《易》”上。因而，从以上所引可知晓：曾国藩一再申辨的，就是读《易》把握归集于心上，以心静至诚专一为主。曾国藩挑明：“强把此心读《易》，竟不能人，可恨！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鸟喙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日记（一）》，第117页）这点也与朱熹“读易之法”相致，朱熹认为，读《易》浃洽须是此心虚明静一，人须是就至虚静中见得《周易》道理周遮通珑，“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易三•纲领下》）在这点上，曾、朱两人是有共同旨趣的。顺便提及，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还著有《心经》一书（很可惜已散失），可推得，写《心经》肯定与读《易》把握是心经有关！
六、读《易》有悟，感人生哲理
曾国藩读《易》有悟感人生，无疑显其读《易》风格的致思品味。如“读《易•井卦》，不入。巽乎水而上水，颇悟养生家之说”（《日记（一）》，第123页）；诸如此类的读《易》感悟，在曾国藩的读《易》笔记中颇为丰富，恰有精到之凿，究其至要，这致思品味的人生哲理显见于：
至诚哲理 “至诚”是曾国藩力行哲学的核心所在。曾国藩对于至诚哲理的探研与其读《易》解《易》的多维感悟十分相关。读《中孚卦》，曾国藩写道：“读《中孚》卦，因思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以此读《无妄》、《中孚》、《咸》三卦，盖扦格者鲜矣。”（《日记（一）》，第120页）孚即信，《中孚卦》象征“中心诚信”。曾国藩以《中孚》联悟《无妄》，取其“真实无妄”意；悟其《咸卦》，取其“天下之至诚”才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意。这三卦“至诚”义相通。曾国藩读《易》，颇感悟诸卦间有“诚”义互涵。他说：“读《易》，思《咸》、《恒》、《损》、《益》四卦，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日记（一）》，第155页）联系《中孚卦》看，至诚“虚心”：“思人心中虚”，心中无私意杂念；至诚“实心”：“盖实者，不欺之谓”，心中真实无妄，不欺人不欺己才是。只有虚心实心，才能当下显心诚，“当时不杂，既过不恋”，心中至诚至虚，是以当下处处显至诚，时时不留私心杂念；至于日常，如待人接物读书见客，应全显心诚（“灵明”）对待，如此才有“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
在曾国藩看来，虚心实心，就是至诚之仁心，它是天下人物生生不息的道德源头，是至诚的本体。曾国藩在解释《易•系辞上》“寂然不动”一句时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曾国藩全集•读书录》，第1—2页）在曾国藩看来，“至诚”有元亨利贞之功效，心到至诚有静极未发而发，其真境在生意徐徐中动乎显生发，达到至诚于内外一致。至诚静极而生意，实已指意在仁心生生不息之缘上，这与《乾卦》龙德（象征至诚）意义相致，就如曾国藩说“至诚”为“《易》称龙为乾德，万物资始，厥施甚普。”（《日记（一）》，第294页）这已经在本体论意义上探究“至诚”的学理了。
主养气说 曾国藩主养气说，亦与《周易》相关。读《大壮卦》，曾国藩写道：“读《易•大壮卦》彖、大象，正与养气章通。”（同上，第115页）《易•大壮卦•彖》说：“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意思是：刚大者强盛，是气质刚健又能奋动，所以称谓大为强盛；大为强盛，利于守持正固长葆其“壮”，保持正直刚大而可见天地之性（气质）。《大象》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表明“雷在天上”象征大为强盛，君子因此不践行“非礼”的事情以长葆盛壮。《彖》、《大象》此说与《孟子》的“集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义略相通。曾国藩很赞赏孟子的养气说，并化孟子养气说为“养心养体之法”，曾国藩说：“言心与气总拆不开，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谓‘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同上，第128页）联系曾国藩的至诚哲理，这至诚之心是大体，养气实在养这大体，孟子有养大体小体之辨，曾国藩从其《易》理中悟得敬养大体之要：“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忮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曰无主而已。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内则专静纯一，以养大体；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同上，第159页）养心养大体，养五官养小体，此“养”当落在养气也。
在曾国藩养气说上，要提及个与孟子善用《易》的相仿。孟子有“善用《易》”美誉。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云：“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曾国藩也有“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之同感。综观曾国藩的文献资料，相较而言，其言《易》、知《易》的资料还是不多见的，但探《易》、用《易》的精神却显见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在养主气说上，曾国藩读《易》也得益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而我乃以矜气读之，是客气用事矣，何能与古人投入哉！”（同上，第387页）又说：“《易》与《古文》俱未完，而忽迁业，有无恒底毛病。总由早晨精神散漫，不能读《易》，遂生出种种毛病来。总要静养，使精神常裕，方可说工夫也。”（同上，第128页）这“精神常裕”之”裕”，与曾国藩读《晋卦》“初六，罔孚裕，无咎”中对“裕”的理解，意义互涵：“精神要常令有馀，于是则气充而心不散漫”才有知《易》用《易》矣！
志恒贵熟 人生志恒，天下贵熟，是曾国藩深得《周易》之理。读《恒卦》，曾国藩写道：“《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渐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按《恒卦•初六小象传》：“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意思是：过早深求（“浚”）恒久之道而有凶险，说明初六刚开始就求之过深，这与《论语》“欲速则不达”、《孟子》“其进锐者其退速”意相通。在曾国藩那里更具阐发的是恒的功和效都是“长久之道”：恒之功效是“徐徐以至也”，惟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诗文》，第378页）
志恒这功效，要求到达熟之境界。曾国藩有“天下万事贵熟”（《日记（二）》，第731页）的命题。熟什么？熟仁。曾国藩肯定“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而熟仁之经历是贵在志恒、习之于熟见真功效：“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的，以至于四达不悖。……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日记（一）》，第376页）扩而充之，这一熟字工夫恰是成天下万事之妙：“人有恒言，曰‘妙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同上，第542页）这种熟之境界，在曾国藩看来，旨意在技进乎道，达到与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同上，第362页）亦就是达到《周易》“机神”：“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日记（三）》，第1497页）志恒功效至于熟，实即达到“人功与天机相凑泊”的“神者”境界，这是天人合一的最美妙真境界。在这里，曾国藩似乎归三家（《孟子》、《庄子》、《周易》）为一体在“熟”境中了，这就更加凸现出曾国藩读《易》风格的丰厚光采和亮丽。
持盈有道 综观曾国藩一生，持盈问题始终令其关注。一部《周易》揭橥的就是天人盈亏大法则，恰如朱熹在《朱子语类》所说：“当盛极时，便须虑其亢。如这般处，最是。《易》之大义，大抵于盛满时致戒。”（参见张善文《周易辞典》，第692页）同乎，曾国藩就是顺《周易》路径思其持盈之道，直以读《易》感悟这持盈有道，最为切己的体验有三：其一，悔字求缺。曾国藩写《求阙（缺）斋记》，开宗明言：“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诗文》，第154页）在一篇家书中，曾国藩深言悔字求缺持盈之理：“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吋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家书（一）》，第76页）求缺持盈，要在有悔，“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日记（一）》，第360页）悔有悔恨，反省自身感到有不当之处。在曾国藩看来，人心常存一悔字，即是“恐以满盈致吝”所致。其二，持盈以谦。曾国藩十分注重谦字的持盈价值。这与《周易•谦卦》有渊源。曾国藩写道：“温《易》《大有》、《谦》、《豫》、《随》、《蛊》五卦，盖因偶忆《谦卦》而肄业及之也。”（《日记（二）》，第940页）天道忌盈人道忌满，《周易•谦卦》一语中的。《谦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序卦传》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曾国藩读《易》感悟，常引用《谦卦•彖传》：“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日记（一）》，第：360页）；“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诗文》，第364页）《谦卦》九三说：“劳谦君子，有终吉。”曾国藩读《谦卦》思其持名持盈，应当效法《谦卦》才有终吉，他自许做个“劳谦君子”，并时时直以“谦字工夫”为当。在这里，《谦卦》所具的“终吉”义，在曾国藩的持盈观念中似乎具备有发了。其三，忧乐同在。曾国藩持盈保泰之道，实蕴种忧乐见识。在曾国藩身处“名望太隆”、“权位太重”、“家运太盛”之际，他常以忧乐同在倾注持盈保泰。曾国藩一再申辨：“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家书（一）》，第74页）尤以读《易》，对此感悟之甚切，令曾国藩慎惕自戒：“《易》曰：‘雷出地奋，先王以作乐崇德。’盖古者虽有艰大厄塞，圣人穷力毕精，削除荒颣，人心夷悦，而后作乐以宣幽滞。譬若春雷奋发，而秋冬之沉痼蔽塞于地中，固已久矣。故曰：‘患难所以开圣，忧劳所以兴国。’古之通义也。至夫贤达之起卿大夫之家，莫不以然。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仅而得全。疢疾生其德术，荼蘗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如彼其克也，岂偶然哉？”（《诗文》，第177页）曾国藩感慨《易》道乾坤，是“阳不可盈，乐不可及”，这是作《易》者吋时关怀着的忧乐同在的持盈情节。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教训，他说：“言傲为凶德，骄为败征。镜海诵王阴明言丹朱、商均亦不过一‘傲’字。”（《日记（一）》，第354页）丹朱、商有盈但下知持谦戒傲，亦不知忧乐对待，故终身败也。为此曾国藩作联自勖：“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诗文》，第122页）在这里，一种中国士大夫们常志负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的忧乐同在之精神，是再显著不过了。
七、入文境之美
曾国藩“慕古文境之美”，明显受到《周易》影响，更与读《易》思用直接关联。曾国藩写道：“温《易经•系辞》，因思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雄）、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陇（适）、茹、远、洁’四字。”（《日记（二）》，第936页）作文作书作字，概如此：“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危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营并骛，则两失之矣。余心再蹈此弊”（同上，第1199页）；“偶思作字之法，亦有所谓阳德之美，阴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为‘阳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觩，曰勤，曰努；为‘阴德之美’者四端：曰骩，曰偃，曰绵，曰远。尊此八者，庶几其为成体之书”。（同上，第1015页）
阴阳何谓？曾国藩承《易》以阴阳二气论之。他说：“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太极生两仪，倍之为四奇，重之为八卦，此一生两之说也。两之所说，分而为三，淆而为万，万则几于息矣。物不可以终息，故还归于一。天地纲组，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两而致于一之说也。一者阳之变，两者阴之化。故曰：一奇一偶，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独不然？”（《诗文》，第162页）阴阳结合，刚柔相济，成书有体，美在其中。恰如曾国藩所说：“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渊明之诗；着力则右军所称如锥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亦称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日记（二）》，第1015页）
显而易见，在曾国藩的文境美的理念中，其间蕴有的《易》道观念，更是浸透在他的作文作书作字的实践中，别有一番意味的是，他把这种以乾坤二气为宗旨的文境之美又贯于作人之道中，无疑显露相当的人文意蕴。曾国藩由读《易》而发乾坤礼乐意义：“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文，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固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克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家书（一）》，第35页）礼乐本子乾坤，礼乐又不可斯须去身；亦化礼乐于文章之道中，使礼乐具有了文道一体的价值取向，从而把成人与成文在文道一体的结合中深化了文道关系的一层新的意境。
八、占卦
用《易》占卦，是曾国藩读《易》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部分。如应用战事，他多用《易》占卦，而且运用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曾国藩记录这些占卦：“急占一卦，遇《剥》之《谦》，似尚无碍”（《日记（一）》，第824页）；“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履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审定全局确有定计”（同上，第347页）；“若无主者，又占二卦”（同上，第347页）；“饭后占卦，因昨夜梦左手指刀削见血，占之”（同上，第349页）；“心绪焦灼，占二卦，尚平稳”（同上，第349页）；“意欲移营抚州，占卦不甚吉利”（同上，第496页）；“请陈雪楼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辞；筮余军是否南渡，得《解》之《师》；筮次青应否赴浙，得《兑》之《复》”（同上，第496页）；“占二卦：一问前疏请带兵入卫，是否奉旨派出北上，一问鲍、张进攻休宁，能否得手”（同上，第539页）：“自占一卦，问江北有兵来南岸否。遇《坎》之《观》，见者以为佳”；“夜占卦问左军利纯，卦象不吉，焦灼之至”（同上，第552页）；“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涣》；宁国卦，遇《屯》之《益》”（《日记（二）》，第795页）；等等。
关于曾国藩用《易》占卦，应辨清二点：其一，占卦：（1）所引占卦背景，这占卦卜吉凶，往往显出曾国藩处于进退两难、难以下决断时多用；（2）是多在战争中用。综观曾国藩占卦卜吉凶记录，主要是在其咸丰年间多用占卦，那期间曾国藩正在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刚从翰林院士走入戎行的一介“书生”来说，面对难以确信、把握各类大小战事，尤其是那些生死悠关的战役，占卦可能是种最好的心理调停和预先把握自信。其二，占卦但并不降低这样说法的可信度：（1）曾国藩对于《周易》一书的积极评价。他根本上是不同意把《周易》视为仅是种卜筮作，如在朱熹那里；（2）曾国藩主流上是一名不信巫者。曾国藩在多种场合一再申辨：“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家书（二）》，第917贞）；“日前所开山向吉凶之说，亦未可尽信”（《家书（一）》，第142页）；“我平日最不信风水”（《家书（一）》，第184页）；“吾辈仰法家训，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四者尤为切要”（《家书（二）》，第852页）；等等。曾国藩这里讲的“疏医”是有辩证保留的，在另一场合曾国藩解释说：“默念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日记（一）》，第564页）由此可见，“疏医”，是疏巫医一类，药还是可信的；曾国藩“远巫”、不信巫是坚定的。当我们厘清曾国藩用《易》占卦而又不信巫，或许对于真实辨清曾国藩与《周易》渊源的积极内涵，是有正面价值的。
仅从以上八个方面就可看到，曾国藩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不解之缘；这也决定着曾国藩别具意蕴的读《易》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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