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北援筹议”，是指咸丰十年（1860年）间，因英法联军进犯京畿，清廷谕令从南方调兵北上救援，涉及湘军，相关方面就此进行筹议。尽管因很快便有“议和”成局的出现，湘军“北援”并未付诸实施，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系要员们，为此事的筹议曾颇费心思，典型地反映出他们的态度及应对方策。本文拟就此专作述论。
一、缘起与背景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皖南祁门营地的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北援”谕旨。其中言及，胜保奏称，“夷氛逼近阙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请饬“于川、楚勇中，共挑选得力者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起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朝廷正是采纳其议，遂发布谕旨安排从南方数支军队中调兵，其中包括令曾国藩挑选精勇二三千名，交鲍超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并特诫以“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说“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清廷的这道谕旨，是该月十一日交由军机处寄发的。上面引述内容中所涉及的人物，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建人、湘系集团的首领，这时已任两江总督兼领钦差大臣。胜保为满洲镶白旗人，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屡败，此时因在与英法联军作战中受伤而正在京城疗养。鲍超则为四川人，为湘军的一大悍将，当时正在曾国藩麾下。除了解相关人物之外，自然还需要知晓客观形势方面的背景条件。
其时北国正弥漫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烟。英法侵略军占据天津后向北京进犯，在清廷发布“北援”谕旨的这天，已至通州以西，离京城近在咫尺。而此前的初八日，咸丰皇帝已经由圆明园向热河出逃，这时正在途中。留在京城负责与外国方面联络和筹办议和的，是恭亲王奕䜣。据他的奏报，“现在军情万分吃紧，”“皇上启銮后，人心惶惑，铺商歇业，甚或匪徒乘间抢掠财物。”不但治安环境非常恶劣，用于防御“夷兵”的清军更是一塌糊涂。据本以剽悍著称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奏称，他所带马步官兵，“溃散极多，”“京旗各营官兵，屡次挫失，心胆已寒，”其他各部或兵员“现存无多”，或武备窳劣，不能抵敌炮火，局面是“人心涣散，难以收拾”，“势将全行溃散。”
而南方正处在以湘军为主力部队与太平军的对抗、拼杀之中。当时太平天国方面正实施第二次西征的战略行动，虽说其主要征伐目标拟在湖北，但对曾国藩所在的皖南也构成极大威胁。由于曾氏将大营驻扎于地处万山丛中为兵家大忌的“绝地”祁门，更陷入一时难以逆转的战略被动，使之觉得“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就在曾国藩接到“北援”谕旨的时候，太平军刚刚攻陷重镇徽州，“势趋祁门，”而此前已有宁国之败。曾氏陷入极困境地，哀叹“贼氛紧逼，人心摇动”，“宁（国）防败兵，徽（州）防败兵，楚师败兵，”无可奈何。其后一段时间，对他来说形势愈发恶化，所谓“环祁之四面常有十余万贼围绕，更番互进，扼我粮道，几于无日不战，无路不梗”，以致常悬利剑于帐中，随时准备在绝境中自尽。当时湘系集团的另一领衲是已任数年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他除了操理湖北政务，还与曾国藩配合进行湘军战区的全局性调度、指挥，而其辖境湖北，当时虽然是湘军的一大后方保障，但也面临着太平天国西征随时可能造成的巨大军事威胁。
“北援筹议”，就是在这样的客观背景条件下展开的。
二、角色与运筹
在“北援筹议”的过程中，湘系集团的核心角色当然是曾国藩，因为他是“北援”谕旨的主要承接者，又身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的职任。其次是胡林翼，他作为几与曾国藩比肩的当时湘系“双峰”之一，其意见也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鲍超本为钦命点派的“北援”将领，但在湘系要员关于此事的筹议中，他并无事实上的发言权，这由其在湘系的地位决定：他虽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但并非湖南籍，又是只武不文的“老粗”，为曾国藩、胡林翼辈笼络为之卖命而已，无法进入其“内层”。更何况，他作为胜保策动受命“北援”的对象，此时自为曾国藩、胡林翼辈密切“监控”，惟让其人服从他们的决定。倒是像李续宜这样的湘籍将领，成为筹议的高参。还有一些惯常就少不了为幕主出谋划策的重要幕客，像李鸿章等人，也参议并拿出了有影响的意见。
在大致了解了筹议事局中角色概况之后，更需要考察其运筹情况，在这中间，可以更具体地凸显相关角色的表现。
曾国藩在接到“北援”谕旨后十来天，即到了九月初六日，才复奏朝廷，表明自己的感触和意见。他跪读朝廷“北援”谕旨，“神魂震越，痛愤天地，”而接旨后又从胜保来件中得知“圣驾巡行热河”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他百感交集，言称：“臣自恨军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务，旬日之间，两郡（指宁国、徽州）失陷。又值夷氛内犯，凭陵郊甸。东望五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至于对鲍超赴京交胜保调遣的谕令，他委婉地予以拒绝，理由是“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而鲍超到京五千余里，“须三个月乃可赶到，”“殊恐缓不济急，”再说“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若真是夷方能与我“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那“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当于曾国藩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并且，拟出这样的安排方案：若派曾国藩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若派胡林翼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待北事完结后，“率师南旋，再图恢复皖、吴。”
应该说，这是曾国藩集团“北援筹议”的基本“定策”。此前，必然有过会商；此后一段时间里，则又有进一步的筹议，但大旨亦未出所奏框架。其筹议的具体情节颇值注意和揣摩。
曾国藩在上奏的当天，就把折稿录示于胡林翼，并致信说，“楚军入援之谕，本日始行复奏，”“主意系希庵（李续宜字）所定，与侍（曾国藩谦称自己）初计相符也。”他还铺排道：“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求阁下于南北岸各军预先安排，应撤围者预先撤围，应退扎者预先退扎，俟奉到谕旨，公北上侍当移驻皖北，侍北上则请公兼管皖南，皆义不容诿。”可以知道，筹议中李续宜的意见因为与曾国藩本意相符，所以被采纳。查曾国藩日记，李续宜是在九月初四日来到祁门，曾国藩与之“久谈”，主要当就“北援”之事。有时人后来忆述，曾国藩当时曾广泛征询意见，“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幕中集有《北援议》一册，参互而观。”并特别举出李鸿章的高见，说他在“多以入卫为主”的群议之下，“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得到认可。若确是这样，李鸿章对事情结局的判断可谓比较准确，而其所谓“按兵请旨”，的确也是曾国藩实际做了的。不过，这并不能否定曾国藩辈也同时作有待旨入卫的切实准备。从前述曾国藩告知胡林翼的相关铺排情况，可知他们准备应诏北上是真实的，因为其间商讨此事用不着“玩花活”。此后，曾国藩在给其他同党人物的信以及家书之中所言相关情况，也都能证明其这种真诚。
因为“北援”对于湘系群体来说是件大事，在曾国藩就此出奏之后，不但筹议没有停息，而且会更激波澜。曾氏在九月初十日给胡林翼的信中，述及相关情况，有谓：“连日争论北援之事，颇多断断，大约侍与希（指李续宜）、星（幕僚刘良驹，字星房）、任（幕僚文希范，字任吾）数君，意见当合，余不尽合也。”其实，即使胡林翼与曾国藩之间，也存在意见不谐之处。譬如，胡氏当时致函亲密朋僚阎敬铭，附上曾国藩关于北援的条议，就其中关于曾、胡两人待朝命择一北上的说法，评论道：“涤帅（指曾国藩，其人字涤生）必不北援。此议亦南宋人之议论多而成功少也。实则涤帅必不入卫，何劳拟议？”他想必也向曾国藩表露过此意，曾氏复信说：“入卫之疏，尊意必以为当派阁下，而不及鄙人，似未可认为定论。”这并不仅仅涉及对事情的判断谁更准确的问题，在胡林翼意思里，曾国藩所持两人备选说未免有点矫情。应该说这不是毫无理由的猜疑，试想，在曾国藩不但身为两江总督，而且为钦差大臣统理数省军务，特别是皖南吃紧的情况下，假如清廷真的需指派北援统帅，那自然是胡林翼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它同时需要南北兼顾。当时就有人以曾国藩“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之而他行”的意见。另外，“北援筹议”中，还牵涉对朝臣所谓“西巡”（朝廷移西安）之议的看法。曾国藩持论“西巡之说，则万万不可”；胡林翼则表态说：“西巡之议，亦即太王避狄迁岐之事。如朝议国定，”“惟应自请治兵襄阳，以为关中屏蔽，”隐然有被动认可之意。胡氏还把其朋僚严树森（字渭春，时任湖北布政使）等人，明确持论“夷氛犯阙，圣驾北巡不如西狩”的信件，寄给曾国藩看，曾氏评以“甚辨，然要归亦无可取”。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曾、胡等人的认识也不尽统一。想来，筹议中有不同意见本属正常，而就大旨来说，曾、胡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关于“北援”的基本意见还是一致的。
再就是时在曾国藩麾下的左宗棠，曾氏曾计划一旦奉旨北援即带他同往（后又改变主意拟让他留在南方），也不能不及时通气，不但在出奏后就尽快将奏稿抄转左氏，而且随后又特嘱：“初六日北卫一疏，十月初可奉袜批，务祈预为筹定，幸勿谦让以延时日，千万千万！”还有像湘系要员中的彭玉麟、郭嵩焘和郭崑焘兄弟等人，曾国藩也都使与闻筹议之事。
另外，曾国藩还向相关的非湘系大员们通报“北援筹议”的情况，涉及湖广总督官文、江西巡抚毓科、前督办皖南军务张芾（小浦）等多人，摆出咨询和与之会商的姿态。
三、策略与态度
尽管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并不全是对清廷施出的故意拖延、欺饰手段，但也并不排除其中蕴涵着颇值揣摩的政治策略。
曾国藩、胡林翼辈不放鲍超北去，就是防止该部湘军被胜保攘夺，从而削弱湘军力量。胜保可谓湘系集团最痛恶的政敌。他为满洲镶白旗人，前在率部与北伐太平军作战中因屡屡失败，落了个“败保”的讥名。后在皖北督军，与湘系人物发生严重摩擦，胡林翼就曾斥其人属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之流，“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对他奏请获允鲍超北上归其管带之事，湘系领袖更是非常敏感和警惕，不惜以自身请命的办法力阻。胡林翼还曾致信鲍超做稳定他的工作，说自己和曾国藩深知胜保“为人忮刻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若放你北上，“必为磨死，”而“北援是君父之急难”，又“万不可以他词推诿”，故只得应允自行北援，这是对你的“天地父母之恩”。作如此之说，自然是为防止鲍超心思游移，不利湘系。甚至胡林翼还有退一步的计议：若是鲍超被命必须北上，宁愿让他隶属别人，也决不归于胜保。时为荆州将军的满洲正白旗人都兴阿，也受命北援，胡林翼在九月初给他的信中说：“廷旨饬涤帅拨鲍超入援，交胜君统带，弟（胡林翼自称）意亦当会奏请归兄统带，以连军心而资熟手。”都兴阿虽然也是满人，但与湘系集团关系较谐，甚至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湘系（譬如，连他的北上路程都由胡林翼为之授意），胡林翼作此计议，可以说是设置杜绝胜保攘夺鲍超的第二道防线。
由曾国藩请旨待命，则有巧为缓兵之计，以观事态变化，防止因操切盲动而造成无谓消耗和紊乱的策略用意。试想，当请廷急饬北援的时候，英法联军已兵临城下，若进占北京将是很快的事情，军事上不用胶着；而在此等危机关头，清廷则必以妥协来应对，外交上也不容拖延，总之，双方长时间胶着的可能性不大。清廷之所以采纳胜保意见向南方召援，是在极度恐慌窘迫、束手无策的境况下作出的应急反应，缺乏冷静的深思熟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辈若由其战区仓促发兵北上，偌远途程，很可能军行半路，事局已明，是往是返，尴尬两难，于事无补，徒致紊乱。单就军饷的转运保障而言，即使按照曾国藩与胡林翼比较保守的计议，“带兵不满一万，转饷月不过五万，自用土马队百余，每月至襄阳驮运，”实际上也足够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事态发展作出一个大概的估计，据以待时定夺，不失可取之策。曾国藩上奏中所说“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便是很务实的估计。此后他在致许多人的函件中，又反复重申这个估测。而请旨待命，当有奏到旨下并传至其驻地期间，已可在形势相对明朗的情况下拿出可取方案的考虑。事实证明，这的确免去了轻易行动的周折。当时清廷并不是仅从南方调援，北方也涉及多处，可以说是一次全国规模的拟调，而自较远地方付诸行动的基本都半途而废。就南方而言，更早接到相关谕令的都兴阿，经过必需的准备后最终起程，但只行抵安徽寿州，“和议成，命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亦徒废一番折腾。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也体现了主持者关于在必要时南北兼顾，但尽可能不抽队北上而免于掣动南方军事布局的立意。曾国藩致胡林翼的信中有这样一番论说：“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于理，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辈尚可不必遽议。”他又说，“北行不过明臣子之义，”“南服两湖、三江战守各事，仍不可不竭力支持，”人卫“所带北兵均不必多，免致掣动（长江）南北两岸之全局”。湘系要员们把“卫畿、保江西、规皖吴”，看作是应该“统筹合计”的要端，并作切实筹商，而一直把他们南方战区的既定部署，视为决不可轻易变更和松懈的事情。
至于由“北援筹议”所反映出的湘系要员对清廷的基本态度，就是忧君国之危，尽臣子之义，准备在朝廷果若谕令不管是曾国藩还是胡林翼带兵入卫时便真出行。曾国藩的这种态度对于其群体来说，就很具代表性。当他接到朝廷召鲍超等部北援的谕旨后，对京畿和朝廷的危急形势，表示为之“神魂震越，中夜涕零”，请旨由他等大帅级人物亲自带队北上，说“明知无益于北，有损于南，而君父之难，义不反顾”。像这类话，他不但向非湘系的军政大员说，而且也反复向同党之辈说，还向家人说。譬如与同党人物一再申明，“北援专明臣子之义，不问事之济否。”他在致弟信中，则既是自我剖白心迹，也是施行教谕，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不忘君，谓之忠，”“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在由于形势条件及其他种种原因的限制，一时处境尴尬、选择难定的时候，曾国藩这样剖白自己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不能入吴，不能入越，并不能保皖。闻此大变，又不能星速入卫，负罪旁皇，莫知所措。”这中间，为朝廷忧急的成分所占比重自不会小。尽管因为时局的变化最终湘系首领的北援没有成行，但他们确有赴援的切实打算，曾国藩甚至为此写下过带有“遗嘱”意味的家书，如在给国荃和国葆两弟的一封信中说：“余于（九月）初六日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惟愿两弟戒此二字（按：指‘傲’、‘隋’），并戒各后辈常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可见，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绝非纯然虚与委蛇。湘系要员们作为当时清朝军政势力中的一个重要地方派系，与其他派系之间当然有矛盾和竞争，即使与朝廷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也互有猜忌和抵牾，乃至有限制和反限制。但总体上说，他们之于朝廷，不只是能臣，同时也是荩臣，是抱效忠心志的。他们在南方镇压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虽说与其扩张派系利益不无所关，但终归还是为了挽救和维护清王朝，所谓“掀搴风云，清夷东海，挈而还之朝廷”。南方军务固然为其首重，但若真的朝廷被灭，即所谓“本根倘拔”，那么，正像曾国藩所深知的，“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也就是常言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种断言曾国藩辈请旨自行“北援”完全是耍“花招”、实际是“拒不北援”的看法，似乎未免有点绝对化和简单化了。
四、结局与意义
当然，事实上正如曾国藩所估计的，京畿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由于“议和”告成，再没有必要让湘系首领率兵北上了，可以让其继续全力以赴地在南方战场对付“粤匪”。这当然是曾国藩集团所期盼的。曾氏于十月初四日首先接到清廷关于“鲍超一军，着毋庸前来”的谕旨，三天之后，即十月七日，又接到“曾国藩、胡林翼均着毋庸来京”之谕。这道谕旨中还特别言及，现与英、法两国“互换和约，抚议渐可就绪”，而“皖南、北均当吃紧之时，该大臣一经北上，逆匪难保不乘虚思窜，扰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皆可为虑”，显然，旨在让曾、胡专意该区。其实，在接此谕前夕，曾国藩已闻知“夷务和议已成”，判断“带兵入卫一疏，殆必不准”，说“从此可一意图东南之事”，自然是由衷欣慰。及至接旨明确得知不再要其北上之后，他更是发出“朝廷于东南之事眷念极重，或者终有转机乎”的激奋之言。
就湘军“北援”未得真正实施而言，“北援筹议”可谓一场“虚议”。尽管如此，但其意义还是多重的。
首先是藉以凸显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湘系要员在处理这种关系上秉持的原则和方略。他们对胜保之类的“政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防范之心，对其借机想攘夺和染指湘军的行为坚决而又策略地进行抵制，终未使之图谋得逞。对系外相关大员（如官文、毓科、张芾等人），则及时通报情况，解释筹议方案，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和化解来自外围的不利舆论及障碍。对朝廷则表示了他们的忧危排难之诚，这不是不问青红皂白言听计从的“愚忠”，而是审时度势、以利大局的“精忠”，与保存自己派系的实力、顾全南方大局，巧妙地结合起来。总之，体现出湘系要员在处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方面的较高策略水平。
其次是反映出湘系要员对外国方面的态度。他们对所谓“夷氛犯阙”既表现出真切的忧愤，但又缺乏与之对抗和战而胜之的信心及勇气，故而“北援筹议”中屡屡申说即使北上也“毫无裨于事局”的意思。这表现出他们在列强面前有先天性的软骨病，自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政治偏弊。其实这也是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共有的“通病”。在京操持与外国方面“议和”和签约的恭亲王奕䜣等人，稍后不就提出“发、捻交乘”为“心腹之害”，外国对华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故灭发、捻为先”的方针吗？奕䜣和曾国藩等人，作为清朝洋务派先驱在中央和地方的代表人物，在共同存在对外软弱妥协倾向一面的同时，又都有着较为了解外国实际、明了中外差距的“明智”一面，比起有的顽固派人物，平时高谈阔论大有对“外夷”“灭此朝食”的气概，而往往在一触即溃（不论是战阵或外交）之下转而惊慌失措、毫无主张的情形，未必不稍优胜一些。
在“北援筹议”的过程中，也反映出湘系内部尽管在枝节问题上不无分歧和争论，但大旨能够一致，并且曾国藩在其中可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显示出其群体内部相对团结、协调的状况。这其实也是湘系军政势力能够崛起并在相当时间里保持盛势，乃至能在晚清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由“北援筹议”情事，即可见之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