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以政治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对政治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殿军式作家，并且开创了桐城派分支流派湘乡派。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道光、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同光体的宣传者、代表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评说：“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公也。”在朝达官的提倡，容易使天下文人响应。如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是侍郎，欧阳修是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是变法的宰相。朝中权贵有能力而能文章的，凭他们的好尚，要提倡某派的诗，某派的文，某派的学问，那他只要登高一呼，全国景从，便可造成某种新风尚。同光体的诗在朝廷中有祁文端、曾国藩、张之洞三人大力倡导，他们都是学问极有根柢而文学都有相当造诣的人，三公都是宰相，是同光时期达官而兼名士学者，所以凭他们的力量便可造成新风气。近代宋诗派号称同光体，主要是在曾国藩等人的鼓吹推动下发展起来，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代表，影响深远。曾国藩通于艺即通于道，大本大原了然于胸，便放手创作，以至于他在《致温弟沅弟》中声称：“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贤弟亦宜此时学诗、古文，无论是否，且试拈笔为之。及今不作，将来年长，愈怕丑而不为矣。每月六课，不必其定作时文也。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曾氏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受到了诗歌革新派黄遵宪赞扬。黄氏在《酬曾重伯编修》中颇为欣赏曾国藩的诗歌：“诗笔韩黄万丈光，湘乡相国故堂堂。”

　　一、倡导宋诗运动，引领同光诗潮

夏敬观在《忍古楼诗》中畅所欲言：“伯子生平龙鹤气，蜿蜒矫夭入诗篇。能教天下翕然变，未觉其文穷始工。齐楚大邦真不愧，同光之际问谁雄。诗葩骚艳多疑义，犹及生前一折衷。”在这首七律中，较早提出“同光体”这一专有名词。这里面说“同光之际问谁雄”，指的是范肯堂为“同光体”的开派宗师。

同光体一直被视为近代宋诗派的代表，并且多指宋诗中以江西诗派黄庭坚等为代表的瘦硬奥涩诗风为师承关系。《石遗室诗话》第二条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间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于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曾国藩）诗文字皆私淑江西（黄庭坚），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问陶）、黄仲则（景仁）之风。……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享甫（际亮）而学山谷（黄庭坚）。”由此可见，学宋诗特别学黄庭坚（山谷），是“道咸以来”的新风尚。“同光体”以上承道、咸以来何绍基、曾国藩、莫友芝的宋诗传统自居。由于《石遗室诗话》在民国以后的广泛传布，“同光体”也就约定俗成地作为近代宋诗运动的代称。

同光体的兴起与昌盛，是时局动乱的产物。陶渊明、杜甫生当乱世，饱尝亡国破家奔走流离的苦痛，才有愤郁的诗篇产生。苏轼、黄庭坚一生都在坎坷颠沛流放中，才有警悚动人的作品。清代到了洪秀全起义，外敌入侵，这个自骄自大的天朝，便被西方的洋枪洋炮打得落花流水。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到了辛亥革命后还是连年动乱，军阀割据，政客煽动，外患内忧纷至沓来。社会剧变，国衰民穷，诗人的题材异常丰富。同光体诗人大多处于同治、光绪、宣统年间，诗人们用手中的诗笔从洪杨之乱一直写到民国初年这几十年间的人间诸种变相，成就了诗界天堂的骄子。而曾国藩处于道光、咸丰、同治时代，唱乱世之哀歌，无疑成为时代稍后的同光体诗人效仿的榜样。无论是道咸年代，还是同光年代，时局既然乱得不成样子，诗人们尽情地发泄那危惧之词与穷愁之语，自然构成变世时期惊人心魄的诗作主旋律。

同光体诗以陈衍最有理论上的建树。陈衍论诗的核心是“三元”说。他在《石遗室诗话》中解释为：“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三元”是我国诗史上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唐玄宗开元盛世之时，李白、杜甫勃兴，一扫六朝初唐的绮靡诗风。中唐的元和时代是唐代诗风转变与再盛的一个关键，有“诗到元和体变新”之美誉。到了宋代元祐诗坛，则一反宋初白体昆体之积习，形成别具特色的宋诗特色。同光体是以杜韩揭橥的，郑海藏“次之为韩欧，搁笔难其奥”。陈散原说：“韩公诗继李杜而兴，雄直之气，诙诡之趣，自足鼎峙天壤，模范百世，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偏胜于独至之光价也。”曾国藩平素喜好韩诗韩文，时常夜半时分诵颂韩诗以自娱。他在《酬九弟四首》其三中说：“杜韩不作苏黄逝，今我说诗将附谁？手似五丁开石壁，心如六合一游丝。神斤事业无凡赏，春草池塘有梦思。何日联床对灯火，为君烂醉舞仙僛。”从这首七律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论诗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用手中的诗笔创作惊世的作品来，“手似五丁开石壁”。

黄庭坚是江西人，其诗风硬瘦，开创江西诗派。陈师道、陈与义扩而大之，遂使江西诗派也绵延了近二百年之久。姚鼐对山谷诗大为赞赏，认为山谷诗可做俗诗，湔涤肠胃。同光体重要作家陈散原推举黄庭坚“雕才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曾国藩更是把黄庭坚推奉到无以复加的境地。道光二十四年八日二十九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说：“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黄庭坚诗文中倔强挺拔之气，正合曾国藩要吐心中难平之情。同治六年三月三日《谕纪泽》中说：“尔七律十五首圆适深稳，步趋义山，而劲气倔强处颇似山谷（黄庭坚）。尔于情韵，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曾国藩不仅自己论诗作诗以山谷为圭臬，而且常常教育家人弟儿效仿。他为纪泽作诗神似黄氏之诗，而颇为赞许。同光体诗人们对古代诗人的重新评价而有了新的收获，有了新收获才会把湮没已久的作者价值重新提出，便有了新的发现。黄庭坚（山谷）之诗，虽然有江西诗派的传布，但他的流传远不如苏轼诗之广，明代简直不受欢迎。到了清代祁文端、曾国藩、陈散原等人相继推崇，而成同光体诗人们追仿的偶像。同光体诗人对于古人之诗夙享盛名的，来一个新评价，断定谁是谁非，何处可贵而该学；对于湮没的古人如孟郊、陈后山这些人，也重新把他们的好处摸索而宣扬出来，给学诗的人们开出无数的法门，指出无限途径，在中国诗歌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受到后世的赞扬。

　　二、兼取唐宋诗风，留有同光遗响

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说：“自姚姬传（鼐）喜为山谷诗，而曾涤生（国藩）祖其说，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文正（国藩）诗早年五古学《选》体；七古学韩，旁及苏、黄；近体学杜，参以义山、遗山。自谓短于七律。同治以后，自课五古，专读陶潜、谢朓二家；七古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七律专读黄；七绝专读陆游。然于山谷尤有深契，诗字多宗之。石遗老人论诗绝句所谓‘湘乡文字总涪翁’也。”钱老这一番评语，可以说是对曾国藩诗歌从全局上的一个总括。曾氏取法百家、诗宗多门，但于黄庭坚尤独好，“于山谷尤有深契”。晚清同光体倡导宋诗运动，曾国藩大力主张学习宋代黄氏山谷之诗，无疑在源头会同祁文端等人开了这一诗派的风尚。

曾氏喜好宋诗，实则取法当时京中诗坛之风气。1835年曾国藩入京师，正是程恩泽、祁隽藻提倡宋诗之时。曾国藩留京二年，连续参加乙未科、丙申科的会试。而程恩泽作为乙未科的知贡举官、丙申科殿试读卷官。会试主考官的诗风趋尚，当然更容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曾氏中进士后，翰苑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氏比何氏少十二岁，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得意门生，且已有诗名。何绍基比曾国藩还迟死一年，卒于同治十二年，两人可谓终生诗友。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视之为老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说：“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在何的赞赏下，曾氏倍受鼓舞，诗兴大作。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诸弟说：“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做诗唱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且谈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礼。……以余观之，……（子敬）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从这些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宋诗运动的旗帜由程恩泽传至何绍基，再传至曾国藩的手中。青年时代的曾氏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诱掖之心尤殷。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中这样记载：“何子贞来，谈诗文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子贞真能自树立者也。余言多夸诞。”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记中说：“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桐城派与宋诗共同推重“艺通于理”之说，是曾氏文宗桐城，诗宗宋诗的共同哲理基础。

程恩泽卒于道光十七年，曾国藩只能学其宋诗的风尚，无缘亲临其门下接受指教与评点。道光二十年，曾氏再次入京后，其诗作诗论便已归于程、祁、何氏之宋诗派一路了。如《题易公筠亭遗像》、《杂诗九首》、《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题龙九诗》等等，几乎一律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气象峥嵘，风格劲峭，一意追求宋诗黄庭坚为代表的奥衍生涩的审美效果。

同光体取得成功，首先是它把唐诗宋诗一关打通。陈衍的“三元”说，取法唐宋诗风。明朝人的诗没有什么大进步，就在于他们犯了重唐轻宋的大错误。而曾国藩“诗笔韩黄万丈光”，学唐之韩愈，宋之黄庭坚，为陈衍的同光体理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光体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把学人诗人一关打通。陈衍还极力主张“学人之诗”说，为“同光体”诗人抬高地位。他在《近代诗钞》中明确提出“学人之诗”的说法：“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诗二而一之也。”曾国藩在这一方面又可充当先锋。他博览经史百家，专门整理了一百余万字的《经史百家杂钞》上下两巨册，还精研训诂、小学。曾氏用性情来发挥他的学问，又用学问来培养他们的性情，相得益彰。例如他创作《韩斋为孔舍人题》五古长诗，用诗作来阐释儒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与变迁，显示了他作为理学家的宏识与襟怀。又如《陶太常小像》云：“乾嘉昔云盛，钱王蔚典型。传经孟喜膝，问字子云亭。各奉本师说，森然启门庭。先生时少壮，槃敦接芳馨。……瞻言咏斯篇，一寄思古情。”曾国藩这首诗对陶学的发展史作了细致的描绘。再如《读李义山诗集》诗云：“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他指出黄庭坚在声调情韵方面与李商隐的渊源关系。同光体的成功还在于把作文作诗一关打通。同光体诗人无论在朝在野，诗文俱佳。范肯堂、陈散原既是古文大家，又是同光诗人。曾国藩更是诗文兼顾的典型，一部四十八万字的诗文集中六十余首古诗，三十余首律诗、十几首绝句、三百余篇古文，可谓洋洋大观。他既是桐城派古文中兴之盟主，又是同光体重要代表诗人。《岁暮杂感十首》其二云：“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这些诗句，或为情语，或为景语，或为景兼情语，或为情兼景语，皆从杜少陵、黄山谷来。杜甫诗中的真挚之情，黄庭坚诗中的雄劲之气，接踵而至，感人心肺。曾国藩批曾纪泽《苦雨叹三首》前一首云：“杜公《拨闷》、《十二月一日》、《寄常征君》、《示獠奴》、《山夹中览物》、《呈吴郎》、《立春》等篇，律诗之以筋胜者，黄鲁直（庭坚），虞伯生每学之。”所谓“以筋胜者”，亦即其在《复陈右铭太守书》中所谓“傲兀不群者”。曾氏在曾纪泽七律《怀人三首》批解云：“二首风格似山谷，有票姚飞动之气，故可喜。”

对宋代诗风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杜甫与韩愈，杜诗抱负海涵，各体皆备。韩诗风格众多，以奇诡硬健为本色。清初叶燮《原才•内篇》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其中，尤以黄庭坚江西诗派为杜甫、韩愈之嫡传。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就称韩公与山谷诗“如制毒龙，敛其爪牙横气于盂钵之中，抑遏閟藏，不使外露，而时不可掩。”指出韩愈、黄庭坚诗歌的共通之处。曾国藩在诗歌创作上，欲冶唐宋于一炉。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之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在烂若星河的古代文学大家中，曾氏仅取法笃守韩愈与黄庭坚等四巨人，进一步发展了清代诗家叶燮、方东树的主张。曾纪泽在《祭文正公文》中说他父亲，“诗宗李杜、亦涉苏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价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新之功。”这些评价是中肯，切合实际的。曾国藩还旗帜鲜明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表明了他兼学唐宋之宗旨。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云：“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女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曾国藩这种诗歌风尚，为同光体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同光体经过在朝倡导者曾国藩等人呼吁，经过在野倡导者范当世等人的推动，这一诗体在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主宰诗坛。他们都是抱着破家亡国的痛泪，扶颠救危的苦志，用诗歌来寄托哀痛的情绪。陈散原《海藏述哀诗》等都是热泪满眶、心血喷涌之作。同光体之所以多悲伤哀痛之音，是时代造成的。同光体诗人所写的是真的情感，真的遭遇，真正是一部同光动乱时代的诗史，是一代人惨痛的呼声，为中国古典诗国抹上最后一道残红。

清初黄宗羲提倡宋诗，吴之振编成《宋诗钞》扩大了宋诗的影响。在这种风气之下，江西诗派在冷落了几百年后被同光体诗人重新确认了它的价值。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评论黄庭坚的诗达一百四十三首之多。在他的倡导下，“风尚大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直十金。”在曾氏影响下，他的文学知己莫友芝，正是黄庭坚的同乡，亦效仿黄庭坚的诗歌风尚。莫友芝真正学习宋诗，而创作《郘亭诗钞》六卷，《郘亭遗诗》八卷，是同光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清代“江西诗派”首领陈三立，著有诗集三册，《散原精舍诗集》、《散原精舍诗续集》、《散原精舍诗别集》。沈曾植、陈衍、林旭诸家，在光绪年代还是壮年或青年，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尤其是陈三立在湖南帮助其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作诗歌大多是爱国精神强烈的作品，如《书感》为八国联军进犯京师而抒愤；《江行杂感》五首，为和议赔款而鸣不平；《感春五首》为日俄战争在我国领土上进行而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