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孝悌之道，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家庭的重要支柱。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把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孝悌伦理思想发掘、清理出来，对于当代家庭伦理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家训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曾国藩孝悌伦理思想进行认真研究和清理。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然而，无论人们对曾国藩的评判有多大分歧，在对其家庭伦理的的核心内容一孝悌思想的认识上却往往能取得共识，认为这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之一。本文拟以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及其有关著述文献为依据，对其孝悌伦理思想试作探析，以求教子兴家。
一、曾国藩对孝悌的阐释
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是维系中国传统家庭稳定、和谐及延续的根本。曾国藩认为，孝悌乃家和之方。“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而弟无不从，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他继承了孔子关于孝的观念，认为孝不仅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更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关心父母，使父母精神愉悦，“事父母以得欢心为本。”曾国藩对“悌”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兄友弟恭”、“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最重要的是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兄以弟得坏名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封建社会，父子、兄弟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关系，只要家庭中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他家庭伦理关系就能和睦美满，并能进而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基础。曾国藩正是从治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角度来谈家和之方的。他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他对子弟的期望首推孝，“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曾国藩之所以如此重视孝悌的作用，确立孝悌的地位，一方面是受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及中国几千年孝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的优良传统的影响。
二、曾国藩的孝悌伦理
1，孝乃立家之本
曾国藩毕生注重“孝梯”，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凡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反复告诫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爱，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为耕读孝友之爱，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曾国藩在这里最痛恨的是仕宦之家，因为它能延续一二代者实不多见，最欣赏的是孝友之家，次则是耕读之家，如能把孝友与耕读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将有可能永不衰败。在实践上，曾国藩要求诸弟子侄以孝友为本；在理论上，他把孝友看作是伦纪之大。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天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在他看来，“孝悌”是“伦纪之大”，历代圣贤也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若在“孝悌”上“有亏于此”，即使“文章说得好”，也会成为“名教中之罪人”。
2，先于孝后于忠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因而在传统伦理文化中忠孝这两个重要范畴，它们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传统伦理文化认为：家国同构，移孝作忠；忠孝矛盾，难以两全。由此可知，家和国之间在伦理上也许会出现冲突。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在为朝廷尽忠和为家庭尽孝两者之间，提出了“先于孝而后于忠”的思想。第一，直言显忠。在《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曾国藩直接劝谏咸丰，不可琐碎、不可虚浮、不可骄矜，并警告“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换之，则难为力矣”。直言尽忠，不念家私，再谈国事，这是曾国藩所认为的“尽忠”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第二，报国尽忠。曾国藩认为，为臣都敢于直谏，虽然是忠诚的体现，但这只是最基本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为国解难，投国尽忠。他认为“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并且“切实做去”，“总求实浮于名，劳浮于赏，才浮于事”，也就是要切实躬行。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同清朝的兴衰紧紧地粘连在一起，维护清王朝的没落统治便成了他报国尽忠的基本形式。第三，先孝后忠。当忠孝发生矛盾时，曾国藩认为应“先于孝而后于忠”。咸丰七年，曾国藩在瑞州湘军大营接其父丧讣告，便“不待谕旨委军而去”，并再三请求“在籍终制”，以尽孝心。虽然当时处境虚悬，但违“忠”冒死却也体现了一种“孝”的精神。
3，身体力行。竭心尽孝
曾国藩在“孝梯”上始终身体力行，无论是早年为宦京师，还是后来辗转兵间，都竭力以尽孝道，以承欢心。特别是为宦京师期间，他虽然经济拮据，负债累累，但于事亲一事没有丝毫疏忽。他不仅常写家信，问寒问暖，而且借银寄家，为祖父母及父母甘旨之佐。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寄人参、阿胶、鹿茸给长辈们，叮嘱好服用之法。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尽力为长辈们添置袍褂，一保冷暖，二撑长辈的“体面”，还将收藏之法、穿着之方尽禀告祖父母。“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若果尔，则回潮天气须勤勤检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置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
在父母长辈的健康方面。长期在外的曾国藩，不能亲身侍奉父母长辈，但也常常及时为他们请医问药，以尽孝心。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父母写信道：“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沉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昼夜之闲，无须臾之解，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责罪甚深。”当曾国藩得知其父大小家事都要亲自过问，而过于劳苦，写信说道：“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且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
4，兄友弟恭
《诗•小雅•常棣》中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这说明兄弟之问应和睦相处。而深谙儒家伦理道德的曾国藩也深刻把握了这一“兄友弟恭”的道理，在处理兄弟关系时，他以德为中心，以德为准绳，以德为规范，以德为价值评判标准。曾国藩在自己39岁时，提出了与诸弟相处的道德原则，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德”原则就是勤俭、习劳、守朴、去奢、去惰、去骄。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不是将德幻化，而是将此“德”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的是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体现了家庭伦理平实化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曾国藩进一步指出，“贵兄弟和睦”。他在家书中曾写：“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在他看来，兄弟和睦十分可贵，可贵之处在于兄弟间要相互规劝、坦诚相待、共同提携，求得兄弟心心相通。曾国藩认为，“兄弟和，虽穷氓小尸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并声称“力挽家运”的首要因素在“兄弟和睦”。
同时，曾国藩认为兄弟友爱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加强家庭的团结，兄弟之间要互为进步。他在一封家信中回应他四弟的责备时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但愿兄弟五人，个个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在曾国藩看来，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对失相规，以求共同进步，不能相互包庇，追求表面一团和气，而应光明磊落，坦诚相待。“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
三、曾国藩孝悌伦理的现实价值
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加深了代际亲情，际内亲情，它使得中国的传统家庭较之西方家庭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然而中国家庭的这种优势似乎在离我们而去。近代以来对儒家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的简单抛弃、文革期间“妻揭夫”、“子叛父”对家庭关系的扭曲、当今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社会竞争的激烈紧张、西方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蔓延，这一切都淡化了传统家庭成员间的浓郁亲情，冲击了传统社会中亲密的亲子关系，削弱了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孝道”精神。当亲情淡薄、婚姻破裂、家庭暴力、老者无依、幼者无靠、青少年犯罪率升高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时，人们急切地呼唤重建家庭伦理道德，急切地呼唤传统美德的复归。再者，中国即将进人口老龄化社会，在社会福利事业尚未完全健全的情况下，家庭仍将承担着养老的功能，这就使弘扬传统的孝德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一切都从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孝悌伦理文化资源对于当代家庭伦理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爱戴父母、尊老敬长
面对现代中国家庭中“孝道”精神的衰落，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积淀里，我们发现曾国藩的“孝道”伦理在当今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曾国藩十分强调传统的孝的最基本精神。他继承了传统孝中对父母孝养的思想。曾国藩自从在京师为官之后，长期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及祖父母，十分愧疚，但他从来没有中断对父母的奉养。在给诸弟子侄的信中，他一再叮嘱他们要孝养长辈，还从不宽裕的经济中，给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买些甘旨之需，常寄人参、阿胶、鹿茸等物为他们补养身体；天冷之时，买袍褂寄回，并详细写明如何收藏及穿着的方法。他将父母的健康冷暖常记心上，曾国藩的这种殷殷之情体现了人类的天伦之爱，在当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只要家庭存在，亲子关系中子辈对父辈的孝养就有存在的意义。“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父母对于子女的成长，从呱呱落地待哺到养育成人，可谓耗尽心血。我们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所要报答的第一步就是养父母。人到老年，容易产生孤独感。为此，曾国藩认为在孝养的基础上要“事父母以欢心”，即侍奉老人应和颜悦色，使他们精神愉快，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人在经济上会逐渐宽裕，这时老人们更希望子女们能与他们多说说话，多交流，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赡养。尊重父母、孝敬老人，子女不仅要关心老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还要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使他们度过—个愉快健康的晚年。
2，兄友弟恭，同甘共苦
在传统宗法社会的家族血缘关系主要归结为父子、兄弟两伦，兄弟关系也是传统家庭的重要关系。兄弟同胞之间有着相同的遗传基因，他们从小便处于同一家庭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养成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认同心理和亲密情感。传统儒家认为，在家庭的主要关系中，只有兄弟关系持续的时间最长。曾国藩也看出了这一点，十分重视兄弟关系及其对家庭和睦的影响。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非常重要，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他教兄弟读书明理、孜孜不倦；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作为长兄，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他的家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诸弟感情之深。兄弟姊妹关系处理的好，可以使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人生的乐趣以及人世间的真情。它可以培养人健康的道德情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互信。在现代家庭中，兄妹同胞之间仍需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兄友弟恭，和睦相处，并能推爱于人，则无疑能减少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磨擦和冲突，使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变得和谐、美好，从而为“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互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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