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宗宋儒”的曾国藩，所推崇的理想人格，鲜明地继承了宋儒的思想特征。特别是对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倡导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品质，他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他始终强调修身养性是一切学术事业的基石。这一点从曾国藩家书与个人行为中均可得到印证。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诸弟》的信中曾提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的指示，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由此可见，曾国藩已将修身养性与事业发展，乃至于家庭兴衰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在教导家人的同时，自己身体力行，恪守修身养性之道，以自身实际行动阐释修身养性的真谛。他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早年和朋友经常相互交流修身养性之事，对自身要求极为严苛，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都记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自己的错误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甚至不惜辱骂自己，将自己比作猪狗，为了达到监督、鞭策的作用，还经常将自己的日记交给友人传看。总之，曾国藩的人格教育理念中关于修身养性的独到见解，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提出了为人立身处世、处理各种道德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今天我们探讨如何做人、形成健康完善的人格，具有不朽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曾国藩修身养性主要内容——“八德”　　曾国藩在自修求强的过程中，对修身养性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他将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八德”，即“勤”、“俭”、“刚”、“明”、“孝”、“信”、“谦”、“浑”。　　首先，“八德”蕴含着诸多中华传统美德，是传统道德人格的继承与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为道德人格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优秀的道德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的凝结和伟大创造，直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八德”中蕴含着诸多中华传统美德，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并在曾国藩的诠释中，为道德人格培养增加了更多内涵与可操作性。“八德”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突出表现在“勤”、“俭”、“孝”三字上。曾国藩在其家书中曾多次论述“勤”，并把“勤”放在了“八德”之首。“勤”指勤奋，尽力去做，不断去做。曾国藩认为，“勤”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标准，“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曾国藩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勤”，必须从五方面做起，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坚持下去，久而久之，勤就由最初的刻意限制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其成功也就成为顺其自然之事了。“俭”指节约、节俭。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有关此方面的言论极多，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他曾言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由以戒奢侈为要义。”认为，“俭”有诸多好处：家运兴盛在于俭，安身立命在于俭，子弟贤孝在于俭，运势长久在于俭，清正廉洁在于俭。他自己身体力行，终身布衣粗食，可谓当时官场之楷模，人称“一品宰相”。“孝”指侍奉双亲。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论述了儒家的孝悌之道。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致诸弟》信中写道：“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耸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做工时所代圣贤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曾国藩在继承儒家传统“孝道”基础上，提升了“孝道”范围，将个人立身修行，忠心为国的德性，皆视为“敬爱吾亲”的孝道。因此，曾国藩这里所倡导的“孝”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所限，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　　其次，“八德”凝结了诸多儒家思想精华，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对于传统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人格理念，不是盲目、无选择的全盘吸收，他只注重传承传统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人格理念中合理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增加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八德”中“信”与“谦”二字的提出，便是最好的印证。“信”指诚信、忠恕，即儒家伦理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诚信理念。曾国藩一生将“信”看得非常重要，他在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给李鸿章信中写道：“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改变。”后又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记中写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即使在给家人书信中，他也不忘将“信”字告知，在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信中谈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谦”指谦虚谨慎，即儒家学说中“慎独”境界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谦谨是曾国藩成其大业、修成大儒的秘诀之一。他认为，“谦”能戒傲，谨能避失，所以受用无穷。他一生中要求自己谦谨，随从谦谨，家人更须谦谨。　　第三，“八德”体现了湘湖文化的主要特色，是湘湖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湘湖文化一直以其强硬风格著称，曾国藩生于湖南，长于湖南，是一员地地道道的湖南性格的儒将，他的人格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湘湖文化影响，可以说他的诸多人格理念思想都带有湘湖文化的特色。“八德”中最能体现出这种湘湖文化特色的首推“刚”字。“刚”指意志坚毅。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性格，他在给曾氏诸子弟信中曾反复强调：“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对于如何坚持刚强的血性，他并不主张一味蛮干，应当做到基本的两条，即“从自修处求强”，“能自胜者谓强”。他认为，认真刻苦地修炼自己，坚决强毅地战胜自己，凡事不轻言放弃，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二、曾国藩修身养性主要方式——“日课”　　曾国藩不仅注重修身养性内容的诠释，更注重修身养性方式的选择。他非常注重把握每一天修身养性的实际效果，所以在实践的基础上，他以“日课”的独特形式概括出修身养性的具体操作方法。所谓“日课”，即十三项功课：（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人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3）早起。黎民即起，醒后勿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旬外为人。（5）读史。二十四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6）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7）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8）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9）谨言。刻刻留心。（10）养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11）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12）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13）夜不出门。夜间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曾国藩“日课”表中安排极为全面，从早到晚，从养德到养心，都有相关约束标准。“日课”的重点是培养习惯，将修身养性从日常做起，从细节做起，无疑为修身养性增添了更多的可操作性。从今人眼光看，这种“日课”也许存在诸多不足，但就其严格程度，对于自我教育、自我培养来说仍然具有一定实用价值。曾国藩后期组建湘军，位高权重之时仍能保持操守，便主要都得益于早期此种“日课”的修身养性方式的锻炼。　　三、曾国藩修身养性主要形式——“重厚”　　曾国藩认为，修身养性，不应只停留于内在修养、德性的提高，外在行为举止也应当表现出一定的修养，即做到“重厚”。所谓“重厚”，是指举止端庄，认真严肃，心存仁义，不狂言乱语。曾国藩对此颇为看重，在给曾氏诸子弟书信中曾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在给曾纪泽书信中提到：“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之后给曾纪鸿书中又指出：“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人德之甚也。”在曾国藩看来，行为举止上之所以做不到“重厚”二字，原因在于内在修养与德行不够，而外在形式的不注重，不以“重厚”约束自身行为，又会进一步阻碍德行的增进。长此以往，修身养性必将停滞不前。曾国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生修身养性力争做到内外兼备。他在仕途中的起起落落，险渡难关，并取得“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之荣誉，在一定程度上，皆得益于曾国藩修身养性的内外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