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后人有很多评议。若跳出事功政治的圈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位晚清人物，可能会更客观更准确一些。在我看来，曾国藩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严谨的规范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者；还可以更高一点地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一、系统的正规的长期教育，使曾氏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便皈依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善于治事治家的能干农人。在他的手里，曾家开始进入小康之境，他的三个儿子都能受到教育。长子曾麟书一辈子充当塾师，并拥有秀才功名。曾家是当地受人尊敬羡慕的耕读之家。因此，曾国藩的家虽然在偏僻的乡村，但却充满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曾氏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其父授课的利见斋、锡麒斋及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他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到二十三岁时，经过八次考试才中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接下来经过三次会试，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点翰林。长达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读，多达十二次的科举考试，在修得功名正果的同时，也使曾氏的精神世界别无选择地牢牢皈依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经典文化。
现今保存下来的名曰《小池》的五律，是曾氏十四岁时的作品。诗是这样写的：“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说熏陶下，积极进取，对人生抱有很大期望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流传于世的他的会试文章《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邱》，对齐桓公纠列诸侯会盟葵邱，重申尊王室而讨伐背离之举予以高度赞扬。虽是闱场试文，然这种对大一统中央王权的维护，也确乎是《春秋》所教化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精神上的皈依，对于曾氏来说，是近于原始的本能的属于生命需要的信仰与追求。
二、十年翰苑生涯，在博览群籍的同时，曾氏以圣贤为榜样，修身慎独，完成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
曾氏在京师翰林院整整呆了十个年头，期间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等各类书籍，细细咀嚼了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促使他早年精神境界形成一次重大升华。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曾国藩进京之后的第二年，三十一岁的他，加入当时京师一个以研究践行理学为主旨的松散团体。这个团体的首领为唐鉴，号称理学大师，是京师士人的精神领袖。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的日记记载，当天曾氏拜访了唐鉴，向唐请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对于检身之要，唐鉴告诉曾氏，要以《朱子全书》为宗师。修身当从两个方面下手：内要“主一无适”，即奉行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严肃”，即言行端谨庄重。对于读书之法，唐鉴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即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则归于义理一门中。治这门学问，重在读史。唐又对曾说，要学习倭仁，用记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其监督之关键在于不自欺。曾氏说，唐鉴这番话，对他有“昭然若发蒙”的作用。
从那以后，曾氏以朱熹的书为课本，着重在诚、敬、谨、静、恒五个方面对自身予以修整。遵照唐鉴的提示，曾氏借助记日记来作修身监督，以慎独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
就在这段时期里，他为自己的人生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这一生决不以升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二是效法前贤，以澄清天下为志。同时，他的人生认识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从《易经》“盈虚消息”的天道中悟出人当求阙而不要求全，“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状态，并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应当说，而立年间的这一段刻苦自励的修身慎独岁月，让曾氏补上了如何做人这一最重要的课程。他的人生境界，因此得到第一次升华，为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而在眼下，实实在在的修身慎独，也让他得到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史载他“十年七迁”，即中进士十年内，他七次获得迁升。两年后，他正式做起礼部侍郎。从道光二十九年到咸丰二年、三年间，他除本职外，还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遍兼五部”。
仕途如此顺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严格修身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三、当世道倾覆之际，曾氏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用铁腕整顿秩序、训练湘军，为治乱事业奠定根本。
出于对太平军的深刻认识，曾氏借团练大臣的钦差身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动作，到了咸丰三年底，一支拥有水陆两个兵种一万八千人，号称二万的湘军宣告成立。曾氏完成了从团练协会主席到民兵团长再到三军统帅的转化。
接下来，在八方拂逆的困境中，曾氏以刚毅顽强之意志对付危局，终于迎来天时，走向成功。
在夺取天下第一功之后，曾氏面临的是外表风光无限而内里杀机四伏的微妙局势。他以功成身退为主旨，从容淡定地度过这段特殊时期。他的“退”字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推功让功，将功劳归于朝廷。二是劝曾国荃解甲归田。三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将湘军吉字营裁去百分之九十四。四是在当年十一月就恢复中断十余年的江南乡试，以此赢得江南士子之心。五是迅速撤销为湘军筹饷的东征局、厘金局等各种临时税务局，借以赢得民心。
四、具与时俱进之眼光，抱徐图自强之宏愿，曾氏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担负起时代赋予他的承先启后重任。
作为军队的首领，曾国藩等人是那个时代对时局感受最为敏感的人物，这就是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曾国藩深知，中国在包括军火在内的器物制造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外国，中国必须在这方面迎头赶上。把洋人的那一套学到手，才有可能使中国徐图自强。基于这样的认识，咸丰十年十一月，曾氏在回答朝廷关于俄国帮助一事的咨询上，明确地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得到朝廷的明确答复后，第二年十二月，曾氏在安庆建立一家名日安庆内军械所的工厂。这是一座以西方生产方式制造武器弹药的兵工厂。它的诞生，标志着新型工业在中国的出现。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洋务运动由曾氏来揭开序幕，固然是时代的造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兼收并蓄、经世致用等优秀品质，无疑是曾氏之所以具有此种识见的学养基础。我们从黎庶昌所撰的《曾国藩年谱》中可以看出，曾氏在京师时，便“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又手抄国史馆所藏的河渠水利史料，又抄辑对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国计民生的实务有真知灼见的奏议。同时，曾氏还潜心研究地理学，于山川险要、河漕运输等尤为关注。正是这种求学务为经世的素养，导致他从接纳洋务走向自办洋务之路。
五、时人称曾氏在学理操持上有过“一生三变”的经历。剖析“一生三变”，其实质为：儒家为体，法、道为用。
所谓的“一生三变”，是指曾氏一生在学理操持上曾有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指曾氏早期做京官时，由辞赋之学变为程朱之学，即由文人转变为儒家信徒。第二次，指曾氏在籍办团练，由程朱之学变为申韩之学，即由文职京官转变为法家军事统帅。第三次，指曾氏咸丰七年守父丧时，梳理几年来的经历，明白了许多道理，由申韩之学再次转变为道家信奉者。
曾氏的“一生三变”，既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三十一岁的年轻翰林，怀抱着经邦济世的宏大愿望，在为自己一生做规划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选择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完整而严谨的学说体系。这个时候，担当天下所需要的各种储备，显然比单纯的文章诗词更为重要。在那样一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世道，要办成扭转乾坤的大事，没有强悍铁腕的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只要是不空谈理性而走出书斋办实事，都一定会借鉴与采纳法家的做法。但是，法家那一套过头了，又很容易造成拔苗助长、欲速不达、刻薄寡恩、众叛亲离等后果，若一旦在挫折中深刻反省后，则又易于接受道家顺其自然、以柔克刚的理论。曾氏青年立用世之志、中年不惧恶名办团练与晚年游心于老庄，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之所以广受后人的关注，正是因为具有普遍性的启迪价值。但我们细细剖析曾国藩一生的学理操持，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才是他立身的根本，法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不过是为其所用而已。临终的前一年，他为两个儿子写下了一段近于遗嘱的文字。这段文字，既是对儿子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苦苦追求的精神价值之所在。他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希望：一曰慎独，二曰主敬，三曰求仁，四曰习劳，其理论依据完全来自儒家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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