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一个腐败透顶、堕落摇曳的组织里,一个人竟然凭借自己的感召力,带出一支军队,以坚韧的毅力挽救了这个组织。这就是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通观曾国藩治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个“气”字。“气”既是思想,也是方法;既是精神,也是手段。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就得益于这个“气”。研究曾国藩以“气”治军的领导艺术,对今天的领导者如何娴熟领导组织,带领追随者取得事业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气”的阐述
领导艺术,来自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曾国藩以文官而做军人,率湘军安天下,主要在于他对“气”的深刻认识与把握。
1“.气”的作用。领导者对一个事物作用的认识,一般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原则。这有两个依据:一是他所依赖的组织的特点,二是他所要达成的事业的性质。曾国藩清楚地看到了清朝军队的不可用:“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这个组织的最大弊病就是“官气太重”。因此,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必须依赖“气”的重振。治理军队当“以气为主,沦去旧气,乃能重生新气”。旧“气”不堪使用,而新“气”可以达成事业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倘若去担任一个糟糕的组织的领导,首先要找到的应该是这两种“气”。发现不了新“气”,就会被旧“气”熏死。
2.用“气”目的。我听过一些领导者的任职演说,精彩的地方往往在于要提高干部职工的待遇,推荐提拔一些干部。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可是这样的愿景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这就告诉领导者,领导者的愿景应与组织的愿景达成一致。在这一点上,曾国藩是做得很出色的。他建立湘军,其目的是很明显的,“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或可驱驰中原,渐望澄清”。从这里不难看出,其以“气”治军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与清朝当时所要达到的整体目标一致的。
二、关于“气”的使用
认识了“气”,更重要的是使用“气”。
1.感召将士。卓越的领导者具备感召他人的卓越领导力,使自己的组织振奋向上。这方面,曾国藩有三个好的做法:一是激活斗志。他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激发湘军将士的忿激之心,以对抗太平军的天主教义。1854年3月,他成军出师,发布《讨粤匪檄》,就是这一方法的体现。二是善于和将军们沟通。他能够把握好各级将领的心理特征,经常给他们写信、写对联,一有机会就召见或者看望他们。这无疑增强了统帅和下级军官间的亲密关系,提高了战斗力。三是善于激励。对于鼓舞士气来说,激励是最好的措施。曾国藩坚持找军队各级领导,包括营官、哨官谈话,这是感情投入;坚持到部队点名、看操、训话,这是感觉激励;对表现好的,给予金钱等,这是物质激励;对战场立功的,给予擢用,这是政治激励;对战死疆场的,给他们建祠,并著文纪念,这是名誉激励。这些做法,无疑使湘军更加团结,士气更加振奋。
2.“气”未用而预筹之。卓越的领导者,总是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考虑周备。“气未用而预筹之”,就是这一领导艺术的具体运用。曾国藩深谙此中真意,并且使用灵活。他以陆抗西陵之战为例要求李次青学会“气未用而预筹之”。西陵之战,陆抗对西晋军队可能的进攻与增援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而确保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安庆围点打援战是曾国藩“气未用而预筹之”领导艺术的典型案例。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次年,太平军以三路军救援,在菱湖等处对湘军实施反包围,割断曾国荃与曾国葆军队的联系。看到其中的危险后,曾国藩命令成大吉率兵入关抄太平军的后路,与曾国荃派出的部队形成更大的反包围,最后击败了增援的太平军,确保了安庆之战的最后胜利。
3.集中兵“气”。高明的领导者在工作中所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扬长避短。当前有些企业喜欢盲目扩面,进入多个领域,结果因为资源的分散而出现发展的困难。这就是不会用“气”的表现。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自己组织的薄弱环节:湘军兵力单薄,往往多新募,训练时间不长,而当时的战场很多很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都要作战。将区区几万湘军分散开来,分头进击,“气”就会散,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曾国藩最看重“合”的作用,坚决反对分兵作战,认为:“分兵为大戒,新集之勇,尤不宜分。”1860年,他指示在景德镇一带作战的左宗棠、鲍超“两军兵力均不甚厚,只能各打一处,不特贵军不可分支,即鲍军亦不可分支。”这种以整体力量作战的思想,确保了军队“气”的集中使用,显示了制胜的优势。
4.坚守蓄“气”。善于领导,就是善于待机而发,不盲目,不急躁。没有看见胜利的曙光,就要静静地等待。这就是蓄“气”。他认为:“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求,亦所以蓄气。“”贼来则与之决战,毋庸轻出进攻,庶致贼而不为贼所致。”综观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在防守中进攻,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也不做无谓的牺牲。没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防守,目的就是以防守来控制敌人。安庆、金陵的攻克都体现了这一领导艺术。一方面,将城中太平军紧紧包围,吸引大量太平军援军;另一方面,采用打援的办法,消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一举破城。为了更好地蓄“气”,湘军制定了统一标准的扎营规则,从营地选择、城墙高度、壕沟深度、用木大小等方面做了明确规范,湘军每到一处,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前,不许休息,也不许搦战。
三、关于“气”的培养
培养“气”,才可以保证“气”源源不断。曾国藩培养“气”,总的思想是“沦去旧气”,“重生新气”,使军队保持常新之“气”。
1.思想教育。每一个领导者都会面临培养下级的问题。对于曾国藩来说,培养军队的“气”,就是培养下级,培养追随者,培养的根本途径是抓教育。曾国藩认为,“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于是在军队开展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教育,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义,让士兵懂得为什么而战;积极推行营规、家规的教育,教育士兵遵守营规,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教育方法上,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爱民歌》、《得胜歌》,并教会士兵背诵,而且亲自讲课,“每次与诸弁勇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咸丰三年重阳日与张亮基信)。因此,湘军常常是一边战鼓声声,一边书声琅琅,或者“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教育的结果,的确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士气,战斗力非同一般,出兵不到一年,就肃清湖南境内的太平军,攻克武汉,并挥师东征。
2.选好将士。优秀的领导者要时刻记住一个道理:要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必须集众智于一身。就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追随者,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优秀团队。在组织团队上,曾国藩把选人用人放在重要位置。总的原则是:不用旧的军队,自己重新组织。具体来说,一是选将。曾国藩认为:“至于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咸丰六年正月初九迭奉谕旨缕陈各路军情折),可见选将的重要性。他选将的标准有四个:“一曰才堪治民,一曰不畏死,一曰不急名利,一曰耐辛苦。”这四个标准,适合任何一个想要发展的组织。实践证明,曾国藩这样选将是非常正确的,他所选用的将领才干卓著、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成为军队的核心,振奋了士气。二是招募士兵。曾国藩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苑书义:《新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65页]。因此,“招募之时……总须察其胆气,虽死不避者而后可与。吾选湘勇,外似悫实,中多狡猾”(咸丰三年五月十九日与朱孙贻信)。所招士兵一般是本乡本土、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老实农民,他们“精壮而受约束”。至于乡间那些浮滑者、没有产业者,一概不要;旧式军队里的士兵也不招募。三是实行淘汰制。“须严行淘汰软弱者、浮滑者,留其精壮者”。不论在训练当中,还是战斗过后,都有一些士兵被打发回家,有时甚至整营裁撤另募。这样做保持了部队的“常新之气”。
3.严明纪律。领导者必须善于使用纪律这一领导手段。曾国藩将制度建设作为保持士气的措施,针对绿营兵扰民恶习,“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军,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咸丰三年重阳日与张亮基信),治军“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曾国藩全集》第1卷,第379页),强调规章制度的建立与严格执行。“兵勇劳苦,须时时存体恤之念,然营规则不可不严”(咸丰六年七月十二日与彭鹏、罗萱信)。制定了多方面的制度,要求营官不骚扰百姓、不强掳民夫、不强占民房,勤于训练,廉洁服众;要求巡捕、门印、签押不凌辱州县,不收受银礼,不引荐私人;要求兵勇“以保民为第一义”,练好武艺。全军禁洋烟、赌博、喧哗、奸淫、谣言、结盟拜会、异服。水师严禁上岸住居。对触犯纪律的,“官则革职,兵则革粮”。守备朱振武离营酗酒闹事、花翎游击马镇亭赊米不还、黄桂荣虐待士兵、彭得胜及杨复成克扣饷银等一律被革职查办。
4.勤操苦练。领导者的意图一般是需要追随者去实现的,因此培养追随者的素质、能力,也是领导者的基本功。从一开始,曾国藩就立志于把湘军打造成一支敢死队,声称:“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因此,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绝不贸然出兵,以避免“未与交锋而军事之气固已馁矣”的恶果。1853年,军队没有训练好之时,不管是湖北告急,还是安徽告急,抑或是其恩师吴文战死,曾国藩宁负“畏葸不前”之罪,也不“率尔东下”。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皆依阳气鼓荡”,军队“以劳而强,以逸而弱”,坚持做到“营中无事,以勤操为第一要义”、“以练兵为先务”。一般是每日操练两次,下雨天就在棚内比装子弹,以达到熟能生巧。经常性的刻苦训练,使湘军保持了顽强的战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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