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残酷斗争中为清王朝效忠尽力，脱颖而出。他不仅在政治、军事、洋务上有显赫的功绩，而且在哲学、治学、治家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被后人乐于推崇和研究的历史人物。
先贤有云：家是立身成事之本，家是荣辱穷达之基。曾国藩治家有法，教子有方，官能显，事能成，家能兴，两个儿子，一个为大使，一个为学者，代代出人才。这主要是因为曾国藩所赖以生存和维持的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深受家风熏陶，为了保持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对子弟要求非常严格，并谆谆加以教诲。他从所处的时代、社会和自己的家庭实际出发，既依据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又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逐渐形成其独特的治家理论和实践，而且颇见成效，在当时和此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及实践已成为研究曾国藩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本文拟就曾国藩庭训治家方略进行一些初步的探析，揭示其治家及育子成才之路，并从其治家思想和实践中，发掘于今人持家及教子成才可资借鉴的现代启示。
一、曾国藩的治家方略始终贯彻着儒家的纲常伦理
作为一名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三纲五常等观念在其心中已牢不可破的封建知识分子，曾国藩的治家方略中始终贯穿着崇尚礼治，讲求仁义、孝悌等儒家思想。因此，他主张，“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在他看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也就是说，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以儒家的礼仪、礼制等规范自己的言行。曾国藩不仅自己恪守和力行“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主张，更将其贯彻于治家的实践中去。他曾告诫其弟、其子，称“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所谓德，“则孝悌仁义是也”；至于读书“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他还强调读书而“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为了说明守礼的重要性，他还引出先人来，他说“祖星冈公第一有功于祖宗及后嗣……在讲求礼仪，讲求庆吊。我父守之勿失，叔父于祭礼亦甚诚敬。”希望兄弟们效法父辈，“于礼字详求”，既“可以医平日粗率之气而为先人之令子”，“更可仪型一方矣。”
围绕“礼”这一核心，曾国藩关于治家思想中多有紧扣三纲五常主旨的种种劝规，其中对忠君报国的劝规尤为突出。他曾告诉其兄弟：“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报国，不心系念家事”，而他自己更牢记这一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的忠君报国的儒家立场。
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孝悌。这固然是甚于“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的逻辑关系，但从一个侧面也正反映出他的家族、家庭观念的浓厚。所以，曾国藩再三要求其弟、其子、其家人要：“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蕙二家。”不仅如此，他还希望：“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并反复强调：“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姐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且“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
曾国藩提倡孝悌，决不是书生之谈、泛泛而论，而是从曾氏家族的实际出发，确有所指。其目的在于，用孝悌来维系家庭内部的有序、和睦和稳定，使他们兄弟、子侄向外发展时始终有一个牢靠的立身和退步之地，最终使曾氏兄弟、子侄、亲族在宦海的浮沉中能够互相照应、提携，结成一种稳定势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做京官时给父母写的一首诗中就暴露了这种思想：“松柏翳危岩，葛藟相钩带。兄弟匪他人，患难亦相赖。维鸟有鹣鹣，维兽有狼狈。兄弟审无猜，外侮将予奈？愿为同岑石，无为水下濑。水急不可矶，石坚犹可磕。”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就把他的兄弟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拉了进来，他们相互“钩带”，彼此“相赖”，也正是在“孝悌”、“孝友”等思想的指导下，抱成一团，共荣共进。
尽管曾氏家族未能像曾国藩所期望的那样荣华富贵，“锦延十代八代”，却也有过一两代人的卓越而不凡。由此可见，曾国藩在他所处的时代提倡并实践的儒家纲常伦理如“以礼治人”、“孝悌”、“孝友”等思想对于当时像他家那样的中小地主家庭和一些平民家庭来说，仍然产生一定影响。
二、曾国藩的治家方略明显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美德的影响
细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等，我们将窥见与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迥然不同的另一个精神侧面，即他的治家方略不仅贯穿着儒家纲常名教思想，还明显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美德的影响。这是引人注目并值得后人研究的部分，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力持“勤、敬”，戒傲、戒惰、戒奢。曾氏家族，清初始由衡阳迁往湘乡，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一代，也只是一个有地百余亩的中小地主。显而易见，他们的生活、劳作模式与当时的传统农家相去无几。通过这种生活、劳动方式的耳濡目染，勤俭持家、尊敬长者等传统美德在曾国藩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在其一生中曾国藩也不断向子孙进行灌输。例如，曾国藩总结其祖的持家经验并毕生津津乐道的是“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即“八字，三不信”。八字的具体内容是：早，早起；扫，打扫干净；考，诚修祭祀；宝，善待亲族邻里；书，多读书，刻苦读书做学问；蔬，自己种菜；鱼，养鱼；猪，养猪。三不信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虽然他自己长年做官在外，但他仍像一户农家之主那样通过书信方式关照其家人：“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宝者，凡亲族邻里，无不恭敬款待，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至要！至要！”。“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有枯者否？”要在家的兄弟管教子侄们，“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登、收粪、锄草。”而曾国藩本人，“以勤苦为本”，每到一处，常“于三角邱密种竹木”，并“于新建之署后辟菜圃种蔬”，等等。
曾国藩温言细雨、言传身教的叮嘱，并非是要家人以务农为乐为业，更不是指望以此而增殖多少家财。其实，他是要通过这种形式，让自己和家人及后代，把中国农民最突出的美德接受过来，传承下去。
曾国藩还把克勤克俭和一国、一家能否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这是他治家成功的闪光之处，也是今人所赞不绝耳的高明之处。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至于个人，“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曾国藩认为，从理论上来看，古往今来家事兴衰，与“勤敬”二字有绝大关系，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是如此。他说：“无论乱世治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在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知风味。”可见，曾国藩认为理论与事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勤、敬二字则贯通其中，这是家世兴衰好坏的基本准则。
与勤敬相反的则是“傲惰”。曾国藩认为教育子弟的关键要力戒“傲惰”。他常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为首，戒惰以不宴起为首。”并以少时与其弟在乡下卖菜篮、拖碑车的往事，激发其弟切莫丢弃农家本色。针对“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沾染傲惰的情况，曾国藩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弟弟曾国潢，好好管教子侄辈，“谨记愚兄之戒骄戒惰，则家中事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在教育子弟戒骄戒惰的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力戒奢侈。为何要戒奢侈之蔽？他明确指出：“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臣（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同时，他也强调修炼方法：戒傲惰，必须以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尚俭约为主。为此，就应当“力崇俭德、善持其后”。可见，为了堵塞源流，谨防傲惰、奢侈习气在曾家子弟身上蔓延，曾国藩不断从积极方面入手加以引导。
（二）不断教诲家人要务实，“勤职为务”，“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曾国藩讲求实实在在地读书、种地，做事、做人。他强调：“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宴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至祥，勤至祥，恕至祥。”说到读书的目的，他指出：“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要求把“明德、新民、以至善”当作“分内事”，否则，“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在谈到读书方法时，他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读书时“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写字，则“真行篆隶……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作文须四书文、试贴诗、律赋、古今体诗、古文、骈体文“一一试为之”。不仅如此，为求辞藻富丽，先得下工夫分类手抄辞藻。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且已养成习惯，即使战事倥偬之时也不例外。关于做人方面，他力主去机巧，求笃实。他说：“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就连买木器亦“但求坚实，不尚雕镂，漆水却须略好，乃可经久”；“屋宇不尚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
事实上，曾国藩的务实思想上多讲求功利的成分，他的实实在在地做人也远非诚实无欺地为人。正如他所说，只是一种为对付别人的欺诈而采取的一种浑含诚愚的待人方法。
（三）“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为了证明励志、自立须有倔强之气的道理，引出了其祖先所说的“懦弱无刚”为人之大耻和“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所谓倔强，照曾国藩的阐释有几层意思：其一，强字是美德。“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强字原是美德，第‘强’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可不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服输，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也”。其二是要有拼命精神。他欣赏“不要钱，不怕死”这样的口号；标榜其报称之道，仍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不仅在打仗时要有“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的思想准备，置生死于度外；就如写奏议文章，“亦当稍存昔年拼命之意”。所谓“难禁风浪四字譬还，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其三是要“有恒”。他说：“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而“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他以练书法为例，生动的说明持之以恒的意义。他指出，学习书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的困境，如果能做到“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最后他总结到“困知勉行，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其四是要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韧性。遇到困难、挫折失败时，要用“硬”字诀，即硬着头皮，“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处之泰然，行若无事”。既以“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来自慰、自我解嘲，又以“切不可荼然自馁”来激励自己。纵观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在农民运动波涛的冲击下，在官场的急流险滩中，他和曾氏家族尚能维持，屡踣屡起，就与这种倔强自立精神不无关系。
三、曾国藩治家方略的影响及其现代启示
曾国藩的治家方略还受到儒家纲常和中华传统文化美德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曾国藩一再叮嘱家人或以银钱扶助贫困的亲戚，或“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及“二十四都贫民”既是他将“仁术”、“恕道”付诸实行之一例，也是“远亲不如近邻”民谚影响的结果。又如他甚至突破中国地主阶级以土地为根本的观念而认为：“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以及“悔字如春”；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等等。然而这些方面的影响，都不能取代儒家纲常伦理、孝友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勤敬务实、自立自强等美德在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中的主干地位。总的说来，曾国藩的治家思想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为其经纬的。
正因为曾国藩把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和中华传统文化有机地揉和在一起，使他的家教思想有前人所未有的新意和特色。曾国藩的治家育人思想，既高扬着儒家思想的旗幡，又事事处处具体务实，具有实践性；既表现出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追求，又有中国传统那种为了自给自足生活的经济考虑。其中每一种提倡都不忽视其实用性。既有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内涵，又常常采用浅显易懂，概括生动的农家谚语形式。其通俗性为前人所不及。
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曾国藩治家教育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也是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的闪光之处。他的几个兄弟如曾国荃、曾国葆等，都曾受过他的培养，而此后曾氏兄弟能为清王朝创功立业，也与此不无关系。直到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曾国藩仍以赠送对联的方式要求兄弟们继续实行自己的治家思想，“俭以养廉，誉洽乡党；直而能忍，庆流子孙”，“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而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爱国外交家，与沙俄、法国谈判时，他反复折冲、辩争，多次虎口夺食，始终不屈不挠，维护了国家利益；曾纪鸿虽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成为该领域里较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不仅曾国藩的儿子各个成才，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据有关调查统计，当今曾家的后代遍布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且多为科技、教育文化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曾氏家族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代代出人才的大家族。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治家教育思想的影响，还超越了他的家庭和他的时代。从清末到民国以至今日，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及先进分子都曾把曾氏家书家训奉为至宝。他的治家思想也不断的被人们所推崇，所研究，所借鉴。钱穆曾评述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侯王渝指出：曾国藩的治家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聋发聩，敬顽立儒，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匪浅”。蒋介石认为曾国藩“足为吾人之师资”，不仅在从政、治军、修身、处世等方面处处学习，效法曾国藩，而且把曾氏教育子弟治家之道奉为圭皋，把曾国藩家训视为至宝。当谈及治家以及教育子弟问题时，他总是要求其子女、下属去“阅曾文正公家训”，某月某日即可。毛泽东称曾国藩为“为事兼传教的完人”，认为曾国藩不仅具有圣贤的德业和智慧，而且具有豪杰的功名与威望，是圣贤与豪杰的合一。正是接受了曾国藩教育子弟时所说“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种人生价值观，毛泽东早年也提出了“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的认识，并在1917年致好友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感叹。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推荐《曾文正公家书》，在教育子女生活要勤俭，性格要刚强等方面，毛泽东不仅借鉴了曾国藩的某些做法，还就培养革命接班人方面，对曾氏方法加以创新使用。
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各有所取，其目的、侧重点也迥然有别。比如蒋介石等是想承袭曾国藩崇尚封建儒家纲常礼教的衣钵，以此强化其思想统治。而早年的毛泽东，则主要因中华传统文化美德上的认同，从养生立身，勤俭、务实、刚健等方面在曾氏的某些观点、方法中吸取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益的营养。
可以说曾国藩治家思想中凝聚着儒家礼教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华，尤其是他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一套治家的辩证法更是富有启迪性。如他既从“兴小家”的立场出发，不断温言细语谆谆诱导，身体力行去实践“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求他的子女能立志为人，知书达理，渴望自己的儿孙代代显赫，永不衰败，又从“昌大家”的目的出发，一心以国事为主，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以胸怀天下，改造社会为己任，去实践“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曾国藩认为，治家与治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由无数家庭组成，因此治家是起点，是基础。曾国藩把政治观贯穿于治家教育中，他认为每个家庭治理的和谐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治理也就渐趋和谐了；到那时国家会随家庭稳定而稳定，随家庭繁荣而繁荣。因此，曾国藩治家的基本方略，既以儒家纲常礼教和中华传统文化为经纬，又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到阐释，并赋予新的内涵，取得了实际效果，这为当代社会各个家庭治家教子、保持家世不衰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
今天，社会经济不断进步，文化事业日益发达。但家庭教育问题层出不穷，教育子女成材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社会热点问题。曾国藩治家教育及其基本思想内容的最终目的，虽然带有他那个阶级的烙印，某些方面在今天显然已经丧失了积极意义，但是其中某些具体思想内容，如讲礼仪，孝敬父母，和气待人，勤俭务实，刚健自强，有恒，戒骄、戒惰、戒奢等思想，尤其是他的治家教育观念中“兴小家”和“昌大家”的辨证目的论，理论教育和实际行动相结合的作风，至今仍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应通过剔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具有合理性的精华，借鉴其中有益的营养成分，让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充分为现实生活服务，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活力和动力。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之一。
那种为了自给自足生活的经济考虑。其中每一种提倡都不忽视其实用性。既有深刻的儒家思想的内涵，又常常采用浅显易懂，概括生动的农家谚语形式。其通俗性为前人所不及。
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曾国藩治家教育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也是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的闪光之处。他的几个兄弟如曾国荃、曾国葆等，都曾受过他的培养，而此后曾氏兄弟能为清王朝创功立业，也与此不无关系。直到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曾国藩仍以赠送对联的方式要求兄弟们继续实行行自己的治家思想，“俭以养廉，誉洽乡党；直而能忍，庆流子孙”，“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而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爱国外交家，与沙俄、法国谈判时，他反复折冲、辩争，多次虎口夺食，始终不屈不挠，维护了国家利益；曾纪鸿虽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成为该领域里较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不仅曾国藩的儿子各个成才，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据有关调查统计，当今曾家的后代遍布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且多为科技、教育文化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曾氏家族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代代出人才的大家族。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治家教育思想的影响，还超越了他的家庭和他的时代。从清末到民国以至今日，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及先进分子都曾把曾氏家书家训奉为至宝。他的治家思想也不断的被人们所推崇，所研究，所借鉴。钱穆曾评述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侯王渝指出：曾国藩的治家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聋发聩，敬顽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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