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收集、积累各种档案材料的思想

抄录谕旨、奏折，随寄家中。谕旨、奏折是清代文书档案的主要内容，曾国藩为方便日后查考，每次收到谕旨后，便另行抄录一份保存，他自己拟写的奏折也随时留存一份，寄回家中。他嘱咐家人：“凡我屡次所寄奏折、谕旨，家中须好为收藏，不可抛散。或作一匣收之，宜敬谨弆藏也。”这里反映了他注重平时收集的思想。据曾国藩史料整理人员介绍，曾国藩保存的奏折、谕旨多达7000余件，并以原稿居多，这些奏折、谕旨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有关清朝军政要务，具有相当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将家书、史籍妥善收存。曾国藩一生在外做官，他与朋僚友人书信来往频繁，且书信中不拘于友情、亲情，有关军务、朝政之叙遍于其中。曾国藩对这些家书的收藏甚为重视。他强调：“凡吾有家书，弟阅后请交建四先生收存，以免遗失。”这不仅说明曾国藩注重家书收藏，还体现了他讲求统一保管的思想。史书、文物与档案同属文化遗产，具有重要考究价值，曾国藩对此尤为珍爱。早在道光十四年（公元1795年），曾国藩在赴京会考返乡途中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被传为佳话。进京任职后，曾国藩留心收存各种史书、史籍，如《会典》、《国史列传》、《皇清经解》、《圣祖编制文集》、《文献通考》等都在他收存之列。他曾告诉僚属和家人：“凡有书籍、法帖、钟鼎、彝器……皆可收存，为之目录。”据曾国藩年谱介绍，曾国藩收集的史籍种类多达数百部，这是他注重档案、史料收藏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但曾国藩还觉得不够，于是通过写日记来积累资料，他每天将“行踪一切，俱详载日记中，”并“未尝一日间断。”这里反映出他想方设法来积累历史材料并持之以恒的思想。他还说自己将“每天一念一事写之于册”的目的是“以便触目克治。”他这一思想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档案利用是相通的。

努力收集太平天国档案。曾国藩以太平天国为敌，在十多年的攻战中，努力获取太平天国的档案文件。他曾下令设立采编室，任张德坚为总纂官，并派程奉璜等四十多人，对太平天国档案进行采编。采编室收集到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档案文件，曾国藩要求采编室将“所清各件，饬浮获所悉数移送，”并要求将收集到的档案文件按太平天国的官目、军制、礼书及分踞要地、官首姓名及前后伏诛等情况，“分门别类，编成全册”。后编成的“《贼情汇纂》计十二卷，总目九类，分目五十八条，附目二十七条，图七十一幅。”这里反映了他广泛收集各种档案的思想。尽管曾国藩当时搜集太平天国档案，是为了知彼的需要，但由于这些档案被保存下来了，这就从客观上保存了太平天国的一些史料，这些档案史料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起到了某些弥补作用，所以应当对他收集太平天国档案的思想给予肯定。至于后来曾国藩在攻陷天京时，在战事中是否对太平天国档案引起过损坏性结果，理当另论了。

　　将档案的整理、保护视为重中之重的思想

档案一定要及时整理。曾国藩由于军、政事务繁忙，无闲整理档案，故请人代为料理。咸丰七年（公元1858年），他的书启王福暂离曾府，有些文书事务一时搁下，曾国潘对此很不满意，他写信给其弟说：“余文案尚繁，不可无一人料理，望弟饬王福于腊月初回家，”又说“弟处有四十日无人经管文案，即交彭椿年一手料理，决无疏失。”可见他对档案整理那种刻不容缓的思想。曾国藩一直惦记家中奏稿的整理，以至外出办事也惟恐一去不复而为之担心。同治九年（公元1864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离家前，竟将奏折整理作为后事向其儿纪泽吩咐：“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曾国藩念念不忘奏折的整理，并想到了这些奏折“存者绝少”，不能“发刻送人”，应“全行择抄”，“存之家中”，以“留于子孙观览”。他这里的“子孙”，不单指自己的儿孙，也包括后世来者。可见他保存档案的目的是为后人查考。他这一思想还体现在他对直隶尘案的整理。同治八年，曾国藩到任直隶，便组织僚属整理了数以万计的尘案。后他在一封信中说：整理“直隶档案四万一千余起，多年尘牍为之一清。”这里充分体现了他整理档案后那种轻快的心情，同时反映出他清理历史档案雷厉风行的思想。

惶恐因战事遗失档案，请求严加议处。因战事而引起档案受损是在所难免的事，然而曾国藩却不这么认为，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带兵在九江与太平军作战。因战事激烈，曾国藩座船被俘，船上档案、图纸及御赐品一同散失，曾国藩为此“痛心疾首，投水自尽”，后经幕客解救，曾国藩便陈奏皇上，请求对自己严加议处。他在奏折中说：这次战失档案“皆臣国藩调度无方所致，应请旨饬部将臣国藩交部严加议处。”忏悔之即，他又惋惜地向其弟愧诉：“兄船上所失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及家书等件，甚为可悚；而二年以来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实收、功牌、账目一并失去，尤为可惜。”时隔四年后，曾国藩对此还犹馀悸未定，又回想起当年“是夜大败……文卷荡然无存”的情景，觉得“殊不可解。”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并非专门管理档案，而且在战火中损失档案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却将此事视为自己的失职，他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悲痛之际念念不忘典籍、舆图、书画和档案材料的保护。曾国藩对历史书籍、舆图、书画的保护是一丝不苟的。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安徽小池驿军营突闻家母去世，准备回乡守制，即吩咐京城家中的儿子纪泽办理十八个方面的事情，其中有五个方面是专讲典籍、舆图、书画和档案材料的保存。现原文抄列如下：

“一、……《读礼通考》四套、《皇清经解》、《会典》可买油箱，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上贯铁钉封皮，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

一、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俱往取出带回。

一、各图书、各砚台石将逐一纸包，不可碰坏。

一、《会典》板片十块送还礼部。

一、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贴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家信及外来信贴在本子上皆宜带回，地舆图三幅……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择好者带回；上下木轴均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箱同寄一庙内……带一点单回。”由此看来，曾国藩很像一个档案人，他将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及技术保护等各个环节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他那种重要典籍要“逐一用纸包”；整理图纸、字画时要将“上下木轴均撤去”，为了保护好档案“每月出赁钱也可”；清理好的材料、史籍要“留有点单”等思想，不但在当时对其家人是一种重要启示，而且对现代档案人也是一种莫大的鞭策。

　　曾国藩档案思想的成因及其影响

（一）朝廷档案管理混乱，引起了曾国藩的警觉。曾国藩如此注重档案、史料的收集和保护，其思想成因，除了他身为一朝儒尊，对中国传统文化——档案的保护固然有兴趣外，当时朝廷档案管理混乱的状况也是引发他坚持处处留心、收集、保护档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晚清时期，档案管理每况下降，从中央到各部院没有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把持文书和档案的书吏不思进取，档案被焚事件时有发生。“咸丰末年，户部失慎，火三日不熄，存案悉毁，户部无存档可稽”、“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重要档案潮湿霉烂，远年旧档检出焚毁，”致使清代档案遭到严重损坏。这些情况曾国藩是知道的，尤其使他深有感触的是：在利用中查不到所需档案。道光三十年四月，曾国藩草拟有关朝廷恢复日讲事宜的奏折，去查阅康熙年间的档案，结果一无所获。于此，曾国藩在《陈奏日讲事宜折》中道：“查康熙年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谨参考《会典》及《圣祖御制文集》、《国史列传》诸书”才略见其彰。这里，一方面反映了曾国藩对朝廷档案管理不太信任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表露出了自己查不到所需档案的那种失望心情。由于深感历史档案“存者绝少也”，他便从自己做起，对每份奏折、每道谕旨抄存不误，他再三叮嘱家人将书信统一收存，不惜重金购买典籍，持之以恒地将军政要务记于日记中，并且在家母去世万分悲痛之际，也念念不忘档案材料的保护。曾国藩曾经说过：“仆人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之见，必实体行之；不特之传，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这说明曾国藩是在潜意识地保护档案。

（二）曾国藩档案思想产生的影响。有人曾说：“曾文正公一生的嘉言懿行，很多值得我们效法，岂仅一般朋僚或朝廷几篇崇德报功的文字，所能尽其万一？”尽管曾国藩“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的思想及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晚清政权的利益，但是，这些档案作为一种历史记录，都有查考和研究价值。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家人谨遵他的遗训，对他保存下来的文稿、史料代代相护，不少文人和史料研究部门对此更似探至瑰宝，使曾国藩保存的文字材料得以汇编成册。仅岳麓书社编校的《曾国藩全集》就“收录曾氏旧藏奏章原稿一万二千余页，”“收录曾氏书信一千四百五十九封，”又据记载，曾国藩保存有《朱批奏章》120卷，《政绩批牍》24卷，《尺牍》150卷，《藩部表》1卷，《历朝大事记》数卷，《书札》60卷，《日记》34卷，《家书》28卷，《经史百家诗抄》26卷，《十八家诗抄》30卷，《文集》12卷以及《史事分类编目》、《诗集》等各种史料数十卷。这些档案史料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财富，弥补了朝廷档案的某些不足。

近代学者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到处收集曾国藩的文字材料，编写了《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他称颂曾国藩的文稿“不可不日三复”，评价“曾文正在军，每天必填日记数条……终身以为常，无关大体乎？”中国当代史上两个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大人物蒋介石、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是持推崇态度的。蒋介石把曾国藩尊为人格精神的典范，赞誉“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而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矣。”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学习时就对曾国藩的文稿颇感兴趣，现韶山纪念馆还收藏有他曾经拜读过的曾国藩文稿木刻本，并每卷上都有他书写的“咏芝珍藏”。他评价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上自乾隆，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