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和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1895年，孙中山策动广州起义失败，受到清政府严令通缉。从此时起，他无法在国内立足，长期流亡海外，直到武昌起义后的1911年12月才得以回国。在这整整16年的长时间里，除镇南关起义孙曾在关上住宿过一夜之外，不但未曾踏上国土，即使邻近的日本与东南亚各地，也难于驻足。因此，国内各地的革命领导与组织发动工作，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起，主要是由黄兴主持。黄兴为了推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民国，呕心沥血，竭尽了全力。在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他立下了千古不磨的不朽功勋。
正是由于他为缔造中华民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当时在国内外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得到人们的一致赞许。武昌首义后，日本《中央公论》在11月连续发表了清藤顺七郎、内田良平、根津一等人撰写的评价中国革命领袖的文章，题目都是孙文(或孙逸仙)和黄兴(克强)并提。同年，明治出版社出版了宫崎寅藏写的一本介绍中国革命的书，标题就是《孙逸仙与黄克强》；武藏野书店出版伊藤银月的一本书，标题也是《孙逸仙与黄兴》。当时各国驻华使节向本国发送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情报，同样大多把孙文与黄兴并提。在革命党人内部，也是把孙中山与黄兴都看作革命领袖。如宋教仁说：“黄克强先生与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胡汉民在《自传》中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情况说，黄兴以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张继则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孙中山对黄兴也是倚重有加，认为“黄君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即使是敌对人物，对黄兴与孙中山，也是同等看待。比如，1912年秋，袁世凯邀孙中山和黄兴赴北京商议要政，其接待规格完全相同：孙、黄抵京时，都是由代理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出面赴车站迎接；孙、黄应邀赴袁府会见，袁都是下阶相迎；孙中山在京期间，与袁世凯会谈13次，黄、袁商谈也是13次；孙中山在北京停留25天，黄兴同样是25天。黄兴逝世50周年时，任卓宣在台北《政治评论》第17卷第13期上发表《黄克强先生的卓识宏谟》一文以作纪念，也认为孙中山和黄兴“两人都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领导为理论、为发起，黄兴先生的领导为实际、为行动。理论与实际，发起与行动必须合一，不可分离。辛亥革命的成功，端在于此”。章士钊曾对人说过，在辛亥革命中，孙、黄都是缺一不可的领袖人物，“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黄兴逝世后，章太炎的挽联说得更干脆：“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薛君度在《黄兴与中国革命》英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黄兴和孙中山是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革命领袖。辛亥革命，世以孙、黄并称。无疑，孙与黄的共同领导，是理解1905年以后十年间中国革命运动的关键。”
上述这些言论或评价表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黄兴，都是二者不可缺一的领导人物。这是确凿不移的事实。可是，到了若干年后，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研究辛亥革命，往往只宣扬孙中山而不提黄兴。以致在人们的印象里，谈到辛亥革命，几乎都只知有孙中山，而很少知有黄兴。大陆纪念辛亥革命50、70、80、90周年，都在武昌召开了规格很高的学术讨论会。而在这些带有隆重纪念意义的学术讨论会上，除了美籍专家薛君度先生曾提供过有关黄兴的学术论文外，大陆学者竟然没有一篇评论黄兴的论文人选。以致给人一种印象，辛亥革命就是孙中山一人领导的。这明显不符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推进黄兴研究，下面拟对50年来中国大陆对黄兴研究的情况作一回顾，同时展望一下2l世纪对黄兴的研究。
一、简短的回顾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结束，在这51年里，中国大陆对黄兴的研究，大体可以197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段：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出版了两本小册子(即：林增平：《黄兴》，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27页；常谊：《黄兴》，中华书局1963年，37页)，发表了3篇论文(金冲及等：《论黄兴》，《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章开沅：《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文汇报》，1963年5月30日；卫庆怀：《论黄兴》，《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和政协湖南文史委编的《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等，共计发表了李书城、周震鳞、黄一欧等人的回忆录8篇；《近代史资料》26号、31号分别发表了《黄克强手札》《广州起义报告书》等黄兴本人著作；《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黄兴致白朗之秘函》；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发表了一篇黄兴小传。此外，湖南史学界在1962年召开了一次专门评议黄兴的学术座谈会。总的说来，这30年中，对黄兴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研究文章极少，与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很不相称。而且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三篇论文虽对黄兴在辛亥革命前的贡献作了肯定，对民国初年的黄兴则评价甚低，几乎都冠上了“妥协”、“右倾”之类的帽子。黄兴因此成了辛亥革命中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
后段：从1980年到2000年，大陆对黄兴的研究，称得上进入了黄金时代。不但研究成果累累，并且由于思想解放，质量显著提高。研究内容也由前段单纯从政治上评价扩展到黄兴的各个方面。
1．发掘了大量新资料。资料是开展研究的原始依据。扎实的研究首先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原始材料。21年来，由于大家的努力，收集和发掘黄兴本人及相关的资料十分可观。湖南社会科学院编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黄兴集》，收录黄兴各类著作近600篇，39．6万字。其后，由于学者的努力发掘，又相继发现了黄兴本人的各种著作474篇。其中有些是私人收藏的，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黄兴未刊电稿》，原件为薛君度收藏，计124件；而大量的则是从报刊上搜集的，比较集中的是杨鹏程辑录的《黄兴佚文一束》，辑自1912年至1913年的《长沙日报》，计33件。其他散见于21年来的各种报刊杂志上。此外，俞辛焞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外交档案中，以及日人宫崎寅藏等人的著作中，收集到大量黄兴在日本活动的资料，汇编成《黄兴在日活动秘录》，199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5．1万字。这些资料的发掘与出版，为开展黄兴研究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记述黄兴家世的《经铿黄氏家谱》的发现，对研究黄兴家世提供了重要依据，弥足珍贵。
2．研究成果大量发表出版。21年间国内报刊上发表研究黄兴的论文、考证、资料及相关报导约400篇次，其中论文与考证文章277篇(包括收入各论文专集而未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随着黄兴研究的深入，研究黄兴的年谱、专著、论文集纷纷出版。21年间共计出版有关研究黄兴论著14种。现按出版时间顺序开列如下：
黄兴与中国革命 薛君度著 杨慎之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84页。
黄兴年谱 毛注青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02页。
黄兴 毕万闻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黄兴新论 薛君度、萧致治合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347页。
黄兴研究 林增平、杨慎之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418页。
黄兴年谱长编 毛注青编著 中华书局1991年，535页。
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 萧致治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607页。
黄兴研究文集 《近代史研究》增刊 曾业英主编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4年，248页。
黄兴研究论文集 该论文集编委会编 武汉出版社1995年，365页。
黄兴的时代——十年革命之旅 郭兆平著 湖南出版社1996年，166页。
忆黄兴 田伏隆主编 岳麓书社1996年，406页。
黄兴与阳夏战役 苏全有、张历凭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270页。
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 李喜所等著 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页。
孙黄共和时代 刘英志主编 武汉出版社1999年，296页。
以上著作的连续出版，如果和前30年作一比较，显然是个大进步。以论文来讲，后21年是前30年的92倍。以著作来说，前30年仅两本小册了，字数甚少。后21年，专著一部接一部问世，特别是1988年起，差不多平均每年有一部著作出版。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3．研究黄兴的学术空气活跃。1980年1月，薛君度著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出版。这本书以客观的态度，对黄兴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突破了此前以孙中山为中心，以对孙中山态度划线的框架，对中国重新评价黄兴起了开创与启迪作用。自从1980年来，大家思想解放，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突破旧框框，重新进行评价，使黄兴的研究呈现勃勃生机。研究黄兴的机构纷纷建立。首先是在薛君度先生的倡议下，武汉大学于1987年成立了黄兴研究室。1993年，江汉大学也成立黄兴研究所。1995年，湖南长沙又成立了黄兴研究会。伴随黄兴研究机构的建立，以黄兴为主题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1988年，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一次黄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近百人(其中来自日本、美国、丹麦的8人)，提交会议论文58篇。1992年5月，又在台北举行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者50人，提交论文21篇，其中大陆学者提交的有7篇。这是大陆中国近代史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实现了大陆近代史学者赴台的历史性突破。1994年lO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又在北京召开了黄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8篇，就黄兴的业绩、思想、品德等作了进一步研讨。
4．研究的内容逐步深入，范围逐渐扩大。前30年的研究，局限于黄兴的革命政治活动、是非功过，对黄兴的其他方面涉及很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兴的研究已由政治扩展到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品德，以及人际关系等许多方面。在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黄兴家世的研究。由于《家谱》的发现，以前不少错误都得到纠正。过去许多论著都说黄兴曾就读岳麓书院，经过考证，表明并无其事。黄兴何时首次赴日，以前有190l、1902、1899年三种说法，随着1900年6月黄兴在日本《上黄绍箕书》的发现，经过分析，证明上述三个年代都不对，而应是1900年4月。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由于大量文章的论证，已越来越接近当时的历史实际。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武装推翻清朝的军事斗争。黄兴则是领导这场斗争的主帅。许多论者对黄兴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他亲自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均作了剖析，并把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放在由旧的军事体系向新的军事体系的变革中进行考察，称赞黄兴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当之无愧的新式军事家，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奠定了根基。黄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过去很少涉及。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文章对他的政党政治、建国主张、实业建设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均作了探讨。认为他不只是一位实行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具有远见卓识。以往对人物的研究，就人物论人物的单线研究比较普遍。近年来，有不少文章探讨了黄兴的人际关系，使黄兴研究由个案研究转向多元群体研究，开辟了黄兴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黄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革命家。论述这方面的作者认为，在近代，他的高尚品德，“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
5．研究队伍不断扩大。20世纪50—70年代，研究黄兴的人极少。近些年来，一批研究黄兴的新人不断涌现。发表过评论黄兴文章的作者，数量在100人以上。他们思想解放，有干劲，敢于实事求是，陆续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这些研究者遍及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山东、云南、广西、吉林等地。有的是专家学者，也有的是文史爱好者。虽然大多不是专门研究黄兴，却对黄兴的研究花了不少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纵观50年来的黄兴研究，大家对辛亥革命前的黄兴表现，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在组织革命政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展革命宣传，以及筹集革命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推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发挥了巨大作用。彼此的分歧，集中在民国初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黄兴的言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在评价上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说黄兴“日以右倾”，有的说在他身上妥协性“已占了主导地位”，“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影响所及，在人们眼里，黄兴就成为当时右倾路线或称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提出这些观点，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有历史因素。这是涉及对黄兴一生评价的一个根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提高理论认识，其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按当时的本来面目，克服片面性，全面进行评论。为了推进黄兴研究，下面拟就民国初年涉及黄兴评价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述评。
1．民国初年孙、黄之间有无路线分歧？
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反映到民主革命派身上，使他们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辛亥革命后民主革命派迅速分化，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当时公认的领袖之间，是否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政见分歧这时更加深化，已经有所谓孙派、黄派之分；孙中山代表坚决反抗一派，黄兴代表妥协动摇一派，而多数党员则显然是跟着右翼领袖走的。”另一种意见财认为：“孙、黄都没有放弃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想，他们既然都是反袁，客观上当然也就反对了支持袁世凯的帝国主义。这是孙、黄的主要共同点。他们的分歧和这个共同点比起来毕竟是次要的。所以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分离，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分手，并且依旧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孙、黄的分歧就是如何总结失败教训，如何维护共和国方案的分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两种意见孰是孰非，亟待进一步研究。
所谓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等等。从民国初年孙、黄的所作所为来考察，二人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分歧。他们都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和维护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思想路线上不存在分歧。政治方面，最关键的是对袁世凯的态度。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期间，孙、黄一方面竭力争取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以让袁当共和国总统作为条件；另方面对他也有一定戒心，担心他掌权后实行专制独裁。所以才提出必须遵从临时约法、定都南京、袁须南下就职等条件。后来，孙、黄北上与袁商谈政见，结果都解除了防袁的思想戒备，孙中山表示极盼袁当总统十年，练兵百万；黄兴则说“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并劝他加入国民党，请袁来作国民党的领袖。宋案发生后，孙、黄如梦初醒，对袁世凯都有一定认识，但在反袁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不过不是反袁和不反袁的分歧，谈不上是路线分歧。可以说，民国初年，孙、黄在对袁态度上，尽管一度发生分歧，但还够不上是路线分歧。军事上，建设一支忠于共和的军队，作为维护共和的军事保障，应是当时最关键的军事举措。黄兴作为军事主帅，虽然曾因财政困难，在被迫大力裁军的形势下，竭力保留第八师，借以保存革命骨干，但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强训练。不久，八师的大部分即分调湘赣。这应是一个大失误。黄兴对此负有责任。可孙中山身为主要领导人，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什么建树。至于二次革命中武装反袁问题，将在后面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后，在组织路线方面，主要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要另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也拒绝加入，造成组织上一度分手。但责任似不在黄兴。黄兴尽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也没有另立组织，而且主张对国民党认真整顿。到了护国运动后，孙中山也意识到重建中华革命党不妥，决定“整顿党务”，重订党纲及章程，把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因此，如果认为是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责任也不在黄兴，而在孙中山。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国初年，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确实产生过分歧，但基本上属于政见上的分歧，不属路线分歧。把黄兴说成是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不合适的。
2．如何评价民元南北议和？
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中华民国得以成立，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得以取代君主专制统治，是南北议和的直接成果。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同样与南北议和密不可分。对于这次南北议和，从革命党人方面来说，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前，主要由黄兴主持；孙中山归国特别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主要是由孙中山主持。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以及黄兴应负何种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黄兴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在南京，孙中山曾经主张继续战斗，依靠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一些力气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黄兴和一些人还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另一种意见则提出，黄兴“没有识破袁世凯以窃夺全国政权为目的的和谈阴谋，满足于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和成立‘民国’的口头许诺，与之达成妥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孙中山和黄兴在对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因所处的境况不同而稍有差异”。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
首先，对“妥协”要根据实际予以区别，不宜一概否定。笔者在《黄兴评传》中即指出，妥协有两种：“有无原则的妥协，也有不放弃原则的妥协。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甚至于牺牲根本利益去谋求妥协。这类妥协，当然是必须反对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暂时对敌人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因为这不是无原则妥协，而是有原则的妥协。”还举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德奥集团妥协，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抗日为证。说明这类妥协是必要的，不宜否定。
民国元年的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呢？衡情论理，应该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不是无原则的投降。因为在南北议和时，黄兴等人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原则，“非共和政体不可”。愿将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同样始终是以袁能否接受共和原则为转移。只有袁接受共和原则，才举他为大总统，否则就要坚决打倒他。黄兴等人明知袁氏有野心，为什么还是要竭力争取他反正？实在是形势所逼。黄兴本想领军北伐，直捣黄龙，一举把清朝反动势力消灭。无奈当时革命力量有限，无论军力与财力都不可能一举把反动势力消灭。何况，袁世凯与清廷还有深刻矛盾。如能争取他反正，清朝专制统治就可推翻，民主共和制就可顺利建成。否则胜负是很难预料的，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诚如当时黄兴私下对人说的：“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类似的话孙中山也说过：“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有鉴于此，革命党人既无力单独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那么，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江浙立宪派以至袁世凯，组成最广泛的反清统一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清室势力，就是一种当时切实可行的战略。正是革命党人采取了这种方略，才使清朝统治得以推翻，民主共和得以实现。否则，后果如何，是很难预料的。也正如孙中山后来说过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
应该说，当时通过南北议和与对袁世凯妥协，结束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不失为一种较佳选择。革命党人的错误不在于应不应该南北议和，而在于争取袁世凯的同时，没有努力扩充实力，把维护共和放在不断扩充自身的实力上。而且错误地以为，只要袁世凯口头宣誓效忠共和，就万事大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要澄清的是：对袁妥协问题，孙、黄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孙中山是否反对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关于南北议和，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表示过，“以和平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表明孙中山自始就不反对和谈。后来回国当了大总统的第二天，就电告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以后，南北议和中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各项协议，都是孙中山亲自审定的。由此可见，断言孙中山反对议和，反对与袁妥协，主张用武力解决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用武力解决的愿望，不但孙中山有，黄兴同样有。但没有实力，愿望无法实现，最后不得不走现实的道路。有些人常以“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一语为依据，来说明孙中山反对和议。其实，这句话是孙中山在六七年后写的回忆录《有志竟成》中说的，不足为据。核查当时刊诸报端的记载，孙中山说的是：“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并没有后来说的那两句话。因此，在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上，在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强行划线，声言孙坚持革命，黄兴主张妥协，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3．如何评价黄兴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袁世凯的反革命面貌已经大白于世。如何对付已经窃夺大权的袁世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议论纷纷：有的主张以暗杀对暗杀，有的主张诉诸法律，有的提出武力讨伐，还有的倾向多管齐下，并行不悖。一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本属正常现象。但若干年后，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观点，即：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坚持法律解决，以致时机坐失，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为定论。关于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俞辛焞根据日本的档案资料作了细致考证，有力地表明宋案后孙中山的反袁策略，经历了6次转变，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石彦陶也曾著文，论证了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因此，形成传统的孙中山一贯主张武力讨袁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同样，宋案后黄兴在反袁策略上也作过多种考虑，并非一贯坚持法律解决。首先是鉴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用的是暗杀手段，因此主张以暗杀对暗杀，“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其次，曾就武力讨袁，与孙中山分电湖南、广东都督征求意见，并派遣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石陶钧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还派谭心休赴滇，约蔡锷同时起兵，派田桐赴湖北部署讨袁军事。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同意立刻兴师讨袁，表明黄兴对武力讨袁是作过多种努力的。第三，孙中山冀图联日倒袁，黄兴也曾与日本军部及财界联系，争取日本军界的支持，希望日本财界给讨袁提供贷款。还准备亲自赴日，与军部、财界接洽，力争得到日方支持。第四，通过国会弹劾，罢免袁世凯，选举黎元洪当总统。由于当时国会即将正式召开，黄兴和孙中山都主张，国会正式开幕，第一项即弹劾袁世凯，将其罢免，选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最后是诉诸法律解决。他认为中国已是民主国家，法律并非毫无效力。有感于在袁氏控制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故建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票传主谋赵秉钧归案候审。由此可见，法律解决只是黄兴解决宋案的方式之一，声言黄兴纯主法律解决、坚持法律解决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论者或许认为，当时中国是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袁世凯又掌握着军政大权，想依法律解决，无异痴人说梦。这话不无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公道自在人心。从法理上讲，在民主法制国家，通过法律解决，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即使当时法制观念不强，似也应该不断实践，增强人们法制观念。当然，在当时情势下，依靠法律想制服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但也诚如黄兴所言，“法律并非毫无效力”：一可通过法律审判，将袁的罪行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二可把袁氏罪状公之于众，使天下人共见共闻，转变国人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争取舆论的支持；三是先礼后兵，通过法律无法解决，再诉之武力，有礼有节，正可显示革命党人的公正无私。
至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是非，谭人凤早就认为是“空论”或“迂谈”，主张派遣使节前往湘、粤、滇省，动员宣布独立，然后令各省响应，“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吴相湘认为，谭人凤的主张，同样是“空论”。因为“粤、滇、湘三督已再三电孙中山无力出兵，何从来武力以讨贼”！这些看法不无道理。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力量对比问题。当时封建的根基未动，袁世凯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无论军力、财力以及政治经验，袁氏显然处于优势；革命党人由于此时已经分化，加上内部意见不一，实力明显不是敌手。诚如方志钦曾指出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倒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革命派自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以来，手中一无政权，二少军队，三无组织(同盟会已瓦解)，四无群众，焉得不败”。当时的最佳选择，应是认清形势，积极培植自身实力，努力改变力量对比，逐渐使自身力量强大到足以制服袁氏，并不断揭露袁氏的阴谋诡计和独裁野心，使之失去一切支持，待到时机成熟，推倒袁氏反动统治，将可水到渠成。
4．如何评价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把失败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使他的主张得不到贯彻，决心要建立一个一切听从他指挥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要无条件地“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同时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相信革命党人会最后取胜。主张继续维持国民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他对孙中山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要宣誓附从孙中山一人革命，并要盖手印，很不以为然，因此拒绝加入。如何评价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一种意见认为：组织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黄兴“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另一种意见认为，孙、黄在组党上的分歧，是按什么样原则建党治党的分歧。孙中山规定全体党员必须“附从”他革命，“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有任何异议，“这里没有什么民主、平等、自由可言，黄兴等人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指出：“如果只服从领袖个人，抛开整个组织，领袖驾临于组织之上，那就完全背离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原则，变成领袖专制独裁，使党丧失了资产阶级性质。”
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从建立资产阶级政党角度立论，认为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理所当然，是有道理的。长期以来，在评论辛亥革命人物中，常常以孙中山划线，不分是非黑白，凡孙中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是错误的。要正确评论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是非，必须清除这种正统观念。孙中山要建立服从他一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从他的主观上来说，是希望新建的中华革命党有很强战斗力。但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甚至公开宣称“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再举革命，非我不行”。俨然在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这显然违背了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基本原则。黄兴曾经通过面谈、书信和托人传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规劝，希望他改进，指出他这样做是在“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而把党员按入党先后分成三等，则是“以权利相号召”；“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黄兴提出的劝告，义正词严，十分正确。而孙中山拒不接受。对此，曾经苦心在黄、孙之间调解的宫崎寅藏也说：“孙、黄之争为主义之争。从根本上说，感情亦夹杂其间。对此事，我们认为是孙不好。”所以，责任完全不在黄兴。
黄兴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体现了黄兴有很强的原则性。黄兴平时待人宽厚，对个人恩怨很少计较，由于这是涉及到建党原则问题，他寸步不让，表明他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决不屈就。更可贵的是，黄兴虽不同意孙中山错误的建党原则，仍然很尊重孙中山，奉孙中山为领袖，而且为了减少矛盾，自己远走美国，并不另立组织，两年以后，又重归于好。他的这种品德，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近代的先进人物，为了救国救民，曾经涌现过三对领袖搭档：一是太平天国中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两人携手合作，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竟然刀兵相见，互相残杀；再是戊戌维新中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两人开初合作不错，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一个搞复辟，一个反对帝制复辟，在政治态度上彻底分手；三是孙中山与黄兴，二人虽一度政见分歧，产生矛盾。由于黄兴能正确处理，孙中山也能大度为怀，二人关系善始善终，这是很可贵的。如果以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把责任归之黄兴，并扣上走分裂道路的帽子，是很不公平的。公平的结论应是：“黄兴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的争论，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原则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法治与人治之争……黄兴主张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党，抵制孙中山的错误主张，不加入中华革命党，是无可非议的，正确的。孙、黄当时分手，责任在孙不在黄。不分是非，以人划线，把坚持真理当作谬误去批判，给黄兴扣上分裂和右派两大政治帽子，非但极不公允，而且十分错误。”
5．如何评价黄兴与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是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一场生死斗争。这场斗争决定着中华民国的存亡。黄兴对待这场关系共和民国命运的斗争究竟如何呢？有一种意见认为：黄兴“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袁宣传，但始终没有归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按照这种说法，黄兴除做了一些反袁宣传外，似乎没有做什么工作，作用不大。其实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迟迟不回国，实是有更深远的考虑。1916年1月4日，黄在《复彭丕昕书》中说：“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国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且自袁贼乱国以来，一般士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兴所以不急急求归者，亦在此也。又目前经济奇绌，不能成行。缘发难前，将所有旅费，并罗贷他款(不偿还不能动身)以汇归也。”据此，黄兴没有早日回国，实是权衡全局，有多种考虑：一是当时西方列强都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在外交上能支持中国、在财政上能援助中国、抗制日本入侵的只有美国，故想利用留美之便，争取美国对护国反袁运动的支持；二是护国运动的领导工作，在国内已有智勇双全、深孚众望的蔡锷主持，指挥定可如意。他晚一点回国，对护国斗争不会有重大影响；三是自从袁世凯窃国以来，官场争权夺利，相习成风。革命党人也是如此。他认为长此下去，国必大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愿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四是他已把所有的钱，包括旅费与贷款，都已汇寄国内，支援发动护国战争，马上回国，经济上也有困难。由此可见，他没有及时回国，并不是故意拖延，而是有深层用意与经济困难。
不过，他没有及时回国，不能就说他没有为护国效力。实际上，他对护国运动和“二次革命”大不一样，其态度是很积极和坚决的。他对于护国运动，至少在四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A．揭露袁氏罪恶，开展反袁宣传。袁氏一生，阴险狡诈，许多人曾受其蒙蔽。不彻底揭露袁氏罪恶，就不能动员人民，推翻袁氏反动统治。黄兴从1914年一踏上美国领土起，就表示“此行务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留美期间，他作过多次讲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袁氏一生的罪行，为反袁造了很好的舆论。他还通过其他方式揭露袁氏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袁世凯。
B．团结反袁力量，努力扩大反袁队伍。袁世凯自从1912年继任大总统以来，到处安插亲信，培植自身势力，其爪牙遍布全国。要想推翻他，迫切需要组织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有望取得胜利。黄兴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团结反袁力量上曾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蔡锷顺利到达云南，就是由黄兴精心安排的。国内社会名流支持讨袁，也有他的作用。特别是争取陆荣廷投入护国讨袁斗争，对促进护国运动的胜利，起了非常巨大作用。他还以投书形式，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长达5000字的长函，又致函驻北京各国使节，驳斥了外人为袁氏帝制辩护的论据，表达了中国人民讨袁到底的决心。所有这些，对于争取国内外人民投身与支持护国运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C．筹款购械，支援护国战争。发动护国战争，械饷两项，缺一不可。在这方面，黄兴为支援战争，也尽了最大的努力。黄兴到美国后，他的反袁讲演极大地鼓舞了华侨的积极性，“捐款者较前尤为踊跃，即金山一埠，闻一日可筹美金千余元，较之武昌起义时尤盛”。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他立即在美洲华侨中发起筹款，随集随汇。为了解决张孝准等护送蔡锷入滇费用，竟然将“仅少[有]之旅费汇归”，以济燃眉之急。他又嘱谭人凤、周震鳞等赴南洋筹款，支援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之后，李根源向日本接洽借款200万元作了军事经费。日方提出需黄兴担保。黄兴立即委派张孝准代签，终于很快达成协议。由于有这笔贷款，南方统一的军政府才得成立，李烈钧的护国第二军才得顺利进入广东。其在护国斗争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D、筹划讨袁事宜，力主反袁到底。黄兴尽管回国较晚，却对国内讨袁运动一直十分关注。在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积极出谋划策，对推进护国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袁世凯帝制运动发生后，黄兴默察形势，认为战争已不可免，需要抓紧时机，乃于1915年11月26日致书正在日本接送蔡锷的张孝准，对讨袁斗争提出了六点策略性意见。其第一点就是“发难须急，缓则狡袁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第二点是“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李根源)所主张之滇、粤均可”。后来的事实表明，黄兴的意见是非常切合时宜的。这种策略上的成功，为护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护国运动发动之后，迅速得到全国响应，袁世凯成了孤家寡人，但仍然厚颜恋权，尽管于1916年3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却仍想当大总统。黄兴看透了袁氏的阴谋诡计，即致电唐绍仪等政界要人，严正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坚决反对与袁停战议和。5月9日，他从美国到达日本，立即发表声明，促袁退位。12日又通电全国，指出“元凶势穷，意仍负固，不除祸本，终是养痈”，必须“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他的这种务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与立场，对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黄兴在护国反袁中的巨大作用，知情人都是承认的。李根源说：“追维余等数年中旅居东京有所经营，皆赖黄克强先生之佽助。即此次返国，一切计划，多由克强先生所指授，而同人旅费，亦由克强先生出。”钮永键也说：“洪宪之覆，克强实有发难指示之功，不可没也。”张继则说：“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这些都表明，黄兴虽然回国较晚，他对护国讨袁的贡献仍然相当巨大，决不宜低估。
三、展望21世纪的黄兴研究
回顾20世纪后50年的黄兴研究，前段30年难以令人满意；后段20年成果累累，在黄兴的研究历史上，堪称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展阅成果，虽然比较满意，但也仍有不足之处。比如，黄兴与华侨尚很少涉及；黄兴在美国居留近两年，黄兴与美国也尚无专论；黄兴一生，很重视法治，他的法治思想与主张，也几乎没人专门评论；黄兴宽厚待人，人缘很好，他与不少重要人物的关系，至今仍是空白。凡此等等，只有留到2l世纪来完成。
2l世纪的头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黄兴集外集》，收录了《黄兴集》未收录的474篇黄兴遗文，计33万字，可以说，为进一步开展黄兴研究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黄兴评传》，计40．8万字，是所有黄兴传记中篇幅最大的一本，较好地汇总了20世纪中外学者研究黄兴的成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黄兴一生作了近乎历史实际的评述，为进一步研究开了个头。2004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石彦陶石胜文合著的《黄兴传》，以通俗生动的笔调，详叙了黄兴一生的光辉业绩。今后对黄兴的研究，仍可从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着手。在广度方面，凡未涉及的研究课题，都可努力进行开拓；深度方面，凡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仍可重新审视，发掘新资料，从新的视角、新的认识着力研究，把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期望在21世纪取得更丰硕、水平更高的新成果，为黄兴研究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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