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和孙中山并称的重要革命领袖。关于他的生平与业绩的研究，近十多年来相继于1988、1992、1994年在长沙、台北、北京举行了三次专题性学术讨论会，出版了《黄兴新论》、《黄兴研究》、《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黄兴研究论文集》、《黄兴研究文集》以及《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等研究专集，还出版了《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等专著，报刊上也发表了论文300多篇。可谓成果丰硕，进展很大。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辛亥革命前后，对于他的家世和早年生活则涉及很少，而且出现不少谬误，应予纠正，以杜谬种流传。有鉴于此，本文专就黄兴家世和他青少年时代的三个主要问题作些探讨，以补不足。
一 黄兴家世源流及其发展
关于黄兴的家世，以前的著作很少涉及。讲述稍多的，要数黄兴长女婿陈维纶撰写的《黄克强先生传记》。这本著作于1973年在台北出版，是所有黄兴传记中篇幅较大、叙论较详的一本。书中提供了不少罕为人知的黄兴情况。但在叙述黄兴的家世上却与事实出入很大。陈说：“其先世原为国族，发迹于河南光州，绵延蕃衍，遍及秦、晋、齐、楚等地。初避秦乱，迁于江夏，或仕或隐，概以耕读为主。东汉以后，胡寇为祸，展转洞庭、鄱阳间。迄于明末，金铿公昆仲三人，景慕道州周子濂溪昌明理学之遗风，由南昌迁居湖南长沙府皇仓街，厥后户口增繁，分居长沙与善化之粮塘一带。”这里概述了黄氏一姓的来源与发展，但语焉不详，过于简略。特别是黄兴这一宗支，何时迁到长沙？从何地迁来？因什么原因迁来？与事实完全不符。近年发现的《经铿黄氏家谱》，对于辨明黄兴家世以及族源均极有帮助。据考查，这部《家谱》纂修于光绪壬辰年，即1892年，是第七次纂修。所谓经铿，并非陈氏所说的是“金铿公昆仲三人”，而是地名金坑的谐音。金坑位于今长沙县东北部，属福临区双起乡，距离长沙城40多公里，1981年更名为金坑桥。这个小村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明末黄氏九世祖“黄洽中晚年曾卜居于此。洽中是万历癸未(1583年)科进士，官至知府，生有七子，皆品学有闻德，号‘经铿七贤’。到了清朝定鼎，洽中一宗繁盛兴旺，而黄氏的其他宗房，皆以劫后余生，竞相亲附。地以人名，经铿遂为一族的通称了”。
《家谱》七修的主稿者是黄法、黄锡焘，均属黄氏迁湘后第17世，中过举，做过官。黄兴的父亲炳昆是七修的3l位编校之一。这部《家谱》，为理清黄氏源流和黄兴家世，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依据。黄氏一族的渊源，据《家谱》卷一《凡例》记载：
黄氏之先，盖出少昊。自伯嬴赐姓，而后有江、黄诸国。……江、黄国灭于楚，遂以国氏。
这里说的少昊，又作少皞，相传是黄帝的儿子，为发明养蚕的帝妃嫘祖所生，名挚。挚由于修太昊伏羲氏之法，教人民畜牧，故称少昊。他居住的地方是穷桑(今山东曲阜北)，故称穷桑氏，即位以后建都于曲阜。到了虞舜时代，少昊的后代伯益凭借本族长期从事畜牧的丰富经验，佐助舜帝调驯禽兽，成效卓著。《史记•秦本纪》载：柏翳(即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舜赐姓嬴氏。”这就是嬴姓的来源，也就是《家谱》中所说“伯嬴赐姓”。从嫘祖养蚕，少昊教民畜牧，伯益调驯鸟兽来看，这当是原始社会末期一个以养蚕畜牧为主的氏族部落。
到了周朝时期，嬴姓中的一支聚居于今河南潢川县西，也就是陈维纶所说的光州一带，建立了一个黄国。春秋时期，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夏天，楚国派兵攻灭黄国。黄国族人乃以原国名作为自己一族的姓氏。这就是黄姓的起源。
中外历史告诉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好事。黄国为楚国所灭，对黄国来说是件大坏事。黄国灭亡之后，作为黄国国族，面临两种抉择：一种是不求进取，任其自行消灭，最后走上“亡国灭种”之路；另一种是奋发向上，自立自强，徐图发展，使自己种族在国亡后走上复兴之路，子孙蕃衍不绝。历史实践证明，黄国国族走的是后一条道路。他们在国亡之后，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为纪念自己亡去的国家，毅然改姓黄，就是一种为避免灭种，顽强地生存下去的表现。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黄氏子孙果然没有辜负祖宗的期望，不但未遭灭种，而且走上了子孙蕃衍昌盛之路，形成历代黄姓名人辈出的局面。
据《家谱》记载，“周之末世，春申君黄歇事楚考烈王，称为好士，赐淮北十二县地，徙封江东。《广舆记》谓，春申故宅在黄。黄，光州治，旧属楚，或黄之宗在楚者，其时尚未他徙欤？！汉初商山四皓有黄公，而《汉书•艺文志》云，秦时有疵者为博士，著黄公四篇，司马氏、班氏《功臣侯表》载黄极忠，高帝时以击临江王破布功，封邔庄侯。……黄霸，淮阳人，孝宣时以丞相封建成侯。”综观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黄姓人物在历代建功立业者，史不绝书，举其要者，如谱中提到的春申君黄歇，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人著名封君。春申君养有门客三千多人。他不但用巧计使在秦国作人质的楚太子熊元当楚顷襄王病危时，成功地化装潜回楚国，继位当上了楚考烈王，而且从此长期担任楚国令尹(丞相)，辅佐考烈王执掌政权，在联合各国抗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元前258年，秦将王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公子胜赴楚求救。黄歇亲自率师赴援，终解邯郸之围。后来，秦军节节东侵，为了对抗强秦，黄歇又推行“合纵”政策，联合韩、魏、赵等国共同抗秦。考烈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封他为春申君，赐淮北十二县地作为他的封地。黄歇鉴于淮北和齐国毗邻，又向楚王建议，将淮北改为直辖郡，以利应付紧急事变。考烈王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又把已灭亡的吴国故地江东(今江苏吴县、苏州一带)封赐给他。
秦汉以后，黄姓发展颇为迅速，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黄姓名人著称于世。汉初有位临江将黄极忠，汉高帝时，由于“击临江王及诸侯、破布，封千户、晋邔严侯”。汉宣帝时，淮阳人黄霸，由扬州刺史递升到丞相，“治为天下第一”，封为建成侯。东汉时，湖北安陆人黄琼，曾做到太尉、司空。三国时蜀有老将、河南南阳人黄忠，吴有名将、湖南零陵人黄盖。唐末有农民起义领袖山东菏泽人黄巢。五代后蜀有著名画家、四川成都人黄筌。宋代有大文学家、书法家、江西修水人黄庭坚。元代有纺织技术专家、江苏松江人黄道婆。明清之际有著名思想家、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清代有首倡严禁鸦片的江西宜黄人黄爵滋和著名维新派、诗人、广东嘉应州人黄遵宪。太平天国有广西博白人、堵王黄文金。这些名人的籍贯遍及东西南北，表明黄姓由战国时河南的东南一隅发迹，至今天已散布全国各地，成为全国十大姓之一。
黄兴这一宗支何时迁到长沙？系从何地迁来？因何缘故搬迁？陈维纶的说法与《经铿黄氏家谱》记载完全不同。由于《家谱》的记载既具体又系统，以至生卒年月和死后葬地山向多有明白记载，自然要比陈的说法确凿可靠。据《家谱》记载，黄兴的先祖迁长沙，并非如陈说是在明末，而是明初；也不是从南昌迁来，而是由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迁来；迁来的原因并非是“景慕道州周子濂溪昌明理学之遗风”，而是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乱，人民流亡，土地荒芜，明朝当局才将江西等省人口移入湖南。黄兴一支迁湘始祖黄国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举家流寓长沙的。《家谱》明确说：黄国璋“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其先宋文节公庭坚裔也。明洪武初流寓长沙，卜居郡城对江溁湾市，隶籍善化。”是为这一宗支迁湘后的一世祖。
国璋迁到湖南后，初期人丁并不兴旺。国璋只有一个儿子兴辅。还是在江西出生随同迁来的。兴辅虽然生了三个儿子，可是，长子以敬因卷入明初“靖难”之变，被流徙到宁夏去了，再也没有回湘；三子以忠没有后代；只有老二以诚生了4个儿子。四世、五世的人丁也不多。到了六世才开始大发展，单是黄金就生了12个儿子(详见附表)。明代末年，黄氏这一支派已形成九大房。到了清代，子孙蕃衍尤其迅速。待到1892年七修家谱时，经过500多年的衍生，“本籍分属长沙府属长沙、善化、湘阴、浏阳、湘乡、宁乡、醴陵，岳州府属平江凡八县，历世二十有三，存丁号以万计；其分籍甘肃中卫、陕西汉阴、四川彭水、云南保山、湖北来凤及永顺府属之龙山者，又各以一方别启，蔚为清门。”以一世国璋夫妇两人为发端，仅仅过了500多年，居然发展到人丁“以万计”，尚不包括从这里迁居他省和湘西永顺府的分支在内。其发展速度之快，确实令人惊奇。黄兴在国璋这一宗支中是第19世。现将其世系排列如下：
一世 国璋
二世 兴辅
三世 以敬 以诚 以忠
四世 镛 钺 镇 銮
五世 泰 端
六世 金 宝 麟 凤 奎 璧
七世 仕俊 仕杰 仕伟 仕佐 仕亿 仕仁 仕俨 仕倬 仕价 仕健 仕份 仕僎
八世 梅
九世 建中 化中
十世 学葵 学灏 学真 学纯 学雅
十一世 象荣 象伦
十二世 梦麒 梦麐 梦甲 梦联
十三世 文成（梦甲无子，以梦麒之子为嗣）
十四世 玉□ 玉□ 玉瓀
十五世 孝源 孝纶
十六世 友原 友竹 友松
十七世 维光 维德
十八世 式珍 式璠 式翥(即炳昆,号筱村,黄兴之父)
十九世 仁蔚(早逝)仁牧(即黄兴)
（上表据《经铿黄氏家谱》卷一、二《世表》编制）
国璋这一支派，明清两代不仅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至“以勋业文学显于世者肩背相望”。在《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湖南省志》、《长沙府志》、《善化县志》、《长沙县志》等志书中，不少人均有小传，或者列名《选举志》中。如二世祖兴辅，曾任江西吉安府永丰县知县，“品行卓越，学问优长，当事以名上，太祖(朱元璋)召见，与语奇之，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有声”。三世以诚，“居身淳谨，嗜古善书，伯兄以敬为‘靖难’事获罪，谪戍宁夏，罄家财遗之。生平好施，精医术，活人无算”。五世祖黄泰，曾任山东济宁、邳州等卫知事，福建都指挥使都事，福建行都司都事。六世祖黄宝，明成化年间进士，“主吏部文选事，悬鉴励操，风节凛然，有‘黄宝不爱宝’之谣。迁太常卿，修举礼乐，擢都御史，巡抚陕西。潼关及近边城堡多圮废，羽檄旁午，仓卒莫备，宝肃纪律，增壁垒，豫馈饷，达烽燧，恤灾沴，屏黠猾，复恐边疆外患互相应援，建议断其右臂，扼其中吭，犄角之，秦地以宁。逆瑾(权宦刘瑾)柄国，罢归。瑾败复起，巡抚云南，不逾月，以疾归，卒”。
八世祖黄梅，明代嘉靖年间选贡，历任南直安庆府望江县、庐州府巢县等地知县，敕授文林郎。他“学备体用，在官勤职，循声懋著，莅巢湔除积弊，所在实事求是，三月邑以大治，气象一新，时有‘洁己奉公，吏治民安’之颂。以性峭直，不阿时好，遂忤当道，拂衣归里，士民攀辕乞留，江岸浮桥几绝”。八世叔祖黄模，举人，做过云南通判，“动遵古谊，不逐时趋，曾识遗金，封识还其人……判云南时，沐府兵变，人皆畏避，模独往谕。旋定，贤声大著”。九世祖黄化中，岁贡生，“敦礼践善，在庠有声”。九世叔祖黄洽中，模第四子，万历年间进士，“初知归安，有声，历户部郎，知太原、南京两府，所至畏其清强，在太原奏蠲地亩荒税二万余两，在南安蠲木价五万缗。屡荐边才不就，家居杜门不出，课诸子，悉有文名”。
十世祖学雅，生活于明末清初，“力学敦行”，入清之后，拒不出仕做官，“晚节益劲，阒然涧谷，万缘俱谢。乡里钦公独行，考终，为题其主曰‘明处士’”。据黄兴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从第11世到第16世，其旁系祖出仕做官的虽然不少，而其直系祖宗，却无一人出仕清朝为官，算是实践了祖宗的遗言。由此可见，黄兴后来反清革命，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17世维德，即黄兴的祖父，仍然“敦气节，重然诺”。咸丰初年，太平军进攻长沙，乡里有不法分子“乘机肆掠”。他热心公益，“倡募团练，昼夜巡缉，境赖以安”。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曾得到“从九品职衔军功，六品顶戴”。第18世式翥，字翰翔，号筱村，又名炳昆，“乡里人叫他‘筱胖子’，考取秀才后在长沙府学补廪。因为是廪生，比秀才高一等”，先“在乡间教馆多年，晚年又在长沙同周震鳞的叔父周理琴一起教馆”。还担任地方上的都总，相当于旧时的联保长。妻子罗氏，是一位善理家务的贤慈女姓，共生了2男4女：大女黄杏生(1860—1932)，嫁给同县县学生贺家璧；二女××嫁给同县县学廪生李振湘；三女××(1867—1949)嫁同县监生刘仙舫；小女细贞(1871一1959)嫁给长沙监生胡雨田。大儿子仁蔚(1863一1882)，字霞叔，弱冠去世；小儿子仁牧，一名轸，号觐五，后改名黄兴。
从上述家世不难看出，黄兴这一宗支，在明代是一个世代官绅之家，最大的官做到巡抚、监察御史，中等的是知府，最小的是知县、都事之类。有几代虽然未曾做官，却父随子贵，受到了相应的封赠。进入清朝以后，则在黄兴的直系祖宗中，再无一人出仕做官。他的祖父尽管有从九品职衔军功，六品顶戴，只是一种虚衔，并无实职。父亲当过都总，算是一乡之长，主要职责是在维持地方治安，算不上做官。从他历代祖先的表现看，都注意修身立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克勤克俭，和睦邻里，是一个具有传统优良品德的家庭。
二 是否就读岳麓书院？
黄兴的青少年时代在哪个学院读过书？过去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一种是长沙岳麓书院。毛注青编的《黄兴年谱长编》持前一种说法；陈维纶、李云汉等人的著作，持后一种说法。陈维纶在《黄克强先生传记》中说：“戊子(1888年)，先生15岁，考入长沙岳麓书院深造”，“戊戌(1898年)，武昌两湖书院以倡导新学、吸收各地员生贤俊为号召。先生25岁，以成绩优异，被岳麓书院保送两湖，与陈嘉会、周震鳞等同时入院。”按这种说法，黄兴从15岁(实14足岁)到25岁，一直在岳麓书院读书。李云汉的《黄克强先生年谱》、左舜生的《黄兴评传》、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章开沅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民国人物传》第1册，无不沿用此说，足见影响很广，不可不考究清楚。
首先，按照入学规章，黄兴考中秀才之前，尚无资格进入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乃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按照规定：“肄业者皆廪生、附生、监生，而童生不与焉。”查黄兴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才考中秀才，脱掉童生帽子。就是说，22岁前，黄兴作为一名未入学的童生，并没有资格进入岳麓书院读书。陈维纶说他15岁就考入岳麓书院，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入城南书院则有可能。因为城南书院“肄业者分附生、监生、童生。童生膏火较附生、监生稍低”。由于城南书院收童生，黄兴入城南书院就读是符合条件的。
其次，黄兴入岳麓书院找不到任何可靠依据，入城南书院则有黄兴当时同窗多次回忆作证。陈维纶说黄兴考入岳麓书院，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到目前止，也找不到任何线索。相反，黄兴就读城南书院，他的同窗曾经多次谈到。雷恺在《黄克强先生小传》中说：“君父筱村先生，邑中廪膳生。君幼承家学，弱冠肄业城南书院，复得院长王葵园(先谦)、刘采九(凤苞)教授，同学切磋，为文敏捷，每月所得课奖，足资膏火，不烦取之家中。”他在《往事杂忆》中谈到黄兴时，也说：“少时与余同读于城南书院。”此外，他还和黄兴长子一欧多次谈过他和黄兴在城南书院读书的情况。据黄一欧对毛注青说：“雷恺先生曾多次同我说过与先君在城南书院旧事，是实在的。我从未听说过先君青少年时曾进过岳麓书院读书。”按雷恺是长沙人，书法家，解放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病故，终年87岁。据此推算，雷生于1868年，比黄兴大6岁。和黄兴是同时代人，又是城南书院同学，他的话是可信的。
最后，黄兴本人在言谈中从未提过曾在岳麓书院读书。假如像陈维纶所说，黄兴曾在岳麓书院读书十年，那差不多占去了黄兴有限一生的四分之一。如此，岳麓书院留给黄兴印象应是极为深刻的。可是，在他的言谈中，曾多次述说本人经历，却从未见提到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查遍有关资料，也没有见到他就读岳麓书院的任何痕迹。相反，在校经堂读书时间甚短，却在辛亥革命后回长沙时，对学界发表的演说中提到了。足证黄曾就读岳麓书院之说是无中生有。
此外，陈说，黄去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是由于黄在岳麓书院“成绩优异，被岳麓书院保送两湖”，纯系虚构。黄兴本人对学界演说中的自述，就足以识破这种谎言。黄说：“兄弟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惟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嗣因湖北两湖书院友人函招往学，遂赴武昌。”这里明明白白说是“友人函招往学”，怎能说是岳麓书院推荐呢？！
三 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
20世纪初，黄兴在为中国革命到处奔波的16年多生涯中，与日本的关系可说特别密切。这十多年中，竟10次进出日本，有六七年在日本居留。日本东京成为黄兴策划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日本的军事和教育，曾经给予黄兴重大影响。黄兴从事革命活动，还曾得到日本友人的积极支持。但是黄兴究竟何时首次赴日本，一直是一个疑而未决的问题。
据刘揆一在1929年写的《黄兴传记》说：黄兴是辛丑(1901年)冬，由鄂督张之洞派“赴日本考察学务”的。左舜生著的《黄兴评传》曾沿用此说。而薛君度著、1961年出版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则认为是1902年夏天，“他被湖北当局派送日本学习师范，于五月底达东京”。1965年7月，薛先生还写过一篇短文《黄兴留日年月考》，也论定首次赴日是1902年5月到东京。其根据是1903年出版的《游学译编》第10期所载《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其后，1973年台北出版、陈维纶撰的《黄克强先生传记》和李云汉撰的《黄克强先生年谱》均作1902年5月首次留学日本。同样，毛注青编、1980年10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兴年谱》，也认为是1902年春夏之交，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在此前后发表的有关论文，无不沿用此说，流传相当广泛。1988年末，湖南长沙举行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刘泱泱在会上发表了《再评黄兴思想及其活动》一文，根据1912年11月8日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提出：“黄兴在1902年留学日本之前，曾赴日考察学务，当无疑义。至于赴日考察时间……则可能为1899年秋间。”陈珠培在《黄兴早期史事三题》一文中则认为首次赴日“大概是1899年冬”。另外，毛注青在1985年5月去世前编的、1991年出版的《黄兴年谱长编》，也提出1899年10月黄兴“被张之洞派送赴日本考察教育”。
根据上述情况，黄兴首次赴日本时间，实际存在三种说法，即：1901年冬说、1902年5月说、1899年秋冬说。这三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很难断定。近日读到一篇1900年夏黄兴在日本写给他的老师黄绍箕的信，看来这个疑点可以澄清了。现将原信抄录如下：
自违师教，未及两月即开战端。以一团匪之变，竟致掣动全局，此诚所不能解所不及料者也！近外人谓为端(按指端王载漪)、刚(按指协办大学士刚毅)之阴谋，假攘夷之说，纵匪生事。二人之迹，殆亦近是。今虽戮之，岂足以谢万国哉！
大沽要塞已失，长江节次难防，联合军队日见增派，豆剖瓜分之说恐见施于今日。回首西瞻，欲东南半壁之持，其惟张师帅(张之洞)与刘岘帅(刘坤一)二人乎！刘之精力恐不及师帅。近在钱先生(钱恂)处，略闻师帅电音急召回吴、张各武弁，一面添集兵械，老成深算，已见一斑。
窃谓长江一带，久为匪徒潜踪之所，平日既任其优游，此时必群相响应，非严惩其巨魁，解散其胁从，其为患有不可胜言者。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则时事庶可有为。师帅与吾师想早见及此，毋庸刍议者也。
昨又频得警报，安徽匪徒窃发，九江、芜湖亦扰乱频闻，广西、云南均有闹教揭竿之事，想荆湘间不日亦有乱耗。干戈满地，风鹤惊天，受业瘴海遥闻，惟有徒挥血涕而已。吾师忠义素著，闻警之下，当不知如何忧愤。
近日正学堂功课，讲堂想专倡明大义，以揭发其志气；操场想专练习枪法，以资其胆识(当习打靶之法，日人所谓射的也。初习时不在远，或十五米突、二十米突、四十五米突。的有大小、隐现、活动之分，射有立、膝、伏之势，近能射的，即远亦不甚差谬。受业入日本射的会，三日即将卒业射完，只余大生[即大森]处二门未射。因此处距三十里，往返须一日，未有暇便，故未去射，亦未得卒业证书)。书生余习，一切扫除，常存此亡国亡种之心，则气自愤，天下之事皆可任也。昔罗忠节公(按即罗泽南)讲学罗山，时粤匪(按指太平天国起义)未发。忠节常揭厥乱萌，倡明大义，又时率门人王(鑫)、李(续宾)、江(忠源)辈，周罗山修筑营垒之式，指点兵法，后卒统弟子军转战东南，赖以剿平巨寇。古人虽远，吾师其有意乎？
受业身陷海外，不克效力行间，手除贼寇，愧愤交集。又各学校只得小中数区之梗概，于陆军各学校均未得闻，徒凭书籍考查，尤有负吾师之厚意。现同友聘请东人西忒氏教授译文，并寻常酬应语，颇有感悟，差慰慈注。如天之福，少得所学以归国，亦稍慰私愿也。临颖惶惧，不尽欲白，肃此敬请道安，伏惟垂鉴。
受业黄轸谨拜 席地作书，不成字体
五月二十三日
黄轸是黄兴改名以前的本名。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0年6月19日。查义和团于1899年兴起于山东，而进入京津地区则在1900年3月以后；同年5月28日，各国公使议定调兵来京，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借此扩大对华侵略。6月15日，帝国主义各国舰队司令在大沽口开会，议决出兵，进攻津京。17日，英、俄、德、法、美、意、日、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黄兴在得悉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保举他赴日考察的两湖书院监督黄绍箕，向他并通过他向张之洞献计献策，同时汇报自己在日本学习情况，以及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
联系信中的内容和当时的形势，再结合1912年11月8日黄兴《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来考察，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黄兴首次赴日既不是1899年秋冬，也不是1901年冬或1902年5月，而是1900年4月。这封信一开头就指出：“自违师教，未及两月即开战端”。所谓“战端”，自然是指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前面提到，各国舰队司令在大沽口开会决定用兵是6月15日，攻陷大沽是6月17日。以此上推两个月就是4月中旬。由于信中点明两人分别未及两月，足证黄兴离汉赴日考察是在1900年4月15日以后的事，决不可能是1899年秋冬，更不会是1901年或1902年。
(二)黄兴首次赴日返国日期当在1900年8月前后，计在日本停留约3个多月。为什么这样说？有1912年11月8日下午黄兴本人在湖南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为证。黄兴在此次演说中称：“时张之洞方督两湖，派送学生出洋考察。湖北三人，湖南三人，兄弟亦在其列，遂得游学日本。及闻拳匪(指义和团)滋事，各国有瓜分中国之言，心甚忧危，思图补救。以为义和团在北方如此野蛮，南方当可以独立。因在日本会议数次，然同志太少，孤掌难鸣，乃遄回祖国，藉察形势。既至湖北，适唐君才常密谋起义，友人因以相告。兄弟以北方虽乱，而南方之势力尚坚，且军队未及联络，实不可冒昧起事。谈论之间，意旨不合，兄弟遂回湖南兴办团练，乃未几得武汉之恶耗，唐君竟败而死。”这段12年后的回忆，不仅正可和当年写给黄绍箕的信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全面地说明首次赴日经过，而且有力地表明，黄兴首次赴日返国是在唐才常庚子自立军起义紧锣密鼓酝酿时期，即1900年8月21日起义失败之前。很可能是8月上旬。
(三)黄兴一贯注重军事救国。黄兴在领导辛亥革命中的突出贡献，除了联合孙中山组织革命政党同盟会，为推进革命建立组织基础外，其大部分精力都是花在组织军事力量，培训军事骨干，发动和领导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上。其所以如此，是与他一贯重视军事救国的思想分不开的。他少年时代即拜浏阳李永球为师，学习乌家拳术，“只手能举百钧”。这次赴日，任务本来只在于考察学务，而他却在学习正课之余，还专门练习起枪法来，并且报名加入日本射的会(即打靶会)，而且学习进步很快，“三日即将卒业射完”。足见其练之有素，才能如此快捷顺利地取得优秀成绩，为后来领导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四)1900年是黄兴思想转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勾结，被残酷地镇压了。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划自立军起事，未及发动就被破坏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都给“常存亡国亡种之心”的爱国青年黄兴以很大刺激。在此之前，黄兴明显还是一位忠君爱国者。从他给黄绍箕的信中提出的保护东南半壁的主张看，几乎和张之洞等人策划的“东南互保”如出一辙。直到8月回国，和唐才常策划起事意见不合之后，他还打算回到湖南举办团练，效法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罗泽南等人的老办法，参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可是唐才常等人被惨杀的事实，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血性男子的心，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据何成浚回忆，唐才常起义失败被杀后，他“曾见黄先生大哭，当时何先生以为黄先生是因曾与唐同学而哭，后来才知道黄先生之哭，实在是痛恨满清之昏庸暴虐与痛心其同胞之受制于异族，而其革命思想，亦已于是时萌芽。”在这方面，与黄兴同在两湖书院学习的好友周震鳞有更具体的记述。周说，参与自立军起事幸免于难的“杨笃生、秦力山等经过这次失败，思想上有很大转变，多次来到我们的斋舍商议以后的革命行动。而克强先生看到戊戌、庚子两次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朝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而且深深地感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等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他们当即同参加饯别的人们一致决定以根本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奋斗的目标”。黄兴本人自述经历时也说，经过唐才常庚子自立军起事失败被杀之后，“兄弟于是时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
历史的必然性常常寓于偶然性之中。1900年黄兴的思想转变，表面上看来有些突然。其实，这种突然本身就含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当时严峻的形势决定的。孙中山曾在回忆中指出，当时“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正是当时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无能，导致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才唤醒了千千万万爱国的人们，使他们懂得：欲使国家免于灭亡，民族得到振兴，舍革命之外，别无出路。从而促使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纷纷走上了革命救亡的道路。在这支浩大的救亡队伍中，黄兴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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