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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与孙中山:谁是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作者:石彦陶;石胜文
【摘要】护国运动胜利已经81年了,运动究竟是由谁为主发动和领导的?歧见颇多。近来又有这样一种说法,“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孙中山虽然不是护国战争的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但他是护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对此,我们有不同的认识。
  一、两个疑问

护国运动胜利已经81年了,运动究竟是由谁为主发动和领导的?歧见颇多。近来又有这样一种说法,“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孙中山虽然不是护国战争的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但他是护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对此,我们有不同的认识。

这里有两个疑问:

(一)所谓“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与“实际领导者”之间究竟如何界定?内涵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理论上又有何差异?

(二)护国运动是一场坚持民主共和国体,反对封建专制复辟;坚持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废约改制的进步运动。说孙中山是这场运动的“旗手”、“精神领袖”或“实际领导者”,决不能只说他早有这方面的抽象理念,而应该实打实地、有针对性地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公然复辟称帝的过程中,通过传媒公开地、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并有号召、组织、指挥领导各阶层人民奋起抗争的一系列言行做根据,而孙又做得如何呢?

  二、第二疑问解析

对于第一个疑问,还是请有关论者回答为好,我们只就第二个疑问,提出自己的论据和看法。

还是用史实说话,请看材料:

1915年8月3日,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公然污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4日,筹安会鸣锣挂牌,袁氏帝制自为彰明较著地进行。照理,孙中山作为一党之首,理应及时站出来公开亮明自己的政见,做出正确的舆论导向。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仅在给党内同志函电中表示谴责,并有所指示与谋画。“秘密团体”之外,谁个又能清楚?

有的论文或专著,直到现在还在引用所谓的孙中山“第一次”《讨袁檄文》或《讨袁宣言》(1915年12月),并把它当作孙是护国运动“精神领袖”、“旗手”与“实际领导者”的有力佐证,但它却是赝文。文中“军府不忍战争之续延”,“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及“军府痛宗国之陆沉”等,远非当时情节和孙中山文笔口吻,显系后人编造,早为严谨学者所摒弃,不能作为信史予以引用和据以证明。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均没有收录此文。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著名孙学大家陈锡祺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巨著,也未提及。

迟至1916年5月9日,孙中山才以个人名义发表了《讨袁宣言》(如果此前确有《讨袁宣言》,那么,这次应冠以《第二次讨袁宣言》才顺理成章,而竟不然,足见“第一次”属莫须有了),广大人士通过传媒这才知道孙的政治态度。而这时护国运动已近结局,袁世凯大势已去。

是运动旗手,就应站在运动前列举“旗”,是“精神领袖”就应有“精神”领路指导。他只在“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的中华革命党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既不在人民中举旗呐喊号召,又不用具体“精神”去感化人民,人民又何以知道他是旗手,又何能尊奉他为“精神领袖”?

再说孙中山是“实际领导者”的问题。我们并不否定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也肯定他“发挥过倒袁配角作用”。但若用“全称肯定判断”,说他是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实不敢苟同。因为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并不等于就是“实际领导者”。在“领导者”之前,用“实际”予以修饰界定,也属多余,难道“领导者”还有“实际”与“不实际”之分吗?

广查有关资料以及《孙中山全集》第3卷收集的此一时期文稿,从1915年1月到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撤销时止,长达1年多的时间,仅有两件涉及护国运动。一件是1915年12月28日的《致上海革命党人电》,属党内机密指示,全文如下:

此间确息,唐、蔡已动,滇款毋庸给。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

显然,对云南起义是采取不合作、坐山观虎斗、冀坐收渔翁之利的态度,与“实际领导者”、“旗手”和“精神领袖”扯不上边。

另一件是1916年1月的《致袁军征滇总司令某函》,欲与他“义旗呼吸响应”。从前件中我们已可看出这是孙的策略。

饶有趣味的是,1907年初,孙中山与黄兴曾有旗帜之争。孙坚持延用早年他在兴中会时期的青天白日旗,几导致党的分裂。这次护国运动又有一个旗帜问题。护国军采用的是五色旗,而中华革命军仍是青天白日旗。为求“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他在1916年5月23日主动给党内的指示说:“吾党亦宜一律沿用。”“沿用”者意味着放弃自己多年坚持的旗帜。按孙的个性与为人,如果这次护国运动真是他“实际领导”的,他能这么屈己从人吗?

其实,研究孙中山的人都知道,在成绩、功业面前,孙是从不自谦的。在他撰著的《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对以前组织和领导的历次起义,都作过详尽介绍,唯独对这次“讨袁之役”却只说了简短的如下一段话:

及乎国会解散,约法毁弃,则反形已具。帝制自为之心,跃然如见矣。余乃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二年至五年之间,与袁世凯奋斗不绝。及乎洪宪宣布,僭窃已成,蔡锷之师,崛起云南,西南响应,而袁世凯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卒郁郁以死。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

用“蔡锷之师”来概括护国反袁,清楚表明他本人及其党一没有领导此役,二没有很深参与。深知这一运动过程的日本人吉野作造如实说:“第三次革命(指护国运动——引者)之计划,孙逸仙并其一派,殆无任何关系。”关于这一点,还有材料可证:云南起义后的第三天,东京传媒披露了这样一条新闻:“记者访问孙中山,据称:云南事件并非民党(指中华革命党——引者)发动,与彼等无关。”就是十分粗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他的这一答记者问,与上引1915年12月28日他给党内指示的口气吻合。至于透过传媒向日人传递这一信息的究竟,则令人深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史实和知情人,连孙本人也拒领时人捧送的种种桂冠。

惟其如此,国民党元老、国民党权威党史作者邹鲁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也就完全没有提及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领导了护国之役。只是到了解放战争初期,邹鲁为配合蒋介石于1946年底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突出“正统”的辉煌,乃在距前18年后,即1947年出版的该书修订本中,赶急改为:“袁世凯称帝,改民国元年为洪宪元年,本党兴师讨伐,袁世凯取消帝制。”即使如此,从中也难得出孙中山是护国运动“旗手”、“精神领袖”与“实际领导者”的结论。

  三、黄兴是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我们说黄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指他对这场运动提出过总体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战略、策略与规划,有过斗争时机与地点的很好把握,在宏观上聚合、组织、指挥了各种力量……而事实又基本上如其意图履践。

(一)时机的把握与战略的提出。

黄兴流亡日本和美国后,一直与国内志士声息相通,与蔡锷更有密切的联系。1915年9月,黄寓居美国时收到了蔡派专人送来的一封密信,长达17页,陈述国内局势甚详,并告知拟赴西南发难,征询他的意见。

这里要问,蔡锷为什么不找别人而偏要找黄兴征询意见?当然,黄蔡有密切交往,但与蔡有密切交往的又何止黄兴?可见还有更深层次的道理:一是熟知黄的人品、才识、领袖风范;二是最根本的,了然他突出鲜明的反帝、反袁政见。如1915年2月25日,黄兴领衔通电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动员全国力量全力御侮。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狼子野心暴露。同月21日,黄又领衔通电痛斥袁氏丧权辱国,并通过传媒英明预示袁氏称帝必矣。一方面加大宣传反袁力度,另一方面实际着手在海外华侨中积极筹集反袁资金而自己分文不取……以此更赢得了革命志士和广大人民的敬仰。

正因为蔡锷认为黄兴可以引为同道,是德高望重值得信赖的领头人,才敢于把可能遭致杀身之祸的内心,掏给他看,并在事迫时求其指点。

黄兴认真而又兴奋地读完信后,经过仔细研究思考,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但是,国内现存各种反袁力量互不统属,如何尽量消除彼此掣肘,把它们凝聚在一起,他颇费踌躇,终于形成了如下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后又简化为:

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今既谊切同仇,务希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

在黄兴这一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运动有序而又顺利地向前推进。

(二)策划蔡锷胜利返滇,结聚西南实力。

黄兴认为,把西南实力结聚,摆在第一线,形成一股威慑力量,是联合各派力量的基础。他认为,“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

可是,当时蔡锷尚被袁世凯羁縻在京,如何协助他安全去滇,是实现这一谋略的关键。事不宜迟,他立即命其长公子一欧动身去日本,“以便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还嘱留驻日本的张孝准专门负责协助蔡锷出逃,并司蔡、黄之间的联络。蔡、张是留学日本时的要好同窗,黄、张是小同乡,彼此信任,要张担当此任,是黄深思熟虑的结果。后怕张一人身单力薄,又派随员石陶钧前往帮办。经黄周密策划,蔡锷顺利实现出京入滇。因为“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入”,于是,黄“设机关个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唐十分敬重黄兴,乃释然欣诺。

黄兴还多次函电在南洋筹措饷械的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促其回国起兵。他偕熊克武、龚振鹏等密抵昆明,实现了唐、蔡、李三虎将的风云际会。

(三)策略详尽,指导具体。

云南起义前,黄兴于1915年11月26日即已形成了十分完备、周详的策略,透过专司联络的张孝准,“请达同人采择”:

一、发难须急,缓则狡猿(指袁世凯——引者)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

二、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李根源——引者)所主张之滇、粤均可。因割据一二省,响应必起,袁贼财政,即生缺陷,此可制猿之死命(此节于致行严兄[章士钊——引者]函详之,请一阅)。

三、广设暗杀机关,造成种种恐慌,此节兄等已实行。惟须连发,不论大小强弱(小弱者更易为力)。……北方更须注意,其赞成帝制各机关,破灭之,亦有效。

四、冯某(冯国璋——引者)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若能得彼部下之同情,即急起拥戴之,彼亦无所逃。然须知彼非如程德全之易与,更须防如程德全之反复。

五、陆氏(陆荣廷——引者)一武夫,以部下激发之自易。以大势观之,此间或可先发(滇能先发亦好,此处可以一电脱离中央,自成独立民国)。

六、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须尽力图之。……

在整个护国战争期间,黄兴与护国军各军政头目,以及中华革命军部分重要将领,几乎均有函电往来或派人直接联系。例如,黄从美国返抵日本横滨后两周,一直忙于“与沪、宁、皖、赣、湘、鄂及各处来东代表接洽”,指导具体细致。

(四)借重进步党的影响和实力。

蔡锷长信提醒了黄兴,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今后的斗争中,借重进步党影响和实力是一个事关成败的大问题。所以,他也特别告诫国民党人要密切注视进步党的动态。1915年11月7日,《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公诸报端。在上海创办的欧事研究会(国民党)机关报《中华新报》于9日立即作出友好反应,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的时评,赞赏该党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维护了“国人真正之民意”。这就为谋求两党携手合作送去了一个试探讯息。橄榄枝奏效,12月18日,进步党党首梁启超专程由津来沪,与国民党直接联系,“思与提携进行”,党人深感正中下怀,本着黄兴意旨,与之推诚相见,捐弃前嫌,进而具体商议分头或联手筹款、购械、活动外援等问题,气氛融洽。一直到护国运动终了,彼此沟通频繁,配合还算默契。

黄兴还特别注意加强与梁启超、孙洪伊等进步党党首的直接联系,通报政见,求取配合与支持。如在袁氏宣布取消帝制、息兵调停之声甚嚣尘上的关键时刻,1916年4月15日,黄兴专电梁等头面人物,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当然,与进步党的合作,也不是一味迁就,而是做到有理、有节。如7月初黄回国后,针对梁拥段妥协调和论调,直斥“斯乃大谬”,认为“北京当局之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之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

当然,黄兴与蔡锷自始至终十分愉快的合作,是与进步党合作的极其重要部分。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有巨大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五)争取与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联手。

尽管孙中山过去对黄兴有过不恭,但黄为了团结反袁,仍愿忍让。早在1914年9月,黄兴就给党人写信,表达了这一博大胸怀。他说,从“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1915年9月,他又主动捎信给孙说:“袁世凯必然称帝,三次革命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语气谦恭,愿为前驱。虽已无组织约束,但凡孙的正确要求,黄兴总能尽心竭力去完成。如1916年5月20日,孙托黄在日借款购械,次日,孙又连电催促,黄即努力奔走,先后电复孙:“款二十万,武器若干,嘱汉民请青木再电归,尤可望成功。”“枪二千,炮六门,不日可运。”……对孙的正确主张,他总是全力支持。6月13日,孙电黄,欲“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为此征求黄意见时,尽管黄早有此见解,并已见诸报端,但仍把它视为孙的意见,回电说:“来电主张……无任感佩。尚望主持。”对中华革命党其他成员,也应对如谦谦君子。如该党东京本部负责人谢持即将回国时,黄“特设杯茗”,“借聆教言”;他与驻节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居正互通声气;命在天津办报的刘揆一主动联合居正等,“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

(六)争取实权人物及上层人士,扩大护国队伍。

干革命还是人越多越好,孤家寡人、小圈圈是成不了气候的,这是黄兴投身革命以来的一贯思想。护国战争打响后,竭力争取实权人物投入反袁斗争,并把它坚持到底,是他呕心沥血谋略的一部分。如活动陆荣廷倒袁,黄兴就做了许多具体分析和工作。陆荣廷在洪宪封爵中,由于袁将远比自己年轻、资历较浅、过去在自己之下的龙济光封为一等公,而自己只捞到个一等侯,还因亲子之死对袁不满,离心离德。黄兴认为正好利用这个矛盾,促陆反袁。乃于1915年12月22日致函,晓以大义,望陆“兴讨贼之师”,“无使时机坐失”;接着又派钮永建、林虎潜入南宁,登门游说;加上蔡锷、梁启超等的影响,桂督陆荣廷随后宣告独立,加入护国战线。又如,黄兴致书浙江都督吕公望等:“望诸公贯彻主张,廓清祸本,依据约法,巩固国基。”致书惠州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等,指出:“巩固共和,至非易事,前途发展,尚赖荩筹。”致书莫伯恒,勉励他:“为根本计,甚愿浙为云南第二,速补充实力,为东南诸同志之指导。”黄兴对护国战起,由美返国,在上海谋划浙江反袁军事的黄郛说:“海军若来,袁势可去其一半,于外人视线,更可改观。”强调请他争取海军起义的重要性。又告以:“浙中款项事,运隆兄(张孝准——引者)已竭力与日磋商,当可有获。弟能力所及,自当尽力援助。”电陕督陈树藩等,“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对“内地将军等,视其尚可与言者,亦致书劝诱”……均收到良好效果。

黄兴对不掌兵权,但在政治、经济舞台上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名流,也十分尊重,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争取理解与支持,坚定其反袁信心和立场。如早在1915年12月21日,即致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和庄蕴宽,指出袁氏称帝必败,动员他们投入即将出台的护国之役。信中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指出“所以哀恳于诸先生之前者,亦不外世乱思君子之意”,认为“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称誉他们为君子、贤者,希望他们不要“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后又专函赵凤昌,告以何成浚“于宁、皖、赣、鄂均有布置,而鄂事尤有把握”。对湘省独立,“尚望大力一为援手”。……这一系列的工作,对进一步孤立、打击袁世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做好国际舆论和外交工作。

黄兴懂得,反袁去袁虽然纯属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但也必须取得国际上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因为,这有利于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在美国寓居时,即通过媒体揭破袁氏“谬论欺蒙世人”,使世人确信“袁世凯垮台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他在美国影响极大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不向袁氏贷款,“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尊敬”;嘱旧金山党人以国民代表名义电告其政府及国会不予承认,托美国友人动员议员对其政府施加压力……终于使美总统下令终止美袁借款谈判。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的第三天,黄兴即致电美国驻华公使及北京外交团,并分电北京、上海西报,“表示人民反对帝制到底”,庄重宣称“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驱逐国贼”;黄兴写信“分致某政府及议会并各实业家”,“恳其好意扶助吾国之共和”;1915年底,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发表长篇论文《辩奸论》,痛揭袁氏悍然称帝,“盗窃政柄之阴谋私意”,指出“袁氏当讨,更何待论”,要求美国人民“予吾人以道义上的协助”。……这些工作,也为防止外来势力给袁氏反动统治输血打气,阻断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发挥了警示的功效。

  结    论

综上所述,护国运动是各种力量的合力促成的,黄兴正是这合力的倡导者、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为了证实这点,最后再看下述材料:

(一)云南起义是护国运动实质运作的重大肇始,唐继尧除布告天下外,头一件大事就是向黄兴报告:

克公道鉴:

侠公(李烈钧——引者)到滇,藉详伟画,至为钦佩。滇南军民……已于本月二十五日由尧率领全省健儿宣布讨贼……国人景仰高山,已非一日,尚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共和前途,实利赖之。

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则以一己之任重力弱,屡嘱何成浚电促公(黄兴——引者)归”。

(二)1916年5月9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代行中央国务院职权,为独立各省对内对外的总机构。初由抚军10人(包括正副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妮和吕公望组成。军务院成立时除“布告天下”外,另一件大事就是由全体抚军联署向黄兴报告:

黄克强先生鉴:

奉删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尧等碌碌庸才,勉起讨贼,正忧绠短,适逢公归,愿承不遗,俯赐教言。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查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

从上述事实以及“藉详伟画”,“大局所系,唯公图之”等词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黄兴是何等倚重!遍查史料,他们还从未曾向第二个人发过这样的函电。此事再次表明,这些在国内左右护国运动的当事人,的确是把黄兴奉为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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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兴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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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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