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疑问

护国运动胜利已经81年了，运动究竟是由谁为主发动和领导的？歧见颇多。近来又有这样一种说法，“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孙中山虽然不是护国战争的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但他是护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对此，我们有不同的认识。

这里有两个疑问：

（一）所谓“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与“实际领导者”之间究竟如何界定？内涵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理论上又有何差异？

（二）护国运动是一场坚持民主共和国体，反对封建专制复辟；坚持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废约改制的进步运动。说孙中山是这场运动的“旗手”、“精神领袖”或“实际领导者”，决不能只说他早有这方面的抽象理念，而应该实打实地、有针对性地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公然复辟称帝的过程中，通过传媒公开地、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并有号召、组织、指挥领导各阶层人民奋起抗争的一系列言行做根据，而孙又做得如何呢？

　　二、第二疑问解析

对于第一个疑问，还是请有关论者回答为好，我们只就第二个疑问，提出自己的论据和看法。

还是用史实说话，请看材料：

1915年8月3日，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公然污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4日，筹安会鸣锣挂牌，袁氏帝制自为彰明较著地进行。照理，孙中山作为一党之首，理应及时站出来公开亮明自己的政见，做出正确的舆论导向。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仅在给党内同志函电中表示谴责，并有所指示与谋画。“秘密团体”之外，谁个又能清楚？

有的论文或专著，直到现在还在引用所谓的孙中山“第一次”《讨袁檄文》或《讨袁宣言》（1915年12月），并把它当作孙是护国运动“精神领袖”、“旗手”与“实际领导者”的有力佐证，但它却是赝文。文中“军府不忍战争之续延”，“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及“军府痛宗国之陆沉”等，远非当时情节和孙中山文笔口吻，显系后人编造，早为严谨学者所摒弃，不能作为信史予以引用和据以证明。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均没有收录此文。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著名孙学大家陈锡祺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巨著，也未提及。

迟至1916年5月9日，孙中山才以个人名义发表了《讨袁宣言》（如果此前确有《讨袁宣言》，那么，这次应冠以《第二次讨袁宣言》才顺理成章，而竟不然，足见“第一次”属莫须有了），广大人士通过传媒这才知道孙的政治态度。而这时护国运动已近结局，袁世凯大势已去。

是运动旗手，就应站在运动前列举“旗”，是“精神领袖”就应有“精神”领路指导。他只在“纯系一秘密组织之团体”的中华革命党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既不在人民中举旗呐喊号召，又不用具体“精神”去感化人民，人民又何以知道他是旗手，又何能尊奉他为“精神领袖”？

再说孙中山是“实际领导者”的问题。我们并不否定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也肯定他“发挥过倒袁配角作用”。但若用“全称肯定判断”，说他是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实不敢苟同。因为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并不等于就是“实际领导者”。在“领导者”之前，用“实际”予以修饰界定，也属多余，难道“领导者”还有“实际”与“不实际”之分吗？

广查有关资料以及《孙中山全集》第3卷收集的此一时期文稿，从1915年1月到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撤销时止，长达1年多的时间，仅有两件涉及护国运动。一件是1915年12月28日的《致上海革命党人电》，属党内机密指示，全文如下：

此间确息，唐、蔡已动，滇款毋庸给。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

显然，对云南起义是采取不合作、坐山观虎斗、冀坐收渔翁之利的态度，与“实际领导者”、“旗手”和“精神领袖”扯不上边。

另一件是1916年1月的《致袁军征滇总司令某函》，欲与他“义旗呼吸响应”。从前件中我们已可看出这是孙的策略。

饶有趣味的是，1907年初，孙中山与黄兴曾有旗帜之争。孙坚持延用早年他在兴中会时期的青天白日旗，几导致党的分裂。这次护国运动又有一个旗帜问题。护国军采用的是五色旗，而中华革命军仍是青天白日旗。为求“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他在1916年5月23日主动给党内的指示说：“吾党亦宜一律沿用。”“沿用”者意味着放弃自己多年坚持的旗帜。按孙的个性与为人，如果这次护国运动真是他“实际领导”的，他能这么屈己从人吗？

其实，研究孙中山的人都知道，在成绩、功业面前，孙是从不自谦的。在他撰著的《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对以前组织和领导的历次起义，都作过详尽介绍，唯独对这次“讨袁之役”却只说了简短的如下一段话：

及乎国会解散，约法毁弃，则反形已具。帝制自为之心，跃然如见矣。余乃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二年至五年之间，与袁世凯奋斗不绝。及乎洪宪宣布，僭窃已成，蔡锷之师，崛起云南，西南响应，而袁世凯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卒郁郁以死。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

用“蔡锷之师”来概括护国反袁，清楚表明他本人及其党一没有领导此役，二没有很深参与。深知这一运动过程的日本人吉野作造如实说：“第三次革命（指护国运动——引者）之计划，孙逸仙并其一派，殆无任何关系。”关于这一点，还有材料可证：云南起义后的第三天，东京传媒披露了这样一条新闻：“记者访问孙中山，据称：云南事件并非民党（指中华革命党——引者）发动，与彼等无关。”就是十分粗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他的这一答记者问，与上引1915年12月28日他给党内指示的口气吻合。至于透过传媒向日人传递这一信息的究竟，则令人深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史实和知情人，连孙本人也拒领时人捧送的种种桂冠。

惟其如此，国民党元老、国民党权威党史作者邹鲁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书中，也就完全没有提及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领导了护国之役。只是到了解放战争初期，邹鲁为配合蒋介石于1946年底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突出“正统”的辉煌，乃在距前18年后，即1947年出版的该书修订本中，赶急改为：“袁世凯称帝，改民国元年为洪宪元年，本党兴师讨伐，袁世凯取消帝制。”即使如此，从中也难得出孙中山是护国运动“旗手”、“精神领袖”与“实际领导者”的结论。

　　三、黄兴是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我们说黄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指他对这场运动提出过总体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战略、策略与规划，有过斗争时机与地点的很好把握，在宏观上聚合、组织、指挥了各种力量……而事实又基本上如其意图履践。

（一）时机的把握与战略的提出。

黄兴流亡日本和美国后，一直与国内志士声息相通，与蔡锷更有密切的联系。1915年9月，黄寓居美国时收到了蔡派专人送来的一封密信，长达17页，陈述国内局势甚详，并告知拟赴西南发难，征询他的意见。

这里要问，蔡锷为什么不找别人而偏要找黄兴征询意见？当然，黄蔡有密切交往，但与蔡有密切交往的又何止黄兴？可见还有更深层次的道理：一是熟知黄的人品、才识、领袖风范；二是最根本的，了然他突出鲜明的反帝、反袁政见。如1915年2月25日，黄兴领衔通电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动员全国力量全力御侮。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狼子野心暴露。同月21日，黄又领衔通电痛斥袁氏丧权辱国，并通过传媒英明预示袁氏称帝必矣。一方面加大宣传反袁力度，另一方面实际着手在海外华侨中积极筹集反袁资金而自己分文不取……以此更赢得了革命志士和广大人民的敬仰。

正因为蔡锷认为黄兴可以引为同道，是德高望重值得信赖的领头人，才敢于把可能遭致杀身之祸的内心，掏给他看，并在事迫时求其指点。

黄兴认真而又兴奋地读完信后，经过仔细研究思考，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但是，国内现存各种反袁力量互不统属，如何尽量消除彼此掣肘，把它们凝聚在一起，他颇费踌躇，终于形成了如下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后又简化为：

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今既谊切同仇，务希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

在黄兴这一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运动有序而又顺利地向前推进。

（二）策划蔡锷胜利返滇，结聚西南实力。

黄兴认为，把西南实力结聚，摆在第一线，形成一股威慑力量，是联合各派力量的基础。他认为，“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

可是，当时蔡锷尚被袁世凯羁縻在京，如何协助他安全去滇，是实现这一谋略的关键。事不宜迟，他立即命其长公子一欧动身去日本，“以便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还嘱留驻日本的张孝准专门负责协助蔡锷出逃，并司蔡、黄之间的联络。蔡、张是留学日本时的要好同窗，黄、张是小同乡，彼此信任，要张担当此任，是黄深思熟虑的结果。后怕张一人身单力薄，又派随员石陶钧前往帮办。经黄周密策划，蔡锷顺利实现出京入滇。因为“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入”，于是，黄“设机关个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唐十分敬重黄兴，乃释然欣诺。

黄兴还多次函电在南洋筹措饷械的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促其回国起兵。他偕熊克武、龚振鹏等密抵昆明，实现了唐、蔡、李三虎将的风云际会。

（三）策略详尽，指导具体。

云南起义前，黄兴于1915年11月26日即已形成了十分完备、周详的策略，透过专司联络的张孝准，“请达同人采择”：

一、发难须急，缓则狡猿（指袁世凯——引者）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

二、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李根源——引者）所主张之滇、粤均可。因割据一二省，响应必起，袁贼财政，即生缺陷，此可制猿之死命（此节于致行严兄[章士钊——引者]函详之，请一阅）。

三、广设暗杀机关，造成种种恐慌，此节兄等已实行。惟须连发，不论大小强弱（小弱者更易为力）。……北方更须注意，其赞成帝制各机关，破灭之，亦有效。

四、冯某（冯国璋——引者）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若能得彼部下之同情，即急起拥戴之，彼亦无所逃。然须知彼非如程德全之易与，更须防如程德全之反复。

五、陆氏（陆荣廷——引者）一武夫，以部下激发之自易。以大势观之，此间或可先发（滇能先发亦好，此处可以一电脱离中央，自成独立民国）。

六、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须尽力图之。……

在整个护国战争期间，黄兴与护国军各军政头目，以及中华革命军部分重要将领，几乎均有函电往来或派人直接联系。例如，黄从美国返抵日本横滨后两周，一直忙于“与沪、宁、皖、赣、湘、鄂及各处来东代表接洽”，指导具体细致。

（四）借重进步党的影响和实力。

蔡锷长信提醒了黄兴，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今后的斗争中，借重进步党影响和实力是一个事关成败的大问题。所以，他也特别告诫国民党人要密切注视进步党的动态。1915年11月7日，《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公诸报端。在上海创办的欧事研究会（国民党）机关报《中华新报》于9日立即作出友好反应，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的时评，赞赏该党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维护了“国人真正之民意”。这就为谋求两党携手合作送去了一个试探讯息。橄榄枝奏效，12月18日，进步党党首梁启超专程由津来沪，与国民党直接联系，“思与提携进行”，党人深感正中下怀，本着黄兴意旨，与之推诚相见，捐弃前嫌，进而具体商议分头或联手筹款、购械、活动外援等问题，气氛融洽。一直到护国运动终了，彼此沟通频繁，配合还算默契。

黄兴还特别注意加强与梁启超、孙洪伊等进步党党首的直接联系，通报政见，求取配合与支持。如在袁氏宣布取消帝制、息兵调停之声甚嚣尘上的关键时刻，1916年4月15日，黄兴专电梁等头面人物，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当然，与进步党的合作，也不是一味迁就，而是做到有理、有节。如7月初黄回国后，针对梁拥段妥协调和论调，直斥“斯乃大谬”，认为“北京当局之是否与吾民相见以诚尚属疑问”，“武力之准备，实为不可缺少者”。

当然，黄兴与蔡锷自始至终十分愉快的合作，是与进步党合作的极其重要部分。而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有巨大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五）争取与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联手。

尽管孙中山过去对黄兴有过不恭，但黄为了团结反袁，仍愿忍让。早在1914年9月，黄兴就给党人写信，表达了这一博大胸怀。他说，从“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1915年9月，他又主动捎信给孙说：“袁世凯必然称帝，三次革命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语气谦恭，愿为前驱。虽已无组织约束，但凡孙的正确要求，黄兴总能尽心竭力去完成。如1916年5月20日，孙托黄在日借款购械，次日，孙又连电催促，黄即努力奔走，先后电复孙：“款二十万，武器若干，嘱汉民请青木再电归，尤可望成功。”“枪二千，炮六门，不日可运。”……对孙的正确主张，他总是全力支持。6月13日，孙电黄，欲“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为此征求黄意见时，尽管黄早有此见解，并已见诸报端，但仍把它视为孙的意见，回电说：“来电主张……无任感佩。尚望主持。”对中华革命党其他成员，也应对如谦谦君子。如该党东京本部负责人谢持即将回国时，黄“特设杯茗”，“借聆教言”；他与驻节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居正互通声气；命在天津办报的刘揆一主动联合居正等，“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

（六）争取实权人物及上层人士，扩大护国队伍。

干革命还是人越多越好，孤家寡人、小圈圈是成不了气候的，这是黄兴投身革命以来的一贯思想。护国战争打响后，竭力争取实权人物投入反袁斗争，并把它坚持到底，是他呕心沥血谋略的一部分。如活动陆荣廷倒袁，黄兴就做了许多具体分析和工作。陆荣廷在洪宪封爵中，由于袁将远比自己年轻、资历较浅、过去在自己之下的龙济光封为一等公，而自己只捞到个一等侯，还因亲子之死对袁不满，离心离德。黄兴认为正好利用这个矛盾，促陆反袁。乃于1915年12月22日致函，晓以大义，望陆“兴讨贼之师”，“无使时机坐失”；接着又派钮永建、林虎潜入南宁，登门游说；加上蔡锷、梁启超等的影响，桂督陆荣廷随后宣告独立，加入护国战线。又如，黄兴致书浙江都督吕公望等：“望诸公贯彻主张，廓清祸本，依据约法，巩固国基。”致书惠州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等，指出：“巩固共和，至非易事，前途发展，尚赖荩筹。”致书莫伯恒，勉励他：“为根本计，甚愿浙为云南第二，速补充实力，为东南诸同志之指导。”黄兴对护国战起，由美返国，在上海谋划浙江反袁军事的黄郛说：“海军若来，袁势可去其一半，于外人视线，更可改观。”强调请他争取海军起义的重要性。又告以：“浙中款项事，运隆兄（张孝准——引者）已竭力与日磋商，当可有获。弟能力所及，自当尽力援助。”电陕督陈树藩等，“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对“内地将军等，视其尚可与言者，亦致书劝诱”……均收到良好效果。

黄兴对不掌兵权，但在政治、经济舞台上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名流，也十分尊重，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争取理解与支持，坚定其反袁信心和立场。如早在1915年12月21日，即致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和庄蕴宽，指出袁氏称帝必败，动员他们投入即将出台的护国之役。信中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指出“所以哀恳于诸先生之前者，亦不外世乱思君子之意”，认为“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称誉他们为君子、贤者，希望他们不要“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后又专函赵凤昌，告以何成浚“于宁、皖、赣、鄂均有布置，而鄂事尤有把握”。对湘省独立，“尚望大力一为援手”。……这一系列的工作，对进一步孤立、打击袁世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做好国际舆论和外交工作。

黄兴懂得，反袁去袁虽然纯属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但也必须取得国际上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因为，这有利于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在美国寓居时，即通过媒体揭破袁氏“谬论欺蒙世人”，使世人确信“袁世凯垮台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他在美国影响极大的《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不向袁氏贷款，“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尊敬”；嘱旧金山党人以国民代表名义电告其政府及国会不予承认，托美国友人动员议员对其政府施加压力……终于使美总统下令终止美袁借款谈判。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的第三天，黄兴即致电美国驻华公使及北京外交团，并分电北京、上海西报，“表示人民反对帝制到底”，庄重宣称“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驱逐国贼”；黄兴写信“分致某政府及议会并各实业家”，“恳其好意扶助吾国之共和”；1915年底，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发表长篇论文《辩奸论》，痛揭袁氏悍然称帝，“盗窃政柄之阴谋私意”，指出“袁氏当讨，更何待论”，要求美国人民“予吾人以道义上的协助”。……这些工作，也为防止外来势力给袁氏反动统治输血打气，阻断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发挥了警示的功效。

　　结    论

综上所述，护国运动是各种力量的合力促成的，黄兴正是这合力的倡导者、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为了证实这点，最后再看下述材料：

（一）云南起义是护国运动实质运作的重大肇始，唐继尧除布告天下外，头一件大事就是向黄兴报告：

克公道鉴：

侠公（李烈钧——引者）到滇，藉详伟画，至为钦佩。滇南军民……已于本月二十五日由尧率领全省健儿宣布讨贼……国人景仰高山，已非一日，尚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共和前途，实利赖之。

云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则以一己之任重力弱，屡嘱何成浚电促公（黄兴——引者）归”。

（二）1916年5月9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军务院，代行中央国务院职权，为独立各省对内对外的总机构。初由抚军10人（包括正副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妮和吕公望组成。军务院成立时除“布告天下”外，另一件大事就是由全体抚军联署向黄兴报告：

黄克强先生鉴：

奉删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尧等碌碌庸才，勉起讨贼，正忧绠短，适逢公归，愿承不遗，俯赐教言。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查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

从上述事实以及“藉详伟画”，“大局所系，唯公图之”等词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黄兴是何等倚重！遍查史料，他们还从未曾向第二个人发过这样的函电。此事再次表明，这些在国内左右护国运动的当事人，的确是把黄兴奉为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