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辛亥革命前后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他为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奔走呼号，为建设民主共和呕心沥血，为创建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国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过去人们对于黄兴的功绩，只把注意力投向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清朝统治方面；至于他的建国主张，则很少涉及。其实，辛亥革命前他出生入死，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归根到底是为建立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国家。辛亥革命的胜利，为建设一个国强民富的国家展现了美好的前景。在这种胜利形势下，黄兴满怀希望，多次发表演说，组织各种团体，书信往返，函电交驰，阐述他的建国思想和主张，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黄兴的这些主张，虽然已经过去了90年，却仍在闪耀着光辉。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平等联合等五个方面，对他的建国思想和主张作一评述，藉作激励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之一助。

　　实行平民政治  巩固共和政体

清朝倾覆，民国成立。建国伊始，摆在革命派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巩固共和政体，如何把破落衰败的专制中国，建设成为国强民富的共和民国。为此，革命派撰文演说，各抒所见，纷纷阐述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观点。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黄兴，对此亦十分热心，先后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鼓吹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早在1912年8月，国民党刚刚成立，黄兴即与孙中山联名致电中国同盟会各支部，指出国民党的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1913年3月，黄兴在《〈国民〉月刊出世词》中又强调：“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1914年7月，在美国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说中，他再一次重申：自南京政府成立后，倒专制而立共和，革命党所持之政策，即在于“欲达平民政治之目的”。由此观之，实行“平民政治”，乃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所孜孜追求的政治目标。值得指出的是，黄兴在提倡“平民政治”的同时，坚决反对为少数人谋私利、剥夺大多数人幸福的“官僚政治”。他明确指出，“官僚政治”不仅毫无利国福民之意，而且有阻平民政治之实现，必须予以推翻。他号召扫荡官僚歪风，伸张人民权力。

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是黄兴主张实行“平民政治”的理论基础。他说：“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人民有“自谋幸福、自谋治安”的权力，官吏只是遵从人民意愿办事的勤务员。他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反对独裁专制；主张自由平等，反对特权政治。因此，当袁世凯妄图“独夫秉政”，破坏“平民政治”时，黄兴号召人民“奋起精神，驱此妖魔”，并亲自奔赴南京，组织讨袁军，揭起“二次革命”的大旗。

实行“平民政治”，只是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总体构想。而要实现“平民政治”，还必须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黄兴的实施方案，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人治，主张法治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不可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少数人就可以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法律既是维护人民权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强力工具，又是制约独裁者的利器。因此，黄兴主张用法律来限制“独夫民贼”，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他说：“人民被治于法治之下，得享受法律之自由；人民被治于专制政府之下，生杀由一人之喜怒，无所谓法律，人民之生命财产，无法律正当之保护，民权亦从此泯绝。”在推崇法治的同时，黄兴对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进行了新的阐释。他指出，今天提倡忠孝，并不是忠君，也不仅仅是孝顺父母，而是要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他说：“以忠言之，乃尽职之意，古人所称上思利民，以死报国之类是也。以孝言之，亲亲而外，立身为要……盖忠孝二字，实包己身与国家社会而言，于个人则为道德，于人群则为秩序。”

要实现法治，黄兴认为必须制定一部保障民权的宪法。因为只有宪法，才能“立国于不拔之基，措国于不倾之地”。因此，他把制定宪法列为“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并把制定宪法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盖此后吾民国于事实上，将演出如何政体，将来政治上之影响良恶如何，全视民国宪法如何始能断定”。“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黄兴反对因人因时制定宪法，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宪法研究会制定宪法，主张全党“出全力以研究之，务期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被推翻后，他再次呼吁要着手制定新宪法。在7月饯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对国会议员寄予殷切期望，强调“第一之重要问题，则制定宪法是也”。

黄兴主张法治，同时也极力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自由。他认为自由平等，乃天赋之人权，应当予以法律保护。当然，黄兴所提倡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不是超然于法律之外的自由。他说：“世界各共和国皆得自由平等，然必自由于法律之内，方有国民精神。”“凡伟大之国民无不尊重法律，为法律之自由，决不为野蛮之自由。”

黄兴不仅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而且为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12年8月，张振武、方维未经审讯，即被杀害。他立即致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对袁世凯提出严厉的诘责。当袁世凯“封禁报馆，摧残舆论”时，他又呼吁人民要齐心合力，驱除袁贼，维护言论和出版自由。

　　二、反对个人专权，主张政党政治。

当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革命派为了防止袁氏的专制独裁，除指望用临时约法来限制外，还希望组成政党内阁，用责任内阁制来限制袁的权力。宋教仁就是革命派中主张政党内阁制的代表人物。黄兴则是政党内阁制的积极支持者。当时杨度反对政党内阁制，攻击政党内阁“含有防闲政策”。黄兴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指出：“政党内阁制度创始于英法，各共和国均采用之。即君主立宪如日本，近亦倾向此制。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多数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持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容易通过，不致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故对于内阁可令负完全责任，对于总统可永远维持尊荣，而大政之计划始能贯彻。”他认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并不是为了一党私利，而是“纯为救国起见”，“专为维持政府使得负完全责任”。如果政党以党名相争，不立即组织政党内阁，那么民国之危，甚于累卵。

黄兴从日本维新不过三十年，一跃而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声势震于环球，“即本于政党之力”这一事实出发，认识到“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只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才能保持稳定，巩固民国，消弭外患，富强国家。也只有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支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才有可能。因此，他支持建立国民党，并希望“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

在关于政党问题上，黄兴反对“以党为政”，反对以个人私益凌驾于政党之上。他认为“政党本来一方有指导人民、代表人民意思之责；一方有监督政府、维持政府之责”。只能“以政为党”，不能“以党为政”。“以党为政，其弊专横而无理，他党又必效尤而加甚，贻误国事，实非浅鲜”。

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黄兴主张“以政见相折冲”，反对“以武力相角逐”。“对于他党尤当以道德学问相切磨、相辅助，不当以势力权利相夸耀，相凌轹”。任何政党的活动，当以国利民福为目的，不能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于不顾。他要求各人“牺牲私见，服从公理、服从多数人之政见”，要求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这些见解的提出，说明黄兴的政治思想水平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不但在当时难能可贵，对现在西方和美国的政党政治，也有教导意义。它不仅为当时党派纷争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党派之争，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其党纲、党德、党风。党纲、党德、党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性质。因此，黄兴十分重视党纲、党德和党风，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关于党纲，黄兴把它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政纲犹旗帜然，略同军队主义。军队须讲服从，一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之下。”他认为国民党党纲的特别之点在于“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为了防止欧美各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他主张熔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炉，实行平均地权即土地国有，同时征收地价税(不论土地之大小，但视其产之丰饶定以税额)。这样，国家“富强自可立至”。他要求党员必须恪守党纲，“力谋进行”。

关于党德，黄兴认为：“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对于大党，尤其需要党德。大政党的党德，应当“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对于他党的捏造谩骂，应当以“宏大之心理”对待，“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对于他党的主张，“不可为无意识之反对，只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民国(国民？)之抉择”。总之，对于他党，“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务期互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这种含养大度、包融一切的党德，一方面反映了黄兴胸襟宽阔坦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黄兴对其他政党认识的肤浅。

关于党风，黄兴认为全体党员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他把“对于社会亦甚出力，全体一致”，称之为国民党的“特色”，“可以谓之党风”。他要求党员注意平均地权，把它作为立国的根基，以宏扬党风，并把宏扬党风与培植党德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包含一切之宏量”，才能使党在他党的攻击风潮中立于不败，才能以一种“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

针对当时“党派林立，意见纷歧，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鼓”的现象，黄兴主张消除党派纷争，断不可以党派争持，将国事搁置不问。他明确指出，就现在形势而论，中国不能像欧美各国那样“两党并立”，不宜多党，必须“有一最大之党将中国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

　　三、主张地方自治，赞同军民分治。

国民党成立时，五条党纲中就有一条是“发展地方自治”。黄兴表示赞同，并把地方自治与社会进步、政治民主联系在一起。他说：“共和立宪之根基，全在于地方自治。地方不能自治，则人民爱国心必因之而薄弱，社会即无文明事业之进步，国家政治亦无发达之希望”。当时有人为袁世凯专制独裁制造舆论，鼓吹“华人无自治之预备”，中国仍以实行君主政治为宜。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回观数千年君主历史，竞每况愈下，祸乱相寻，从可知民主制度乃中国最宜及唯一之制度矣。盖华人之为人，若风俗、习惯、组织等项，皆含有极富之民主性质。且质地佳美，守法易驯，具建设自治共和之稳固基础。”当时黎元洪通电各省，主张实行军民分治。黄兴复电表示赞同。他说：“尊意拟将军务、民政划界分权，诚为至论。民政为平时行政最要部分，泰西各国近甚注意，所以保持安宁、增进幸福，国家生存，端赖乎此。……务当早日分厘，期与各国一致，庶几军民安帖，分道进行。”

以上都是黄兴政治建国主张的主要内容。他的政治建国主张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以国利民福为其基本指导思想。他的“平民政治”主张，体现了革命派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执着追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指明努力的方向，这是难能可贵的。

　　发展实业  增强国力

清朝皇冠的落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面对经济凋敝、民穷国贫、满目疮痍的国情，如何尽快使国家日臻富强，成为革命派亟须解决的问题。黄兴认为，要实行民生主义，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当借助于发展各种实业，强调“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只有发展实业，才能“厚民生、强国力”；只有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雄视东亚”。他以德意志兴起为例，说明发展实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德意志初兴的时候，国内内讧不断，人民无进取精神，但不到三四十年，竟使世界商业霸主英吉利产生恐惧，原因在于实业之迅速发展。因此，他得出实业乃“发展国力之母”的结论。

黄兴的实业建设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欲兴实业，当谋铁路，铁路不发达，实业即不振兴”。1912年8月，黄兴为《铁道杂志》的出版撰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指出我国铁路不仅比欧美落后六十余年，而且绝大部分为外国人所掌握、经营，如果不迅速发展铁道事业，实业就难以发展。“盖实业犹人身血液，铁道则其脉络，脉络滞塞，血液不贯注，自然之理也”。他希望政府与人民都要“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他还把铁路建设与国防事业、国民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铁路为交通利器，蒙藏以道路不通，致滋疑惑……西北进行之障碍，交通上实一大原因”，“民国经济之发达，全恃铁道”。

第二，“竭全力办全国之矿”，开发丰富矿藏。黄兴认为，要使民富国强，当从发展实业入手，而发展“实业又当从工业着手，工业当从矿务着手，矿务当从煤、铁二者着手”。他指出二十世纪将是煤铁世界，煤铁之多寡将代表国力之强弱。他还注意到铁道与矿业的紧密关系，“铁道修成，必有以供养铁道者，而后铁道乃能充实……盖矿业者，铁道之滋养料也”。黄兴特别注重矿业，他在策划发展湖南实业时，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湖南实业当以“矿为第一”，并在1912年10月，利用回乡探亲之机，制订了《开矿计划》。他说，“中国矿产极多，已开采者不及万分之一”，“苟能将矿业开采，即工业数倍美洲亦可”。希望国民竭全力开采全国矿产，让沉睡地下的宝藏，来为建设国家服务。

第三，提倡农工商并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黄兴认为“民国前途，全赖工商业之发达，而工商必以农林为前矛”。对农工商发展的辩证关系，他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说：“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农工发达，则商业亦自然发达矣。”他进一步指出，发展工农业，与加强国防也有密切关系，认为军事上的发达，“全以农工为根本”。他主张建设市场，促进商业的发展，希望长沙“修天桥联系水陆洲、岳麓山为市场”，湘潭“拆城，于文昌阁一带修筑马路，成一商场”。黄兴的这些远见卓识，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有实际指导意义的。

第四，发展拓殖事业，加强边疆发展。黄兴说：“中国国家自有历史以来，天然为地球上一最大农国，兄弟进大沽口，亲见各处荒地甚多。如能讲求农业，必能发达一地方之地力，此不过一最小比例。其余如二十二省、蒙古、新疆可垦殖之地甚多。”因此，他发起垦殖协会，“以苏民困、维国本”，并认为拓殖可以巩固国防、开辟利源、扩充财力，“泯尔我之诈虞，辟天然之利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实行吾侪移民殖边之策”。

第五，整理财政、开辟财源。民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建设之事，“端绪甚繁”，所需资金甚多，如何筹措？黄兴主张通过多种途径来筹集。一是成立中央银行，利用推行币制机会，吸收现金，不过三年，必能“与列强之财政经济取同一之趋势”。二是要求各省自行集合人民资本，组织国民银行，并由国民银行协力组织一国民银公司，以解国家之急需，以“积国人之资财，谋公共之利益，社会金融于以活泼，政府借贷亦可接济，利国利民，实无逾此”。三是主张吸收外资。他说：“现在华侨富人最多，欲投资以经营实业者，不知凡几。以前风气闭塞，偶有开发，即生阻力。现在共和告成，人知振作，此一极好机会。”建议“由政府派名誉素著之人，赴外洋各埠募集华侨资本”。关于外债，他说：“贸贸然徒言拒债者，因噎废食之见也；断断然侈言借债者，贪饵吞钩之为也，两者均未见其可。”他主张借外债用于福国利民的生产建设事业，反对借外债供个人消费。四是劝募国民捐，号召一切爱国人民发扬爱国热情，毁家纾难，竭力捐助。五是“整理地契税，实行盐专卖”。

此外，黄兴认为，要兴实业，“须先研究实业之学问”。他主张在发展实业的时候，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加以研究改进。他说：“西国实业，日异月新，既以东亚为市场，既不能禁民之不购货，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

黄兴不仅有实业救国的言论，而且有实干的业绩。建国后，他“避政界而趋实业界”。从1912年3月起，他先后发起组织拓殖协会，倡办拓殖学校，担任拓殖协会会长、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副会长、汉粤川铁路督办等职。又与郭人漳等发起成立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被推举为湖南大同矿务公司督办。还与谭延闿等发起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与龙璋等发起中华汽船有限公司，并且亲自考察湘潭、醴陵、安源、萍乡等地矿务，投资孙中山等倡办的中国兴业公司。

黄兴提倡振兴实业，力主路矿先行，农工商并举，发展拓殖事业，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他的实业建国主张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它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与解决国民生计、增强国防相结合，还与挽回利权直接相联系。黄兴主张实业“不取个人主义，且非仅为一地方谋利益，实为全国谋利益”。这种崇高的爱国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严肃军纪  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黄兴以“湘上书生”，多次领导武装起义，深深知道革命军队在推翻清王朝中的巨大历史功绩。他说：“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一旦推翻，皆赖我军警同胞之力。”建国后，他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后又担任南京留守。尽管任职时间不长，迫于当时形势，致力的重点不在军事。但是，我们通过他的演说、电文和发布的一系列公告以及制订的各种章程条例，仍可以看出他的军事主张的闪光点。

民国初建，根基未固，军队仍然是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捍卫民主制度的有力工具。黄兴说：“我国土地、人民、物产皆极丰富，非军队不可保。”面对“方今五洲大通，咸思胁以谋我，群虎在旁，瞬息千变”的国际形势，他认为“发扬国家之精神，扶持国际之和平，端于武装是赖”。他坚决反对外人借用财政控制中国军队，大声呼吁：“军队为国防之命脉。”

军队既是保家卫国的强力工具，军人自当以保家卫国为天职。黄兴说：“军人之主义在对外，其天职在为国防，至警界，以保护内地治安为天职。”任何一名军警都必须“保统一之政权，服统一之命令，维秩序而保名誉”，不能居功自傲、抢夺利权，同室操戈、逞威黩武；也不能恃众暴寡、倚强凌弱；更不能违法蔑纪、倒行逆施。他希望军人都能做到爱国、保民、服从军纪。他认为军人遵守国家纪律、服从长官命令为当然义务，并把军人之服从与普通人之服从区分开来。“服从之义，在平人为相对主义，在军人实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者，对于是则服从，对于非则不服从。而绝对主义者，则无论如何，皆应服从者也。军人何以有此种义务？因国家所倚者惟军队，军队所重者在军纪。服从为军纪之特质，破坏服从即破坏军纪，即破坏国家，而军人之尊荣亦失。故服从实服从军纪，非服从个人也，服从之定义如此。”黄兴主张对扰乱治安、危害人民、破坏军纪者，要按军律严惩。

针对民国初期“兵数之多，不下百万”和财政困难的情况，黄兴从国家利益着想，主张裁军，并把“减少军队”，作为“唯一救国之办法”。他认为“欲保东南之安宁，谋国家之统一，当先以裁撤军队为入手办法”。他赞许湖南军士有功不居，全数退伍是军界模范。基于这种主张，也因财政极端困难，他主动要求裁撤南京留守处，以求中国统一。以后再没有负责地方政权的军政大员，自动放弃军政大权，以求中国统一的人物了。

此外，黄兴还注重军队的文化教育，认为“将来战争必有学问方可制胜”，提倡军人求学，拟设陆军军官学校，造就初级军官。他说：“军人不是穿军服、戴军帽、挂指挥刀就了，尤宜以研究军事学为保障民国要着。”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黄兴十分重视对全国人民进行军国民教育。他说：“今后宜注意于军事的国民教育，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中加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军在千万以上。”针对“国家竞争最后解决于武力”这种情况，主张“中学而上，令学兵学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也”。这种军事教育如果能实施，它既可省免国家大宗军费，又可废除私人统治军队的积习。

　　广设学校  培养实用人才

黄兴入私塾，进学堂，留学日本，既受过封建教育，又接受过新式的资产阶级教育。他认为“世界大势，惟适乃存”，因此积极主张兴办各种适应社会建设需要的学校，大力培养实用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

黄兴对教育非常重视，极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才能振兴实业，富强国家。他把教育与革命、教育与建设结合起来，认为“图谋革命，学问决不可废”，教育可以“发抒革命学说，激发学者之爱国热忱”。“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惟办实业须有学问，必先提倡教育”。他把教育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说：“今日国与国争，有教育则为文明国，无教育则为野蛮国，野蛮必被征服于文明，固世界竞争公例也。”因此，只有普及教育，增进民智，才能“立足于国竞之漩涡中”。“廿世纪之文明，为物质的，非有完全科学不能占世界优异之地位。”从而得出“立国之基本，以振兴教育为急务”的结论，提出“以后民国建设，视教育之发达与否为转移”。

教育是培养人才、增进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激发爱国心的重要途径。如何发展教育？培养何种人才？怎样改革旧的落后的教育体制？黄兴认为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德行为学问之根本”，其标准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过黄兴给它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凡做事能着实做去即谓之忠。古人所谓‘为人谋而不忠’即此，可悟忠字之确解。人莫不知爱其父母，实行其爱即成为孝。至如礼义廉耻，关于人格问题，无此四字即不成人格。”他认为，如果能够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与中国的道德融为一炉，那么，就可以“造成世界第一等国，即可造成世界一种最优美之学风”。黄兴主张设立体育专修学校，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黄兴对于清朝“官府愚民、书贾射利”的教育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翦除积习，发皇新知”。其主要措施是：第一、提倡民间自由编辑课本。第二、编写教材，应取实利主义原则，教育方针不宜泛骛。要求学生修养实学，练习技能，以适应当前工商业社会之需要。并以直观教授为正宗，使教授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第三、主张小学应废止读经，用国语教授，要求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在文字运用上，做到“口所欲言、笔即能述”。第四、鉴于“学以专而精，以久而成”，主张延长教育年限。

黄兴主张以“适当之材料”，“一致之方法”，培养学生经世应用知识，并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对各类教育提出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关于国民教育，黄兴要求广设学校，提高国民素质，“致一般社会子弟，自幼至成人，吸纳一种高尚知识于脑海，脱离依赖性质，具一种独立经营性质”。他看到安源矿区“失学者甚多”，与外国工业繁盛之区，学校林立形成鲜明的对比，积极主张“多设小学校”。对于办学的途径，黄兴主张公私并立，“教育为当今之急务，无论公私，在所必设”。他既重视公立学校之设立，又不忽视私立学校之建设，认为“一国学校之发达，当视民立学校之多少为转移”，“吾国今后教育为立国第一要着，仅恃官力，恐非数十年后不能提倡，故私立学校，为仆今后所自勉。”

关于女子教育，黄兴认为“人类进化，男女平等”，为妇女摆脱封建制度的压制，创造了一个极好机会。女子应当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减少虚荣心，从实际上用功”。他说：“教育普及至女子，为产生国民要素。更当以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二者并重，务有以养成其独立之能力，不至徒倚赖男子为生活。”黄兴特别注意以实业教育培养女子的生存能力，提出以“实业定全国女子教育方针”。同时把女子教育程度的高低作为其参政的一个条件。他说：“中国人数四百兆，女界占二百兆，先要达到教育平等目的，然后可达政治平等的目的，即女子参政，兄弟以为不久就要成了。”

此外黄兴还注意发展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留学教育。

黄兴教育建国主张最显著的特点是崇尚实际、讲求实效。他根据时代的需要，把实用教育作为强国富民、发展国家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解决人民生计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他的实用教育适应了当时“科学之发展，工商业之演进”的需要，既摆脱了过去那种繁琐空虚、脱离实际的学风，又冲破了两千年来士大夫皓首穷经、不问国事的积习，解除了束缚人们聪明才智发挥的枷锁，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实行民族平等联合  促进国家统一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南北双方通过议和达成协议：清帝退位，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实现了南北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开辟了道路。但是，环顾当时宇内，仍是满目疮痍，荆棘丛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民族分裂倾向滋长。民族分裂分子气焰嚣张，他们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在边远地区从事分裂祖国活动，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当时北方的蒙古和西南的西藏，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本来，外蒙古很早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从19世纪末年起，由于沙俄侵略势力通过收买和笼络等手段，在外蒙王公贵族与喇嘛中积极培植亲俄势力，逐渐形成一个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亲俄集团。1907年，沙俄和日本通过谈判，签订了日俄密约，外蒙古被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沙俄认为时机已到，立刻着手煽动外蒙“独立”。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等人在俄兵护送下回到库伦。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即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限令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离开外蒙。12月16日，所谓“大蒙古国”宣告成立。沙俄继策动外蒙古“独立”之后，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的东北和内蒙。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缔以“俄兵改装助蒙”诱惑蒙旗额鲁特总管胜福响应库伦独立，成立以胜福为头子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沙俄还在内蒙策动哲里木石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于1912年8月20日宣布“独立”。在沙俄的支持下，库伦分裂势力曾数次派兵大举南犯，妄想把内蒙也纳入它的版图。因遭到当地军队反击，屡次进犯均遭到可耻失败。

沙俄在蒙古和东北大举扩张，日本也不甘示弱，力图乘中国革命之机，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并把侵略魔爪伸向内蒙。它背着中国向沙俄提出，以张家口至库伦的大道为界，划分日俄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经过双方秘密协商，1912年7月8日，日俄双方再次签订密约，除了将两国在东北的分界线加以延长外，又以东经116度27分为界，划分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此线以东属于日本，以西划归沙俄。

当俄日两国在我国北方你争我夺之际，英国侵略势力也乘机向我西藏扩张。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后，西藏内部出现了动荡。英国认为有机可乘，积极插手西藏事务，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刚卸任的英印总督明托和十三世达赖的密谋策划下，亲英分子、达赖的内侍达桑组织了一支一万多人的藏军，于1912年3月占领了江孜和日喀则，4月又调集各路叛军围攻拉萨。驻守拉萨的清军，在械饷两缺的情势下，和藏军达成四点议和条件：清军交出枪弹，经印度回国，只有驻藏大臣仍留拉萨。6月，流亡印度两年多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从噶伦堡启程回藏。由于英国侵略势力的支持，西藏亲英势力十分猖狂。在西藏境内，他们挑动民族仇恨，煽动要把汉人“驱逐净尽”；在藏川交界，他们截断川藏交通，先后攻占江卡、盐井、理塘等地，包围了察木多和康定等。到了1913年初，达赖复派亲信德尔智潜往蒙古库伦，与外蒙分裂势力秘密勾结，签订所谓“蒙藏条约”，议定双方互相承认，脱离中国“独立”，互相援助。

面对上述严重局势，在实现南北统一后，如何防止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成为全国上下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作为中国革命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黄兴更不忍自己亲手缔造的民国，刚刚成立就陷入分裂状态。黄兴认为，蒙藏闹分裂局面的出现，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内因就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把蒙古、西藏等视为藩属，对蒙藏民族不能平等相待。加以边疆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语言不通，缺乏经济文化交流，更增加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怀着侵吞中国的野心，挖空心思把侵略势力渗入蒙古、西藏等地，以小恩小惠收买那些不顾民族大义的分裂分子，使其充当侵略者的代理人，利用他们从事民族分裂活动，妄图打着所谓“独立”的旗号，把蒙古和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变成受他们操纵的附庸。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勾结民族败类的分裂图谋，真正实现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五大民族平等相处，实现民族统一，1912年3月19日，黄兴与刘揆一、马邻翼(回族)等发起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以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同进化为目的”。3月23日，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正式成立，黄兴被举为总理，刘揆一任协理，本部设于北京，西北和内地的适当处所分设支部。本部分设教育、实业、调查、编译四部。为了争取全国各地各界的支持，黄兴又与刘揆一、黎元洪、吴景濂、蔡元培、马邻翼等致电各省都督、议会、各报馆、各政团，指出“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为急……敬希协力提倡，随时赐教，酌拨公款，助成斯举，实纫公谊”。孙中山认为：“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跻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二十世纪，用意实属可钦……应即准予立案。”

为了拓地垦荒，殖产兴业，实行民生主义，巩固边防，苏民困，维国本，促进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黄兴等还于1912年3月18日和一些有志开发边疆的志士成立拓殖协会。黄兴被举为会长。

拓殖协会的工作重点在边远地区，而聚居于边远之地的多是蒙、藏、满、回等兄弟民族。发展边地经济是蒙、藏各族的共同愿望。蒙藏各族要与汉族共同进化，也离不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边疆经济发展了，中华各民族的团结也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项工作搞好了，就可“泯尔我之诈虞，辟天然之利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固西北之边防，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实行吾侪移民殖边政策”。这样就可使五族共和的国家富强起来，“固金瓯于万里”。此后，黄兴曾发表多次讲话，提出发展边疆交通、经济、文化，促进民族联合的种种主张与措施，对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边防均有重大意义。综计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杜绝民族歧视旧习，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造成民族隔阂的根源。黄兴认为，此次“库伦独立，考其原因，实以久受专制之毒，加以语言文字不通，以致于中国情势不能明瞭”。现今“共和告成，登五族于一堂，合四远以为国，泯种族之界，无主属之分，泱泱大国，肇基于此”。今后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族，应当平等相待，不仅过去“藩属”一类称呼，应当铲除，就是种族界限，也应该通过各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逐渐归于融化。彼此相提相契，痛痒相关，共同承担起建设民国的责任，“永奠共和于磐石”，务期“四亿同胞，携手而偕登乐利，与彼五洲强国，联袂而永享和平”。

第二，警惕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五族同心协力，共谋国家富强。俄、英等帝国侵略势力在外蒙、西藏收买民族败类，煽动所谓“独立”，其险恶用心是要把蒙、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然后使之沦为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黄兴谆谆告诫蒙、藏同胞说：“英俄两国日思利用蒙、藏，若蒙、藏为所利用，将来亦不许其独立……我蒙、藏同胞不可受其运动也。现在五族一家，必思联合进行，使我五族同立于五色旗下，造成世界第一等国资格。”

第三，发扬宗教的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团结，为巩固共和效力。黄兴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功劳归之于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志士和人民。他曾多次强调：“中华民国之成立，非一二人之力，乃五族同胞出力赞助而成。现在中国外患紧迫，我们五族弟兄同心同德，大家负起责任来，方能巩固共和，得享自由幸福。”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中，藏族和蒙族都信奉喇嘛佛教，满、汉两族中信奉佛教的也很多。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倡导与人为善，符合自由平等精神，有利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黄兴认为这种传统应当发扬。他说：“兄弟尤愿蒙、藏同胞注重宗教，蒙、藏喇嘛势力最大，愿我同胞以其固有之宗教，发挥而广大之，则团结之力更为稳固，而宗教上之冲突永不发生。”他对于回教，尤其表露出无限敬意。对于回教的尚武精神，他认为最宜于军事教育，对巩固国家十分有利。

第四，拓地垦荒，发展边疆生产，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杜绝外人觊觎，巩固边防。黄兴看到世界列强都把发展经济、保护产业、增强国力作为“惟一无上之政策”，而回顾中国，除东南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东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地区，土地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适足以启帝国主义的侵吞野心。为了巩固边防，为了促进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促进民族团结，都急需在东、西、北广大边远地区拓地垦荒，并把它作为当前紧迫任务。他说：“我国领有东、西、北满蒙回藏数万里扼要之地，慢藏诲盗，以资外人。为国防计，何以固吾圉？为外交计，何以殖吾力？为经济计，何以阜吾财？为财政计，何以足吾用？蕃篱既撤，堂奥岂能晏然？每一筹思，辄为心悸。现在共和成立，百废俱举，而拓殖一端，尤为当务之急。”孙中山对此也很赞成。他说：“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凋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强之道。拓殖协会之组织，自是谋国要图，国家应予协助。所请维持经费三十万元，仰候令饬财政部编入每年预算案可也。”为了落实殖产兴业方针，黄兴计划先设垦殖银行，并设立分公司；同时在西北各处组织工矿、畜牧、皮革、毛织物等各项公司，借以发展五族同胞之生计。考虑到建设铁路对发展生产、巩固边防，以及促进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均具有莫大作用，他视建设铁路“为今日必要之图”，主张大力兴修，以使边疆生产得到尽快发展，“庶外足以杜强邻觊觎之萌，内足以植国家富强之基”。

第五，发展教育，输入共和精神，提高各民族思想文化水平。黄兴认为，蒙、藏独立之原因，固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挑唆和民族败类卖国有直接关系，而一般蒙、藏人民之所以受其煽惑，随声附和，“实为道路阻隔之原因，文言不通之原因，不明共和真理之原因，非反对共和真理之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徒恃武力，而要靠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广大蒙、藏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他认为：“徒逞武力，不独无从启其向内之志，适足以坚其向外之心。”从提高蒙、藏民众思想文化水平出发，同时也是为了沟通语文，联络蒙、藏，巩固边防，他主张于蒙、藏地方设汉文学堂，于内地设蒙藏学堂，“以联络蒙古藏卫，巩固西北边防，开拓未辟之利源，移植东南之人民，养成边地人材，增进国利民福为宗旨”。蒙文科教授蒙文、蒙语、蒙历史、地理；藏文科教授藏文、藏语、藏历史、地理。此外，政治、经济、国文、算学、兵操、马术等则定为两科公共课程。学制定为三年。

最后，创办报刊杂志，以浅近文字，向各族群众宣传民主思想，传播各种有益知识。他认为：“武昌起义，固是军界之力，然非报界之鼓吹不能成。彼时各省报同一鼓吹，故军人始发生起义，推源索本，仍为报力。”他还现身说法，说自己本来是一个学校教员，就是从阅读报刊中接受革命思想，才走上了革命之路。此次改革政体成功，“虽由五大族行动一致，实赖报界鼓吹之力”。有鉴于前此的经验，为了促进民族统一，他主张“以浅近文字，发行日报或杂志，请蒙、藏最有势力之人传播于蒙、藏地方，输入共和精神，使外交上减少无穷困难”。民族大同会也“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于京都组织报馆，刊发日报及杂志，以鼓吹本会主义及灌输五族同胞之常识”。

综观黄兴的民族联合主张，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民族联合与巩固共和紧密结合。当黄兴等发起成立中华民族大同会时，中华民国成立还只两个多月，南北统一还只一个月。共和基础显然很不巩固。而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正在闹“独立”。因此要真正实现五族共和，真正合五大民族为一国，必须消除种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使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同负起建设民国的责任，才能“永奠共和于磐石”。

其次，民族联合必须以民族平等作基础。黄兴提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皆是兄弟，无上下等级之分，主张铲除“藩属”一类旧称，体现了自由平等思想，贯彻了民族平等精神。他认为全国统一，“南北一家，兄弟一堂，虽二十二行省，虽蒙古、西藏，通是兄弟一堂也”。所以，他所主张的民族联合，是贯彻民族平等的联合，是联合起来共同进化，共谋国家富强，共享自由平等之福。

其三，民族联合实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深意。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都在伺机从事侵略活动。俄、英等帝国主义煽动蒙、藏两族中的民族败类搞分裂活动，其最终目的不止是分裂蒙、藏，而在瓜分中国。黄兴的民族联合主张，正是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而作出的对策，是促进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正确主张。

最后，民族联合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黄兴少时受过传统的文化教育。中国历代的大同思想对他有不可磨灭的印象。无国界、无种界，全人类平等相处，共享人生欢乐，是他的最高理想。所以，在主张民族联合时，他把名称定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他提出的目标是：“将来民国不但五族平等，必与各国之种类平等，与各国之宗教平等，成一大同世界。”其志向是十分高尚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主张，构成了黄兴建国主张的大体框架。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其中心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共和国。正是为了国家富强，需要实行平民政治，藉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需要发展实业，繁荣经济，使国家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要实现政治民主、经济繁荣，首先必须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则是捍卫国家独立、保证全国人民能从事和平建设的基本条件；实行民族平等联合，就是希望各民族平等联合起来，共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进而走向世界大同。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民主革命家黄兴为新生的民主共和国描绘的蓝图：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力，国家繁荣昌盛，国防强大，教育发达，民族团结。但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的建国理论零散而不系统；他的平民政治由于宋教仁被害、二次革命失败而成为幻影；他的实业和教育主张，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也没有如愿以偿；他的民族平等主张，在当时未能实行。尽管如此，他的建国理论仍然有许多可贵之处，值得我们借鉴。

还应指出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是1920年以后的事。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建国主张尚未形成系统文字。如果把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言论和黄兴比较，可以看出，有些方面还不及黄兴。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