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薛君度先生最初结识是在1979年秋天。那年，由于热心的美国友人柯白先生的大力促成，我与章开沅先生一道应邀赴美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按照原定计划，将访问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9所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因事先没有联系，薛先生所在的马里兰大学未能列入交流计划。薛君度得知我们访美后要求补入。经过反复协商，我们在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之后，终得前往马里兰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那天，我们一到达华盛顿机场，薛君度夫妇就迎上前来，把我们接送到马里兰大学住宿和开展学术活动。

马里兰大学距离首都华盛顿仅8公里，是一所有4万学生的规模很大的综合大学。薛君度先生的家离马里兰大学也很近，是一栋别墅式的三层楼房，单家独户，周围是宽阔的绿油油的草地，附近人烟稀少。生活在这样一个幽静美丽的环境里，令人心旷神怡。在马里兰大学居留的三天时间里，除在该校进行学术活动外，我们在薛先生的亲自陪同下，还就近参观了藏书特别丰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大厦，中国驻美使馆，以及首都华盛顿市容，还到中国餐馆乾隆酒店等处赴宴，使我们大开眼界。由于薛先生的精心组织，我们还得和美国东南各州高等学校的政治学者聚会（薛先生当年是全美亚州政治学者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华盛顿暨东南各州中国问题研讨会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使我们得以广泛结交美国朋友，并就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薛君度先生的夫人黄德华女士是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黄兴的小女，在客厅里还挂着一幅黄兴的亲笔题字：“碧云天”。笔力雄劲，柔中带刚。我在这幅题字前的留影，至今仍珍藏在我的相册中。由于这个关系，我的学术生涯也开始和黄兴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一生的研究重点之一。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师第一次访美，为此后20多年的频繁交流开了一个好头，并且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1980年1月，薛君度先生的学术名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经他的中学时代同学杨慎之先生精心翻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82年重印）。同年9月，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改排繁体字出版，1985年重印。这部著作是20世纪50年代薛先生经过近十年的辛勤研究才告完成的精心之作，1961年由史丹福大学出版。1968年再版。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这部书是研究中国革命的开拓性著作；对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大量引用了第一手资料，不囿成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驳了曾在中国史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些论点，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该书出版40年来，总发行量达4万册，对中西学术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起，到薛君度著作问世止，50年间，欧美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这场伟大革命的著作，可说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作者不懂中文，很少涉猎中文原始资料。因此，对于这场革命的真实情况知之极少，研究起来无异隔靴搔痒，摸不到要害。而就欧美大众来说，对这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的革命，许多人更是一无所知，连革命领袖黄兴的名字都不知道。薛君度充分利用自己的中文功底与英文素养，从1953年起，广泛发掘与阅读中英文资料多达255种，以力求客观真实的科学态度，对黄兴与1911年革命作了深入研究，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结构严谨，文笔通畅，很适合西方学者阅览。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计先后发表书评30多篇，在西方开了风气之先，大大地推动了美欧学者对1911年中国革命及相关人士的研究。史扶邻曾评论称：“该书问世后，从整体上被学者们视作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起点。此后，对这些课题又作了新的探讨，但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受惠于薛君度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薛著问世以后的40年间，美欧各国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及相关人士的专著20多种。这类著作无不直接或间接受过薛君度著作的影响与启迪。对于不熟悉中国革命的美欧读者来说，薛君度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了一部深入浅出的信史，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过去，进而了解中国的现在，因而也为促进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作出了贡献。

与西方学者不同，中国学者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比较熟悉，但在观点上却受到国民党正统观念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从而在研究上存在不少偏见，不同程度地远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在人物评价上，形成了重孙轻黄、是孙非黄、褒孙贬黄等种种倾向。事实上，辛亥革命向以孙、黄并称，当时孙中山和黄兴，都是革命的领袖，被誉为“开国二杰”。辛亥革命离不开孙中山，同样也离不开黄兴。孙中山是当时革命的一面旗帜，黄兴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组织者与指挥者。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完全应该的；但对他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更不应该神化，尤其不应在褒孙的时候，忽视或贬低其他领导人，特别是黄兴的地位和作用。而事实上，还是出现了这种种倾向。长期以来，研究孙中山，推崇孙中山的论著，可以说是连篇累牍；而研究黄兴，推崇黄兴的论著，则是凤毛麟角。甚至为了抬高孙中山，竟故意贬抑黄兴；或者在孙黄之间强行划线，把孙中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黄兴则成了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弄得面目全非。

薛君度著述《黄兴与中国革命》，由于身在美国，不受中国现实政治影响，观察和认识问题比较客观，而且力图纠正研究中种种不公允的倾向，因而评论得体。自从中文译本问世以来，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欢迎和重视，其观点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薛君度在书中称“黄兴和孙中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革命领袖”，把黄兴称为“中华民国的创立人之一”，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真相，一改过去许多人只知有孙中山，不知有黄兴的视听，在中国史学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过去评论孙、黄的分歧，常常是褒孙责黄，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黄兴，不仅有失公道，而且与事实大不相符。薛君度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的求实态度，不仅有利于纠偏正谬，而且在治学态度上给人以有益启迪。薛氏在著作中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夹叙夹议的方式，对辛亥革命前后这段历史做了不少精辟的评述，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对黄兴的革命历史，以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历史作用与地位，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述，使辛亥革命中这个举足轻重的伟大历史人物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恢复这段历史的真相，纠正过去扬孙抑黄的偏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总之，《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译本的出版，把黄兴提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不仅促进了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对促进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薛君度先生的另一重大作用是推动黄兴研究，使之进入发展繁荣的阶段。说实在的，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对黄兴不但毫无研究，而且受到极左思潮的毒害，曾和许多人一样把黄兴视为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到了80年代，我参加了《辛亥革命史丛刊》的编辑工作。在该刊的第一辑上（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表了薛君度先生写的《论黄兴与辛亥革命》一文，同时还发表了方志钦写的《论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这两篇文章都对黄兴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此之后，又读了《黄兴与中国革命》的中译本。这些文章和书中的观点，对我起了很大的触动作用，使我认识到过去人云亦云，盲目跟在别人后面胡说黄兴是右倾路线代表人物是错误的。对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历史负责，必须重新加以评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84年至1985年间，我连续写了《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研究述评》《孙中山与黄兴》《黄兴与辛亥革命》《黄兴对护国运动的贡献》《陈英士与黄兴》等5篇论文，在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并在报刊上发表。对孙黄关系，黄兴对辛亥革命和黄兴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均提出了持平的新观点，受到了同行的肯定。薛君度教授在个人通信中也曾认为写得有深度。也许是这个缘故，或许是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所感触，他在1986年12月写信给我，声言中山大学有孙中山研究所，武汉大学也应建立黄兴研究所，借以促进和加强黄兴的研究。我把薛先生的建议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申请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建立黄兴研究室，得到当时主管文科研究的副校长童懋林同志的批准，并由我主持研究室工作。

自从武汉大学黄兴研究室成立后，我即着手做两项工作：一是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研究情况，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摸清方向、选择课题。围绕这一工作，由我和薛君度先生合编了《黄兴新论》一书，1988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集了1980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具有新观点的论文19篇外，还由我当时指导的研究生袁立春撰写了一篇《黄兴研究述评》，对辛亥革命以来黄兴著作的出版和研究情况，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还附录了1911年以来《有关黄兴著作、论文、资料目录》，为此后开展研究提供了方便；二是向湖南方面的学术领头人林增平、杨慎之等先生建议，积极促成召开一次专题性的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借以推动黄兴研究的广泛开展。由于得到湖南各界人士的重视，以及国内外同行的大力支持，1988年末至1989年初，黄兴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终得如期在长沙召开。应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其中来自日本、美国和丹麦的8人。薛君度夫妇和黄兴的儿子黄乃也亲自与会。提交会议的论文共58篇，后由林增平、杨慎之为主编，组成编委会，从中选出论文42篇，经作者加工修改，汇编成《黄兴研究》论文集，1990年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黄兴逝世以来以黄兴研究为主题的第一次盛会，是黄兴研究步入兴旺发达阶段的起点，对此后黄兴研究的蓬勃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追根求源，《黄兴新论》的出版与黄兴学术讨论会的顺利召开，都与薛君度先生的积极倡导与支持不可分。

1988年的黄兴学术讨论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虽有国外学者参加，却未能邀请台湾学者出席。1990年，“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中山市翠亨宾馆举行，台湾方面有十多位学者与会。会议期间，为了促进两岸学术交流，薛君度先生与政治大学胡春惠教授等商定，由美国黄兴基金会和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国史馆等联合发起，在台北召开一次“黄兴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一段筹备，1992年5月，会议在台北政治大学正式举行，与会者近50名，提交会议论文共2l篇。除台湾省本地学者外，还有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学者参加。大陆本有多位学者接到邀请，由于两岸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提供论文者虽有7位，实际出席的只有张海鹏、尚明轩、韦杰廷三人。两岸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缔造民主共和国的伟人黄兴，这是第一次。“大陆学者第一次正式赴台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实现了大陆学者赴台的历史性突破”（张海鹏：《记台北“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联合报》在报道中盛赞：这次海峡两岸学者的会议，“是台湾史学界一大盛事”。这次会议得以顺利召开，自然台湾省本地学者及与会者均作了贡献，而薛君度的首倡之功，是应特记一笔的。

继台北“黄兴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美国黄兴基金会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于1994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黄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也是薛君度先生首先倡议并积极促成的。早在1991年12月，薛先生在东京参加辛亥革命讨论会时，即和同时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夏良才先生作过初步商议。1993年8月，薛、夏两人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北非研究世界大会上再次见面，夏认为联合办一次研讨会较易举行。同年10月，薛到北京，双方正式商定由美国黄兴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这次讨论会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由于与会者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对黄兴在民国初年的表现和孙、黄关系，联系当时形势重新进行了审视评价，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是国内学者研究黄兴取得新成果的一次检阅。遗憾的是，那几年我正在集中精力从事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所以，台北和北京的黄兴学术讨论会均未能与会，也无暇撰写论文。

在几次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研究黄兴的论文陆续在报刊发表，研究黄兴的专著也不断出版。如1991年出版了《黄兴年谱长编》（毛注青编，中华书局出版）；《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萧致治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出版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胡春惠等编，台北政治大学印行）；1994年出版了《黄兴研究文集》（《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近代史研究》，1994年增刊）；1995年出版了《黄兴研究论文集》（该文集编委会编，武汉出版社出版）；1996年出版了《忆黄兴》（田伏隆主编，岳麓书社出版）、《黄兴的时代》（郭兆平著，湖南出版社出版）；1997年出版了《黄兴与阳夏战役》（苏全有等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出版了《黄兴在日活动秘录》（俞辛焞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了《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李喜所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孙黄共和时代》（刘英志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2001年出版了《黄兴评传》（萧致治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兴集外集》（刘泱泱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或资料的出版，标志着黄兴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薛君度先生为了鼓励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以及支持国内外教育事业，进行学术交流，还于1990年6月22日在马里兰州正式立案，成立美国黄兴基金会。经费来源主要出自薛君度、黄德华夫妇和已故的黄兴长女黄振华，部分是友人指定用途的捐赠。自基金会成立十多年来，对黄兴研究作了多方支持，如资助台北、北京两次黄兴学术讨论会召开，两次颁发黄兴研究奖金，资助大陆学者赴香港作访问研究。此外，还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北京大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自由柏林大学，以及印度尼赫鲁大学设立美国黄兴基金会讲座，先后由薛君度、政协钱伟长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校长、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中国史学会戴逸会长、武汉大学黄兴研究室萧致治主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何志立、美国前驻日大使馆阿马哥斯教授等主讲。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交学院设立奖学金、教育金；在暨南大学资助华侨问题研究等。凡此等等，对促进中西学术交流和科教事业的发展，均起了一定的作用，利在当代，功在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