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君度先生有关亚洲研究的诸多贡献当中，最引人注目而又影响深远的是他对辛亥革命的开拓性研究。我对这个研究专题比对他的其他研究专题较为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的亚洲研究处于不发达状态，人们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薛君度先生的拓荒研究。西方对亚洲研究的忽视，有着种种原因。由于在所有大的文明区域里，惟独中国和日本与西方文明相去甚远，如隔天涯。例如，欧洲人所探寻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根源均在中东，与远东无涉。直到19世纪，远东才被纳入全球性地缘政治斗争之中。稍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未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也就不可能对远东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还由于在学习、掌握中、日文资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使这种相对缺乏的学术兴趣和原动力更为削弱。

正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受到冷漠而停滞的时期，列昂•夏曼出版了孙中山的传记：《孙逸仙传》（纽约，1934年版。1968年，史丹福再版，附有列曼•P•斯里克的序言）。该书是第一部有关孙中山的美国方面的重要著作，也是少数深入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著作之一。但是，由于夏曼夫人不是一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无法使用汉文资料。不过，她的书对纠正国民党统治中国时的神化孙中山的倾向颇有价值。通过对孙中山多方面的研究，她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孙中山任性而易冲动的性格，以及对中国问题显然过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但夏曼夫人却是极富于同情心的。她真诚地尝试理解支配孙中山政治抱负的心理基础。遗憾的是，夏著对决定孙中山革命生涯和他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动力缺乏有力的把握，低估了20世纪早期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自发的反帝力量。然而，由于没有更为详尽透彻的著作，该书就被看作是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最好的英文著作。

由于战争的缘故，二次大战后期，带来了第一批受过良好的中、日文训练的人。然而人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背景的研究之上，而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研究仅限于表面。令人欣慰的是，为时不久，一些研究人员和资历较深的学者开始填补西方较早时期认识上的空白。

在孙中山研究方面，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詹森著述的《日本人和孙中山》（哈佛大学，1954年版）。该书呈现出孙中山颇为复杂的性格，这与孙中山生息的亚洲环境非常协调，这一点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同时，该书还揭示了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中纷繁复杂、常常又相互矛盾的思想成分。由于日本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书把重点放在日本方面，第一次运用日、中文资料去研究孙中山其人其事，从而使西方学者在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阶段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

在该领域，第二次重大的突破当为薛君度先生的著述。我们中的那些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人，在阅读《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亚洲研究》，1960年5月，307—318页）一文时，就一睹了薛氏的创见和胆识。只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杨衢云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未能意识到杨氏作为孙氏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和兴中会早期，杨、孙分掌职权这些历史史实。我认为，这正是薛君度的胆识所在，他没有受制于中国的官方史学。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夸大了孙中山的作用。薛君度在该文中驳斥的另外一个“圣牛”，是那种认为：在1895年发动的流产的广州起义之时，孙中山和兴中会就已明确提出拥护共和政体的观点。随着该文的问世，把有关孙中山及其早期革命活动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给中国正统史学又一个有力的冲击。

但这仅仅是个开端。翌年，薛君度出版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辛亥革命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精湛的论述。薛著对该领域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其中论述了兴中会及其后继者同盟会之间的不连续性，孙中山首次试图与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建立联系之际所遇到的难题，并对那些学生在其刊物和组织中表露的民族主义激情予以新的透视。最为重要的是，薛君度强调了两湖的先进人物在推动革命走向胜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论证说：不是孙中山的广东信徒，而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极其重要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这部著作第一次给了湖南革命家黄兴应有的殊荣。

薛君度撰写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贬低或“揭露”孙中山，而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领袖放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关系之中去看待。现在，我们愈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孙中山是最为重要的革命领袖，但是黄兴等人的领导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该书把焦点集中于黄兴一人，并未论及1916年黄兴去世以后的历史，但它对孙中山最初20年的革命生涯作了许多阐述。薛著的书目注解，反映出他探幽发微、翔实精深的研究，囊括了许多迄今未发掘和难以得到的中西文资料。该书问世后，从整体上被学者们视作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起点。此后，对这些课题又作了新的探讨，但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受惠于薛君度开拓性的研究成果。非常有意义的是，中国的学术界也摆脱了束缚。薛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成为最早的由中国大陆译介的关于这段时期中国历史的美国著作之一。从那以后，薛君度先生成为推进中美学术交流的领导人物之一，这也应当列入他对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