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辛亥革命，世以孙黄并称。

我于1953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迄今不觉半个世纪。积40年之经验，认为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新世纪，研究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先要建立一种新史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误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彻底破除各种教条迷信、个人崇拜思想，以及“以孙划线”的“凡是史学”。本“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重新肯定当年革命的目的不但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且是要实现有这样那样缺点的西方民主政体。不能因为后来败于袁世凯，历经地方割据、内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和标准，书生论政，“事后诸葛”，坐而论道，对当时效法西方民主政体运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主张和平统一、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党人，就认为是软弱妥协、不够进步。这种旧革命史观很难予辛亥革命和人物以公正的认识和评价，也不符合20多年来改革开放，力求民主法治、全民利益、国家富强及和平统一的观点和政策。

　　（一）

我生于广州。1938年广州沦陷前绕道到香港，以同等学力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肄业。当时老师有金仲华、乔冠华等国内避居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士。1940年去粤北，1942年以全广东（非沦陷区）高中毕业考试第一名保送去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肄业。仅一年，因为军训内务不及格勒令退学，其后又以“侮辱师长”名义，明令开除。那时政治学校校长是国民党总裁蒋中正。1943年转学朝阳（大学）学院法律系。朝阳学院原在北京，以法科著名。有南东吴，北朝阳，“无朝不成（法）院”之说。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接管朝阳学院，建立中国政法大学。翌年2月，政法大学又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所以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大校友（1993年聘为名誉教授，1994年设美国黄兴基金会吕振万朝阳奖学金，港币100万元，2001年与吕振万校友同任人大法学院朝阳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46年在朝阳学院毕业后，乘别人专机离渝飞港。然后坐船去新加坡，在莱佛士学院攻读英国文学。莱佛士学院是新加坡独立前的最高学府。其后显贵多出自该校（李光耀未毕业去英国留学，他的夫人和我是同班同学）。1949年夏，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自费留学，主修国际关系，副修中国近代史。我不厌其详交代这一段历史背景，是说明我是在大陆国民党时代受教育的最后一代。以后30年，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来自台湾、香港或东南亚。1998年，台湾决定不再称孙中山为“国父”，废除“三民主义”考试，那是政治考虑，不是从“史观”出发。而我自己对孙、黄领导与辛亥革命的认识了解，突破了国民党官方的教条和史学，也不苟同于1949年后，有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和论调。

我的老师韦慕廷所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版，1976年）引用我书《黄兴与中国革命》20多次，史扶邻教授所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英文版，1968年）引用我书30多次。韦慕廷教授的书被史扶邻认为是“最持平的”孙中山传记。海峡两岸的学者似乎都无异议。但如果是我的手笔，国人很可能认为我对孙中山有不敬之处，这叫做内外有别。用译者杨慎之的话说，我“流露了较明显的偏爱”。这句话，后来被一位学者狠狠地批了一下。至于他说拙作“没有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句话没有错。幸亏如此，如果根据当时海峡两岸的权威理论写文章，很多观点现在都要重新改写了。我向来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学者最好多研究问题和史实，少谈主义。没有主义的理论，可以少犯教条主义错误。借用《民国演义》作者序言的话，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又未必尽是；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无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辛亥革命真史，我是在美国研究学来的，“自学成材”，并非成见，更非偏见。有位名教授说我尽了“半子责任”，他是好意恭维。吾生也晚，从来没有这种封建思想。只知道独立思考，尽点“学者责任”。文章千古事，希望能经得起考验而已。人无完人，古今中外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所谓真理，或教条理论，有时不过是伟大的空话，误尽苍生。

一段时间以来，政史不分，人云亦云，积非成是。改革开放后，大有改进，还是很难完全打破禁区。当然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要有政治偶像，不管真相如何，孙中山还是孙中山，这是一面很伟大的旗帜。世间评孙者很少，也许是无知，也许是为贤者讳，也许是政治考虑。批评最尖锐的不过唐德刚、李敖、陈定炎和石彦陶几人，但李敖和一位美籍华人合写的书说孙中山、黄兴诸人合谋杀陶成章是不符合事实的，国民党官书都说是蒋介石杀的。我的“评孙”，点到为止，而且总是“诚惶诚恐”，那是早年在大陆受国民党教育宣传的结果。

　　（二）

1984年3月，我在北大访问。13日，国防部长张爱萍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国防部长会见文人，似乎尚属首次）。次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单独会见，畅谈两个小时。新华社报道用“坦率”交谈这两个字也是很少见的。我对胡耀邦说：1981年我和老伴黄德华应邀返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我们的感觉是纪念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当然离不了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等于辛亥革命。胡耀邦反应很快，他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以后多提黄（兴）还有宋（教仁）。”半年后，10月底北京隆重举行一个纪念黄兴诞辰大会，由当时国家副主席王震主持。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统战部预先告诉我准备发言，一再说机会难得。听过我英文演说的人都认为不错，但我的“广东官话”不成，而且我从来不喜欢出风头演说。我建议老伴黄德华发言，我代她拟一个简短的稿，她念得很好，一座动容。

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革命的启示》，作者莫路里称黄兴是辛亥革命的“真正英雄”和“领导”。1915年林百克用笔名在芝加哥出版的书《欧战期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书中只用黄兴个人戎装照片一张，称黄兴为“中国的华盛顿”。林百克是孙中山的顾问和老朋友。1925年他出版《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一书，内有一章专论“孙中山与黄兴”。1915年陈其美在日本致黄兴的信，希望他早日自美东返，共商大计，后来作为《孙文学说》附录发表。首称“溯自辛亥以还，二三同志如谭（人凤）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1952年，台北重刊追随黄兴甚久，民初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于1929年所著《黄兴传记》小册子时，编者加了下列按语：“黄克强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勋名甚为煊赫，辛亥时代世以孙黄并称。”章炳麟挽联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但20年代以后，知者渐少。辛亥革命时代的日本朋友，于20年代就开始注意“重孙抑黄”现象，对此很有意见。章炳麟曾经感慨地暗射说：“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多年前，我曾经当面问过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辛亥革命，孙黄并称。为什么国民党从来未予黄兴相应的重视？他默不作声。

1960年12月25日，台北《政治评论》发表“纪念辛亥革命勿忘黄克强先生”一文，认为“孙先生对于辛亥革命领导是精神领导……在实际领导方面，没有可与黄先生比者。这是辛亥革命底双绝，允为开国两元勋，但是到现在似乎人们都知道有孙先生而不知有黄先生了”。当时台湾一些著名的党外人士，亦常批评国民党这一段“官史”。

20世纪90年代，我在华盛顿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见到中国大使馆一位一等秘书，交换名片后他问我：“黄兴是什么人？可否介绍一见？”我笑一笑走开，没有答他。1998年，我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有一位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以为我是“台湾军人黄兴的亲戚”。至于以为黄公是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人就更多了。但最荒谬的莫如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看到的一个电影，因为反袁军费不足，黄兴向孙中山下跪，请求拨款！

黄兴和孙中山两人家庭背景、所受教育大不相同，为人和领导作风也不一样。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目的则一致，共创同盟会，相辅相成。黄兴，字克强，1874年生于书香之家，湖南善化（今长沙）人。22岁考中秀才，后留学日本，返国后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从事革命。他小孙中山8岁，但早死9年，患胃冲血管破裂症，病逝上海时仅42岁。孙中山死于1925年，享年59岁。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之前，或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没有三民主义演讲的“系统”理论，也不会有受国共两党同时尊敬的领袖地位。清朝末年，梁启超说过：“中国苟受分割，十八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取。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

孙中山，1866年生，广东香山人，出身农家，学医，与黄兴合作前，他的主要支持者只有会党和华侨。1905年两人在东京共组同盟会后，孙中山才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他自称的“十次革命”，只有一次是亲临战地：从河内与黄兴、胡汉民等坐火车至广西边境，然后步行至镇南关住了一晚。此外，从第一次广州之役后（1895年）至武汉起义（1911年）的16年间，他都在国外。黄中黄（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孙、黄在东京共组同盟会时，重要干部大多是黄兴的华兴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以后八次起义，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虽非职业军人，却是革命党的军事领袖。最轰动的1911年“三•二九”广州之役，他未满19岁的长子黄一欧也不惜生命冒险参加。10月，武昌起义，黄兴赶赴武汉，督师汉阳，各省得以次第响应，关系民国兴亡甚大。冯自由很含蓄地说过：“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民国成立后，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后任南京留守，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孙中山自海外归来，没有带来党人期望甚殷的外援与借款，又与国内各方人士的关系相当隔阂，但名望甚高。然而他自己却认为在临时大总统期间“形同傀儡”。其实无人夺权，时势使然而已。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坚持所有党员必须宣誓打手指印，服从他一人。而且人民根据入党先后分为三种公民，享受不同政治待遇，有何“民权”之可言。如果中华革命党成功，中国就会出现20世纪第一个个人独裁政体。奇怪的是，几十年来，很多历史学者都责备不同意孙的做法的党人。黄兴虽然一贯维护党的团结，但在大是大非之前，自不能拥护“以人为治”的个人独裁制度。但也没有另立门户，与之对抗。黄兴的作风是“无我”：认为“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其次亦功成不居”，与唯我独尊的革命领袖不同。1907年，黄兴建议同盟会起义采用有中国历史特点并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孙中山则坚持1895年广州起义有点似日本国旗的青天白日旗，两人闹得不快。宋教仁日记批评孙中山“素来做事近于专制跋扈”。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规定“总理”（孙中山）有权否决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种明文规定，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黄兴从不另立门户，也从不诿过别人，以表示自己“一贯正确”。在大胆假设、细心求证下，我认为檀香山兴中会初建时并不是革命团体，香港杨衢云的辅仁文社，也不是革命团体。（1964年我离开香港大学返美前，曾自谢缵泰后人取得辅仁文社章程资料，后来以“天下为公”的精神送给中山大学历史系翻译出版）。杨孙合组的香港兴中会才是第一个革命团体。起义前，二人争夺领导权（会长名义：革命成功后就是总统），失败后孙另组兴汉会，后来杨衢云自甘退让，孙又再用兴中会名义。东京同盟会骨干章炳麟、陶成章要罢免他，他就在南洋、美洲另立同盟会分部，声明与东京同盟会无关。宋教仁被刺后，他归咎于党人没有立刻讨袁，以致失败。

关于宋案及二次革命，黄郛夫人所著《亦云回忆》，最为中肯。据称党人讨论对策，常在上海同孚路黄兴家中举行，明知法律起诉，难以有效，但“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孙主战，黄主慎重，因为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根据档案文件，其实孙当初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不特此也，最初他还一度准备去北京，与汪精卫合力调解宋案！后人根据孙中山事后说法，责备黄兴，似乎早日动武就会一定胜利似的。其实真相并非如此。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力主联日。但日本可以对当权的袁世凯施压取利，何必和一个只能开空头支票的流亡革命党人“联盟”？有谓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书日首相大隈重信的密函和二战后从美驻日盟军总部发现的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盟约草案，还有1915年4月的15条密约，都是伪造的，是以君子之心，度为革命不择手段者之腹。当然，档案文件不一定都可靠，伪造、反间、栽赃都有可能。去年（2000年）美国出版了《破解苏联情报机关密码》和《解禁的情报资料》两本书。其中一本书只说罗斯福总统好友、长住白宫的赫里•霍金斯与苏联情报人员有接触。另外一本居然说他是苏联的情报人员！一般情报人员都有个代号，赫里•霍金斯没有用代号，所以可能不是间谍；一说有个19号谍报人员至今还没有发现是谁，可能就是他！60年代外间不了解中国情况，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与台湾情报机关每年轮流在华府和台北举行大会一次（我参加在华府的会议，但从没有被邀赴台北）。台湾负责情报首长大摇大摆到美国首都，并无隐蔽身份。很多天真的教授很可能被认为情报人员而不自知。情报人员要立功，凡是打过招呼、表示过看法、交换过意见的，都可能被认为是吸收的人员，学者意见变成情报分析。所以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当事人有无做情报人员的主观愿望，而不是“客观”上的“证据”。学者更宜避嫌，不要与情报人员做“朋友”，免被利用。但“情报”也有助于了解实际政治和“学术研究”，新闻记者的消息、情报人员的情报和学者的参考资料，有时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5月9日袁世凯接受21条修正书，其间国内外舆论沸腾。孙中山始终“默不一言”，拒绝表态，只表示他“另有对策”。孙不便表态，可能因为他为秘密争取日援自动对日所提条件，并非伪造。黄兴反对借重外力，解决国内政争，有函致冯自由转告孙中山：“慎勿驱虎进狼”，认为“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这也是黄兴与孙中山重大分歧之处。与此相关而为后人忽视或反而受批评的是黄兴不计较个人权力得失，自动解除兵权，结束南京留守府。此举虽有客观原因，而且并未忽视保存实力，但主导思想还是先国家而后政治，谋求和平统一，应予表扬，为世人效法。

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上海，孙中山单独发通告：“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  同志谅均知悉……克强盛年禀赋素厚……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同志共鉴查之。”（原文无标点，有空格，通告无主从辅助关系语句。）原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在《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书序言中就孙中山单独署名通告说，此事“使后代愈加感觉到开国时期崇高的哲人杰士，盛德丰功，相得益彰，同垂不朽”。这是孙、黄并称，并无后人以孙中山为主，黄兴辅助的观念。

　　（三）

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一篇论文《辛亥革命新论》。在上述1981年论文内一节，我简介过美国的史学，现在补充一下。

美国历史学者很多作品确实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美国人都很尊敬他们的革命伟人，但不讳言其言行不符和缺点。美国学者也不见得一定很客观。他们的成见和偏见，可能不同于中国学者的成见和偏见。耶鲁大学有位教授史景迁，在其1990年出版所著长达876页《现代中国》一书中，没有黄兴的名字，叙述辛亥革命武汉战事一节，也不提“黄兴”。其后与人合编的画集，仍旧没有“黄兴”的名字，却突出宋教仁，说宋是孙最得力的助手。稍微有点辛亥革命常识的人，都知道宋是“黄派”人物。史景迁不是无知疏忽而是故意，原因何在，只能揣测。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我曾讥笑过这位著名中国通的无知；（二）我曾提出过1931年耶鲁大学出版的《孙中山传》以一章篇幅叙述1904年孙中山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根本没有这回事；（三）我曾批评过他的恩师、已故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芮玛丽认为辛亥革命不是同盟会领导而是得力于秘密会党分子，因为武汉新军士兵很多都是秘密会党人士！在我编著的《近代中国革命领导人物》一书中，我不客气地批评了她，而且落笔很重（这也是一本畅销书，英文版卖了一万本，在美国学术著作中，殊不多见）。史景迁拟一手遮天下，故意不提黄兴，并不影响黄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只会表现史景迁个人的学术偏见、品德和对学生没有尽到教学责任而已。

记得我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老师在一次电话中谈到史景迁的学术水平。他说：“史景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者，只是一个成功的通俗作家。”韦慕廷老师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平时不大批评别人。有人对我说，史景迁有一位学生，在台湾写文章也很婉转地提到这一点。可惜告诉我的人后来没有把文章寄给我看。水涨船高，通俗作家在一流学府教书，自然就成为一流大师了。

芮玛丽的老师费正清教授的错误，恐怕也不是疏忽。他把黄兴陆军总长一职翻译为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美国陆军部长不过是国防部长属下三个部长之一，权势与陆军总长无可比拟。至于其他几位美国辛亥革命“专家”，有的说我不过想把黄兴捧为伟大的思想家，有的说辛亥革命不是革命。高慕柯书评说我没有参考过黄兴写的民国史（黄兴根本没有写过这本书）。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自纽约急信香港告我，说此人不可理喻，不必和他争论。至于我驳斥周锡瑞的书评，至今仍认为是我一生的杰作之一，连他的老师都很欣赏，其他就不必多说了。这就是我书译者所谓的“有争论”吧。

《黄兴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于辛亥革命50周年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至今不觉40多年。中文版问世，也已20多年，多少改变了以孙划线的史学。20多年来发掘和出版了大量资料，得以充实和补充我的基本观点，至为欣慰。

收入本书的论文，多是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宗旨，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独到见解，是深入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可喜成果，特集成书，以飨读者。

（原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