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田兴恕与贵州教案经过，前人已作过许多论述，这里仅就田兴恕为什么要参与并领导贵州的反洋教运动，其背景是什么；清廷围绕田兴恕的处理所引起的诸种矛盾两个问题谈一点见解。

田兴恕(1837—1877)字忠普，湖南镇簟镇(今凤凰县)人。不足16岁便入伍，曾参加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积功至副将加总兵衔。1858年，他奉命赴黔，参加镇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又屡建战功，从古州镇总兵、署贵州提督、实授贵州提督，直至兼署贵州巡抚，成为镇抚一方的封疆大吏。

1861年贵州青岩教案、开州教案连续发生，究其后台，竟然是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田大人！

一

田兴恕到贵州的年代，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鸦片战争，开始加紧进行宗教侵略的年代。由法国派到中国来“寻找黄金的天主教传教士，竟不顾中国禁令，擅自违法潜入中国大陆。”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在南洋一带“作进入中国的准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于1846年迫使清王朝开放教禁，罗马教廷将贵州分为“贵阳、安龙、石阡三教区”，分别由法国巴黎外方会和德国圣心会管辖。两次鸦片战争后，不仅“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被掺入了侵略的特质”；而且传教士增多，教会势力大大加强了。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正是在传教士、教会势力猛增和“侵略特质”加强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田兴恕敢于组织、支持贵州各级官员开展反洋教斗争，也是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1861年的祺祥政变，慈禧与恭亲王奕䜣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得到英、法、美、俄的支持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薛焕在上海进一步与英、法、美、俄勾结，共同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在统治阶级内部，镇压人民起义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对待外国人和洋教士侵略上是有分歧的。以慈禧，奕䜣为首的中央政府为巩固刚取得的政权，他们对洋人提出了“设法牢笼”、“略为俯就”、“暂示羁縻”的方针，以此换取各国出兵镇压太平军和保住上海；还要求各省封圻“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离任前向恭亲王奕䜣请办五事，奕䜣上奏慈禧，慈禧以明发上谕要各省执行。

对慈禧、奕䜣的行为，前兵部左侍郎王茂荫认为：布尔布隆五条要求实“盖国体”；薛焕奏请联英、法等保上海实属“不可恃”与奕䜣抗争。奕䜣大动肝火，骂王茂荫是“局外人”。

河南道监察御史曾协均以“夷人心存叵测，宜筹防范”再度上奏。他认为：“英夷心在专据利源；俄夷心在侵占疆土；……法夷之传教，坏人心术，丧人廉耻……其饥尤隐而弥毒。”他甚至提醒清中央政府，如果一味顺应洋人，中国人民将“同伸义愤”。到那时，“欲抑夷以顺民，固有所不能；将欲抑民以顺夷，亦有所不可，势必至于两穷。”同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湖南巡抚等均以不同形式上奏，反对奕䜣的作法。

慈禧、奕䜣与各省封疆大吏的“国体”之争，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之争，所争的是是否有伤国体的问题，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爱国与卖国的问题。田兴恕之所以敢与法国主教胡缚理争，他争的也是“国体”，也有某种爱国因素存在，假如没有全国疆臣都一致反对奕䜣的背景，田兴恕是不可能发动反洋教斗争的。

再有，以贵州为中心的号军反侵略纲领对田兴恕产生了较大影响。研究刘仪顺领导的号军起义中可以发现：咸丰九年(1859)及咸丰十一年(1861)由刘仪顺起草，以朱明月、刘汉忠名义在贵州、湖广刊发的号军誊黄——即号军起义纲领之一。就揭露清政府“用夷变夏”的罪行，是改变中华文明，形同禽兽。湖广号军誊黄中更进一步揭露清政府让“洋人横占中华埠头，将洋烟遍行天下”的罪行。

田兴恕在湘、鄂、赣、黔“剿贼”十年，除镇压太平军外，多与潮、赣、黔号军周旋，号军揭露清政府之罪行，他不可能一无视听。另外，号军对爱国官吏、团首是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如号军领袖刘仪顺对思南、遵义、桐梓等团练首领的团结、联合抗清事例不胜枚举；黄号首领何德胜多次与开州知州戴鹿芝接触，由于戴鹿芝杀了侵略中国的洋教士文乃耳，何德胜称之为好官，不愿加害，并派人送戴鹿知回州署开阳而戴鹿芝对号军也不轻易采取镇压手段。当然统治阶级官吏与农民起义领袖利益不可能一致，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华民族的各阶级、阶层在爱国反侵略的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田兴恕散布的《救劫宝训》和《秘密公函》为什么得到群众支持，正说明这一点。

二

田兴恕终由支持、发动贵州人民反洋教斗争而获罪。但他的罪名如何定？确使清政府很为难。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1864．10．24．)，劳崇光、张亮基给田兴恕拟的罪名是：“误用匪人，多行秕政，又不自振作”。“通省贼匪纵横，并不力疾出，亲督剿办，主持军务久无起色”。“卤莽任性，戕杀教民多命”。“奉旨前赴四川，又日久耽延，并不迅速起程前往。”这四条罪名中，第一、第四两条，劳、张说是“轻罪不议”，即不定罪。第二条，“军务久无起色”按清朝法律是要治罪的。但大清律例规定：“不将实在情形具奏”，才能以“玩视军务、荀图安逸、故意迁延”科罪。而田兴恕对贵州军务情形“均已随时据实奏报”，“因病不能出省，亦尚非有心贻误”军机。也找不到治田兴恕罪的法律条文，即“并无恰(当)合(适)专条”。唯一能“从重定拟”田兴恕之罪的是“杀害教民一案”以“绞监侯，秋后处决”。时逢“恩赦”，但田兴恕还是在非法关押两月后又被缺席判决为“免其一死，发往新疆充当苦差”的。凡参与田兴恕反洋教斗争的官吏士卒，有的被诬为劣员与田兴恕一起充军，如张茂萱(即张心培)、谢葆龄。已死的免议，如何冠英、戴鹿芝、赵国澍(即赵畏三)。交部议处的韩超。革职永不叙用的如缪焕章、多文。有的被枷杖致死，如兵勇夏发等。

清政府对田兴恕的处理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外国人在华的不法行为理应受到主权国家的惩处，贵州封圻惩治教士教民本无可非议。法国主教胡缚理以“征服者自居”，“激怒中国的当局者”。青岩教案伊始，本为一群小儿引起，负责地方治安、防务的赵国澍出面过问亦属尽职；而胡缚理在青岩之石头寨设立“秘密探点”，并派教士布沙尔、童保禄、李万美前往进行非法活动。张文澜等被处死，他们是里通外国死有余辜。胡缚理一意扩大事态，不仅派文乃尔到开州活动，在开州城“走街窜巷”，还“化装去郊外”到张天申家设置“据点”，进行非法活动。就连奕䜣也不得不承认：“传教士之在中国者，实多遇事生风之徒。”开州教案后，法国公使哥士耆向奕䜣提出：不准贵州官员指说天主教从逆一层，即不准田兴恕等指控传教士的非法活动。目的就是剥夺田兴恕的发言权。

第二，中外反动派都把矛头对准田兴恕。青岩、开州教案后，胡缚理等大肆造谣中伤，欲置田兴恕于死地而后快。中法交涉中，“田兴恕赴川、赴黔亦迄无定议”时，胡缚理、哥士耆就向奕䜣提出先将田兴恕“羁禁”和“万万勿任田兴恕回至贵阳。”于是慈禧、奕䜣命令四川逮捕田兴恕，贵州缺席审判田兴恕。给四川将军崇实等命令说：“此案——(指逮捕田兴恕案——笔者)无论已结未结，均不准稍有传播”否则，“唯崇实等是问。”给贵州劳崇光、张亮基命令说：“此旨及钞寄密片——(指上谕和胡缚理等处置田兴恕之文件—一笔者)……毋庸覆奏，以免秉笔者泄漏。”否则“唯劳崇光、张亮基是问。”慈禧、奕䜣怕“秉笔者泄漏”，怕“传扬”，一方面暴露他们与侵略者勾结的罪；另方面则从反面证实他们是多么心虚。

第三，当时舆论支持田兴恕反洋教斗争。当奕䜣等要“于教案著一轻笔而坐重贻误抗违”从严从重定团兴恕罪时，江西巡抚沈葆桢，前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河南道监察御吏曾协均，广东道监察御史华祝三，内阁中书李如松，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巡抚毛鸿宾以及韩超、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等都直接或间接提出了异议。其中王茂荫说：“事盖国体”，应当慎重。曾协均认为：“法夷之传教，坏人心术”，如果压制反洋教斗争，将导致“众怒难犯”，届时“顺民”“顺夷”都将“势必至于两穷。”华祝三曾参劾田兴恕，当得知法人力主杀死田兴恕时，他提出要“彻底根究”教士、教民“有无为匪不法情事”。对田兴恕“顺夷情以杀之则大不可”。李如松对贵州教案的处理认为是“是非倒置”、“曲直不明”。他指出，“忤夷而得民，犹有民以制夷；失民而得夷，无以制民并无以治夷。”如果对教士一味“隐忍”“迁就”，数年之后，其事“更有寒心者矣”。这也是慈禧、奕䜣等，不敢将田兴恕一案进一步公开的原因。

第四，人民群众支持田兴恕反洋教斗争。青岩、开州教案后，胡缚理、哥士耆坚持“田兴恕必应抵死”。清政府被迫将田兴恕“革职拿问”。在未“专叙教案”而以“另款罪状”处置田兴恕的情况下，贵州人民已是“议论沸腾，万口汹汹”；“民心怨毒益深，势必激而生变”；贵州各族人民必然要“向教中寻仇，为田兴恕报复”，这正是使清政府、法国公使和教士最畏惧的力量。田兴恕是湖南人，在江西作过战，因此湘、赣人民听说朝廷和外国人“欲置田兴恕于死地”，他们“益不能平”。似此，不仅黔民“愤恨”，就是楚人、赣人“亦必大□”。如果“各省人民闻风兴起，到处齐心，与教士为难”，那将是“教士身受祸灾”咎由自取了。于是中外反动派经过“公同商酌”决定；田兴恕“祇能减死罪一等”，“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不准援免”，“永不叙用”，这与“将来老死戍所，亦与伏法市曹无大区别”，又使中国人民“无可藉口”。由于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人民不断发动反洋教斗争，才保住了田兴恕不死。

第五，清政府在处理田兴恕一案时还遇到了田兴恕的抵制措施。田兴恕用公开和秘密方式反对外国教会侵路已如前述，这里的抵制措施是指青岩、开州教案后，田兴恕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全自己进行了一定的抗争。首先，他利用尚有发言权之机会对杀教士一罪烧教堂一事进行辩解，他说在贵州“将士东征西剿，杀贼不知凡几”是否杀有奉教之人“无从稽查”；至于用兵地方，烧毁房屋，在所难免，是否烧有天主堂，也“不能为之区别”。崇实、奕䜣担心田兴恕再“借词彼教通匪，再动杀机”，便调田兴恕入川归骆秉章差遣。实际上是“将田兴恕提解来川羁禁”。但田兴恕“托病不走继续留在贵州。”接着又对四川派来贵州查办教案的宣维礼、吉祥二人封锁消息。这是“田兴恕抵制朝廷的一次相当显著的成功。”还有田兴恕掌握着一支军队。劳崇光、张亮基先要田兴恕带兵离黔追李復猷太平军顺道入川归骆秉章统辖；后来崇实，骆秉章又要田兴恕“遣散所部勇丁”方准入川，否则“恐致激生事端。”都是怕田兴恕的军队。直到田兴恕回到老家时，尚有“劲勇二百余人，部将田连考亦有三百余人”，胡缚理更是“时刻担心着可能遭到田兴恕的打击报复。”所以他们不得不对田兴恕的处理，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