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黄一欧出生于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二日。先父从小就很聪明，为人活泼，很听父母的话。当时随先祖父在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读书（陈果夫也与先父同班）。当年明德学堂师范班设在湘春街左文襄祠，中小学设在西园周氏花园。我家则住在紫东园，离左文襄祠较近。一九〇三年阴历九月十六日，为先祖父三十周岁。这天先祖父亲自下寒菌面招待他三位进城的姐妹。大约是早上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祖父去。先祖父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小时，龙研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祖父说：“面还没有煮好，吃了面就去。”先继曾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二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祖父马上就去。先祖父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祖父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祖父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先祖父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先祖父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余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先父原来是在学堂住宿的，那天是因先祖父生日，头天晚上就回家了。先父看到先祖父出门就碰到差役来捉他，心里惊慌万分，便飞跑到学堂里，告诉平日最接近的沈迪民老师。沈老师叫先父待在他房里不要出去，他自己急忙走了出去，找人设法让先祖父脱险。

长沙起义失败后，先祖父逃亡日本。全家就成了清政府搜捕对象，一家老小，四处逃匿。先父辗转流徙，历尽艰辛，在亲友救援下逃至东京。先祖父与先父相逢，悲喜交加。先祖父为了激发先父的爱国热情，要他去麹町区九段坡靖国神社参观，因为那里陈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甲午战争期间，从我国掠去的所谓战利品，这种国耻是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先祖父对先父说：“你去看一看，就晓得我们国家成了个什么样子！”当时先父虽年仅十四岁，受此教育，爱国之情倍增，从此以先祖父为榜样，奔驰在救国的大道上，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一九〇五年先父逃亡东京，在东京东斌学校学习并参加了同盟会东京支部的活动。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由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先父常对人讲：“他在日本和国内多次听过中山先生的演说，他的讲话铿锵有力，说理透辟，使听众无不为之感奋，在日本时常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还送我一部自行车代步上学，要我注意锻炼身体。并虚心向我们留日学生学习日语，有一次中山先生演讲时，由于反动派捣乱引起骚乱，我们八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青年反而被捕。中山先生亲自托犬养毅帮助说情，我们才被释放了”。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己酉二月四日，先祖父抵香港；与胡汉民等计议后，深觉军事人才不敷应用，因此致函宫崎寅藏，请其急由东京征聘军事干部来援。书曰“滔天先生阁下，弟于一月二十三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由东京起程，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抵香港。仓卒中未暇函告，致歉，致歉！兹者革命军不日大起，人才缺乏，乞速召集步炮工佐尉官多名前来助援，不胜感祷！其旅费至时当电寄二千元。中山或由横滨经过，亦未可知。来时望密为探知，以便东京方面事就商妥帖。其佐尉官则必先期火速催其上道，至要，至要！匆匆即请侠安！弟黄兴顿首，西二月四日。再者：小儿一欧请饬偕定平君等同来，外电码一册，如用时即照发。”先父接先祖父谕后，即动身赴港，这是先父参加革命战役之始，并携来宫崎手书，侠义之慨，溢于言表。

广州新军起义既败，先祖父遂计划从他处别图再举。是役之起，深得宫崎寅藏之赞助，于公于私，自应有所交待。且先祖父此后行踪未定，先父就不便随行，因此令先父暂返东京，潜心求学。先祖父并亲函宫崎告之是役失败经过及今后革命计划，由先父面达。

书曰：“滔天先生鉴：一欧来，得睹手书，侠义之慨，溢于言表。奈此次纯以军队为主力……并拟于北京及南京两处图之，较之广州偏于一隅，则更有进也。今弟将往他处运动，然后回此，两处布置，数月之内，当有头绪，一得时机，即先电告。一欧因不能随弟来往，致疑他人耳目，故令暂返东京，面达一切，日后再唤之来也，抵东时乞仍督责，勿使优逸，至为心祷！中山已电止其行，且又想不来贵国也。匆匆即请侠安！

三•二九起义前，先父在东京参与筹备了这次起义的购运军火的活动，并将买到的枪枝弹药秘密运到香港。先父在香港统筹部见到了先祖父，先祖父叫先父留在香港，准备参加起义。一九一一年三月，由同盟会香港统筹部派遣，打入广州巡警教练所待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先父是这次幸存者之一。

一九一一年，党人龚牧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祖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练所有学员四百多人，枪枝二百支，如能掌握在我们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同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学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是决定派先父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人同去应考。他们都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先父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祖父嘱咐先父两件事；一是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遣，不要各搞一套。先父等四人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结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别担保，入所受训。他们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学员四百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五发。自温才生炸孚琦后，外面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怕学员出问题，把子弹都收去了。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西历四月二十三日），先祖父由香港到广州并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同时将原来决定的十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四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由先父他们内应。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许，他们四个人一起去见该所所长夏寿华（益阳人）。陈方度对夏寿华谈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统筹部发给每人手枪一支）。对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对先父他们说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话，并坚留他们喝一杯酒。先父他们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迅速来到小东营5号机关里，先祖父还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先父他们多讲什么话。只交待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先父他们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大南门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祖父后来还几次对先父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先祖父在是役中伤二指，先父也因巡警教练所长湘人夏寿华之助，安全脱险。是役死难者八十六人，为潘达微先生收葬于黄花岗者七十二人，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山先生常论是役事迹之壮烈与其伟大之影响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广州三•二九之役以后，先父由香港到东京，这年夏天，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辉、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和在长沙活动的同盟会员谭兴休、曾伯兴、唐蟒等人取得联系，对外则宣传成立野球会（棒球），招收青年学习野球，增强体质，实则借机团结同志，掷球而练会掷炸弹，为他日举事之准备。不到一月，有人告发，端方由湖北来电通缉（唐蟒第一名、先父列第二名）。幸得陈树潘（陈嘉任之父，时任资议局副议长），暗通消息，才脱险仍回日本。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前，先父由东京奔回祖国。十月十六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了题为《宫崎滔天谈黄一欧消息》的一篇报导。在这篇报导中，宫崎滔天热情歌颂了黄兴的革命实践。并说黄一欧在武昌起义前夕，奉黄兴之命，奔赴前线参战。参与光复上海之役；与陈其美等于光复上海后，亟图进取南京，因联合苏、浙民军合组江浙联军，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固卿）为联军总司令，顾忠琛为总参谋长。开始进图南京，声势极壮，终于十一日攻占天宝城，驻宁清军约降！十二日镇江都督林达庆（颂亭），率队首由太平门入城，南京遂告光复。先父当时服役于沪军，任副司令，躬与是役。先祖父是时仍在汉阳，因武昌起义暴发，先父正在上海，立即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起义队伍，先父奋不顾身，冲杀在前，从战场上下来，已是血溅衣衫，疲惫不堪，稍微休息后，又荷枪上阵。日本人北一辉先生目击其事。后来在汉阳告之先祖父说：一欧在上海表现出男人气概，没有给你丢脸。先祖父得知后，非常高兴。当他听说一欧继上海光复后，又投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战役时，立即从汉阳前线致书先父，鼓励说“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这是一封勉励先父的信，鼓励的信。后来这封信，不仅使先父在前方打仗勇猛，更使全体官兵更勇敢。当胡适之看到这封信后，曾经做了一首白话诗来赞美：“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字迹娟逸似大苏，书中之言竟何如！”“努力杀贼，一欧爱儿”八个大字，读之使人慷慨奋发而爱国。呜呼将军，何可多得！”

先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一九一二年冬，先父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经济系学习，课余参加了国民党美州总部的活动。揭露袁世凯独裁专制的罪行。一九一五年秋回到日本，参加讨袁运动，在协助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中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一六年秋天，先祖父在上海开福森路自家房外的庭院中的小径上散步，忽然感到胃部越来越疼。当时先父正从打铁滨骑马道跑马回来，一身汗淋淋的，先父把马送回马厩后，就迎着先祖父走过来，还未走到身边，就看见先祖父的身体有些摇摇晃晃好象站不稳似的，于是先父加快脚步赶到先祖父面前时，只见先祖父的面如白纸，满头大汗，神情恍惚。

先祖父正感到一阵晕眩，他用手扶着花圃的栏杆，然后吃力地抬起头来，正想张口说话，突然眼前一黑，口鼻喷血，栽倒在先父的怀里，顿时失去了知觉。

先父见状，十分惊慌，连忙喊家人，将先祖父抬回楼上卧房中去休息，并急忙派人去请医生赶来抢救，一面叫人舀了热水来，亲自动手帮助先祖父擦洗胸前的血迹。

德国医生赶来抢救后，诊断先祖父的病症是积劳成疾，思虑过度，引起胃病大出血，极需卧床静养，同时开了一张药方。先父把德国医生送出门，并马上派人将药取了回来，亲自服侍先祖父把药咽下，直到先祖父渐渐入睡，方才慢慢地退出房门，回到楼下。虽然先祖父的病暂时得到缓解，但先父心中总感到不安，主要是担心先祖父的病情会影响身体健康和未成的革命事业。

先祖父患病期间，宫崎经常来寓所探视，并介绍日医佐佐木金次郎作过详细的检查诊断。先祖父逝世后，宫崎在长沙参加先祖父葬仪时，收到了毛泽东同志和肖植藩同志联名写给他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见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藩、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肖植藩、毛泽东上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信中的肖植藩即著名诗人肖三同志。根据肖三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最初崇拜梁启超，喜读《新民从报》；后来才知道有同盟会，对孙文、黄兴非常崇拜。他多次谈过：“孙文、黄兴是伟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先父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北伐战争结束后，任天津第一特区主任。一九三一年起，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立法院迁居重庆。先父对蒋介石集团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深为不满。一九四一年自动离开重庆，避居湖南乡间。一九四九年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团结辛亥革命老人，积极参与了湖南和平解放运动。

一九四九年秋天，我们全家住在南门外青山祠。当时四野解放军已横渡长江，逼近湖南，长沙即将解放。有一天，黄杰先生派了一位副官，拿来了四张飞机票（我全家四人），对先父说：“你们马上收拾一下重要东西，下午会派汽车来接你们去飞机场，还说明这是最后一班飞往广州的航班。

先父因响应程潜先生的起义号召，决心留在长沙迎解，当然就不愿随同黄杰先生的部队去广州和台湾了。因此先父带领全家四口人；躲到长沙县近郊一位朋友家暂住。

一九七八年后，先父因身体健康情况欠佳，长住湖医附二医院治疗。大概是一九八〇年秋天，有一天来了一位定居法国的朋友。他是回国探亲的。他来到长沙湖医附二医院看望了先父，并口头转达了黄杰先生对先父的问候。先父也请那位朋友便时转告一下他对黄杰先生的问候。虽然当时已解放了三十多年，但两位老人并未忘记从前的友谊。

解放后，先父曾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参事、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先父生病住院期间，常谈到林彪及“四人帮”的罪恶，痛恨至深。

先父因病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在长沙逝世，终年八十九岁。先父逝世后由省委书记毛致用和万达、周里、程星龄担任正副主任委员，组成了治丧委员会，追悼会由毛致用同志主持、程星龄同志致悼词。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大年同志送了一副挽联。我用这副挽联作为此文的结束吧！

名著两代，辛亥遗老无多位；

书识一步，民报旧址问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