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字皙子，号虎公，虎禅师，湖南湘潭石塘人，生于一八七四年十月初八日，逝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终年五十七岁。他的一生直如他表明心迹的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从君主立宪政治的重要鼓吹者和策动者，到目赌军阀混战且其君宪救国之主张三败其身，而不失约言支持孙、黄的民主革命；最后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之时投身革命参加中国产共党，声名颇著的传奇性的政治人物。杨度的实际思想，曾在欢送湖南第二批赴日留学生宴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有所体现，他痛陈国家危亡的情势：“自甲午至今日，未十年经三大变，甲午割台湾；戊戌割旅顺、大连、威海卫；庚子之变，立新约数百条。”他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于前之瓜分主义，一变而为保全主义。”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之亡。甚于累卵：”他号召留日学生：“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

杨度、杨庄、杨钧兄妹三人均为湘潭王闿运入室弟子，又均留学于日本。留日期间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范源廉、冯自由、刘成禺、梁启超、蔡锷、陈天华、刘揆一、杨笃生、汪精卫、熊范舆等多有交往。一九〇三年在日本横滨应梁启超之邀作《湖南少年歌》刊于梁氏主编之《新民丛报》。文中“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对当时留学日本的湖南爱国青年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也激起了全国各省青年之爱国热潮。半年后的一九〇四年二月，杨度又以雄浑之笔谱写了“黄河”歌词，其歌被作为中等教材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外，河套边”今日仍不时回荡耳旁。由于他的才学及影响，杨度在东京的富士见町居所几乎成了留日会馆，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由南洋赴日，在东京杨度富士见町居所与其聚议三日不歇，各述己见。据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櫜鞬从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翌日，孙中山与黄兴会晤于若宫町，促使兴中会和华兴会之合并，并吸收光复会组成了同盟会。因而，革命会党取得了空前的基本统一，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一九〇五年九月杨度以七百四十余票被公推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其居所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留日会馆。

一九〇七年光绪失势，列强“处心积虑图我”，国情内忧外患，在此期间杨度发表了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金铁主义说》，文中对金铁主义解为“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杨在文中又言及：“何谓富民强国？曰富必有其所以富，非经济力则不富；强必有所强，非军事力则不足以强。然国富则民亦强。……故言强必言强国。”杨度在此文中阐述了一个爱国青年富民强国的思想与学说，力主将中国建成一个经济军事强国，但文中也充斥了他君主立宪的立场：“据今日中国之事实而言立宪，则吾所主张者乃在君主立宪而不在民主立宪。……中国此时若欲即行民主立宪，则有二困难之问题发生，……此二问题若能解放其第一问题，则第二问题可以不发生。否则第二问题即为民主立宪国成否之生死问题，能解决之则民主立宪可以成，而中国可以存；否则不仅民主立宪必不成，且中国亦必因此而亡。”“中国今日以蒙、回、藏问题特别之理由，不能行民主立宪，但能行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殖民地的时期，杨度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措施，而囿于时代及帝王学说的影响，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来达到其目的。然而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更能明显地看到，一个国家的强盛，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防科学是必备条件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杨度与其南北两方均有联络，时清政府为挽救其覆亡之命运，拟促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出山率北洋军队抵御革命军，由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奏请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然袁以“足疾未痊”拒不受命。杨度凭籍与袁和奕劻的关系，自愿担当促袁出山的说客，奕劻即将湖广总督瑞澂为请求内调献给他的贿银七十万两交杨，委托杨度担任促袁出山的工作。杨与袁世凯的关系可追溯到杨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即聘杨为顾问；一九〇七年清政府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袁世凯与当时的两湖总督张之洞联合奏保杨度，以四品京堂委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一九〇九年一月袁世凯受清监国载澧排挤被谕命“开缺回籍养疴”，杨度仍经常往来于北京和袁世凯养病地彰德之间，为袁通消息，作谋士。袁出山后，清政府任命他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旋即袁挟兵自重，利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迫使清政府撤销了皇族内阁而被委任为清内阁总理大臣，杨度也被委以袁内阁的学部副大臣。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北洋军连陷汉口、汉阳，南北双方达成停战议和，北方代表唐绍仪，随员杨度；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席参赞汪精卫。汪为杨度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时的同窗好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杨与汪曾共组国事共济会促请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并召开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汪就任南方代表参赞后不断将南方内部消息暗地透露给杨度，由杨度再向袁报告。在上海议和期间，杨度利用其在南方代表特别是湖南籍同盟会员中的一些影响和关系，宣称袁可决定一切：“现在的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政府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议和。袁不是曾、左、彭、胡一流人物，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事业也就大功告成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在南京宣誓就职，纪年改称“民国元年”。但孙为国家大局，电告袁世凯表明心迹：“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袁世凯即此加快了胁迫清政府退位的步伐，以达自己取而代之的野心，终以临时政府制定《优待清室条例》，给予清室维持帝号、民国优给岁费，迫使清政府于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二月十三日孙中山辞职并荐袁代其大总统职，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三月八日，袁在北京就任并提名唐绍仪组织内阁，辛亥革命告一段落。

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民国先驱黄兴病逝于上海福开森路寓所，十一月八日反袁功臣蔡锷又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杨度为悼亡友分致挽联如下：“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挽黄兴。“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蔡锷。联中流露了杨度与黄兴、蔡锷的友情，并将二公推崇为英雄、豪杰。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兵变后，计划与吴佩孚联手南北夹攻一举灭孙，吴允约。时孙兵危，在此万分时刻，杨度履十七年前与孙中山会晤时之诺言：“吾主张民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亲赴保定游说当时国内最大军阀曹锟(杨度时任曹锟高等顾问，曹锟机要秘书长夏寿田亦乃杨度推荐)。曹从杨说，以“以下犯上之人，不可出兵援助”为由止吴出兵。孙中山所处严峻之势由此亦化险为夷，对此，孙有感而言曰：“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民主革命的元勋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杨度撰联哭之：“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杨度晚年营救李大钊的事迹已有多方报导，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杨度在北京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无意中从汪大燮口中得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已疏通外国公使准备派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俄国兵营逮捕中国共产党人。此事当时仅有担任与英、美、日三国公使交涉的汪大燮等三人知悉，杨得此重大消息即告知了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且连夜又急如星火地通知了俄营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四月五日，李大钊召集俄营中同志传达了这项情报，提出同志们要走的可以走，不走的可以留下来，听其自便。当晚即有四人离开，而李本人却一认为情报是否可靠，二认为要走只怕也走不了，故而留下。四月六日，李大钊和妻赵氏、女兴华、艳华共四人在俄兵营第二十八号房被捕；当天共捕去三十八人，其中俄人三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处以绞刑。李等被捕后，杨曾多方营救，并派其子杨公庶及侄女两次探监，且用个人私财接济共产党人生活或帮助他们脱险离京，为此他不惜变卖了在北京的房产“悦庐”寓所。

杨度晚年入党有人说他投机，但他傲然以答：“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而且他为此全然不顾个人声誉，甘愿在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门下当清客，借出卖字画为名行掩护革命之实。故周恩来在逝世前特派秘书告诉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