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历史事件，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全国政协委员会将举行“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活动”，缅怀和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辈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华振兴的业绩，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于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的联系和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对于调动和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初，外患入侵，山河破碎，清朝腐败，盗贼横行，饥馑交集，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在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富裕而英勇献身，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高举爱国教亡的伟大旗帜，发动武装起义，与清王朝开展了殊死搏斗，最终在辛亥革命风暴中，倾覆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评价辛亥革命时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周恩来总理在评价辛亥革命历史功绩时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评价辛亥革命时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苏联领袖列宁对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高度赞扬：中国人民“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历史伟人的评述，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充分说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1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极大的解放。谁要搞专制独裁，都将被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近代中国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于1894年11月24日，在海外檀香山首创中国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随后亲率陆皓东、郑士良等经香港赴广州发动武装起义。1895年10月25日，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在广州发难，由于谋事不密，起义领导人陆皓东、朱贵全等四十余人被清政府搜捕镇压，起义失败。孙中山被迫于10月27日离开广州，29日抵香港，遭香港当局通缉，30日离开香港东渡日本，直至1911年12月25日，辛亥革命成功，他才回到上海，受到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的热烈欢迎。孙中山、黄兴共同努力，准备创建中华民国。
孙中山先生被迫流亡在国外长达十六年零一个月又二十九天，历经千辛万苦，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努力奋斗。孙中山到达日本后，从事反清革命宣传，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1895年12月，孙中山只身往檀香山进行革命活动。1896年6月，孙中山又赴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联络华侨，设立旧金山“兴中会分会”。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自美国纽约抵英国伦敦，住赫胥旅馆。次日，移住葛兰旅店。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被清朝驻英使馆人员秘密绑架，阴谋运回国内杀害，后经英国友人康德黎营救脱险，继续在英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897年8月至1905年7月，孙中山先后在日本横滨、东京、长崎、神户、马关和越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广泛地联络华人、华侨，积极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活动。尤其是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派郑士良回广东惠州三洲田山寨组织武装起义，毙俘清军70多人，迫使清军“惊溃退却”。随后孙中山命郑士良率军东进福建南部，沿途多次击败清军，毙俘清军数百人，缴获许多枪械，武装起义军队一度发展到两万多人。后由于粮械失继，弹尽援绝，郑士良只好将起义军解散，自己率少数人员退往香港，大批将士逃亡海外。与此同时，兴中会员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未能如愿，于10月28日，便只身炸毁广东巡抚衙门，震惊当局。31日，史坚如前往码头中被捕，于11月9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孙中山称之“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浩气英风，实足为死者之模范”。
孙中山于1905年7月19日，从法国马赛经新加坡、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准备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难。于7月下旬先后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会见，畅谈革命形势，共同致力革命。8月20日，孙中山、黄兴携手共创“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担任总理，黄兴担任庶务，在总理外出时，代行总理职务。清朝政府惧怕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活动，通过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孙中山于1907年3月4日被迫离开日本，赴越南，新加坡及欧美等地从事反清革命。孙中山所到之地，都受到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或殖民当局的限制。孙中山自己说：“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孙中山对黄兴寄托最大期望：“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关键。”这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很自然地就由黄兴来承担，以实现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理想。
黄兴自从1905年8月与孙中山合作，共同创立“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远离祖国大陆的特殊情况下，他高举爱国救亡的伟大旗帜，积极领导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勇往直前，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伟大的精神财富，值得中国人民继续弘扬光大。
黄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毕生热爱祖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并为之奋斗一生；他首创国内革命团体“华兴会”，旨在“同一排满，直捣幽燕”。“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他同孙中山先生通力合作创建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共同提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为革命成功，领导和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身先士卒，血洒沙场；他领导和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最终倾覆了清王朝，创立了民主共和国；他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讲团结，顾大局，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和怀念。老同盟会员、我国著名文史学家章太炎高度赞扬黄兴先生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一、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
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号堇午，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县）人。青少年时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体察民情疾苦，关心天下大事。他后来考入长沙城南书院攻读，受到爱国思想家王船山、谭嗣同思想的影响很深，并与爱国维新志士唐才常、林圭交往，又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萌发了推翻腐朽清政府的革命思想。他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期间，文武兼资、品学兼优，智慧精明，1899年被两湖总督张之洞准以官派赴日本考察。是时，中国北方“义和团”兴起，帝国主义组织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黄兴身处异国，“心甚忧危，思图补救”，乃于次年夏回国。他参与唐才常等密谋“自立军”反清起义，不久起义军失败，唐才常壮烈牺牲。黄兴悲恸至极，更认识到“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
黄兴于1902年春夏，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努力学知识与军事技术。他为人笃实、厚重，善于团结人，反清革命思想初步形成，经常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03年4月，由于沙俄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军，中国人民掀起了拒俄运动，黄兴组织中国留日学生500余人在东京举行集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抗战。由于清政府阻挠“拒俄义勇队”回国，爱国学生愤不可遏，认识到“反帝必须反清”，并将“义勇队”改称“学生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黄兴决定回国开展反清革命，并被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的第一人。是年6月，黄兴抵达上海，随后赴南京等地开展活动。8月，黄兴到达武昌，在两湖书院演说，阐明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制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鄂督张之洞闻而震怒，责成梁鼎芬院长拿办。梁鼎芬悬示驱逐黄兴出院。黄兴在武汉期间，将从日本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广泛赠送军学各界达四千余部之多，始登江轮回湖南长沙。黄兴接受明德学堂聘书，为该校学监，主持速成班，兼教体育、博物、地理、历史课程。他常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世界潮流，民族危机”教导学生。课余他则与张继、周震鳞、胡元倓诸同志，议论满清压抑汉人的种种虐政。11月，刘揆一回湘，黄兴邀合吴禄贞、陈天华、张继、宋教仁、周震鳞、章士钊、胡瑛、彭渊恂、刘道一等数十人，创立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于省垣连升街设立机关部，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其宗旨是：“同一排满，直捣幽燕”。“驱除鞑虏，复兴中华”。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成员黄兴、刘揆一、周震鳞、宋教仁、李书城、章士钊、龙璋、谭人凤、胡瑛、姚洪业、覃振等100余人，在明德学堂董事龙璋的长沙西园住宅召开“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黄兴指出：本会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建瓴以临海内。吾辈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以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居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见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联合起义，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不难取得湘省为根据地，仅有湘省起义，无其他省应之者，也绝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华兴会”成立之后，设置两个行动小组。一个叫“同仇会”，专为联络洪会机关、集结力量，发动起义。另一个叫“黄汉会”，以运动新军，参加革命、乘势发难。
1904年春初，黄兴偕刘揆一乘雪夜行30多里，于湘潭茶园铺矿山上一岩洞中，与会党首领马福益相见，各倾肝胆，共谋光复大业。黄兴对马福益说：“要把清廷王朝拉下台来，打翻在地，要把霸权专制架构，连根拔起，犁为平地，不让要死不死的风流寡妇那拉氏慈禧，走出明天。”得到马福益赞同，计划以10月10日，清西太后70岁生日，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以省城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由马福益派其党人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军队，申兰生、黄人哲组合衡州军队，游得胜、胡友堂组合常德军队，肖桂生、王玉堂组合岳州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军队，并静候黄兴派遣指挥与监军。随后，黄兴见本省布置已有头绪，派宋教仁、胡瑛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洪业去江西策动江西防营统领廖铭缙，届时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守仁、章士钊注重宁沪活动，策应一切。黄兴自己往来湘鄂，统筹全局。为筹措经费，黄兴将祖业田产300余石出卖，并得柳大任、刘揆一、龙璋、杨守仁等共筹得两万金，购买枪械700余支及弹药。
是年9月，黄兴命刘揆一、陈天华等与马福益在浏阳密会，计议各路军队布置就绪，待大批军械运到，如期举义。由于华兴会员武备学校学生朱某，误将其事泄露，被湘巡抚陆元鼎知道后，命巡防营统领赵霆多方侦缉黄兴、刘揆一等人，悬赏万金搜查追捕。11月初，黄兴化妆乘轿垂帘，由张继、曹亚伯怀枪紧随其后，星夜混出省城，与刘揆一等先后抵沪。11月7日，黄兴又邀集杨守仁、陈天华、仇亮、张继、黄炎培、章士钊、杨度、方表等四十余人集于上海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19日，皖人万福华暗杀前桂抚王之春于上海四马路未果，万福华被捕，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张继等晤探圈禁捕入牢房，旋得赣抚夏时来电，为郭人漳解救，黄兴随郭人漳同车外来之故，先后出狱。当西捕已知黄兴出狱，复肆通辑，黄兴已出走日本。
黄兴领导武装起义计划虽然遭到挫折，但革命精神和影响深远。清王朝腐朽无能，对外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欺压中国人民，对内残酷迫害劳苦大众。黄兴高举爱国救亡、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旗帜，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兴无私无畏、舍己为公，舍生取义的品德，在同党和革命志士中树立榜样。黄兴为救国团结影响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培养锻炼许多优秀人才，为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中华民国奠定了基础。
二、孙黄合作创立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黄兴再度来到日本东京，继续联络同仁及广大留日学生，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准备再度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彻底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黄兴的影响，厚植于留日学生群，已散布的革命种子，遍布于全国，开创了好的革命形势。时在日本横滨的“兴中会”成员冯自由写信给英国伦敦的孙中山称：“黄兴革命一举成名，总领风骚，受到东京华侨热烈拥戴。”促孙文来东京，“与黄兴会晤，合谋合作，以扩大革命阵营。”孙中山致信冯自由称：“来信敬悉，即将东归与黄兴会晤，综观现势，循理必要，希联络安排，相约相见。”黄兴接见冯自由称：“孙氏学贯中西，是革命的先知先觉者，倘能相会，亲承教益，快慰平生，自应表示欢迎之至”。黄兴知道孙中山将来东京，约集“华兴会”同志开会，商谈欢迎孙中山之事。会中推宋教仁、李书城、蒋作宾、章行严四人接待，表示诚恳欢迎，真情实意。宋教仁曾说：“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
孙中山决定结束美欧之行前往日本。6月11日，他从法国马赛乘船东返，途经新加坡、西贡等地，于7月19日到达日本东京华侨会社。黄兴于20日中午12时，假京都料理，设宴为先生洗尘，两百余人参加宴会，济济一堂。黄兴首先致欢迎词，表示对孙氏敬佩欢迎之意。孙中山发表了讲话，主张“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受到与会者热烈赞同。黄兴对孙中山论国事、天下事语语动听，表示由衷的佩慰。宴会后孙中山离开会场，与胡汉民、廖仲恺同行。胡汉民对孙中山说：“黄兴是个标准的‘湖南骡子’，更隐藏‘老子不信邪’的脾气，其雄健不可一世，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为同辈所弗逮。”廖仲恺接着说：“与黄兴最亲近的章行严有最允当的评估，‘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他的态度，容忍谦虚，志行高洁，光明磊落。他的才气，宏深贯澈，挑得起大梁，负得起责任。鞠躬尽瘁，大公无私，赢得了日益强大的革命群体的拥护。”孙中山听完他们的讲话，作个结论说：“革命是国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我们何幸会晤于此时此地。我们命运与国运相连，我们应该有个共同的观念，患难与共，同心协力，争取主动，奋斗到底。我所希望于诸君者，如何运用影响力，邀请黄兴参加兴中会组织，此事如果如愿以偿，则国事可为矣。”汪精卫听完孙中山的话说：“论今日黄兴的声望，在东京侨界跃登领导地位，尤其是留学生，无不言听计从。如贸然邀请他参加兴中会，而放充自己创造的华兴会，很难使他心悦诚服。此事应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孙中山则说了一句：“愿诸君为我代筹。”随后，汪精卫、胡汉民、冯自由等先后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等在日本东京活动的群众团体联络活动，得到黄兴等人赞同，扩大组织，发挥团体力量，加速把各政团组织起来，统一宗旨，成立一个同盟实体。孙中山同意黄兴的观点，并对汪精卫说：“忧国忧时，同志同心，惟我与子。”这样，孙中山与黄兴合作，组织“中国同盟会”有一个成功的雏形。由孙中山、黄兴联名发起，推宋教仁、汪精卫、章太炎、李书城负责策划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事宜。
7月30日，孙中山、黄兴等七十人在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孙中山作为发起人，首行作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强调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应结成新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提议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到会革命志士进行热烈地讨论，多数同仁表示赞同，同意组成“中国同盟会”及其宗旨。黄兴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全体无异议。孙中山即席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制定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马君武、汪精卫、居正、邓家彦等八人负责“中国同盟会”章程起草工作，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8月20日下午2时，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友人坂本珍弥住宅内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主持大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冯自由、汪精卫、邓家彦、曹亚伯、马君武、张继、吴玉章等300余人出席大会。大会首先讨论通过由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草案，确定本会宗旨和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中国同盟会”总部暂设东京。会章规定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关。（一）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内分庶务部、书记部、内务部、外务部、会计部和经理部。庶务部部长可以代行总理一切职权；（二）评议部，由议员互选议长，由议长指定一人为书记；（三）司法部，部长一人，判事一人，检事一人。各省设分会，设会长一人。章程规定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分辖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区分会；海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黄兴在会议期间提临时动议：“今日开会，非是在自己的国家，而是在日本，但并未得到日本当局的许可，请大家珍惜时间，发言从简，以策安全，不过我们必须向全国宣布的，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全体国民包括汉、满、蒙、回、藏，以及各少数民族，统称中华民族，建立共和国家政体法制。国民参与国家事务，权力与义务，一律平等，以资号召。”黄兴接着宣布选举总理，并郑重声明：“今日与会者，都是各政团代表人物，以华兴会人数最多，兴中会以孙文为总代表，如以票选，华兴会稳操胜算，为维持公正公平，拟采取推举、附议、赞成方式即可，以简单、踏实、透明化为准则。”全体会员鼓掌，一致表示同意。
黄兴首先在会上被提名为总理。“日知会”的黄吉亭称：黄兴在长沙发动起义，精明刚毅，英勇奋发，运筹帷幄之中，登高呼号之下，千万人俱往矣。其大智大仁大勇之精神，不以坐而言，自动起而行，其为革命之先驱，其能领导倾覆清朝，毋庸置疑。黄兴则怕有附议者，抢先发言：“黄牧师是我于长沙发难时，有同生死之交情，而今推举克强为总理，不无偏爱私情之嫌。黄兴我既感惭愧，惟以本人才疏学浅，德薄能鲜，权衡轻重，实不足负荷如此重任。兹特请黄公改变原议，提名孙文中山先生为中国同盟会总理，感同身受。孙氏论年龄比我大九岁，论革命先我十年，况且他学贯中西，熟识世界潮流，以及富有民主政治思想，是将来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愿大家决不疑，顺时务，开诚心，布公道，为国家慎重其事，为国事选贤与能。”汪精卫跟着发言称：“黄兴大公无私，虚怀若谷，延陵高揖，为新时代开风气之先，所望孙、黄两公合作无间，领导群伦，早日完成建国之使命。自是孙文出任中国同盟会总理。黄兴屈居第二位，为执行部庶务。”最后，黄兴提议，公议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大家举手同意。会议上推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会工作。会议决定将“华兴会”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并于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创办《民报》，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称：“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黄兴称赞《民报》说：“自《民报》发行以来，把革命消息传播于国内，深受人民喝采，使反满的风声有了更大的进展。”
“中国同盟会”自成立后，孙中山与黄兴通力合作，集中全力进行反清革命思想宣传，同时积极准备开展武装起义工作，对清廷的废弃，对建国的方针深入研究。为达此目的，必须尽快发展“同盟会”成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反清斗争的行列，推动革命形势飞速的发展。“同盟会”成立刚过一个多月，孙中山就离日本赴越南、南洋各埠发展建立“同盟会”分会，筹措款项，支持国内“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
黄兴在孙中山离开东京以后，全面负责“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先后主盟吸收秋瑾、王用宾、阎锡山、姚洪业等加入“同盟会”。他们成为回国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随后又密函湖南禹之谟，组成“同盟会”湖南分会，积极准备反清革命活动。同时组织“同盟会”内部交换意见，形成统一行动共识，革命贵在有责任感，空谈理论，不足以取代革命的实行。革命的发展，应以南方开始，应规划珠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长江流域为革命决战总枢纽。“同盟会”成员，应根据各自所熟悉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向广州、桂林及长江沿途推进，发展组织，运动新军，适时发难。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处，说服郭举兵反正。郭人漳与随营学堂总办、黄兴的好友蔡锷不睦，由黄兴从中做调处工作。期间，黄兴联络随营堂教官雷飚、岳森、彭新民，郭营之官佐赵声、林虎、杨九如、卢子富、杨祖时及学生曾传范、贺斌、王德润等加入“同盟会”，为运动新军参加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
1906年2月，孙中山由越南西贡至新加坡，黄兴由广西桂林赴新加坡，共商革命方略。主要任务是组织革命党人运动新军，发动会党，联合进行武装起义。黄兴随即离开新加坡，经转香港，适值湖北“日知会”代表吴昆至港，商议鄂省武装军事策略。梅蔚南亦由桂林至港，向黄兴谈及郭人漳经同人劝责，已答应待黄兴汇款后，即举义旗。黄兴因筹款未甚得手，嘱其归候时机。不久，黄兴离开香港至上海，与童俊、马君武、吴超徵商洽创立“广艺书局”于四马路，以为工作的交通机关。然后黄兴东渡日本，会合“同盟会”干部同人计议，谓自《民报》输入国内以来，吾党与各界人士同情革命者日众，革命机会各省皆具端倪，惟须多有负责党员，进行联络促进，乃派宋教仁、白逾桓直赴关东运动马侠，以图韩边外一带独立，为北方革命之根据地。并拟柳大任、刘彦、仇鳌等投身直奉吉三省之政学界，宣传主义，期与北方同志商震、钱拯、张榕等联络，为军队之运动。黄兴派秋瑾回浙江与陶成章、竺绍康等联系武义，永康、东阳、仙居等地之九龙会、双龙会，共策起义活动。黄兴以南京新军官佐赵声、倪映典、柏文蔚、冷遹、林述庆等运动新军，潜蓄革命力量，扩张稳固，当能大举。与此同时，黄兴为加强武汉军界的联络，派居正、胡瑛、周震鳞赴湖北，与“日知会”会商，随后接济经费；派刘道一、蔡绍南、覃振、成邦杰回湖南长沙，联络会党，运动湘军，为国民革命，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派刘揆一驻申江，以图湘鄂江浙之联络；嘱李肇甫、谢持等以四川地险民富，可足资割据；其他各省，如山东丁维汾、于洪起，山西谷思慎、王用宾，陕西杨铭源、赵世钰，河南杜潜、刘基炎，安徽张我华、陈策，江西邓文辉、陈荣恪，福建李恢、宋渊源，广西邓家彦、曾彦、龚政，贵州平刚，拓泽滨，云南吕志伊、何畏。皆促其归创“同盟会”分会，形成革命势力，弥漫全国。黄兴自己注重两广革命首义，各省从而积极响应，迅速倾覆帝制，建立共和国。
1906年秋至冬，孙中山从南洋来到日本，与黄兴商议发展革命形势，制订“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招军章程》等八个文件，备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其主要内容是阐明民族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满州贵族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民当权的政府。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权主义所宣布的目标，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制度。民生主义所宣布的目标，是用“平均地权”办法，以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的对立，改善民众的生活。这样就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新的高潮。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勉励全体会员共同努力，力争五年之内，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号召会员，革命者不留连海外，而必须回归国内，直接参加反清的武装起义斗争。1906年秋冬之际，黄兴派遣“同盟会”会员刘道一、魏宗铨、蔡绍南等归国赴湘，运动军队，重振会党，策划起义。刘道一回到长沙，集合同志数十人，密议于水陆洲一舟中，谓“奉黄公克强面嘱，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以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会党分为五路，势远力涣，遣调不灵，疏忽致败。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能反戈相应，占据省垣重地，军装局既为我有，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为便衣敢死队，以手枪炸弹扰害外来敌军后方。而黄公及吾兄等，又正在运动鄂赣宁各省，乘时响应，届时自必归来，主持一切，可无失败之虞。”于是蒋翊武、刘岳峙、覃振、刘承烈、曹武、荆嗣佑等数十人负责运动新军。彭邦栋、蔡绍南、张尧卿、龚春台、李国柱、邓玉琳等二十余人分任联络防营，布署会党，一俟军队运动成熟，约于十二月举事。是年适遇湖南荒灾，萍浏醴尤甚，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吏极为愤恨。会党肖克昌、李金奇、龚春台等人，计划乘机运动萍乡矿工起义。风声所播，李金奇在萍乡被清吏追捕，在醴陵之自鹭潭溺毙。肖克昌亦被诱杀身亡。龚春台、姜守旦迫不及待，于12月4日，集合会党矿工，在浏阳之金刚头、萍乡之高家台等处先期发难，攻占上栗、案山关、兹化镇各地，击溃清军的围剿。于是，醴陵防营士兵，亦反戈相应，其他会党，先后在浏阳文家市、牛石岭相继发难，连占西乡、潭塘、大光洞等地，而蔓延到江西宜春、万载各县，党军集合至三万余人，声势浩大，影响极广。当时赣省督端方、鄂省督张之洞、湘抚岑春蓂速派清军近两万人进行镇压，遂被围攻，起义军溃败，死伤甚众。是役，刘道一、魏宗铨、蔡绍南为国捐躯。
黄兴和刘揆一等计划在11月从日本东京运械回湘，得知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急派谭人凤、宁调元、胡瑛、周震鳞速归国响应。当黄兴闻萍浏醴事败，击桌愧愤，寝食俱废。继闻刘道一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惨情，与刘揆一相抱痛哭，作诗哀悼：“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但其革命精神震撼神州大地，它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孙中山与黄兴共同创立“中国同盟会”，史称孙黄。他们共同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核心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使中国民主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孙中山曾指出：“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成为有望矣。”“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中国建立了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克服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局限性，它能集中革命力量，在推翻清王朝的总方针指导下，发动全国人民大众，同敌人开展英勇搏斗，必将取得胜利。“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大批发展会员，建立“同盟会”分会，团结了许多革命志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并在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开展工作，为以后历次武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同盟会”成立，很快建立了革命宣传阵地《民报》，向国内外民众宣专革命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唤醒民众革命觉悟，鼓舞士气，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国同盟会”成立，把发动武装起义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06年冬，在湖南、江西两省边境发动了会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震动了全国，打击了反动的清朝政府。随后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同盟会”先后领导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等。革命者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1907年初，反动的清王朝得知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革命组织反清，急迫训令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驱除叛逆首领孙文等出境，如有可能，引渡回国治罪。日本政府采取双边应付手段，暗中通知孙文出境，并馈赠送旅费5000元。日商人铃木久五郎负责致送，私自赠送了一万元。孙中山只好于1907年3月4日离开东京。黄兴在东京京都饭店为孙中山举行了惜别聚会。他说：“中山先生前年由南洋来，今年回南洋去，来去有他的自由，不接受任何关系的干扰。孙氏在日本两年多以来，对反清建国，与同志交换过很多意见，积极显示，同心愿，同感受，而今同盟会成立了统一组织，扩大了层面，集中了意志。孙先生被推举为中国同盟会总理，亦即承认了他是国民革命的领导人，他的言行，成为革命的指针，与同盟会发展息息相关，连带在一起，本人郑重声明，对孙氏竭诚的拥护，愿全体同志共勉之。”孙中山在发言中说：“本人为革命而生，亦愿为革命而死，今后不论身在东北亚，在南亚，或欧洲、美洲，必尽忠于国家，尽瘁于革命，不敢稍懈，如有违误，愿接受全体同志处分。”他还赞扬黄兴奔逸绝尘，足智多谋，是一位知行合一的革命家，山河再造的工程师，他郑重声明：“本人离开东京总部后，依据章程规定，本会总理由执行庶务黄兴代理。因顺应时势所必须，特此声明。”
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赴南洋、欧美等地，远离中国大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的使命，由“中国同盟会”代总理黄兴承担。黄兴深知革命责任重大，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职事，努力奋斗。他首先总揽“同盟会”本部的各项工作，发展会员，培养革命骨干力量；第二，组织骨干力量归国，准备组织发动全国范围的武装起义；第三，自己亲率革命同志，首先发动武装起义；第四，积极在海外侨胞和爱国志士中筹措经费，准备枪械；第五，积极筹划倾覆清王朝，创立中华民国政府等项工作。黄兴是留日学生，又长期居住日本，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讯联络，特别是与青年学生和军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年轻的一代，报国情殷，留日学生知道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黄兴是领袖。由中国来到东京进入士官学校的学生，愿参加“同盟会”，决心投身革命，改造自己，创造共和。黄兴在代理“同盟会”总理期间，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生达330人，其中第四期75人，第五期57人，第六期198人。他们当中有许多热血青年，从理性进行思考，激励感情，置身于社会群体脉络之中，因此集体参加“同盟会”组织，形成了时势造英雄的态势。他们在黄兴的主持下，集体参加“同盟会”达百余人。如第四期的有张世膺、周承炎、张乘礼、蒋作宾、王家驹、周斌、刘维焘、曾继梧、刘纯武、邓质仪等20余人；第五期的有王孝缜、黄恺元、陈乾、陈之骥、李书城、袁华选、石陶钧、朱先志、吴和宣、齐琳等20余人；第六期的有李兆祥、刘祖武、陈强、欧阳武、张华辅、李根源、林爽、尹昌衡、刘存厚、罗佩金、阎锡山、仇亮、程子楷、唐蟒、唐继尧、孙方瑜、赵恒惕、李烈钧、程潜、刘洪基等50余人。他们在黄兴代总理的教育和影响下，对革命有了信心，推翻清廷有了决心，满怀壮志，在东京发起了“剪辫运动”，一声叫喊，全体动员，你剪我的，我剪你的，在半个时辰内，一齐剪光了。他们还烧掉长衫马褂，新式着装，变成青年有为之士。黄兴夸赞他们说：“你们今日的我，不是昨日的我，今日象征时势造英雄，明日翻个身就是英雄造时势。我为你们恭喜，我为你们祝福，中国的命运，正轮到你们掌握之时。”
黄兴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总部往来，其人党证件由黄兴自己独立保管，并商议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织一个“丈夫团”，以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团员应具的品德。当时参加“丈夫团”的成员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曾继梧、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仇亮、陈强、袁华选、陈之骥、李俊、王孝缜、王家驹等30多人。这些团员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都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举兵响应。黄兴与这些革命军人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享有极高的威信。
黄兴为了亲率部队起义，于1907年5月，安排刘揆一代理“中国同盟会”庶务，并负责“同盟会”总部的工作。他离开东京经香港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会商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起义计划。随后赴钦州郭人漳军营、廉州赵声军营商议配合起义部队统一行动。1907年5月22日，革命党人陈涌波、余既成聚众700余人在潮州黄冈起义，次日占领黄冈城，成立军政府。由于清军大举进攻，起义军枪械缺少而失败。陈涌波、余既成为保存实力，以图再举，将起义军于27日解散，余既成等由海道赴香港。5月底，“同盟会”会员邓子瑜等闻黄冈之役已动，组织发动会党武装，于6月2日在惠阳七女湖响应。他们缴了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多人，先后攻克了泰尾、杨村等地，与清军战斗十多天，多次击败清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以缺乏弹药，起义军于6月中旬自行解散。郭人漳、赵声的防营士兵未能配合起义进行反正，起义军孤立作战，亦是起义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同年9月1日，党军王和顺统率200余人举兵，钦州防城之役爆发。起义军于5日攻占了防城，擒杀县令宋鼎元等，起义军发展至3000余人。随后移师攻袭钦州府城及灵山等地，与清军激战。黄兴亲赴钦州，命郭人漳部林虎营，由“同盟会”会员谭人凤、王德润等运动新军，与王和顺约期某日半夜开城延接。而郭人漳见党军势弱，又恐他军牵制，不赞许合作。住灵山之赵声军营见郭军未至，亦不敢先发。这样使党军势孤，清吏复调兵来援，遽尔失败，防城亦为清兵夺回，党军逐渐溃散。黄兴亦出走越南河内，又与孙中山计议，拟先取广西镇南关为根据地。
孙中山与黄兴在钦州、防城起义失败之后，商议从越南袭取天然要塞镇南关，再进攻广西。他们派熟悉地形，勇敢善战的黄明堂、李佑卿等人率起义人员80余人，于12月2日黎明，猛烈袭击镇南关，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山巅炮台，占领了三要塞，高树革命军旗。第二天，孙中山与黄兴率胡汉民、卢仲琳、张翼枢、胡毅生等人从越南潜越国境，赶来参战。他们在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第四天凌晓，陆荣廷率营兵自山下开炮，攻击炮台，起义军开炮还击，激战一昼夜，敌军不支，全线溃走。黄兴初以镇南关为第一要塞，有三座炮台，所贮弹械必富，及检查库中，发现既无枪枝，弹药亦不足供应数小时之战，进守皆难。乃同孙总理商议，以防务委诸黄明堂，于五日急剧同回河内，即商筹款，多购枪弹，以备进取。而清军龙济光率兵三千人，会合陆荣廷复来攻关。黄明堂以枪弹缺乏，力薄难支，不得已率众于9日退入越南，是役失败。由于清政府勾结越南殖民当局胁迫孙中山离境，孙中山被迫于1908年3月初赴南洋筹款，国内革命斗争由黄兴负责领导，继续开展反清武装起义。
黄兴急图再次在钦廉发动武装起义，命刘揆一与何天炯、宫崎寅藏筹购枪械，运至海防，以供应用。寻得香港冯自由所购弹械先期运到，颇足供用。黄兴组织旅越华侨中的“同盟会”会员200余人，组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自任总司令，并亲赴钦州劝说郭人漳接济弹药，响应革命起义。3月27日，黄兴亲率起义军由越南向钦州进发，29日抵小峰，首次战败清军两营600余人。30日至31日，途中连续击败清军三营。4月2日，与清军激战于马笃山，黄兴命一部兵力出绕左道，攻其后方，一部从右攻其侧面，自己率本部从正面猛进，击毙敌兵80余人，于是清军3营全溃。起义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队伍扩大到600余人，缴获敌人快枪400余支和大量弹药，军力有所充实。起义军正准备向广西边境移动，是时，郭人漳以数千人尾追，黄兴则率部转战于防城横潭村、古梨、长湾、宝屋、新墟、农宁一带，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夜袭战术粉碎敌人围攻。此后，起义军在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近两个月，历经数十次战斗，屡败清军。清军疲于奔命，无不闻起义军而生畏。黄兴威名，震慑两广。由于河内、香港之后方运输不能灵便，弹尽援绝，始遣部队归三那及十万大山，黄兴只好率队退回越南。
正当黄兴率军转战钦州廉州时，潜伏云南河口黄明堂等集合党员2000余人，于4月30日攻击河口巡警队，斩巡警首领，从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共约500余人响应，起义军向河口进攻，发动河口起义。迅速占领河口，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等地，直逼蒙自，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3000余人，声威大震。孙中山在海外闻讯后，给黄兴发电，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去前线督师。黄兴赶到越境老街，被法国官兵疑是日本人，遂截留而送河内。后知其为中国革命军首领，深致兼意。随后又为清政府吏使探悉，与法政府交涉，乃依国际法将黄兴遣送出越境。黄兴于是旋去新加坡，而河口之役坐失机宜，终归失败。
由孙中山、黄兴共同策划，由黄兴回到国内领导的钦廉潮惠起义，镇南关起义，第二次钦廉上思起义等义举，黄兴是亲率军队同敌人激战，身先士卒，取得许多次作战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终于失败了。历次起义事实证明，革命力量不断在发展，给清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消灭了清军的势力，革命战争开始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革命战争锻炼和培养了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为以后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准备了军事人才，也积累了许多作战经验。革命影响在两广，在长江流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广大民众认识到人民革命力量，将投入到反清革命的洪流中来，为彻底埋葬清王朝准备了条件。
黄兴历经起义军失败的经验与教训，非常注重训练提高党员之军事知识，培养军事才能。以刘揆一前往与孙武、李根源、焦达峰、赵声等在日本大森组织体育会，在党军中已见其效力。黄兴再来日本，复聘日军官多人，在该地重组体育会，学员170人，分为二军，黄兴自为教授，与日教员各领一军，遇演习行军战斗，两军对垒，以夜袭与拂晓攻击等战术，时操胜算。通过训练使党员在军事才能诸多方面有显著提高，为革命培养了更多的军事人才。与此同时，黄兴将大部分党员骨干派入国内，积极准备开展革命斗争。黄兴派方声涛、李烈钧、唐继尧、阎锡山、何成竣、孔庚、李根源、黄郛、唐蟒、程子楷、欧阳武、程潜、赵恒惕等分别担任重要任务，渗入清军中，掌握事变。派陶承章赴江苏、魏重光赴安徽、林觉民赴福建、孙武赴湖北、谭人凤赴湖南，组织革命力量，待机发难。
黄兴亲自领导历次武装起义，消灭了清军的军事势力，积累了作战经验。武装斗争，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革命的情操，贵在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同心协力，不怕牺牲，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
四、领导辛亥革命倾覆满清王朝
1909年5月，黄兴与在欧美筹款的孙中山商定，速赴香港组织领导军事策划工作，积极准备新的武装起义。同年夏，党人倪映典、朱执信等在广州新军中发展“同盟会”成员已达3000多人，多是军人中的骨干，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加强各方面的联络工作。1910年1月，倪映典向南方“同盟会”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电促黄兴赴粤主持事宜。黄兴及时到香港与倪映典计议，拟于农历次年正月某日首义。俟倪映典先回广州，布置头绪，黄兴与赵声等同往发难。倪映典回广州后，在新军营发生了巡警队与第二标营兵发生冲突，入营后见事机迫切，遂临时举旗发难。广东张督与水师提督李准调动大兵，关闭四城，运炮上城，轰击占据钱局后山之新军，新军受挫退据燕塘。黄兴在香港夜间得报，急欲乔装与赵声前往督战，以广九路局闻变，火车停开，只得另觅他途，然已缓不济急。第三日凌晨，清军二千余人与起义新军千人相遇茶亭，随后倪映典率一部进至横技岗，为敌截住，倪乃大呼跃马冲锋，不幸中流弹牺牲，王占魁被敌人擒住，新军伤亡枕藉，又无主帅，广州新军起义失败。黄兴知武装同志多被伤亡，且精密机关已破，为之悲愤不已。
黄兴为继续组织武装起义，他与赵声同赴南洋筹款，集议粤而图滇。同年11月13日，黄兴、赵声、胡汉民、邓泽如等赴槟榔屿，同孙中山研究革命策略。孙中山称云南辽远，足资控守，而不利于进取。经营滇事，皆须草创，运输军械，甚感困难。广东可战可守，有屡次经验，可驾轻就熟。黄兴同意孙中山的分析意见，决定在广州再举。这时又知谢良牧，冯自由等，已在南洋筹得巨款，乃决计图粤。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筹款，赵声先回广州联络新军。1911年1月底，黄兴与赵声等在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组成了领导广州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胡汉民、姚雨平、胡毅生、陈炯明、李海云、洪承典、罗炽扬等担任各科科长，并以姚雨平、林树巍等运动广州新军及防营，以朱大符、胡毅生运动各地民军。又拟取广州后，分三路军，一军出湖南，向湖北前进，由黄兴自己率领；一军出江西，向南京前进，由赵声率领；一军留粤为后援，俟南京武昌克服，即会师北伐。刘揆一驻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谭人凤等商议，谭人凤、李国柱等赴湘，王赓言、邓文辉等赴赣负责运动革命势力，务使起义军前进成破竹之势。至湖北新军，已由居正、孙武、胡瑛、田桐、吴昆、杨时杰等运动成熟，俟到时举事。黄兴为攻击广州清军，必先组织敢死队，破坏各行政机关，夺其军械子弹，开城以迎入新军，才能完全占领省城。黄兴将800党人中敢死队员分为十队，一队攻两广总督，自己率领。二队攻水师提督署，赵声率领。三队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领。四队堵截驻防旗营界，兼占大北、归德两城门，胡毅生、陈炯明率领。五队袭击巡警道中广协署，并防守南门，梁起、黄侠毅率领。六队攻占飞来庙军械局，破小北门延入新军，姚雨平率领。以上各队100人员。七队李文甫率队入族界占石马槽军械局。八队张禄材率队攻占龙王庙高地。九队洪承典率队攻占西槐二巷炮队营。十队罗则军率队攻占电局。以上各队率50人员。所用暗号，皆以白毛巾为标识。炸药枪弹多由女同志运输，由徐宗汉担任队长。在广州的各领导机关多标名公馆或学员宿舍。布署甚为周密，预定于辛亥年三月十五日（公历1911年4月13日）发难。起义时间几经变更，最后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举事。希望这次起义一举成功。
辛亥年三月二十四日，起义人员大部分进入省城，统筹部同仁恐省城机关无主，拟要黄兴于二十五日晚间入城，二十八日举事。因运输军械二十九日始能运到分配，而新军又有四月初退伍之说，乃密电香港赵声等，决定三十日举义。不料有奸细向粤督张鸣歧告密，张谋于水师提督李准，即于二十六日调防勇二营回省城，死守龙王庙，令旗兵运炮上城，拟收缴新军枪械。因此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等主张推迟举事时间。黄兴则坚持主张义举之事不能变：“一则吾党萃全力而谋此举，稍存畏葸，何以谋事；二则军火既已入城，难再运出，经济部同人若不谅苦衷，谓吾辈欺诈，必致断送革命军饷源；三则党众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战而退，何以示威信于后来。故吾愿己身一死，与李准辈相拼，以谢海内外同胞，而维党人名誉及信用。”随后，黄举得知粤督张鸣歧加派清军严守军械局，派清军搜捕党人近二十人，众恐行将搜及，不待二十九日晚十二时之约。请求出发。黄兴在关键时刻，决定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击总督衙门。亲率队百余人，于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发动广州起义。起义之日，黄兴写绝笔：“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即由小东营出发，枪击横阻之巡警，直趋督署，猛攻辕门卫队。党军谢梅卿等击毙其统带，卫兵溃散，有数兵弃枪求降，愿为前导。于是黄兴率林时爽、朱大符、李文甫、严骥等入督署遍搜，张鸣岐早已遁去，屋空无人，乃纵火而出。其时出据南大门一队，与水师先锋队及防营兵战于双门底。一队在高第街与清军遭遇，在辕门外，林时爽向清军招抚，高呼：“同胞，我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共除异族，恢复汉土，不当自相残杀。”声未毕，已为枪弹中脑仆地。此时党军与清军激战，黄兴正举枪对准敌人射击，忽一敌弹径直飞来，中其枪上之铁机柄，击断黄兴右手扳机之中食二指第一节而转落于地，流血不止。黄兴忍痛即用手指之第二节扳机射击，敌军四面合围，黄兴令党军三分路冲出，自率一路仅方声洞等10人，欲出大门口，与巡防营相接，双方激战，敌弹如雨，方声洞战死，余则人自为战，且战且却，仅剩黄兴自身一人。黄兴则以肩撞开一小店之门，人而掩之，从内发枪，击毙敌人七八人，敌人退却。黄兴乘机出南大门，至河南机关部中，包扎指伤，而谋救济之策。党军起义以后，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坚持杀敌一夜，打死打伤清兵不计其数，但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是役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脱险。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爽、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计86人。事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收殓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遗体，营葬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改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失败，黄兴于四月二日出走香港，悲痛吾党殉国之惨，牺牲之大，即欲俟伤愈后，躬自暗杀最为仇敌之人，以报死难诸友，而激动吾党于将来。辛亥革命成功，黄兴为七十二烈士撰写追思对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表达了黄兴对广州起义烈士的诚挚真情。广州起义震动全国，影响很大。它是辛亥革命的起点，标志着革命将夺取政权，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孙中山远在美国芝加哥得悉起义失败的不幸消息说：“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后来，孙中山还进一步评价“广州起义”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恨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华，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由此可见，广州之役和革命形势的高涨，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爆发有密切的关系。
黄兴为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嘱宋教仁召开检讨会，为以后的革命斗争获得教益。他说：“广州起义失败了，使我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悲痛不能自己。来自福建的菁英，以及来自四川的同志，皆系留日的学生，允文允武，与敌鏖战，奋勇当先，一以当十，所向无不披靡，坚决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直至弹尽援绝，拨出身藏短刀，追杀奋斗，视死如归，壮烈英勇，惊天地而泣鬼神！当初统筹部的参谋部署，兵分十路，围攻广州，十分周详，如万众一心，纵使不能生俘李准、张鸣歧，而占广州必有余力，只因胡毅生事前介绍兴中会成员，如姚雨平、陈炯明等，统率粤语兴中会的大众，平素夸夸其谈，大言不惭，临战贪生怕死，不但自己逃脱现实，甚至影响整个局势，因而动摇，自陷自灭。”“此役明知不可为而为者，迫于革命存亡绝续之交，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国魂光辉仍照耀古今，是所以坚持否决展期之说，宁死于战场，决不未战先溃。”李书城说：“起义时既无固有地盘容许筹划作业，更缺乏组织、训练，又未加强纪律性，一切事情在秘密中进行，重重受阻碍，层层被监视，在人力方面敌众我寡，战备方面，缺少武器，只是象征性的点缀品。克强先生奋发坚强，以气吞河岳之精神，以精诚整合力量，忍受临战前的周折，尚能启开革命之钥，创造光荣历史，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福建、四川、安徽南来的优秀青年为国捐躯，国家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为国家启开了新的道路，意义深远。广州的起义，是光荣的壮举，是战略的成功。我们对黄指挥的领导，睿智精明，艰苦作战，应表示敬佩与慰问之忱。”
黄兴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经验教训以后指出，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举行起义地点应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是年，黄兴委托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加强沿长江各省革命运动的领导。谭人凤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早有联络。黄兴曾给谭人凤寄函中，极力主张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在武汉起义，诗云：“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谭人凤早在辛亥年广州起义前到达香港会见黄兴，商议革命运动计划。黄兴嘱谭人凤往湖南准备，以两湖为要冲，带款二千金。谭人凤回到上海，会见宋教仁，谈及革命形势发展，并写信给居正云：“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到武汉，给居正六百金。孙武前办共进会，武汉江湖士多在其团体中，在军界中亦有接洽，势力远胜于居正，惟所带经费无几，仅给二百金。这是黄兴将有限的款项，支持两湖革命起义，这些革命军事部署，表明了黄兴作为一位革命领袖对时局的高度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伟大的军事才能。历次起义只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未能一举成功，但为武昌起义作了充分军事准备，只待时机成熟，义举一定能够成功。
黄兴具有非凡的领袖才能，运筹帷幄，将反动腐败的清王朝埋藏于民众战争之中。他策划在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云南、四川、广西、广东、贵州、山西、陕西等省的党人骨干运动新军同时义举，以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湖北居正、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方维、胡瑛、刘公、熊秉坤、蔡济民、黄申芗、杨时杰、吴昆等运动新军15000余人，占新军的三分之一多，以同志之官佐下士等20人为排，平时亲如兄弟，互相救助，成为有集合的团体。其余兵卒，临发难时，由官佐下士号召，统一行动。湖南谭人凤、焦达峰、杨任、彭邦栋联络新军与会党，悉仿湖北办法，形势极为有利。云南第37协统领蔡锷所辖6个营中的4个营管带，炮标3个营的全部管带，机关枪营和工程营管带，还有陆军讲武堂、陆军小学、参谋处等重要军事单位军官，都是革命党人掌握。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分往新军担任下级军官，如朱德等是同盟会员，把革命宣传直接深入士兵中，新军中弥漫着要求发动起义的浓烈气氛。陕西省城西安的钱鼎、张钫、张凤翙等在新军中广泛联络中下级军官，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广东的胡汉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张培爵、尹昌衡，上海的陈其美、李燮和，浙江的许崇智、朱瑞、顾乃斌，江西的李烈钧等，他们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充分组织发动新军中下级官佐士兵，提高革命士气，仇视反动腐败的清朝政府，在辛亥革命中冲锋陷阵，便很快取得成功。
辛亥年七月二十二日（1911年9月12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湖北武昌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系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一致赞同请黄兴来湖北领导武装起义。会议推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欢迎黄兴来鄂主持起义。当时黄兴正在香港，回电说，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确定湖北武昌须俟辛亥年九月初（1911年10月）全国十一个省同时起义。
黄兴于八月上旬，向美国旧金山各处筹集发难饷项，而鄂督瑞澄得外务部密电，黄兴已来武汉，聚党起事，分布军队，严防四城。10月9日（八月十八日）下午3时许，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作炸弹失慎爆炸，俄捕随声而至捕去党人刘耀章、龚霞初，巡防统领在英租界捕去党人刘汝羲、邱和商。清军统制张彪到小朝街15号革命机关捕去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32人，先后皆被枪杀了。革命机关负责人蒋翊武、陈磊、方兴等被迫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院，形势非常危急。党人孙武、刘公等初拟请黄兴抵鄂后，始为发动举义。兹已事泄，迫不及待，党人集合应变，皆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机起义，提前发难，抱定九死一生的决心，勇敢荷枪上战场。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上九时，在军事部总指挥蒋翊武被清军追捕逃走之后，各起义部队仍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熊秉坤、金兆龙率领士兵四十多人首先发难，打死前来镇压起义的营长、连长，冲出营房，撕掉肩章，臂系白布，改称民军，步队第二十九标，三十标新军同时响应，迅速攻占了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枝弹药。新军十五协兵士，已同时齐集大操场，与工程辎重各营联合，搬运子弹至蛇山下咨议局旁。蔡济民、黄申芗等率众开炮，轰击督署，与清军卫队马队互击一小时，马队不支逃散。起义军队遂分兵三处，一驻凤凰山、一驻蛇山、一驻楚望台，各架炮轰击督署。同时组织三队兵力猛攻湖广总督署，枪炮声和喊杀声震动天地，总督瑞澄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皇登上长江的“楚泰”兵舰潜逃。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武昌清政府势力基本消灭，于清晨胜利地攻克督衙门，第二天中午占领了武昌全城，随后又攻占了汉阳。
武昌起义取得成功，革命领袖黄兴远莫能至，革命军来不及完善建制，立宪派汤化龙则利用时机，扩大权力，并策动孙武拥护清军协统黎元洪出为都督，遭到同盟会蒋翊武、杨王鹏的反对，认为这是敌我不分，主客易位。蒋翊武指出：“要黎元洪宣布反正，表明反满革命的志愿，否则黎元洪还是清政府的现役军职，应视同俘虏处理。”孙武、吴兆鳞等革命军至黄土坡黎宅从柴房拉出黎元洪时，黎则称：“余已放下武器，置身事外，革命之事，恕我保留不赞成，不反对的自由。”革命军张振武、方维等以为武昌起义成功，主帅急须有人，乃推黎元洪出山。黎元洪在一推一拉中，拥上楚望台，跃登湖北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军政府成立后，设立参谋部，军务部、外交部、政务部，分别由吴兆鳞、孙武、王正廷、汤化龙负责。军事方面，革命军编成四个协统，由吴兆鳞、林锡圭、成炳荣、张廷辅为协统。并颁军律，安抚人民。同时照会各国领事，所有外国人生命财产一律由军政府负责保护。各国领事因知为文明举动，乃承认革命军为独立团体，宣告中立。革命军于14日、15日陆续遣师渡江，攻占了汉口、汉阳兵工、铁工诸厂，招练新军备战。清廷为镇压起义军命陆军大臣荫昌率近畿陆军两镇，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建安、建威、湖隼、湖鹰等九艘炮舰会攻武汉，17日均已陆续开到。18日，革命军与清军及张彪残兵，双方激战，各伤亡极大。铁路工人在清军乘车退去后，乘机拆断路轨十余丈，后清军又乘车驶来，全覆于路轨断处，死伤不计其数。革命军乘势猛攻，清军死亡近千人，败退30余里。当天下午，清军舰向革命军阵地开炮，革命军开炮还击多命中，迫使清军舰退至长江下游。随后，清军大批援军开到汉口，并用野炮向汉口大智门轰击，革命军受挫，退出大智门。革命军认为如汉口失，汉阳亦危，组织火力猛攻清军。在清军攻至100米处，敢死队奋起反击，歼敌3000余人。清军在汉口华界纵火大掠，前后3天，数千户被焚，居民逃亡一空。革命军不得已退回汉阳。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震动了全国。湖南新军在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率领下，于10月22日清晨首先发难，攻占省会长沙，宣布湖南独立，建立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同日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钱鼎、张钫在西安率军起义，得到第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的支持，攻占西安，陕西省宣布独立。云南新军蔡锷担任第37协统领，率领中下级军官和全部士兵后响应武昌首义，于10月30日宣布云南独立，担任云南都督。江西、山西两省在10月先后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有力支持了武昌起义，促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
黄兴为领导全国革命迅速开展，于10月初离开香港北上至长江流域，与宋教仁、李书城、林子超途经福州时，忽闻武昌已发动起义，飞速回归。23日到上海，闻汉口军情紧急，乃以沪宁革命方略授之予陈其美、钮永建、冷遹、林述庆、于右任、李燮和、黄汉湘、刘虎标等，南京的军事光复运动由柏文蔚负责。即自率宋教仁、李书城、徐宗汉等人，在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女士的掩护下，扮作医疗队员从上海乘江轮上驶，于28日到达武汉。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队将黄兴先生从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当日举行军事会议，决定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并在府门外筑坛，欢迎黄兴先生。黄兴致词说：“武汉是人文蔚起，凝聚革命势力的中心，此次10月lO日的发难，是非常伟大的壮举，是革命的一大步。本人代表同盟会，谨向所有的将士致崇高的敬礼。今天袁世凯尽忠于异族，统兵十万之众南来，兵临城下，大战将一触即发，袁世凯如有良知，能崇尚民族大义，理应悬崖勒马，放下武器。倘执迷不悟，背叛潮流，穷兵黩武，必为国人所唾弃，其罪孽深重，等于自判死刑。今日之战，乃国家民族存亡之战，敌人船坚利炮俱来，我们要以一当百，与之周旋。但我们在观念上，不是一城一隅之争，而是以光复神州为目的。我们虽然以寡敌众，以弱敌强，但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众之支持，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在军民的欢呼声中，黄兴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随后，黄兴命李书城为参谋长，居正、宋教仁、何成浚、胡瑛、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吴昆、耿觐文、马伯援等皆为督战员。黄兴总司令闻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阳，在伯牙台设总司令部。次日凌晨移往昭忠祠。各军将士见黄兴总司令亲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
黄兴总司令于10月30日率兵渡江与清军作战，并同司令部人员登上龟山顶观测汉口敌方阵地时，敌炮向龟山射击，炮弹多落入龟山后方的长江中。黄兴总司令寻沿河边防线视察一周，决定利用汉阳兵工厂，钢药厂的铁板、木材沿汉水南岸构筑防御工事。清军乃倾水陆全军以相抵抗。黄兴总司令命青山要塞炮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大败，退出汉口火车站。31日，黄兴总司令下令革命军由凤凰山发炮攻击大智门之敌，清军死亡甚众，降者约500余人。此时，黄兴总司令得知武昌立宪派拥黎自重，主张放弃汉阳，以长江为界，坚守武昌，有断绝支援暗潮，决定派程潜、胡瑛回湖南，请求谭延闿在洞庭湖十县中，征集大批粮食，组织船队运往汉阳，支援军食。黄兴总司令指示：“汉口因不能守而撤退，汉阳既能战又能守，作战的目的是争取胜利，胜利的成果，以珍惜人力物力为原则。我们不能凭匹夫之勇，打没有把握的仗。我们退守汉阳，必须以守代攻，保持战斗力。我们是国民革命的先锋，期待全国的响应，共同奋斗，成功在望，胜利可期，盼望大家为国为民，为锦绣河山的再造，写下历史的新一页。”为了进一步稳定革命局势，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由宋教仁集合战地政务委员合议研究，发表了政策性的公告。
11月3日，清廷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派使者言和，黄兴总司令与黎元洪都督暂为接洽。实因兵士连续作战疲劳，得稍休憩，调度各军，亦得时日，而且革命军兵力，急须湖南应援。同时派员回湖南调请援军。4日，黄兴与黎元洪以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拒绝和议。5日，革命军与清军复开战，武阳夏三镇，均已大炮互击，清军因受到两面剧烈之炮攻，遂又败退，舍大智门车站而去。同日，浙江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杭州光复，浙江巡抚曾韫被杀，由汤寿潜就任浙江军政府都督。6日，陶成章从南洋经上海到达杭州，被推为浙江军政府参谋长。江苏光复后，有上海都督陈其美、苏州都督程德全（原任清江苏巡抚）、镇江都督林述庆、吴淞都督李燮和。这时江浙两省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对武汉革命与对敌作战给予了积极支持。同日，清军二千余人，携大炮五尊，由汉口马路径至硚口对革命军作战，黄兴总司令命龟山革命军发炮猛攻，击散敌军部队，令武昌、汉阳两处同用炮轰击汉口清军，遂将敌人所据炮台炸毁。同日，援鄂湘军第一协统王隆中率部开到汉阳，黄兴总司令非常激动，要部队原地休息待令。7日，清军向汉阳革命军攻击，黄兴总司令率部从四面还击，清军不能前进一步，傍晚退回汉口。8日，黄兴总司令了解到清军在招商局码头趸船上，枪击渡口难民，浮尸满江，惨无人道，乃命发炮猛击趸船上清军，死伤颇众。随后，两军对攻，互用炮击，革命军无多大损伤。9日，援鄂湘军第二协统甘兴典率部徒手兵开至武昌，领取枪枝后，开到汉阳。湘军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增强了汉阳防守军事力量，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以为作战胜利的时机到了。从各方来汉阳参加作战的有留日陆军同学曾继梧、程潜、程子楷、唐蟒、曾昭文、王孝缜等都参加汉阳作战前线的军事工作。从南京陆军中小学来鄂的学生有蒋光鼐、李章达、陈铭枢、陈果夫等，由队长张我权、副队长徐源泉带到汉阳，作为总司令部的督队员。有一位日本军人大原大尉来到汉阳总司令部参战。他每日在汉口探访敌情到汉阳报告革命军。11月17日，他在革命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11月10日，黄兴派参谋长李书城率领精兵600余人，向孝感突击，与潜伏刘家庙外围民军会合，沿铁路北上，攻打信阳。其目的是攻击湖广行署，生擒袁世凯。因通讯设备缺乏，不知道袁世凯已于11月2日离信阳去了北京。民军纵火烧毁了湖广总督行署，又破坏了铁路和车厢，连夜返回汉阳基地。这次军事行动神速，声势浩大，震惊北京。各省在欢欣鼓舞中声援革命，宣告独立。湖南省、陕西省、云南省、山东省、四川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福建省、贵州省、安徽省先后通电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
11月11日，黄兴总司令侦知清军闹饷内乱，将援鄂湘军及部分鄂军，乘势分兵三路，渡江攻击，清军大败，被迫退据歆生路。14日，黄兴总司令命分兵两路攻击汉口，一军由黑山潜渡汉水，一军由孝感包围，而清军在招商局趸船者，被凤凰山革命军之炮击沉。午时，清军不支，革命军攻占跑马场。6时，清军退据大智门，驻刘家庙清军闻警，复出大队抵抗，革命军乃退回汉阳。是日，革命军缴获机关炮数尊，野战炮一尊，大批弹药。15日黎明，革命军分三路进攻清军，会合于硚口。午时，互相攻战，革命军未能制胜，黄兴总司令设计令以空船五至六艘捆系缆绳，由汉阳沿江直放下游，至招商局，清军见有渡船沿岸而来，恐革命军沿河列阵，一时机关炮野炮向渡船乱击，彻夜不断。至天将破晓，始令将空无军人的渡船收回。并先令硚口之军乘势进攻，将硚口之清军围住。此时清军无抵抗能力，遂下令停战。16日，革命军进驻后湖一带，包围汉口成一孤形线。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兵士都领到400发，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器材已运到渡河地点。一切准备就绪后，黄兴总司令命三路向汉口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统成炳荣率部从武昌青山渡江，至汉口湛家矶登岸，攻进刘家庙清军。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统杨选青率部乘装甲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岸，占据阵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驻汉阳各部组成，由黄兴总司令直接指挥，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军。援鄂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率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率部为左翼，鄂军步后第五协协统熊秉坤率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炮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兴总司令命第三路各部于16日黄昏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日晨拂晓向汉口玉带门及硚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兴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10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能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兴知道以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了赔费。由于遇大雨，革命军前进受阻，将近天晓时，总司令部人员催促士兵迅速进入作战阵地。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敌开火发动攻击。随后，左右两翼部队亦向敌军发动攻击，向前推进，形势很有利。战至中午，敌军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革命军猛烈发射，进攻受阻。此时湘军首领甘兴典见到几个士兵受伤向后退却，他便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从左翼退出阵地。在退却时遭遇敌人炮弹袭击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担任右翼进攻的湘军王隆中部坚持阵地，战斗到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率领的鄂军被敌军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黄兴总司令在日暮时，踏泥泞，行路很吃力，由湖南学生军周斌挽扶着，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才回到汉阳，并下令各部队彻夜警戒，作好战斗准备，防止敌人进攻。此次进攻失利，革命军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主要是湘军甘兴典首先率部撤退逃跑造成，第一路军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部队向进攻的相反方向行程过半，才返回来，未能按时到达攻击阵地；第二路军统标杨远青是晚在家结婚，未遵令指挥军队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兴总司令将上述情况告诉黎元洪后，黎将成炳荣撤职，改以窦秉钧继任步兵第三协统，将杨选青正法。黄兴总司令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延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即正法。
17日，革命军与清军交战，均用炮火互相轰击。革命军武昌炮台击坏招商局码头趸船一艘。18日，清军用大炮攻击汉阳兵工厂，黄兴总司令命革命军用炮还击，敌军后退，革命军乘机猛攻美娘山，获得大胜。清军土挡粮台亦被革命军凤凰山炮击毁。半夜，与清军在三眼桥交战，清军千余人，革命军不足500人。黄兴总司令命革命军佯败以退，待清军进至三眼桥之中市，乃令伏炮齐发，清军得脱逃者仅数十人，几乎全军覆灭。19日，革命军攻克梅子山。午时，清军携野炮潜伏三眼桥附近，被革命军梅子山炮火击毁，死伤过半。黄兴总司令命革命军分三路攻击，使清军陷于死地，首尾不能相顾，乃从汉阳退至蔡甸以外。20日，汉口清军三千余人，由孝感新沟安渡汉江，服装如革命军，手持白旗，与蔡甸之清军会合，攻占雨淋山、美娘山。革命军五千人迎击，激战美娘山，各战死千余人。21日，汉口清军一镇于午前全部赴雨淋山，以全力争夺汉阳。革命军与敌军激战后不支，退出雨淋山，雨淋山被清军占领。午后，黄兴总司令亲率革命军猛攻守敌，清军不支溃退，夺回雨淋山，并缴获机关炮二尊。清军撤退至距汉阳二十里外之十里铺。22日，黄兴总司令率革命军与敌军激战于十里铺，清军败北。因革命军中炮队管带张振臣通敌，使驻城头山之清军得猛力扑攻，遂占扁担山。黄兴总司令亲率敢死队猛攻，清军立足未稳不支撤退，革命军重新控制扁担山。是夜，黄兴总司令派革命军1500余人，由黄林矶往蔡甸，攻击敌军之后路。同时，山西阎锡山以协统身份（同盟会员），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取得山西省军政大权。北京袁世凯感到震惊，即下令段祺瑞回师北京，保卫京城。袁世凯深虑南方革命势力北移，非军事所能克制，派刘承恩、蔡廷干南下，授意黎元洪勾通黄兴，停战议和。23日，革命军炮队负责人张振臣以为敌内应，故龟山、黑山之炮皆不发，地雷火线亦被割断，清军奋力进攻，革命军不支，龟山、黑山、四平山、梅子山均被敌军占领，汉阳遂不能守。同日，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离开汉阳，退武昌两湖书院休整。此时，黄兴总司令被武昌黎元洪约去见袁世凯派来的刘承恩。刘向黄兴总司令报告说，奉袁氏命来见黄总司令，呈送袁世凯战争和谈信。黄总司令见信中说，国事以和为贵，从速停战，渴望化戾气为祥和，耿耿精诚，谅有同感等语。随后，黎元洪对黄兴总司令说：“克强兄，世无不和之战，兵凶战危，人之所恶，能和平则和平，是乃上上之策。”黄兴总司令说：“革命的宗旨，在消灭清政府，推翻清朝专制架构，袁世凯受命清廷组阁，缺乏与革命党人交谈的地位与资格。要之，必须有革命意识浮现于世人之前，这是革命政策的大原则，不得改变。”黄兴总司令返回汉阳，有庄蕴宽持张謇、章太炎的信求见，信中说：“今全国十八行省，已有十一省响应革命，大事已定，时移势迁，今日之事，非取决于战场上之胜负，更非取决于汉口、汉阳一城一隅之得失，顷刻万变，但无可置疑的，笔杆取代枪杆子，一般行动的焦点，由战场走向会场。余可由庄兄面详，事不宜迟，盼切祷切！”庄蕴宽是请黄兴总司令到上海去。他说，上海方面的人士包括宋教仁、张謇、章太炎、汤寿潜、赵风昌等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而孙中山还远在海外未回，现在只有黄兴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黄兴先生早赴上海。但是黄总司令对他说：“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我现在还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说。”黄兴总司令深知汉阳已经很难坚守，而全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江浙及上海、南京已成为革命重要方面，对全国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先派去的宋教仁在南京组织苏沪杭联军，计有10万多人，组建成为10个步兵师，将成为全国革命的重要军事力量。革命军总参谋长李书城对黄总司令说，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之二，必能指日推倒清朝，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
11月25日，革命军在汉阳花园防御清军的进攻，来援鄂的湘军协统刘玉堂千余人，要求到前线作战。黄兴总司令命他率部进入花园山前线抵御清军的进攻。刘玉堂率部英勇作战，数次向敌冲锋，因清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部队伤亡惨重乃坚持到傍晚，所部兵士纷纷撤退。在花园山一带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被敌军占领。总司令部这时所在地已经成为最前线，将驻防后方的辎重营调往前线作为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百余队员组成敢死队，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阵。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旦夕，实难再守。黄兴总司令与李书城总参谋长商议决定，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请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储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资搬回武昌，以免资敌。
11月26日，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书城回武昌，向黎元洪都督报告汉阳军事形势，当即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决定有准备的撤退。惟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不放弃。于是杨玺章自告奋勇，组织参谋部10余人，赴汉阳作战。同一天，袁世凯下达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向汉阳发动总攻击，争取军事胜利，达到以战逼和的目的，以压制各省宣告独立。清军冯国璋指挥军队进攻汉阳，从十里铺西边赫山附近渡河，向汉阳市区推进。黄兴总司令在危急关头，镇定指挥革命军阻击敌人的进攻。援鄂湘军第一协统王隆中反对死守战壕，当敌军进攻时，不依据工事掩体打击敌人，反而组织士兵从战壕跃出，分梯次向汉口反攻，第一梯队蜂涌渡河，遇敌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部队往后撤退。援鄂湘军刘玉堂统领率湘军第五营和鄂军第二镇张廷铺部，鏖战两昼夜，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战至第三天（11月27日）下午，刘玉堂统领不幸中弹阵亡。湖北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在阻击清军进攻时，不幸于27日午前在汉阳阵亡。黄兴总司令在汉阳军事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为减少革命军的伤亡损失，下令全部撤退汉阳，退往武昌。援鄂湘军沿长江西向撤退，从汀泗桥登岸，返回湖南。蒋翊武率领二千多革命军渡江退到武昌，驻扎在长江南岸，设总司令部于左营，仍然保持高昂的士气。晚上，黄兴总司令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情形。并请辞总司令职。是晚黄兴偕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一部学生军离开武昌赴上海，开创新的革命高潮。
12月1日，黄兴到达已经光复的上海，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张謇与黄兴见面就说：恭喜你，一年之中，先后发动惊天动地的两大战役，为建立民国开辟了坦途，为历史铸造了光辉的新页，真辛苦你了。黄兴说：同胞置生死于度外，总算启开反清建国之钥，我奉约而来。2日，上海各界召开欢迎黄兴大会。大会主席张謇说：克强先生为国为民艰苦奋斗，席不暇暖，日不饱餐，在辛亥一年之内，深入战地，无既成之军旅，元后勤的支援，惊天动地，发动了广州黄花岗与武汉三镇两次大战，把清王朝统治经营二百多年的天下，打得摇摇欲坠。他是革命的先驱者，他是革新的政治家，他是文经武纬的军事领袖，他是有崇高理念，大公无私精神的政党政治的领航人。今天我们举行大会欢迎他，希望他在两江领土上，奠定军事政治领导中心，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万众一心，推黄兴先生为全国民军的大元帅，开府南京，集中力量统一全国，复兴中华。黄兴在欢迎大会表示：本人黄兴，誓以至诚，为推翻清王朝尽其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分表明革命形势在上海已经稳定，革命力量将不断发展，为全国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
南京将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12月2日，先期到达南京的宋教仁，策划组建的苏沪杭联军，有10个师计10多万人，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清军，攻克南京。南京的光复，震动了全国。从此长江流域连成一片，武汉的局势得以巩固。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为革命力量所控制。长江以北及北京周围的山西、陕西及安徽、山东（宣布独立11天又取消独立）等省的独立，表明辛亥革命的成功已具有广泛而深厚根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完全成熟。清王朝的覆灭，只是时间的早迟了。
黄兴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经过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以武装力量打击、消灭清王朝军队势力，唤起人民群众反抗腐朽卖国的清政府，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革命的洪流，任何反动势力是阻挡不了的。黄兴、朱执信、谭人凤、刘玉堂、杨玺章、李书城等大批指挥人员，亲率兵士冲锋陷阵，同敌人冲杀，血洒疆场，甚至为国捐躯。如林觉民、方声洞、俞培伦，姚国梁、宋玉琳、刘铎、李芳、李晚等革命先烈，出生入死，战场拼杀，誓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埋葬满清王朝作出最大的牺牲。以黄兴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志士仁人，为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倾覆腐朽、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领导创建民主共和国
黄兴到达上海以后，立即与各省留沪代表商议，极力主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策划组织军队援鄂与北伐事宜。而独立各省之都督代表至鄂，初拟组织临时政府于武昌，继因武汉军情紧急，南京既已光复，乃议定将临时政府改设南京。12月4日，各省代表大会于上海召开，确定组织法大纲二十一条，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都督为副元帅，统一指挥援鄂及北伐各军。黄兴考虑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的内部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
黄兴为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革命军队所需款项，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军政费用的开支。12月17日，各省代表复于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由于各方以军务紧急相督责，黄兴不得已权以大元帅名义：令淮扬革命军徐宝山、林述庆率部队征讨湖北方面之敌；令安徽都督柏文蔚率三军出皖北以略河南；令光复军司令李燮和会合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派遣之北伐军刘基炎率部海道攻占烟台，并与烟台都督胡瑛率部共同北上；令陕西都督张凤翙率部由潼关出陕，进攻洛阳，并与嵩阳革命军王天纵侧击清军；令山西都督阎锡山、副都督温寿泉率部各军，从太行山井陉，以拊燕京之背；令关东都督蓝天蔚率部袭取山海关，并会合滦州革命军张绍曾率部直捣京师；令汤芗铭为海军北伐舰队司令，率部由东海出发北上，攻击清军海军。与此同时，宋教仁被推举为负责制定建国典章法令、草拟中国民国约法。为使法制全国化，黄兴通知各省代表到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代表参政会，就有关大政方针，纳入议会的议事日程。
清朝政府慑于黄兴领导的革命军队已经占领全国的大部分省份，数十万大军，秣马厉兵，将迅速逼进北京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动摇。1911年12月，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袁又委派唐绍仪为和谈全权总代表，前往上海商讨议和大局。黄兴大元帅拒见唐绍仪，并发言声明：“袁世凯无视汉族尊严，甘为异族奴役，以戴罪之身，没有谈和资格。要之，必须表明洁身反正，坚定推翻清王朝立场。诚如是，庶可接受商谈国事。”袁世凯得知黄兴大元帅声明很震惊，但革命的潮流已不可逆转，只好称便国家事以和为贵。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袁世凯令梁士诏商请革命党人汪精卫。袁、汪会晤，袁很坦诚地向汪求救，请汪为南北双方打破僵持之局。汪颇为感动，写了一封信给黄兴，称项城（即袁世凯）不坚持君主立宪主张，大局急转直下，建国之事，经纬万端，希望敞开议和之门，接纳意见，以结束专制，开创新纪元。是所至盼。黄兴接到汪精卫的信后，认为袁世凯有了急转弯，只要袁世凯能把清朝推翻了，孤儿寡妇不在其位，时局进入了新纪元，不排除唐绍仪代表的合法性。南方拟定推宋教仁为议和代表，但宋让贤，推举伍廷芳为总代表。和谈的地点为上海南京路市政厅。12月18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随唐绍仪出席的有廖宇春、孔文池、夏清贻、吴兴等。随伍廷芳出席的有顾忠琛、庄蕴宽等。双方就这次议和的具体方案初步达成协议，为正式议和作好准备。19日，顾忠琛代表与寥宇春代表召开预备会议，双方达成了民主共和建国的政体协议。20日，伍廷芳与唐绍仪举行第二次议和会议，双方共同确定民主共和政体。有关议和的具体条款，待以后的会议共同商议。
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职，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他对李书城说，明天不去南京了，并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相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黄兴这时表现出崇高而伟大的人格，对革命事业忠诚纯洁，深为同志们敬佩与仰慕。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筹措革命经费的活动。他对武昌起义并无预闻。10月12日，他从美国报纸上欣然得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和兴奋。他曾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但考虑到成立共和国将要碰到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担心列强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所以他认为这时最主要的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应该周旋于列强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他决定经往纽约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10月14日，孙中山曾给英国金融界代表写信，呼吁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财政金融资本家给予中国革命以财政上的支持。同时向美国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11月11日，孙中山从纽约抵英国伦敦，先后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介绍，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主任会晤，就停止对清政府贷款问题进行商谈，没有获结果。同时，孙中山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向四国银行商洽贷款，他们都以未建立“正式政府”被拒绝了。11月中旬，决定自伦敦取道法国巴黎归国。11月21日，孙中山到巴黎以后，曾与法国前外长毕盛和一些众议员，表达要求法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愿望遭到拒绝。他谋求与当时正在巴黎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苏诺夫晤面遭拒绝。
孙中山在国内电报催促下，于11月24日匆匆离开法国巴黎，经马赛港乘船东归，路过越南、香港，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受到黄兴、上海都督陈其美及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热烈欢迎。孙中山达到上海第二日，黄兴以同盟会名义颁发通告，举行会议，讨论国是，制定重要政策。在会上，黄兴请辞同盟会代总理，请孙中山复总理职，自即日生效。会上讨论通过了废弃清廷专制政体，停止使用宣统年号，开创民国新纪元。采用阳历记时，建立民国，组织政府，选举总统，统一全国。会议推举宋教仁起草中华民国约法，以为立国之本。决定自1912年（壬子）改称“中华民国元年”通令全国，遵照执行。出席会议的99人，一致附议赞成，鼓掌欢呼，高喊“中华民国万岁”，会场外鞭炮齐鸣，万民同庆民主革命的胜利。
选举大总统的会议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大元帅府举行，有17个省代表到会，各省代表以黄兴有功于国，公推为总统候选人。黄兴婉词推却，并说服到会代表，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黄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又受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人品纯正，赤诚厚重，志行高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鞠躬尽瘁，团结同志，顾全大局，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功成不居，无我无争。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时，曾经接受过日本官方与私人赠送的15000元，因此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争议。不久，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提出非议。章太炎提议免去孙中山总理职，而以黄兴继任。冯自由、胡汉民则劝告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辞职。当时孙中山沉默无言，静时间去化解。黄兴认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并表示要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自己绝不任总理，东京倒孙风潮，遂告平息。1909年9月，陶成章进一步掀起倒孙中山运动，起草了《孙文罪状》并要求黄兴以同盟会代总理职位，召集会议讨论，联名对外发表声明，这是同盟会领导层反对孙中山的情绪公开化，产生了不良影响。此时，黄兴因陈天华殉难，悲痛欲绝，且东京环境恶劣，正着手推行“革命者回归祖国”施行方案。忽然“反孙风潮”继续扩大，将给革命前途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黄兴亲自出面会见章太炎、陶成章两人，以严肃的心情做工作，希望他们平息事态。他们以为坚持党德无私，不应轻率贪求物欲，背弃蓬勃士气支持，事关党的前途，党纪不彰，何以结集力量，发展组织，党德不修，何以领导群伦，人心归向。我公（黄兴）贤明，于长沙起义之时首创毁家为国先例，使全国望风引领，仰慕葵倾，所以维护人心士气的尊严，实为当务之急，罢免孙文同盟会总理职，实乃厉行革命以及鼓舞士气之必要。黄兴劝说他们，两公睿智精明，虑深思远，为当代人中之杰，片言九鼎，对反满建国，大有举足轻重地位，海内外莫不翘首敬佩。声誉之隆，自不待言。兹者革命风潮，笼罩全国，清朝暴虐，变本加厉，万事莫如伐罪急，建国急，两公如求革命成功，万望对孙总理释除误会而信任之。黄兴还认为，日本此次驱逐孙文出境，复馈赠金钱，在外交上反常态，是否不择手段，放长线钓大鱼，以糖衣毒药为饵，引发同盟会内讧，自行瓦解，此虽疑虑，不可不引以为戒，愿两公以反清建国第一，对内任何是非，权衡轻重，宜速冰释化解，不胜祈求盼切之至。黄兴当时还通函全体同盟会会员，称孙总理德高望重，深盼同心拥护，以达革命之成功。
黄兴在选举大总统会议上，真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一贯尊重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充分表明黄兴崇高的品德和革命事业高于一切的精神。最后大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同时，废除大元帅名称。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各地，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迎送，高呼“共和万岁”。孙中山到达南京时已是晚上，城内到处张灯结彩，民众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晚上十时，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孙中山庄严宣誓，表示要为“倾覆清朝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主幸福”而奋斗。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宣言指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规定内政方针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接着，通电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并以临时大总统就职1月1日（1912年1月1日）作为民国建元的开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月3日在南京成立。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孙中山提名的各部总长、次长的任命名单。设有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教育部、实业部、交通部共九部总长中，同盟会员占3名，立宪派和旧官僚共占6名。各部次长和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则全部由同盟会员担任。黄兴担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稍后，各省代表会议改为临时参议院，举林森为议长。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总统为了建立完整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短短的三个月任期，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例如，在保护人民利益方面，命令各官厅焚毁刑具，废除刑讯体罚，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各类所谓“贱民”、“蛋户”、“惰民”、“丐民”的特别限制，规定他们享有同等国民权利；通令保护华侨，严禁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缠足，下令一律剪辫子等。在刷新吏治方面，改革官制，按照贤能选拔官吏，禁止官吏循私枉法；取消官场中“大人”、“老爷”的称呼等。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在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其他有悖于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在发展实业方面，宣布政府兴办实业的方针，鼓励人们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这些政策法令虽是初步的，有的内容也很笼统，不完善，但都带有革故鼎新，移风移俗，发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精神，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民主思想观念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正当中国民主共和国政府成立的时候，黄兴领导的革命军正在与清军进行军事对垒，并开展议和谈判。1911年12月29日至31日，南北双方连数三次召开议和会议，宣告建立中华民国纪元及商讨有关秘密的协议。最后把议和会址迁到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赵凤昌私宅中。黄兴把双方协议的内容交顾忠琛送交张謇过目，同时由张謇监督双方代表伍廷芳与唐经绍仪签字。黄兴对议和内容表示欣慰说：“协议之唯一目的，实欲早定共和大局，今南北军队既已全体赞成共和，则南北不必存有间隙，仍复弟兄之情，应精诚团结，一律休战。”“我与生俱来所承受的使命与责任是，难可自我发，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清朝推翻了，民国诞生了，功成不居，我即解甲归农，此心此志，早已誓之天日，不得改变。坚定不移。”“项城（袁世凯）顺应潮流，近来思想进步，深知民族大义，致力于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同盟会不排除他为总统的可能性。实际上总统最佳人选以孙中山为最，他是同盟会的总理，长久游居欧美，了解世界潮流，吸收西方文化，理解民主共和国之重要，学贯中西，推举他为总统，是最理想的人选。”事实说明黄兴对选举总统的人选的态度和处理议和的目的、方针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在南京宣布就职，感到不满意。在北京亦有人反对清王朝退位，使袁世凯感到棘手。因此，当唐绍仪将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条件：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三、优给清帝退位岁俸；四、优恤年老贫苦之满人。电告袁世凯不遽承诺。黄兴则因南北双方议和，令各处按兵不动，但见袁世凯无诚意言和，乃复定作战方略：孙中山大总统与黄兴陆军总长命令“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各军受命，乃秣马厉兵，向前进发。清廷袁世凯见大势无法违抗，且因孙中山大总统就职时，曾有南北统一，即行辞职之言，遂亦令北方将领逼清帝溥仪退位，以便乘机握得大总统职权。于是，袁令第一军统制段祺瑞首先通电赞成共和，联同各军电达清廷。清廷不得已，乃以决计将大权授之袁世凯。
袁世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诚惶诚恐，自感如此走投无路，只有逼上梁上一途。在处于战和边缘的时刻，袁世凯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唐绍仪说：南京权力操之于黄兴之手，目前集结了十多万兵力，但他不是军人出身，亦不是好战者。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是他坚定不移的主张，为挽救危机，寄希望于黄兴的通权达变。鄙意以为不妨借重湖南名流杨度，出面斡旋，黄与杨私谊深厚，以私济公，事半功倍，乃上上之策。袁世凯赞同唐绍仪的主意，由唐绍仪访杨度，说是袁内阁借重雄才，请他南下与黄兴进行沟通，以化解南北紧张局势。杨度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杨度建议可找汪精卫最为适合。袁世凯求救于汪精卫，汪对袁说：逼清帝迅速退位，和平统一，以定共和大局。南北军事双方同时休战，以免生灵涂炭。定都南京，遵守临时政府宣布的建国大纲。孙文禅位，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表示赞同，并派兵护送汪精卫南下浦口。
1912年2月8日，汪精卫于深夜抵达南京浦口，黄兴和宋教仁至下关码头迎接。9日，黄兴在大元帅府设午宴为汪氏洗尘，邀请孙中山、谭人凤、汤尔和、宋教仁、陈其美、张謇、章太炎、王宠惠等出席。餐毕，举行座谈会，听取汪精卫关于北京政局及袁世凯动态的介绍。汪说：项城很识时务，他表示全盘遵守南北议和的协定。袁曾说过，民不爱国，罪孽深重，项城老矣，心在国家，愿志士仁人，容我有为国为民服务之机会。为了化干戈为玉帛，我谨以至诚，接受南北议和。这是说，要承认袁为建立民国后的首任总统。孙中山听完汪的发言后说：我返国后，同盟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我在会上说过，今日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改造政府，则清朝政府自然颠覆。今日我政府成立，大局已定，袁世凯失去攀附，应无条件顺应时代。今袁世凯叛逆，已成为国民公敌，本大总统昭告天下，兴师北伐。谭人凤赞同孙中山兴师北伐的主张。章太炎非常严谨，他认为，革命者是去腐去恶，求变求新，求富求强，这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今孙大总统回国没有几天，长期革命于海外，对国内事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蓦地主张北伐，要知未动兵先动粮，钱从那里来，枪械从何处买，运输补给、支援有什么准备。当大总统回来那天，记者询问你携带多少金钱呢？你答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如今黄兴大元帅，因广州之役伤口未愈，又坚守汉阳一个多月，身心疲惫，吾人不复忍心他无战备、无粮饷、凭血肉之躯再上战场。孙总理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兴师北伐，自然胸有成竹，应取代黄兴统领军权、身临前线。不佞当效犬马之劳，追随骥尾，生死不辞也。黄兴发言说，我既然请十六省的代表选举孙总理为总统，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要孙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我个人的职责即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其他无争论，不计较，解甲归农，希望有更多休闲岁月。广州之役，武汉之役，饥肠辘辘，无以为食，两三日不得一饱，于今患有严重胃病，大有朝不保夕之忧。如总统决心兴师北伐，自应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夫复何求。随后，汪精卫发言认为，袁世凯迷恋权势尊荣，是一个野心家。他掌握了清廷军政大权，随时可以篡夺皇位。他用心叵测，他随时可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目前全国十八个省，已有十一省响应起义，袁世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能退一步，禅让总统名位，以五十步换百步，不以征战取胜，避免国家与人民的损失，是符合革命利益的，希望当机立断。孙中山最后表示，个人名位非所愿争，总统职位可以让给袁世凯，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国临时政府推袁世凯为总统，决不食言。随后，汪精卫电告袁世凯，南北议和协定有效，黄兴的函件有效，必须贯彻施行，由南黄北袁共发布命令，全国停止军事行动，水陆各兵种驻守防地，公告休战。最重要的是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是乃至要。
袁世凯接汪精卫电告，欣喜总统宝座在握，便上奏朝廷，辞内阁总理职务，请清帝退位。清廷内部有良弼等反对共和，反对清帝退位，于1912年1月26日，被同盟会员彭家珍投弹炸死。摄政王知大势已去，于1912年2月12日，与隆裕太后一道颁布宣统皇帝辞位懿旨：“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言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诏书由张謇起草，最后一句为袁世凯增加的）2月13日，袁世凯将清氏诏书送各国公使馆，并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职，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中华民国的建立，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武装起义胜利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特别是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结果，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的体现。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中国近代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宣统皇帝溥仪在全国革命怒潮中，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帝国，终于被推翻，从秦始皇以来绵延2133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最终结束。
六、领导第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由于南北议和，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发表声明，请辞大总统职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国民。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人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计，无失当选之人。”2月15日，参议院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选举袁世凯为中国民国总统。随及为南京总统府迁北京之事引起争论，由于袁世凯玩弄手法，最后只好将总统府迁往北京。袁世凯于4月1日在北京宣誓就职。黄兴去电致贺并表示无意担任任何职务。文曰：“清朝倾覆，民国诞生，纪元更新，南北议和。总统就职，军政宜速统一建制。革命成功，举国上下同庆。兴心神疲惫，自应贯彻初衷，功成身退，解甲归农，退隐林泉，无复再问国家事务。所属长江南岸军队十多万，拟由程德全、陈其美、徐绍桢管辖。今日总统就职，特电表示祝贺之忱，同时奉告本人对国是意见，以及摒卸仔肩之坚定。谨电陈词，诸惟言察。”袁世凯复电称：“大驾才识品学，凯数年前已倾心敬佩，非目今日始也。今贸然远引，国家艰巨，谁与任之。且目前维持军队关系尤重，惟愿共肩艰巨，全国幸甚！”而南方寄希望于黄兴，以实力监督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避免误入歧途。北方深虑南方拥兵十余万，黄兴一去，一旦失控，危机立见，大局不堪设想。袁世凯更认为事态严重，请求参议院设法挽留，参议院致电黄兴称：“尽忠报国，无个人之自由，公忠体国，无庸有进退之思。我公为建立民国之元勋，全国国民莫不仰望维持大局之稳定，本院一致议决挽留，以慰民望。”袁世凯得到参议院的回答，立即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经辖江苏、浙江两省军队。黄兴为安定大局，通电全国全军，表示：“顷接袁总统令，以兴继任参谋总长，并统率两江一带军队。自惟与海内同志起义以来，事繁任重，时虞覆□，决意事定之后，解甲归农，已将此意屡次表明。况参谋总长职务綦重，非兴能力所能胜任，已覆电力辞。至两江境内联军，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退隐之志，断不敢置任内未完之事于不顾。已电商请唐绍仪总理制订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安置得宜，各有所归，俟布署大定，始行告退，以贯彻始终，诸祈监察。”袁世凯为治理好江南的近二十万军队，只好再任黄兴为中华民国南京留守一职。随后黄兴发表通电：“奉总统电，允兴辞参谋总长，命充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兴以革命成功之后，坚持隐退，惟未蒙概行脱卸，以南京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军队。兴伏念曾与我军民，于饥寒交迫之中，冒枪林弹雨之险，同生共死，浴血沙场，心留眷念，急遽求去，悬思更甚，因之有暂时留守必要，希望各有所归，同享自由平安之乐，谨具悃诚，奉告共勉。今留守组织成立，启用关防，以昭信誉，特此通电以闻。”南京留守系政府临时性机构，统辖南方各军，同归中华民国建军新制，并保卫地方安宁，各安生业，有关南方军民事务，概由留守府接管。因此，一切从简，以李书城为参谋长，办理军队改制，军人退役回乡及发革命军人荣誉证，返乡后由各地方得安置就业等。南京留守最感困难的10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黄兴曾在上海会见熊希龄要求拨款军费。熊表示到北京就任财政总长职后，即拨汇军费到南京来。最后经多次函电催促，仍没有拨给分文。南京军队生活困难，军队只好将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都感到无法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袁世凯一面挽留黄兴任南京留守，一面不拨给10多万人军费，这是袁世凯的毒计，要使黄兴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黄兴只好采取措施从速结束南京留守府，先将南京驻扎的军队除江苏军队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外，其余浙江、广东、湖南的军队分别调回原省，剩余的军队一律在南京遣散。但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第八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该师的枪支有两套，一套分发士兵，一套存储仓库备战时扩军之用。饷项归中央陆军部直接拨给。师长陈之骥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第五期学生，是同盟会内部“丈夫团”团员。陈为人耿直忠实，尚义气，重然诺。旅长陈裕时、赵恒惕（以后分别由王孝缜、黄恺元接任）。团长王孝缜、黄恺元、何遂、陶德瑶、刘建藩、张华辅、张厚琬等先后担任。当时是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得坚实健全，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若遇到突发事变，将有武力作为后盾。
1912年6月14日，黄兴通电全国，解职南京留守称：“革命将士兄弟们，良以责无旁贷，生死不计，承乏军事领导，一战于羊城，再战于武汉，由于将士用命，奋战英勇，所向披靡，进而开府金陵，改元建国。继以南北议和，休战统一，则军事宣告终止。如今南方各省革命武装同志，总共计有二十万人之众，进退去留，必须妥善将事，务使各得其所。兴夙夜忧思，心力交瘁，难得万全之策，留守至今，竭尽所能以赴，经与各省都督协商规划，略分两端进行。其一，退职军官之补实也。其二，退伍士兵之周恤也。军官补实之法，已电请中央贯彻施行，一俟各军表册造齐，即可按级请补。士兵周恤之法，按照返乡路途远近，除应给饷银外，酌发川资。以上二者，必期实践。溯自起义以来，上下一心，坚苦卓绝，用能推翻专制，创建共和，国家统一，同享幸福，兹将告别，依依关系，永存怀念，掬此热诚，不胜临歧感别之情，敢布区区，伏维谅察。”
黄兴谢南京留守，于6月22日离开南京赴上海同孚路20号，并参加了由上海社会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他感谢江南军政以及社会贤达，各界团体的支持，往后治疗一身患疾，团聚家人。9月7日，袁世凯明令授予黄兴为陆军上将，以酬劳功勋。黄兴谦辞不受，他认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是应尽之责。10月10日，袁世凯派专人至上海黄兴寓所，赉送陆军上将特任状，授勋令及勋章，以及名贵礼物和两匹英国种骝玉点马。黄兴除接受两匹马外，其余特任状，授勋令、勋章、礼品原物璧还。
黎元洪原是清政府湖北协统，当革命党人将他从柴房拉出来，黄袍加身，当上了湖北都督，暗中与袁世凯就有交往。南北议和成功之后，袁世凯论功酬劳，当上副总统。黎为报答袁之所赐，公开露面，向革命党人开刀。1912年8月16日，黎元洪将武昌起义领导之一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和他部下方维等杀害。黄兴闻讯，不胜悲愤，认为黎氏竟将创造共和的有功之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其置于死地，比清朝专制尤有过之。黄兴迭电袁世凯要求缉凶究办，竟渺无回音。
袁世凯仇视宋教仁推行责任内阁制，欲将宋氏置于死地。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在北京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协进会、国民公信党，组织合并为国民党。宋以同盟会身份居于领导地位，被推为理事长，掌握动向，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党的地位。他提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9月中旬，孙中山、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先后赴北京，袁乃向他们征求组阁人物。孙中山即推举黄兴，黄兴则推举宋教仁。中国国民党成立以后，由宋教仁亲自主持，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的联合组织形成气候，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3席。宋氏才气鹰扬，成为国会主流派的领袖。于是宋教仁组阁的呼声，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袁世凯的专横，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不到五个月辞职而去。袁氏指令陆徵祥继任，国会不投信任票被否决了。袁氏的红人赵秉钧从后门潜入，在朝野的不承认，不否定中，登上了国务总理宝座。而赵秉钧率阁员集体参加国民党，达到其谋私权的目的，被宋教仁拒绝了。赵至感愤慨去见袁世凯，袁表示，有了宋教仁，我就没有好日子过。好一责任内阁，再打内战十年，再等待新生的下一代执政，也是行不通的，宋教仁那一套管不了我，我要一步登天，做皇帝，其奈我何。袁世凯同赵秉钧经过策划，收买武士英，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教仁杀害。当晚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前往车站送行，凶手向宋教仁连开三枪，弹中要害。宋氏送至医院抢救，延至22日救治无效去世。黄兴与宋教仁患难与共，国事同当，公义私情、肝胆相照，蓦地蒙受如此巨变大祸，使他泪满襟怀，悲痛欲绝。上海各界举行追悼宋教仁时，黄兴写一副挽联，为宋教仁伸冤报仇。“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洪述祖，他说是赵秉钧，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作恶多端，狡猾善变，惟我独尊的武夫，因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有“功”，被清朝政府提拔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持编练北洋常备军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为了挽救它的灭亡，在帝国主义列强公使的授意下，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最后被任命为内阁总理，统兵对革命军作战。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宣布独立，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袁世凯打着议和的幌子，通过革命阵营中守旧派黎元洪等暗中沟通，表面接受黄兴、孙中山提出的议和条件，逼清皇帝宣告退位，他又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随后，他认为目的达到，便为所欲为，拿起屠刀杀向革命党人。宋教仁、蒋翊武、张振武、仇亮、林述庆等革命党的领导人遭到杀害，就是例证。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于3月27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始幡然悟彼奸人，主张先发制人，在南方组织讨袁军，立即兴师讨伐。孙中山说，只要有二个师，就自行领导兴师讨袁。黄兴认为二次革命讨袁战争为期不远，惟战费浩繁，以刘揆一曾有实业借款之进行，命刘离沪回京，速筹借款，为暂时战费之通融。刘冒险入京，与美商雪弗重修草约，克期成立。不图京中亚细亚各报宣布揆一借款资助民党，袁派议员提出弹劾案。刘不得已弃职潜出京师。黄兴此时非常焦急愤慨。他与宋教仁同步革命，十年如一日，同仇敌忾，有血有泪，悲痛之情，较任何人都仇视袁世凯，凌迟解恨，以谢国人，安烈士在天之灵。然而南方革命军整编后，尚留有三分之一，由江苏都督统辖。大动干戈，兵凶战危，决战沙场，以弱攻强，以寡敌众，胜败难定。袁世凯已扩充军队较前聚增三倍以上，已驻全国各大城市，以黎元洪坐镇武昌，控制南方各省势力，南北连横呼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兹事体大，所系国家安危，应从长计议，谋定而后动。黄兴主张通过法律程序，查明真相，惩办凶犯，彻底揭露袁世凯残害忠良，杀害革命党领袖，破坏民主共和之国体，以及倒行逆施，罪大恶极的罪行，呼吁全国军民同声严厉谴责，罢黜他临时总统之职位。随后商定由孙中山密电广东胡汉民，黄兴密电湖南谭延闿，作讨袁出兵的准备。黄兴又派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后来，广东胡汉民以“时机未至”拒绝首先在广东宣布独立。湖南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实力薄弱，不能此时出兵。上海陈其美以没有海军防守，不能先在上海举兵独立。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及旅长陈浴时、王孝缜、黄恺元都以第八师缺额尚多，林虎一个团，陶德瑶一个团先后调回江西和湖南，目前还不能出兵。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通电揭露他的罪行怀恨已极，积极准备对南方用兵，借得2500万英磅之外债。此事为黄兴得知，立即通电全国，反对袁氏丧权辱国的贷款，全国纷纷响应。然而袁世凯用借款购军械，增军队，暗中收买南方海陆军，布置已定，乃于6月9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职。又命第六师师长李纯率驻鄂北军开抵九江，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部南下，以武力压迫革命党人之反抗。黄兴在关键时刻，发表讨袁通电称：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祖宗之灵，民贼一去，即解甲归田。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有权利之想，神明殛之。并拟亲至南京，居中策驭。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派参谋长袁华选到上海，向黄兴汇报黄恺元之第15旅，王允恭之第8旅，尚需补充兵源，工骑炮兵等且不完全，刻在补充训练中，须延期数月而能战。李烈钧恐南京一时难于首义，乃即回赣，招集旧部，于7月12日扼扎湖口要隘，占领炮台，宣布独立。派林虎军进攻屯驻沙河镇北军李纯部。黄兴于14日亲赴南京，是晚在第八师陈之骥住宅，召集军界会议。参加会议有南京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九师师长冷遹，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第七师师长洪承典。会议决定出兵计划，驻江北的冷遹第九师，加上第八师编成的刘建藩混成团，共同配合在蚌埠铁路沿线，抵御冯国璋南下的军队；章梓、洪承典率领的两个师布置在淮扬一带，防守长江要塞，阻止张勋部前进。黄兴于15日晨赴江苏都督府会晤都督程德全，请程德全通电各省宣布独立。随后，陈之骥、章梓、洪承典、袁华选、黄恺元、王允恭等至都督府，亦请程都督通电各省，宣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程德全遂允通电独立。黄兴推程德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程不就，坚推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领导部队对袁军作战。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先后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
黄兴担任讨袁军总司令后，即派袁华选赴徐州，命驻徐州第九师师长冷遹同时独立，一面分兵扼守临淮关，以握南北险塞。16日，驻徐州讨袁军向韩庄之袁军团第五师攻击。17日，继续攻击袁军，敌方得兖州派来援兵，讨袁军被迫后退。随后，黄兴派去的刘建藩率部张华辅、刘峰立第一混成支队，会合第九师部猛烈攻击取胜，追击袁军退至淮河以北。惟防线过长，左右缺乏掩护，难以长期巩固阵地。
江苏都督程德全，原是江苏巡抚，因赞同共和才当上都督，与革命党领袖黄兴亦有交往。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极力拉拢他，视为亲信，已电令所属军队，提前发饷。袁世凯秘密授权程德全，如黄兴就职总司令，借兵变为由，予以劫持，送京法办。程德全是读圣贤书出身的人，不愿承受伤天害理，不仁不义的使命。因此，他在南京宣布立后，于17日托故离宁赴沪，在上海设办事处，饬南京取消独立。正当黄兴领导的讨袁军在淮北取得胜利的时候，袁世凯命令倪嗣冲、刘之洁各军抄袭固守淮北讨袁军后路，张勋率军于7月22日攻占徐州。袁氏又命段芝贵与汤芗铭约会海陆军夹攻九江。25日，讨袁军湖口炮台驻军陈廷训叛降袁军，遂失湖口要塞，李烈钧败走。在上海的讨袁海陆军，多数被袁氏派人暗中收买，陈其美等率部分讨袁军数次攻取兵工厂，均归失败。驻上海的江苏省都督程德全、民政厅长应德闳，通电声明南京独立，非其本意，归服袁世凯。程德全取消南京独立以后，第八师将开往江北的部队绕道瓜洲调回南京，并将蚌埠桥梁炸毁，以阻止袁军南进。
黄兴在南京已是声援已绝，饷械不支。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张勋率大部队南下，讨袁军第三师的团长张宗昌率队叛变，投降袁军。讨袁第八师的兵力单薄，南京在三面环敌攻击的形势，情况非常危急。第八师前旅长陈裕时劝黄总司令离开南京，黄兴则决心与袁贼战斗到兵剩一营，亦愿与敌死战。这时，黄兴总司令的部属李书城、黄恺元、何成浚、石陶钧、张孝准等都力劝黄总司令暂离南京，以图将来。黄总司令默察南方全局，讨袁一时不能有为，只得命陈之骥、章梓、刘建藩、王允恭、袁华选诸人力维宁垣秩序，不要尚在南京的兵士扰害商民。他在黄恺元、石陶钧、张孝准的陪同下，于7月底拟离宁赴沪。陈之骥师长赶来送行，知黄总司令身无一文，临时找卫队长凑集了银币70元送交黄总司令作旅费。黄兴当时坐日本停在下关的运煤船，行至海上，已不能上岸停留。上海的大街小巷，电车上贴满上海护军通辑令，缉拿黄兴、陈其美，各悬赏五万元，缉拿李书城、黄郛各悬赏二万元。且不论生死，一律给赏。黄兴只好继续乘船赴日本。八月初，孙中山离开上海，准备去广东领导讨袁战争，途经福州时，得悉广东局势逆转，军阀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合谋依附袁世凯，再去广东已无希望，只好转赴日本。
黄兴在讨袁战争刚开始时，派党人回湖南策划，调集革命军三旅，待命发动。派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赴湖北开展讨袁革命。由于湖北的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暗中作梗，南方的广东、湖南、福建互相应援不及，不能协同作战，在袁世凯调集北洋重兵冯国璋、段芝贵等沿长江一带进行包围，革命军不支挫败，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被黎元洪派人杀害。上海、南京讨袁军失败，广东、江西、福建、四川、安徽、重庆、湖南等讨袁军亦先后瓦解。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
从性质上来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武装斗争的失败，从客观上看，袁世凯控制北方武装军队数十万人，军饷弹药充足，而南方的革命势力很弱，总共兵力不过数万人，军饷弹药匮乏，十分分散；从主观上来看，黄兴领导指挥这次武装斗争，缺乏严密的组织准备，仓促举事，南方各省没有统一行动，互相协同作战；同时对南方革命阵营中的投机分子如黎元洪、程德全、张宗昌等缺乏警惕，他们暗中与袁世凯沟通，甚至公开投敌叛变，从内部进行瓦解。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人多亡命日本，进行反思，以图东山再起。
七、领导策划组织护国军取得反袁战争的胜利
孙中山、黄兴于1913年9月先后留亡日本，以图再举。孙中山认为讨袁战争之失败，是军事行动迟缓，党内同志不听话所致。孙中山说：同盟会听从黄兴的主张，而且章太炎那班人始终对我有歧见。国民党是宋教仁联合各党派成立的政党，推行政党政治，主张责任内阁为宗旨，他为这个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已被袁世凯非法下令解散。同盟会、国民党，都没有法统承传的关系。但有鉴于党纪不彰，团结难得，因此为革命而贯彻始终，必须有个属于我掌握的党，这是我成立中华革命党的设想。为求党能发挥力量，宜其表现万众一心，所以党章规定，参加入党者，第一要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党魁一人的领导。第二要举手宣誓，并在誓词上按下手指印，而且规定党员分成三等级，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黄兴则认为袁世凯的势力日加扩张，吾党不必过事取缔，而应收容各派以为奖励与发展，团结更多的志士仁人，为国家的真正独立、富强和文明，从长计议，故对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未立即赞同。孙中山得悉黄兴无意参加中华革命党。于是，在1914年5月29日致信黄兴说：“闻兄无意于第三次革命，不日赴美，人各有志，至感欣慰。国事党事，弟所求于兄者，则望兄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过此如无成就，由兄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黄兴接信阅毕后说：“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功成身退，掉臂归农，早已告白于天下。此心此志，决不改变。今孙君竟不假思索，要本人让他为第三次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由兄继任，此乃多余废话。若对国事有兴替，深庆鼓舞，馨香祷祝之不暇，纵今十年，二十年，本人无怨无悔，何必深论。”黄兴认为孙中山情绪怪异，为避免不必要的是非争论，决计渡海赴美治病，于1914年6月30日，离开日本横滨，同行者有邓家彦、李书城、石陶钧等，先到夏威夷，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欢迎。随后到美国的旧金山，受到华侨社会工商团体和同盟会旧金山支部，以及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黄兴在中外万余人欢迎大会致词说：美国在民国二年，以六国银行团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而能毅然脱离银团之善意。为了抵制英国在中国南部、日本在中国北部之势力计，中美有亲善之必要。德皇威欲以武力统一欧洲，袁世凯欲以武力统一全国，必归失败。盖操胜算之权，不在兵精，而恃公理。且国军非一人所得而私，今后吾国军旅，当与农工相辅而行，相互为用；外交则宜政府治其标，国民治其本，以实力启发列强权势阶级之反省，以群力转移列强民众之思潮。至建国方策，不出孙总理所主张，治国精神、全恃民党之努力。中外人士闻之，欢欣鼓舞。美国总统威尔逊亦深为钦佩。随后，黄兴因胃病复发，避居美东费城之乡村静养，籍习英文以自遣。
反革命反人民的大野心家袁世凯在国内大力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3年10月，他以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颁发了一部新“约法”，又进一步把他变成为终身大总统。袁世凯的野心还不满足，一心想做皇帝，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为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出卖国家主权，日本趁机强占了山东青岛。1915年5月，他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开历史倒车，所作所为，必然遭到全国人民和广大爱国华侨的坚决反对，走向历史的反面。
黄兴在美国治病期间，从西部到东部、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他都被邀请去访问。各地华侨除了开欢迎会外，并拟筹集款项送给黄兴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黄兴所到之处，除了说明旅外侨胞历来帮助革命，贡献很大，向他们表示感谢外，并详述袁世凯背叛民国，实行独裁，压迫民众的事实，鼓舞华侨继续努力奋斗，共同打倒袁世凯。他还嘱咐将筹集支持国内革命的款项，直接汇寄日本东京孙中山支配，声明他自己来美国暂居，不需要侨胞们资助。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培养人才，黄兴到美国后商请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这个刊物在当时对革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黄兴与李烈钧共同筹措经费，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由殷汝骊主办的大森浩然庐和由彭允彝主办的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日本的同志学习军事和政治，培养人才，为革命准备力量。
黄兴在美国得悉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灭亡中国，他与李烈钧于1915年2月25日发表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独裁专制，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提出无理要求“二十一条”。当袁世凯完全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黄兴更是义愤填膺，与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打倒袁世凯独裁统治。
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准备第三次革命，遇到诸多困难。孙中山便要陈其美出面写信给黄兴，请黄兴回国，共同致力于阻止袁世凯叛国复辟。随后，林森、杨吉新由檀香山赴美会晤黄兴，报告国家蒙受灾难阴影，倘袁世凯复辟得逞，革命之功全被毁灭。希望黄兴回国，领导反袁斗争。林森、杨吉新回到东京，将其受到黄兴及华侨欢迎的盛况，都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当孙中山问及黄兴什么时候回国否？林、杨说大约等待一年多以后。于是，孙中山直接写信给黄兴称，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也！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也。黄兴接到孙中山的来信，反复阅读，领悟国事面临危机，且散居东北亚、东南亚的革命兄弟都到美国相会，对国事甚为悲观。黄兴心系国家安危，为挽救时局，思考将国内各种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袁世凯。
黄兴把握时机，策划讨袁护国战略布署。袁世凯倒行逆施，对内实行镇压专制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抵制与反对。黄兴认为讨袁时机已经成熟，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把国内各种反袁力量团结起来，统一行动。他通过函电与国内诸多同志联络，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都要与他们合作。随后又指出，此次讨袁，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今既谊切同仇，务希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1915年9月，黄兴在美国住所接到蔡锷从北京派专使送来的密信，长达17页，陈述国内详细的局势，拟计赴难讨袁，急切征询黄兴的意见。黄兴则认为把西南实力聚结起来，摆在第一线，可以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凭借松坡先生辛亥革命前后在云南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鉴于“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入”。于是黄兴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黄兴向唐继尧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唐继尧十分敬重黄兴，乃释然欣诺蔡锷赴云南。当时，蔡锷尚在北京被袁世凯的高官、厚禄、女色羁縻京城，如何设法使蔡锷安全离京赴滇，则是实现讨袁护国战争的关键。为此，黄兴立即命长子一欧动身东返日本驻扎，以便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嘱留驻日本的张孝准即刻回国，专门负责协助蔡锷出逃。随后又派在美国的随员石陶钧回国前往帮办。12月上旬，蔡锷离开北京至天津。张孝准在天津预为安排，蔡锷登上日本的昭和轮船。蔡锷在日本没有居留，即乘船南下，前往海防登陆，与两名勇士同行，经过关卡，盘查甚严，击毙岗哨，通过云南最荒凉地段，于12月19日到达昆明。与此同时，黄兴多次函电在南洋筹运饷械的李烈钧，速归云南起兵。李烈钧偕熊克武、龚振鹏等秘密于12月17日抵昆明。这样，就实现了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西南实力的聚结，为讨袁护国作好军事力量的准备。
黄兴在策划讨袁战争过程中，制定周详的策略。1915年11月26日，他命张孝准专司联络之责，请达同人采择：“一、发难须急，缓则狡猿（袁世凯）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一、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李根源）所主张之滇、粤均可。因割剧一二省，响应必起，猿贼财政即生缺陷，此可制猿之死命（此节于致行严兄函祥之，请一阅）；一、广设暗杀机关，造成种种恐慌。此节兄等已实行。惟须连发，不论大小强弱（小弱者更易为力）。北方更须注意，其赞成帝制各机关，破灭之，亦有效；一、冯某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若能得彼部之同情，即急拥戴之，彼亦无所逃。然须知彼非如程德全之易与，更须防如程德全之反复；一、陆氏一武夫，以部下激发之自易，以大势观之，此间或可先发（滇能先发亦好，此处可以一电脱离中央，自成独立民国）；一、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须尽力图之。”黄兴讨袁护国方略通过革命党人李根源、柏文蔚、林虎、程潜、程子楷、陈强、章士钊、冷遹、章梓、耿毅等从日本回到国内具体组织实施。黄兴在整个讨袁护国战争期间，与各护国军军政首领，中华革命军将领均有函电往来，或来人，或遣人前往直接联系，运筹帷幄，使整个战争进展有序，节节胜利。
黄兴为团结讨袁，主动争取与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协同联手。早在1914年9月，黄兴给党人写信，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得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同月，黄兴又主动捎信给孙中山称，袁世凯必然称帝，三次革命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在正当讨袁护国战争处于高潮时，孙中山于1916年5月20日为中华革命军购械托黄在日措款。次日，孙中山又连电催促。黄兴欣然应命，努力奔走，先后电复孙中山称：“款二十万，武器若干，嘱汉民请青木再电归，尤可望成功。”“枪二千，炮六门，不日可运。”黄兴对孙中山的有理主张，总是全力支持，有利整体讨袁战争的最后胜利。
黄兴为了在讨袁护国战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争取各省军政实力派人物十分关键。广西军事实力人物陆荣廷，袁世凯没有重用他，而是起用了龙济光，因而引起陆荣廷对袁世凯的不满、怨愤、离心离德。黄兴正好利用这种矛盾，促陆反袁。1915年12月22日，护国战争打响前夕，他急电陆荣廷晓以大义，望其“兴讨贼之师”，“无使时机坐失”。黄兴接着派钮永建、林虎潜入南宁，冒死登门游说，代表黄兴看望，促其为国为民去贼。加上蔡锷、梁启超等的影响，身居桂督的陆荣廷随后宣布独立。黄兴还先后致函浙江都督吕公望等称：“望诸公贯彻主张，廓清祸本，依据约法，巩固国基。”致函广东惠州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等称：“巩固共和，至非易事，前途发展，尚赖荩筹。”致函莫伯恒称：“为根本之计，甚愿浙为云南第二，速补充实力，为东南诸同志之指导。”致函陕督陈树藩等称：“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与此同时，黄兴致函社会名流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庄蕴宽等称：“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所以哀恳于诸先生之前者，亦不外世乱思君子之意。”“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黄兴通过这些函电，向各省军政首脑、社会名流贤达，通报有关情况，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坚定他们的反袁信心和决心，形成广泛的讨袁联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便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为“皇帝”。胡说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这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根据黄兴发动讨袁护国战争的统一布署，蔡锷、李烈钧等到昆明后，立即同唐继尧共同商义讨袁战争的方针与计划。决定组成讨袁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入川作战；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入粤作战；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驻守云南。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领衔通电，宣布云南独立，讨袁护国战争爆发。他们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制国体为宗旨。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取得护国战争的胜利。同一天，唐继尧致电黄兴，报告云南宣布独立，揭开护国战争的序幕，并期望黄兴及时了解战局，多方关注。26日，蔡锷率领护国军第一军入川，李烈钧率领护国军第二军入粤。同一天，黄兴在美国《费城新闻》发表“辩奸论”一文，痛揭袁氏悍然称帝，“盗窃政柄之阴谋私意”，指出“袁氏当讨，更何待论。”要求美国人民予吾以道义上的协助。为防止外国势力给袁氏反动统治打气，阻断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发挥了警示作用。27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发表讨袁通电，揭露袁氏祸国殃民，投靠帝国主义之罪行。28日，孙中山电告上海陈其美，称此间确息，唐、蔡已动，滇款毋庸给，既有首难，则袁之信已破。此后，吾党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表明孙中山对讨袁护国战争已有安排和运作。同月，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痛斥袁氏“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等罪行。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叛国称帝，改号“洪宪”元年，正式“登基”做皇帝。黄兴非常愤慨，切齿怒号，发动在住美国纽约的华侨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并向美国国会提出请求，停止向袁世凯贷款。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中国是世界上领土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的国家，只要实行民主共和的体制，只要学习美国走向民治、民有、民享的道路，就可导致世界和平，国家的安定。我们非常希望美国提供我们精神上的支持，道义上的援助，使我们革命成功，消灭违反时代潮流的专制暴戾势力。我们更希望美国发扬民主精神，宣布与中国帝制独裁的袁世凯断绝往来关系。中国的命运，必须建立民主共和的体制，人民有自主的权力。”黄兴正慷慨激昂时，突然吐血不止昏倒，经送医院抢救脱险。美国纽约新闻媒体发布头条新闻，赞誉黄兴为中国杰出的爱国领袖。同一天，云南护国军成立护国军政府，发表讨袁檄文，历数袁贼罪行二十条，并提出五项要求，“翊卫共和，誓除国贼。”“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发挥民权政治精神，实行代议制，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取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1月4日，袁世凯派军从三面进攻云南，第一路由马继曾统领，由湘省常德出发向云南进攻；第二路由张敬尧统领，由四川分三路进攻云南；第三路由龙觐光统领，由广西进发向云南进攻。
1月6日，广东陈炯明共和军在惠州起义，讨伐袁世凯。
1月10日，唐继尧致信孙中山，称孙中山为精神领袖，指教起义并予全面支持。表明护国之役首发，亦未脱离孙中山领导，但在款项上孙中山未予接济，军事上亦采取了谨慎态度。
1月18日，蔡锷率领护国军第一军分三路入川，袁世凯派张敬尧的部队分三路抵挡。护国军在叙州燕子坡、横江地区与川军激战，连战皆捷。20日，攻占四川宜宾，屏山县。
1月27日，贵州革命党人宣布讨袁独立，刘显世为都督。
1月31日，蔡锷护国军条第二路攻占永宁、继攻泸州。
2月12日，革命党人在广州举事，讨袁护国。
2月18日，革命党人在湖北起义，讨伐袁世凯叛国。
2月19日，革命党人廖湘云在长沙起义，讨伐袁贼，遭到镇压，杨王鹏等28人遇害。
2月20日，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经蒙自出东进讨袁，至26日进入广西。
同日，四川省熊克武部举义讨袁，攻占隆昌、彭水、内江等地。
3月11日，李烈钧率护国军攻克皈朝，大败龙觐光军。同时，李烈钧率护国军与陆荣廷部联合作战，再大败龙觐光军，狠狠地打击了北洋军的势力。
3月15日，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担任广西都督。
3月23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被迫宣布取消“洪宪”帝制年号。
3月26日，全国17省国会议员谷钟秀等电告各国公使，通电各省，迫袁氏退位。“前总统袁世凯，背誓叛国，僭称皇帝，非惟自丧其元首资格，且陷于国人共弃之地位，故袁氏一日不除，国家一日不安。”与此同时，滇、黔、桂护国军声明：“袁世凯一日不退位，和议一日难以就范。”“提出停战条件六项：（一）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二）依云南起义时之要求，诛戮附逆之杨度、段之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关于帝制之筹备费及此次军费，约六千万元，应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之家产赔偿；（四）袁世凯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权；（五）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约法，以黎副总统元洪继任；（六）文武官吏，除国务员外，一律仍旧供职。但军队驻扎地点，须听凭护国军都督之指命。”
3月28日，孙中山致电各地，倾力于上海之军事行动。
4月6日，广东龙济光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
5月1日，广东、广西在梁启超的策划下，成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为参谋，李根源为副参谋。
5月5日，梁启超致电段祺瑞，迫袁退位。
同日，山东护国军通电，宣布独立。
5月6日，浙江军民推吕公望为都督并就职，宣布讨袁独立宣言。
5月7日，蔡锷将军致电陈、唐、刘等，表示对时局的主张，总统应由黎元洪继任，反对粤桂提议由四省组织联合政府。随后，蔡又赞同组织四省联合政府。
5月8日，滇、黔、粤、桂四省联合成立护国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地址设在广东肇庆。此院有以国务院自封之性质。其护国军政府第三号宣言明称，其对外交涉，对内革命，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
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再次揭露袁世凯“伪造民意，强迫劝进，”竟“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粉碎帝制复辟，重建民国。”
同日，黄兴从美国到达日本，孙中山派代表前往欢迎。黄兴致电袁氏劝其迅速退位称：“公知大势已去，始下令取消帝政，不得为皇帝，犹冀为总统，公之厚颜无耻，毋乃太甚。”
同日，蔡锷提出四项解决时局办法：“（一）项城（袁世凯）立即宣布退位，依法以副总统继任；（二）诸公如仍虑黄陂难担此重任，则设法使之托词辞卸，依法以国务总理摄政；（三）立即将前敌军队撤退，一切善后事宜，由南北两方代表商定之；（四）以特别条件规定，选举新任大总统，此足以解纷争，而靖祸乱。”
同日，滇、黔、粤、桂四省联合成立的护国军务院由唐继尧、岑春煊、蔡锷、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李烈钧、陈炳煜、吕公望组成。他们当即发布告，全体署名向黄兴报告：“黄克强先生鉴：奉删电，知我公抵日，欢跃逾恒。尧等碌碌庸才，勉起讨贼，正忧绠短，适逢公归，愿承不遗，俯赐教言。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查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事实证明，讨袁护国战争前线军队领导人，是按照黄兴总策划的方略进行的，对黄兴非常敬仰，今后的行动定请运筹帷幄，以取得讨袁战争的胜利。
黄兴刚到东京时，日本政府先已借给岑春煊200万日元，以半数作为军费，半数在日本购买军火。这时又提出借给黄兴500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并无任何条件。黄兴即派李书城速回上海积极筹备此项工作。
5月9日，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讨伐袁世凯。
5月12日，护国军务院决议，组织滇桂粤护国联军，进取福州、南昌、会师武汉，以岑春煊为联军总司令。
同日，黄兴通电全国各界，呼吁一致讨伐袁世凯。称袁贼不除，国无宁日，民不安身。
同日，四川北洋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钟体道，鉴于护国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于南充宣布独立讨袁。
5月22日，袁世凯的心腹，北洋川军陈宦在部属第一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的催逼下，鉴于四川和全国护国军声威，发表通电，迫袁世凯退位，给袁氏致命的打击。
5月24日，湖南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独立讨袁。
5月29日，湖南汤芗铭，袁世凯的心腹，鉴于全国形势的威慑，被逼宣布独立，给袁氏沉重的打击。
6月1日，黄兴电告谭人凤，赞同孙中山发表的“讨袁宣言”，表示：“中山先生在沪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
6月6日，袁世凯称帝卖国，罪孽深重，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病身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于7日宣布继任总统，遭到各方的反对。黄兴通电反对称：袁世凯做了皇帝，于法断层，袁死黎继是不合法的。袁世凯称帝宣布洪宪改元之时，黎元洪没有表示过异议，显然是同流合污，应与袁世凯同罪。袁世凯罪不可恕，历史注定他为遗臭万年的国贼。他的遗令，于国法所不容，所不许。护国军兴宣布讨伐，受全国人民之拥护，再造共和，应称为第二共和国，成立国会，产生新国会议员，选举新总统方为合法。所以黎元洪的总统为非法，应宣布无效。他希望大家，提供智慧，以求共识。唐继尧于6月10日发表通电，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改组正式内阁，召开军事会议。待国务院成立，即撤销军务院。至6月16日，北京政府令各省北军停战。黎元洪于6月17日致电孙中山，邀请派代表到北京商谈善后办法。
黄兴于6月21，派李书城在北京晤见段祺瑞，促其恢复民元约法。黄兴呼吁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效忠民国。李鼎新总司令接受黄兴的号召，于6月25日在上海发表独立宣言，要求恢复民元约法和原国会。同一天，梁启超、唐绍仪、伍廷芳公开批驳段祺瑞之民三约法不能废论，认为民三约法为非法之法。
黄兴于7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国会议员欢迎黄兴归国。7月13日，黄兴在上海汇中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国会议员，到会的国会议员及社会贤达共二百余人。黄兴在宴会上详析国会议员之责任和国会主权论。称：“凡一国民权被制于恶劣官僚者，其国必危弱，民权申张，官邪扫荡，其国必强。”孙中山出席宴会并发表了讲话：强调主权在民而不在官与国会中心论，“此后中国存亡责任，将在我国会诸君。”黄兴回到上海，各地同志都来上海会商。主要问题是在国会恢复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如何在国会内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在此期间，黄兴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共同努力建设民主共和国。
黄兴在护国讨袁战争中，发挥了领导组织的巨大作用，从讨袁时机的把握，发动起义的地点选择，主要作战军队的领导人联络，到组织联络国内各省军政要人，社会贤达，请他们顾全大局，迅速参加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行列中来，就是袁世凯手下心腹，也作团结争取工作，动员他们看清形势，迅速脱离袁氏，使袁世凯走向众叛亲离，自绝于人民之死路。黄兴在护国讨袁战争开始时，远在异国他乡，他在国外揭露袁世凯称帝卖国罪行，争取国际上的道义支持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八、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黄兴组织领导策划的讨袁护国战争，在全国广大民众的积极支持下，形成了熊熊烈火，在全国燃烧。云南首举义旗讨袁，宣布独立。随后有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等省相继响应，纷纷起义，参加护国讨袁。接着，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讨袁贼“叛逆罪行，已不容诛”。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也开始分化，到1916年5月，四川的陈宦和湖南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才感到大祸临头，“无可奈何花落去”，在举国群起声讨中，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才被迫取消帝制，于1916年6月6日，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就这样，讨袁护国战争取得胜利，使辛亥革命创立的民主共和国得以复兴，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黄兴回到上海，受到孙中山和国会议员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孙中山与黄兴再次携手合作，为恢复旧约法，招集旧国会，维护民主共和国共同尽力。黄兴到达上海之后，病体并未恢复，又因接待各方人士工作繁忙，生活习惯骤然改变，致使胃溃疡旧病复发，经常出血不止，又未能及时转地治疗，照常工作，接待客人，病情因而日趋严重。10月10日，黄兴胃血管破裂，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延至10月31日下午5时，竟溘然长逝，享年43岁。一代伟人，与全国人民永别了。从此，中国失去了一位近代历史上文人领军，英勇善战的领袖。民众流泪，草木含悲。
黄兴去世以后，由孙中山、唐绍仪、章太炎、蔡元培、岑春煊、章行严、张謇、张继、于右任、李烈钧、程潜、谭人凤等及各省省长、海外华侨领袖共计99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李书城任总于事。在黄兴的遗像前放着治丧委员会的挽联：“革命自是先驱者，首义总领天下先。”孙中山挽黄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向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章太炎挽黄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于右任挽黄兴：“名满天下，泪满天下；创造共和，再造共和。”杨度挽黄兴：“功可自我成，名不可自我居，听其言，观其行，事业千古，道德千古；退则夷之清，进则非尹之任，生也荣，死与哀，湖南一人，中国一人。”黎元洪于11月2日，发布“褒扬令”：“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兴义旅，数冒艰险，卒底于成，功在国家，薄海同钦。乃以积劳成疾，寝至不起。本大总统患难与共，夙资匡辅，聚闻溘逝，震悼尤深。着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特给治丧费二万圆，所有丧殡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妥为照料，并交国务院从优议恤，以示笃念殊勋之至意。”国会于1916年12月18日，通过《国葬法》，称：“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后黄兴8天去世。一个是开国元勋，一个是护国元勋，国会依据《国葬法》，决议黄兴先生、蔡锷先生应予举行国葬。”孙中山领导全体治丧委员于1916年12月20日，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宣读祭文：“洞庭以南，奇材所并，崏江北亘，大横庚庚，而农首出，言为国屏，黄书噩梦，除惑解酲，旷三百年，遗兹典型，曾胡特起，忝尔攸生。烈烈黄君，允文伊武，忾是齐州，而戴索虏，内纠楚材，上告黄祖，踔行万里，瀛海窭阻。有械百挺，有众一旅，同盟初起，揉此兆民，义从苍集，郁如云屯，翳君材武，善循军人，智勇参会，叱吒扬尘，南暨赤道，西讫洮崏，束发受书，悉为党伦，乃临番禺，深入其闉，死士七十，并命和门，气矜之隆，天下归仁。赫赫黎公，振威江夏，寇如犬羊，义师弱寡，弹丸雨注，渚宫为赭，君自南岛，走集其野，坚守之旬，寇疲不暇，群帅反正，虏无存者。南都草创，朔方假器，以彼孱夫，而歆帝制，僭志未伸，民亦小塈。林宋既鉏，戎心聿肆，秣陵兴师，三方陵厉，虽知败挫，新我民气。江河异味，唯麦与秔，文化既别，更为柔刚，孰是鸣原，而忘故常，如彼飞蝇，走热去凉，方君得志，假威昌狂，兵挫亡奔，詈语恍恍。呜呼哀哉！飘风骤雨，势不崇朝，三岁克捷，亦覆其巢，遗孽未剪，俊民萧条，如何我君，既尽贤劳，曾不宿留，以靖桀枭，国亡元老，江汉沮消。呜呼哀哉！乱流不澄，善人缄齿，闻君弥留，不谈国事，遗言满牍，伊谁所志。
黄兴归葬湖南长沙，12月23日出殡，移柩黄浦江金利源码头，沿长江西上转航长沙。1917年1月5日，灵柩抵达长沙，暂停教育会坪临时灵堂，供市民瞻仰致敬。4月15日，灵柩运抵岳麓山顶之阳举行葬礼，参加葬礼群众达10万余人。墓园留下挽联云：“一代勋名昭国史；千秋浩气壮名山。”充分表达了全国民众对于一代伟人，革命领袖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黄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亦是中华民族几千来最优秀的代表之一。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黄兴目睹祖国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对外丧失主权独立，对内实行专制统治，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家衰弱落后，人民贫穷困苦。他积极参加爱国救亡的群众运动，提出“复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他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斗争，身先士卒，血洒沙场，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1911年倾覆清朝统治，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南北统一以后，他希望加强法制，实行民主，专心致力于办实业，开矿山，育人才，国富民强。然而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开历史的倒车，倒行逆施，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复辟帝制，自做皇帝，杀害革命党人。黄兴奋起反抗，领导第二次革命，经历挫折和失败，被逼出走，逃亡异国。他仍然坚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深刻揭露袁世凯罪恶行径。他广泛联络国内外反袁力量，组织讨袁护国军团，开展反袁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黄兴从美国经日本回到祖国，受到孙中山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孙中山与黄兴两位伟人再次相聚，再次合作，再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努力奋斗，特别是维护约法，维护共和体制，竭心尽力，表现出革命领袖伟大的胸怀，崇高的品德。黄兴因积劳成疾，重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英年早逝，给中国人民留下永久的遗憾。
黄兴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奋斗流血牺牲的一生。他给中华民族留下伟大的革命业绩，倾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打倒了复辟帝制卖国贼袁世凯。历史事实证明，没有黄兴，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没有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倾覆，就没有清王朝的灭亡，就没有民主共和国的创立。在一定历史意义上说，没有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就没有中国“五•四运动”的兴起，就没有新民主主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黄兴革命的一生，还为中华民族留下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是：
一、爱国主义精神，毕生爱国救亡。他倡导：“爱国至诚”。“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中国，造成很文明、很强盛的国家。”“力倡革命，扫除专制，创造共和”，“拥护人权，以立国本”。“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种族存亡，国家兴灭，在此一举”。“驱除异族，战胜敌国，乃可谓武力之健”。“北虏未灭，正吾辈枕戈待旦，为国家效死之秋”。“属我同胞，枕戈秣马，誓扫胡虏，恢复中原”。“先驱除在汉口之清军，然后进取，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为求自立自强，起而改造国家”。“爱国思想，盖一国犹广厦，以全国合资造成此厦”。“国种将亡，身家何有，生命莫保，利权何有”。“维持社会，保卫国家，为军人固有之天职”。“望我军人，各革其心，各爱其身，各守区域，各尽责任”。“为民保障，为国干城”。“建设共和，南北一家，无诈无虞，共成大业”。“民国成立，破坏已终，当谋建设”。
二、奋斗牺牲精神，毕生努力献身。他倡导：“仁人志士应世界之潮流，牺牲生命，亟谋改革，屡起屡仆，屡仆屡起。”“仁人志士，任侠勇夫，慷慨赴义。”“将士登陴陷阵，以死报国，粉身碎骨而不辞。”“合举义旗，取义成仁。”“革命事业，捐躯殉国，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断胫决项、前仆后起。”“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宁可玉碎，决不能坐受欺绐。”“决心愿以一人一死拼，以谢海内外之各同胞。”“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革命流血，推倒清朝。”“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硝烟漫空，弹如雨注。”“向前直扑。”“赴汤蹈火。”“冲锋陷阵。”“血肉相搏”。“不爱钱，不要命，无不成者”。“牺牲一己，以图民国之成立”。“尽匹夫责，以除民贼，冲冒凶锋，屡濒于危”。“共任牺牲发难之责”。“奋励厥志，慎小其心，力求有成，勉尽公义”。“军神与国为生死荣悴，献其身于国家而不私”。“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
三、无私奉献精神，毕生追求不息。他倡导：“笃实”、“无我”、“不爱钱，不怕死”。“难必自我发，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而不居。”“光复神州，众志所成。”“尽力国事，急公忘家。”“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痛心疾首。”“见义勇为”。“洒一腔热血”。“忧心国事，湖海奔驰，南北东西弥历年载，追随豪俊，共睹光华。”“欲尽匹夫有责之义，力谋恢复旧物，以除民贼。”“独我不求权利，不求荣誉之志士。”“抱持之国家社会主义，实于国民今日现状，其精神纯为全体国民谋完全之幸福。”“主张保持国际和平，为谋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兴师专为讨袁，以谋吾民之幸福。”“义师为驱除元恶，保障共和。”“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今既谊切同仇，务希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报国之志犹昔，愿随国人尽竭诚罄力，扶翼共和，勉尽义务，不居权位。”
四、求实敬业精神，毕生为之奋斗。他倡导：“实业救国。”“盖国家者积人而成，人人有应尽之责。”“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欲兴实业，当谋铁路，铁路不发达，实业即不能振兴。”“先以铁路为救国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勃兴。”“不速建设铁路，则实业决难发展。”“人民以农业为本。”“发达农业。”“再谋发达实业，开掘矿山。”“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非推可塞漏卮，实可畅销国货。”“以国家为前提，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教育救国。”“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欲谋国家之发展，莫先于教育，自宜竭全力运筹。”“实行风欲教育，激发人心，改良社会，故其国势蒸蒸富强。”“学以专而精，以久而成。”“交通实业，亦宜急谋进行。”“商业与工业相表里。”“云农业、林业、择选土宜，广为种植，俾山林日有起色，而水患可少减矣。”
五、讲团结顾大局精神，毕生贯彻始终。他倡导：“为党与大局。”“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沟通”、“理解”、“捐出意见，同任艰巨”。“国人譬之亲兄弟，若互争己见，则阋墙祸起，分崩离析，不能保内部之团结和平，又何能得外人之承认。”“同舟共济”。“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己。”“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改革以后，建设甚难。”“化除党见，统一精神。”“南北一家，兄弟一堂。”“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将士爱国心长，力顾大局。”“军队打仗，第一要服从命令，第二要同心协力。”“同人组织革命以来，日在患难忧戚之中。”“革命的情操，贵在志同道合，肝胆相照。”“革命乃国家存亡之所系，团体乃革命铜墙铁壁的组织，领袖是组织领导的中心，革命不成，名利何在，意见纷歧，何以克意全功。”
黄兴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坚决地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他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缺乏应有的警惕，南北统一后，过早的放弃军队领导权，给后来继续革命造成了极大困难。黄兴虽然领导策划讨袁护国战争取得胜利，但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缺乏进行坚决地不妥协斗争，仍然表露出了软弱性。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历史的前人。
黄兴的功德永存。
爱国救亡洒热血，辛亥革命清帝绝；
倾覆帝制建民国，护国共和袁氏灭。
复兴中华创实业，无我笃实修身德；
重教强国育英杰，团结大局品高洁。
我们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缅怀和宣传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中华复兴的伟大业绩，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奋斗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求实敬业精神和讲团结顾大局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着眼大局，立足本职，扎实工作，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富裕努力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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