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在这古老的中国土地上，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无数爱国志士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革命，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毛主席曾经指出：“在中国人民近代革命斗争史中，辛亥革命是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一生宣传“天下为公”和民有、民治、民享，直至晚年他仍然为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抱病北上，并提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庄严口号。孙中山先生这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然是把祖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强大的精神纽带。

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仁人志士、爱国华侨、留学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人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我的父亲原名覃道让，后改名覃振，以表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1902年在障江书院读书时结识了宋教仁，两人志同道合结成莫逆之交。1903年在常德府中学读书时，接触到中国留日学生发行的反清刊物，使他认识到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经常声泪俱下地在县城演讲，揭露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唤起民众起来推翻清王朝政府，被学校开除。离校后继续反抗当局，写了一篇煽动性文章《死里求生》表明自己的思想，他的朋友们为之传抄，并张贴大街小巷，政府对他加强监视。为了安全，他被迫去了日本进了宏文学院。次年，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密谋义举，派宋教仁为西路负责人，宋教仁请父亲给予帮助，遂回国协助起义的准备工作，因密谋泄露，政府下令缉捕他，他又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在孙中山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民主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父亲被选为总部评议员。1906年，父亲与同盟会员与留日学生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又遭失败。后来他与禹之谟，宁调元为爱国志士陈天华、姚宏业的灵柩回岳麓山举行公葬奔走呼号，禹之谟不幸被捕遇难，父亲则在公葬后再度逃往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寻求救国良方。

1908年，黄兴派他回长沙，准备联合党人在长江中下游义举，因消息走漏，在长沙被捕，判处终身监禁。他在狱中向难友宣传革命，受感化者众多，他通过亲友与外面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当局把他转到桃源监狱。桃源是他的家乡，他在遭囚禁期间，借探监机会与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以及常德、桃源的爱国学生积极联系，及时掌握外界情况，指导当地的革命团体开展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长沙光复，父亲获得释放。并出任湘桂联军督战官。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父亲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随后又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在这期间他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所抨击，对袁的笼络利诱，丝毫不为所动。宋教仁被刺杀后，他毅然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随孙中山先生再次东渡日本。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任命父亲为湘支部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父亲联络华侨和留日学生声讨，曾被日本当局投入大牢。护国战争爆发后，又奉孙中山命回湘主持党务，筹划反袁驱汤斗争，并创办《明耻日刊》鼓吹北伐。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父亲在总统府任参议兼法制委员。北伐时委托父亲负责党务。改组国民党时又指定父亲为新党章起草人之一，说明孙中山先生对父亲是很信任的，父亲对孙中山也是很忠诚的。父亲跟随孙中山先生倍遭险阻，多次失败受挫，但百折不挠，不断总结教训，追求进步。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父亲赞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会上父亲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随后国民党在湖南恢复党组织，毛主席亲自为父亲写了介绍信，介绍他认识了当时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在李维汉、何叔衡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成立了，发展了组织，充分体现两党合作的密切关系。使父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的高尚风格。

1932年，父亲当选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后任司法院副院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他勇敢地随同历史的进程一道前进。他坚决主张抗日，对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方针表示支持和拥护，曾多次发表声明：“不论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能真正领导抗日的，我就拥护，并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拥护。

1936年春，中共代表周小舟和吕振羽来南京送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白绸信和附上的《八一宣言》，听完他俩的陈述后，父亲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再次衷心表示支持和拥护中共联合抗日主张。

1937年，南京沦陷，父亲回到湖南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社会声望支持掩护爱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抗日救亡运动。自愿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和湖南分会会长以及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国民党多次来查封都被父亲顶了回去。副院长吕振羽说覃振对我工作大力支持，连私章都交给我使用，翦伯赞也回忆覃振在政治上掩护他，在经济上是支持他的，父亲为发展湖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抗日人才，宣传抗战形势和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顾个人安危，营救共产党员李六如，并为其担保今后一切行动，李六如被捕，在江西吉安判处死刑，能救出来真是不容易的。解放后李六如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1942年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到延安经过广西被捕，周总理通过翦伯赞找到父亲，经过多方疏通关系才得以释放。父亲以一个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1945年8月毛主席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上，国民党中常委等二百余人除蒋介石外都参加了欢迎会。会上，父亲与冯玉祥热忱地向毛主席敬酒，实际上是公开表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会后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毛主席来到小会议室，看望了父亲、冯玉祥、谭平山三位老朋友，共叙大革命时代的旧情。随后父亲两次设家宴，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并特地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候外庐两位作陪。第二次宴请有章士钊作陪。席间，父亲与章士钊对毛主席安全十分关注，并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历史教训，建议毛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主席对他俩的关心表示感谢，并邀请父亲去延安看一看，还风趣地说：“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鸡鸭鱼肉还是有的。”毛主席得知父亲患有支气管哮喘，不能受寒，回延安不久，以毛主席、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四位的名义送给父亲羊皮袍一件、呢子一段还有鹿茸等贵重药品。父亲称这件皮袍是一件红皮袍，穿在身上经常用手去抚摸，把这件皮袍看成是他与毛主席友谊的象征。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他深表不满，愤然辞去了司法院副院长职务，避居上海。这时他明确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常对友人说：“中国要富强，只有靠共产党。”他经常吟诵一首唐诗：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岳阳”此指延安，“美人”此指毛泽东，寄托对故人的思念。

1947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之前专程到上海看望病中的父亲，并推心置腹地与他作了一次长谈，使他精神大振。周恩来走后，他对母亲说：“中国四万万同胞还很需要我，我要好好治病。”遗憾的是天不假年，竟于1947年4月18日在上海病逝。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不忘故友，曾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对覃振家属的生活，对他子女的教育都要由我们负责。”文革时期，子女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证明覃振在抗日时期与中共有统战关系，使子女得到保护。李维汉部长生前曾对覃振作过高度评价，称赞覃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都作出积极的贡献。父亲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直被人所称颂。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孙中山先生所期盼的，并为之奋斗终生。今天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我们要保持和发扬这个传统，继承父辈遗志为祖国的完全统一努力工作。利用自身联系面广的优势向海内外，岛内的亲朋好友宣传“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宣传江总书记的八点对台工作主张，这个主张既考虑到全国人民的利益又考虑台湾当局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表达了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心声。我相信，只要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认真工作，努力奋斗，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大家庭，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时，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为之奋斗的夙愿，就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父亲也将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