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人才辈出、英杰挺生，有如灿烂的群星，照耀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征程。在这场革命的酝酿准备时期，著名革命活动家、湖南教育会会长、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就是照耀南中国的一颗令人敬仰的革命巨星。

禹之谟，原名志谟，字之谟，号稽亭，后以字行。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青树坪侧石桥贻则堂(今属双峰县大泉乡)。他性格豪爽侠义，做事勇猛果敢，是个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者，具有典型的湖南志士的坚毅性格和创造精神。

在禹之谟短暂的一生中，他沿着一条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道路，发扬蹈厉奋勇前进，终于成为湖南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和前驱。青少年时期的禹之谟目睹祖国的沦丧、民族的灾难，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从他早年写的五律诗《题长剑》中，可以看出他的凌云壮志和远大抱负：

匣中三尺水，跃起作龙鸣。

有鬼哀风雨，何人托死生？

只今无季子，在昔见荆卿。

清夜飞腾志，时时为尔萌。

禹之谟热爱祖国是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起步的。一八九四年底，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火烧过鸭绿江，辽东半岛的锦绣山河遭到侵略者铁蹄蹂躏时，禹之谟不禁怒火燃烧，拍案而起，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敌行列，为爱国军民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禹之谟热爱祖国是在“实业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一九零零年夏天，禹之谟参加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在东京他以敬佩的目光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各国革命史，尤其服膺华盛顿、拿破仑、玛志尼、林肯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进取精神，曾表示自己要“师拿破仑，学玛志尼”。

然而，禹之谟人生哲学的重要闪光点，就是注重实践，力戒空谈。他抱着“空谈不足以救国”的见解，曾到东京千代田和大阪等工业区的工厂里实习，学习纺织工艺技术，熟练地掌握了机器操作和织机的维修技术。同时还学习简易的工业美术和应用化学，熟悉和掌握其生产流程和操作技能，以便为回国兴办实业作好准备。

一九零二年春，报国心切的禹之谟未及卒业，就随身携带着从日本购买的纺织机，回到了离别两年的祖国，并在长江下游的安庆设立阜湘织布厂。次年迁往湘潭，改名湘利黔织布厂。从这个寓意深远的厂名上，也可看出禹之谟创办实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救国利民的高尚情操。

在紧张的办实业中，他经常去长沙，与正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的黄兴频繁接触，畅谈理想，密谋革命。禹之谟感到湘潭是一个商业城市，不易扩大革命影响，遂于一九零四年将工厂迁往长沙，初设在小吴门曾公祠斜对门，不久又迁移到北正街圣公会隔壁，扩大规模，增添机器，招收艺徒，并附设一所工艺传习所，专门传授技艺，培训技术工人。在禹之谟的推动影响下，湖南机器织布厂坊一时创设不少，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时人评论说：“衡山、宁乡、常宁、湘乡各邑皆立有机厂，胥禹艺徒所在。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论断。

禹之谟热爱祖国又是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深化的。不妨说，禹之谟的“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是同步进行的。禹之谟极为痛恨封建八股文的禁锢人智，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坑害人才。他自己坚决不参加科举考试，还劝说亲朋好友不要去自投罗网，禹之谟决心突破旧式教育的框框，利用他办企业获得的资金，开辟兴学育才的新路，为祖国培养出既有文化科学知识，又富有远大理想的一代新人。

一九零五年初，禹之谟邀约在长沙的湘乡籍师生，倡办驻省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驻省湘乡中学堂开设师范、中学、小学三班，合计学生二百余人。禹之谟创办驻省湘乡中学堂并不是专收湘乡籍的学生，主张必须打破这种入学的地方界线，广收天下有志气的青年，把他们造就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一九零六年四月，他又筹资创办了唯一学堂。内设中学、专修科及留学生预备科，专收一般失学和无力求学的进步青年。

在禹之谟的影响和推动下，在长沙又出现了驻省邵阳中学堂和师范学堂、衡州中学堂、永州中学堂。一时间民立学堂就好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可以说湖南新学校纷纷出现，文化思想日益开通，禹之谟是播风气之先的辛勤耕耘者。他这种献身教育事业的伟大精神，赢得了青年学生们的尊敬，他们从心中讴歌禹之谟把“耿耿精诚都付予了莘莘学子”。

在风雷激荡的一九零五年，禹之谟领导了几桩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和抵制美货运动。在势如潮涌的群众运动中，湖南各界人士亲眼看到了禹之谟为公众利益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亲聆了他激动人心的爱国演说，体验了他卓越非凡的组织才能，认识到禹之谟是能够肩负起国家民族重任的群众领袖。禹之谟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坚毅卓绝，威望崇高，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爱戴和拥护，被推为长沙商会会董、湖南教育会会长和学生自治会干事长，公认为湖南学界、工界、商界的总代表。

祖国风雨如晦，民族灾难深重，使禹之谟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凭着一腔爱国热血，深感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欺凌，清政府不唯不能保护人民，反而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专制主义，因而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当初他向往过“实业救国”，也构筑过“教育救国”的宏伟蓝图，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不革命不足以图存”的真谛。

一九零四年初，华兴会在长沙成立，禹之谟首表赞成，率先参加。约略在一九零五年冬天，黄兴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从东京函托禹之谟在湖南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并指派革命党人陈家鼎前来协助工作。由于禹之谟热心兴学，在青年中灌输革命思想，又在历次运动中前驱先路，德高望重，独标风骨，学界许多优秀分子纷纷要求禹之谟介绍加入同盟会，他们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经过禹之谟、陈家鼎等人的精心筹划和奋力开拓，一九零六年春正式组建了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被推为第一任分会会长。禹之谟领导革命党人发行《民报》，联络军界，教育学生，一时湖南人心倾向革命，民众正气伸张，革命浪潮四起，湖南成了当时中国革命风潮最猛烈的省份之一。

一九零六年五月，禹之谟不顾湖南封建地方政府的反对，与革命党人陈家鼎、宁调元、覃振等力主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岳麓山。五月二十五日，禹之谟、宁调元等组织长沙各界万余人，为陈、姚两烈士送葬，并发展成一场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示威运动。从长沙城头遥望岳麓山，山上山下都是穿白色制服的学生，全山为之缟素。在长沙的日本人宗家小林彦五郎、美国人吴德施、孟良佐等也先后登山演说，表示同情。通过这次为革命烈士的送葬活动，把湖南人民的革命热情推向了高潮。早期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同志，曾在《湘江评论》上热情赞叹这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接着，禹之谟又亲率驻省湘乡中学堂教职员和学生六、七十人，同赴湘乡县，为提取畅远盐行经收的食盐附加税浮收款充作为堂经费，向县令陶福曾请愿，竟被湖南地方政府加上“哄堂塞署”的罪名下令逮捕惩办。

当长沙、善化两县令亲率一百多名巡警捕快包围了织布厂时，禹之谟的继母贺氏含着眼泪劝他火速越墙逃避，他临危不惧，怀着壮志未酬的心情说：“死生旦暮耳，但恨我志未酬，愧无以报中山之知。”遂昂然就捕。那班迷信专横的地方官，不可能理解禹之谟是一位威武不能屈的革命者，还大声聒噪着追问他主葬陈姚之事。禹之谟大怒，厉声反问道：“今日台湾、胶州、广州(湾)、大连等处，皆为外人占领，不借，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乎？”慷慨辩诘，驳得问官理屈词穷，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湖南封建地方当局诬陷逮捕禹之谟，引起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东京的湖南籍留学生也派人回国散发传单，进行营救活动。从海内到海外，从学生到工人和市民，一齐发出了要求无罪释放禹之谟的呼声。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湖南封建政府暗中蒋禹之谟移监至边远的靖州(今靖县)，交由酷吏金蓉镜承办。

身系靖州监狱的四个多月中，禹之谟受尽了酷吏悍卒的严刑拷打，有时被剥去衣服，赤身跪在烧红的铁链之上；有时被倒悬半空，绳断身坠；有时被灌辣椒水，用大把香火灼其胸背；有时被鞭打得血肉横飞，死去活来，遗溺不觉。禹之谟不愧钢筋铁骨铸成的革命英雄，在金蓉镜横施非刑面前，铁骨铮铮，正气浩浩，表现了坚贞的革命气节和惊人的毅力。一九零七年二月六日，禹之谟在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的振撼人心的口号声中，被绞杀于靖州西门外。

孙中山先生在追溯中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历程时，对禹之谟烈士的英勇牺牲，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指出“此为革命同盟会第一次流血也”。并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追赠禹之谟为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公葬岳麓山。禹之谟死节之烈，浩气英风，诚足为革命者之楷模，中国人民的骄傲。列宁说得好：“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爱国走向革命，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进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禹之谟烈士无限热爱伟大的祖国，不能忍受祖国遭到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封建主义的破坏，为了振兴中华，拯救祖国，而义无返顾地奋起改革和革命。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和发扬光大。

(作者系上海师大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