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辛亥革命时期民主主义革命的著名活动家禹之谟（1866～1907），派名志谟，字稽亭。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青树坪贻则堂（今属双峰县大泉乡）一位普通的商人家庭。之谟出生时因商业萧条，家道早已中落。

之谟少聪颖，超俊不同凡儿。十二岁丧母，由三婶李、四婶伍共同抚养。四婶家族娴文习武，之谟往来其家，颇受其影响。学书学剑，任侠好奇论。当时人称他“提三尺剑，挟一卷书”。虽在童年，已露头角。年十五岁，因生计问题赴宝庆城（今邵阳市）内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店主为之谟的堂叔。但之谟目睹当时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无意学商，整日攻书习字，并好打抱不平。时“邻有妇殴其姑者”，之谟“捽其妇于市，痛责之”。堂叔惧祸及商店，遂打发他回家。之谟自此更奋发图强，博览群书，特别爱好王船山著作；而对科举之学则不屑一顾。常对人说：“曾、左、彭、胡好大喜功，误入歧途，皆由不善读书之过”。他还写有《题长剑》诗说：“匣中三尺水，跃起作龙鸣。有鬼哀风雨，何人托死生？只今无季子，在昔见荆卿。清夜飞腾志，时时为尔萌”。少年壮志，已跃跃欲试．

禹之谟的革命壮志，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等重大历史事变发展起来的。一八八六年，禹之谟二十岁，时其三叔禹骏烈在南京刘坤一幕府，之谟得以到南京，并就业于寄寓南京的湘乡名士张通典门下，颇受教益。不久投身军营，历任文书、军需等职，并游幕于扬州、常州等地，得览名山大川之胜。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谟在刘坤一军中任江南转运德州分局派运军械委员，由山东经河北出山海关到辽宁战区。历尽艰险，颇著劳绩。战争结束之后，经刘坤一以“随办转运，在事出力”，奏叙五品翎顶，候选县主簿。之谟以外侮频仍，清廷腐败，无以展其壮志，辞不受命，去上海研习矿学，亲自考察长江下游矿产资源，几次想兴办工矿，都因种种阻力而未能实现。一八九七年，之谟回到湖南。时维新变法运动已在高涨，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均有接触。维新失败之后，深感“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遂萌革命之心。一八九九年，参与唐才常自立军活动。一九零零年，自立军在汉口起义，之谟运输枪械弹药，船抵汉阳，清军捕唐急，之谟“入唐寓，逻骑满室，知有变，乃从容作寄信人得脱”。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以身殉民族。之谟愤恨事业不成，于是东渡日本，攻习纺织和应用化学，先后在东京千代田、大阪等工业区刻苦研习；留学期间，并广交留日革命志士。之谟遂此走上了实业救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二）

禹之谟于一九零二年学成回国，自此投身子振兴实业和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回国时，他随带铁木混合织机零件四台，自制木机安装，在安庆成立阜湘织布厂；一九零三年，回湘潭创办湘利黔织布局；翌年迁厂长沙，“为便鼓吹计也”。复得官方资助千金，规模逐渐扩大，所产各种花色布匹和毛巾，价廉物美，畅销各地。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培训的艺徒遍及全省，“湖南之有机织自君始”。

禹之谟创办工厂，其目的在于开发社会财源，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认为企业的成败，不单是为一家生计，关键是企业对社会的繁荣发达担负着重要使命。厂里首倡雇女工，以移易风俗；又试图增设女厂，为妇女自立开创途径，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实现“男女皆生利之人，无分利之人”的解放妇女思想。

在禹之谟于湘潭办厂时期，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明德、经正两校讲学。之谟经常到长沙和黄“畅谈，间作密语。”一九零四年华兴会成立，他是这一革命组织的最先成员之一。这年黄兴谋在长沙起义不成，避走到日本，“公虽感于克公之行，而志念愈坚”，毅然挑起湖南革命的重担。

一九零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谟受黄兴的函托，和陈家鼎等在湘筹建分会，被淮为首任会长，会址即设于湘利黔布厂。在此期同，他对发展组织，宣传同盟会纲领，推销《民报》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为了培养革命力量，并竭尽全力以发展教育事业。他四处奔走，首捐百金，借湘乡会馆创办驻省湘乡中学和师范学堂；后又建唯一学堂（禹蒙难后改名广益中学，现为湖南师大附中）；还发动其他州、县的旅省进步人士仿照湘乡的办法，陆续办起了驻省邵阳中学、衡州中学、永州中学等学校。湘阴仇鳌等人创办民立第一中学，“得力于他的帮助很大”。在教育思想方面，他主张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发挥他们的革命先锋作用。遂和宁调元等组织湘学会、湖南学生自治会，作为抵制清政府奴化教育的机构；然后进一步成立群治大会，以开辟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并寄希望于这些组织的发展成熟，为革命政党输送力量，为新国会组织准备条件。以此行动，“为各省倡”。

禹之谟忠于任事，敢于斗争，并具有特出的宣传、组织才能，故深得湖南工、商、学界的拥戴，一致推举他为湖南商会董事、教育会会长和学生自治会干事长。他凭参加与领导这些群众团体的合法身份，经常在天心阁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卓有成效地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从一九零五至一九零六两年中，革命群众运动接二连三，使中外反动派大为震惊，穷于应付。如反对英人要索，抵制美货，电阻割闽换辽，争取粤汉铁路改归商办，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痛惩学务处总监督俞诰庆，以及湘乡学生提取盐税附加风潮等等。之谟在力争粤汉铁路改归商办运动中，经常“莅会演说，痛陈利害，闻者无不泣下，数日间便集股百余万”。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利益，毫不妥协动摇。对公葬陈、姚之举，不顾清吏阻挠，与宁调元、陈家鼎、覃振等领导学生万余人，缟服整队送至山陵，成为一次巨大的政治示威。之谟曾亲撰挽联说：“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首湖南，烈士竟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建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慷慨激昂，矛头直指清廷，大张民族正义。当时官绅成为瞩目。以为民气伸张到这般程度，“其祸至足以沦宗社”。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评述说：这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三）

禹之谟矢志革命，既为清政府所不容，而湖南以王先谦为首之守旧势力，又日以斥新学、除异己为能事，对禹之谟的革命言行，视同洪水猛兽。于是，遂由俞诰庆等“诉于大吏，谓君为革命党魁，今又结军、学界，将即日起事”。禹之谟竟于一九零六年八月十日被清政府借口湘乡盐案，以率众“哄堂塞署”罪逮捕下狱。当被捕之前，有劝其逃避者，他说：“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后各界人士闻讯，为他申辩者每日不下数十起。清政府竟把他改监常德，后又移禁靖州。

禹之谟既献身革命，“生死久已置之度外”。反动派虽然禁锢了他的自由，却无法禁锢他的革命意志。他坚持狱中斗争，宁死不屈。当审讯者诘难主葬陈、姚事时，他严正指斥：“今台湾、胶州、大连、广州（湾）等处都为外人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乎？”他曾写信给陈松藤说：“捕拿入狱，不遂我杀身之志，幽居无聊，又不能尽建设之义务，恨何如之！”在狱中他还书写二联以言志：“暂藏丰城剑；待著羑里书”。“师拿破仑；学玛志尼”。又寄书信鼓励青年学生：“以百折不挠之气慨，振刷精神，毋稍懈怠，毋稍退让，在大风潮兴大狱之际，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又写信给他的各伯婶母说：“侄十年来不甘为满洲之奴隶，且大声疾呼，唤世人毋为奴隶，近年唤醒而有国民志者可万数计，宗旨甚正，程度渐高，思想甚大；牺牲其身，无所惜也。……祈大人转忧为喜，喜吾家有甘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者”。他特别关心粤汉铁路路权，曾经作书给留日同志说：“湘路又有官督商办之说，是皆前此绅办者因事权之不己属也，暗地播弄，必欲破坏商办之局而后快。今也，督者执其权，办者仅供资财，款归中饱，资本无着，人皆悭而不前，势必大借洋款，路权去矣，而湖南与之俱亡。呜呼危哉！欲存湖南，必争路权，是所望于诸君。”萍醴起义爆发之后，清政府作垂死挣扎，决心置禹之谟于死地，以挽其统治危机。之谟自知不免一死，便于一九零七年一月三日立下遗书：“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

一九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二日，禹之谟连遭酷吏金蓉镜的刑讯，“始以针刺指甲，君不法。继倒悬之，熏椒烟于鼻，君仍无语。复系其手足各一指，悬诸屋梁，尤以香烧炙胸际，指断坠地，即更移系他指。鞭笞遍体，血淋漓，地为之赤”。“胸及两臂皆焦烂”，“腥臊气塞署，署役多为掩鼻而咽梗者。”但敌人的残酷，恰恰表明其无能，他们妄想从革命者口中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是万万不可能的。金蓉镜问：“你们的同志有多少？”禹答：“不汁其数”。问：“是何姓名？”答：“无姓不有”。问：“孙文教你做什么事？”答：“救国保种。”问：“如何救法？”答：“杀人放火。”问：“你要杀哪一个？”答：“应杀者即杀之”。问：“你与孙文同党有何好处？”答：“好处就是革命。”弄得金蓉镜无可奈何，遂于一九零七年二月六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将禹之谟绞杀于靖州（今靖县）西门外。临刑之前，他还指着金蓉镜说：“我要流血，为伺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蓉镜说：“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之谟笑道：“好，好！免得赤血污坏。”于是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一代忠烈就这样慷慨而从容地就义了！

禹之谟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卓著的宣传者，组织者和实行者；禹之谟的死，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写上了光辉的一页。后来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说：“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第一次流血也。”迄至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留守黄兴呈请临时大总统赠之谟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并予公葬岳麓山。”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湖南各界在长沙举行追悼大会和公葬。送殡者数千人，黄兴执绋前导，备极哀荣。在众多挽联中有一首写出了烈士高尚的情操和风范：

“宁可牛马死，甚毋奴隶生，醒世格言传不朽；

倡革命先声，遭杀身惨祸，英风毅魄诏无穷”。

禹之谟烈士有遗著若干篇，辑入陈新宪、禹问樵等所辑之《禹之谟史料》一书，于一九八一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