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乱世，必有人杰，尤其是一个朝代的内囊也尽了上来时，总会有几个枭雄鬼杰、干将练臣出世，来苟延一会儿这个气数将绝的末世，从而为他自己、为这个民族又多制造出几幕悲剧，使一曲本应曲终人散的大收煞得以延时，使这段历史又多了几分令人惋惜的切肤之痛与永久的遗憾。也许，清末的曾国藩、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人物。唐浩明先生选评了曾国藩这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世枭雄，演出了近代史上日月惨淡、血雨腥风的令人扼腕长叹的一幕。

《曾国藩》凡一百二十余万字，分《血祭》、《野焚》、《黑雨》三部，湖南文艺出版社已出第一部《血祭》，台湾则三部出齐，我只拜读了第一部。

从第一部《血祭》窥去，已见樯桅阵马、吐纳万家、烟云满纸、气势不凡，可以说是一部供人们了解清末衰败的百科全书。其时，清廷国祚式微，朝野上下，昏官臃塞，一副大厦行将颓倾的败象。而赤地千里的南国，烽烟骤起，太平天国席卷江南，清廷岌岌可危。在这复杂的情势下，一个复杂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作者即将大书特书的曾国藩。曾国藩身上，焦聚了这个沉疴在身的末世的多种矛盾、多重侧面。作者仅取曾国藩之一缕，便可抽丝剥茧地展现整个朝廷纷纭繁复、朽坏不堪的内囊，与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万般世态。

一般来说，社会矛盾冲突愈是复杂尖锐，就愈是能显现凸出人物的复杂性格，尤其是在政治冲突最炽热的战争时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物性格的制高点与最深处的时候。作者正是截取了曾国藩官居兵部侍郎，墨绖出山、操办湘勇的这一段历史，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战云密布、复杂多变、异常酷烈的清末历史长轴。

关于曾国藩，史家褒贬不一，毁誉甚多。褒者誉之为治世之能吏、国家之肱股、旷代之奇才，甚至将他的著述家书奉为治国齐家之圭臬，须臾不可缺之稀珍，枕上、马上、厕中必备之物。贬者斥之为乱世之鬼枭、罕世之酷吏、祸国殃民之妖孽，更有百姓呵之曰杀人如麻的“曾剃头”。著者唐浩明先生却没有作这样的以偏概全的简单处理。在对史料毫无遗漏的占有以及对人物入木三分的了解的基础上，他塑造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立体的、复杂的、多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人物，从而使我们对曾国藩这个人物有了一个多面的、深入的、准确的全息的测定与透视。

作者从曾国藩“奔丧遇险”，使人物在初次亮相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交代了曾国藩效命清廷的社会原因及思想基础。他蒙清室之厚泽，从一芥乡儒侧身清宦之列，可以说没有清廷就没有他曾国藩，而他又深治经学、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精研《孙子兵法》、戚继光之《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立志文追韩愈、武比李泌，可谓管仲、诸葛一流人才，而他的这些政治抱负与理想，也只有依靠清廷这唯一的“合法政府”才得以实现。清廷虽为“鞑虏蛮夷”、“满蒙异族”，可这个异族毕竟接收了汉族的正统文化——孔孟之学，所以，即使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也依旧打动不了这个孔孟之徒，甚至自称“南蛮异族”也决不有丝毫不动摇。这就注定了他必然要做这个行将就木的清廷的最后一道祭品，从而延缓阻滞了社会的进步，甚至使历史走向令人窒息的倒退。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寄托于清廷、个人命运维系于清廷，即便他深治经学也好，留意经济也好，学问渊懿也好，精研兵法也好，一旦做了国耻不断、必然灭亡的清廷的附庸，他带给自己的也将是悲剧，带给民族的也将是悲剧。

作者是十分精确地把握了这个特定人物在这一特定环境的微妙“尺度”的。所以，虽然他开篇未直写曾国藩运筹帷幄，而是宕开一笔，虚写曾国藩江湖遇险、结交义士、奉守孝悌，寥寥几笔，已将曾国藩刚毅多诈、仗义施财、善遇下僚，决非性尚空谈、沉溺于经学而不能自拔的腐儒这一性格特点勾勒而出，为人物下一步的性格铺展埋下了伏笔。作者行笔至此，又游刃而出，转入“长沙激战”的描写，实写清兵绿营与太平天国的两军对垒，并引出左宗棠等著名人物，在行文从容舒缓之时突然转入凌厉快捷，将烽火四起、形势严峻的时代大舞台迅速推至读者眼前，既展现了当时尖锐激烈的社会背景，也从绿营的不堪一击引出了创建“湘勇”的必要，给人物的登场——“墨绖出山”作出了充足的铺垫。其间又穿插了曾国藩在朝政绩、治学修身之道，以及左宗棠纵谈兵法诸情节，信笔点染，穿插自然，摇曳生姿，趣味盎然，而毫无许多历史小说惯有的堆砌罗列之感。

曾国藩是个人才，创办湘勇的确使他酝酿多年的政治理想化为了现实，使他孕藏已久的治军才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他是翰林出身潜心经学，却决不是埋首书阁的蠹虫蛀蚁冬烘先生，古之《孔子兵法》、近代之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他更是谙熟于胸。作者这里有意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唐鉴、江忠源作了一番比较，曾国藩似乎更冷酷练达热心务实一些，他的确是那样庸碌百官中的孤独者、脱颖而出者。看了曾国藩“初办团练”，不知怎么的，倒使我想起了柯云路笔下的《新星》中的改革家李向南，这也许是一个滑稽的联想，但二者的行政手腕、办事作风的确非常接近，只不过他们各自服务的政治对象不同。他下车伊始，即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深恶痛绝，奉行“乱世须用重刑”，对官场严加整饬、对匪盗严加镇压，另一方面扶植亲信，组建自己的坚不可摧的政治集团与军事力量，言必行，行必果，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湖南局面整饬一新。也许，这个情节是最能体现曾国藩性格复杂层面的一个断面。

作者在这里不陈己言、不述己见，不加贬褒，只将曾国藩所作所为尽陈于纸，即将一个立体多维复杂多重的封建统治集团中独具个性的形象凸现而出。为平息匪患，他不惜开罪地方、一次滥杀十三人，“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虽被百姓斥之为“曾剃头”，却一时也行之有效，使湖南境内乱平境安。他组建湘勇、广募人才、礼贤下士、带兵有方、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尽忠报国、刻苦操练，将戚继光练兵之法悉用于治军，竟操练出一支战斗力远远大于正规军的“湘勇”。为树湘勇军威，他不惜得罪湖南巡抚骆秉章，怒斥那带兵处领邓绍良，为肃军纪，他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甚至不惜诛杀亲信金松龄。这些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描写，使曾国藩初次亮相，就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

“墨绖出山”、“初办团练”、“衡州练勇”，一切准备就绪，人物粉墨出场，作者开始倾尽千钧之力，将人物推向斗争更加激烈形势更为错综的剿歼太平天国的最前线。

曾国藩文追韩愈，已见端倪，可武是否可比李泌，就要在下部以见分晓了。曾国藩个性制高点，就要在最能凸现人物性格的激烈战争环境中展现。

就曾国藩上书请缨，“一展宏图”来说，似乎具有某种喜剧性，可作者洞察历史，深刻地挖掘其深涵史实表层下的悲剧基调。曾国藩服务的政治对象、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的悲剧性；曾国藩卓立朝野、刚正不阿、守节清廉、励精图治的迥异于腐朽官场的个性，以及这种不同流合污、一意孤行所带来的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当他极其狂热、歇斯底里投入对太平天国的围剿时，其愈是精忠报国、刚正清廉、鞠躬尽瘁，其悲剧色彩就愈是浓重。

然而，曾国藩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亲拟“讨粤”檄文，却理屈辞穷；正当踌躇满志之际，一道降级使用的上谕使他从头凉到脚。凡此种种已见艰窘狼狈，偏偏又在水师首战之中靖港大败。从这看来，奸雄鬼枭、忠贞不贰报效天廷者，也有遭受奇耻大冤、蒙受莫大委屈之时，读来的确使人忍俊不禁。

作者着力描写曾国藩在复杂环境中的复杂性格。在征武昌这一节里，着笔于曾国藩的谋略与诡诈，为攻下武昌，他以败军以将湖北巡抚青麟为饵，以青楼女子蚕儿为诱，竟使彭玉麟渗入“长毛”武昌驻守头领石祯祥的深宅，其惊其险，触目惊心，后又用塾师之计，炸开城墙，终于立下攻陷武昌之首功。在攻陷武昌后，他一面要搏击来自正面的太平军凌厉勇猛的枪林弹雨，一面又要抵御来自清廷后院的防不胜防的暗箭。作者通过描写他与朝廷派来监视他的镶黄旗、兵部郎中德音抗布的斗智斗法，展现了其性格狡猾多诈的一面。申名标为贪造船之银，以奇异玛瑙相赠。向来不允湘营贪污的曾国藩，却借为前来监视他的副都统多隆阿设下的“鸿门宴”，揭露有人“要用这颗玛瑙换我的八千两银子哩！”既杜绝了湘营贪污中饱之风，也博取了多隆阿、德音抗布对他的廉洁奉公、治军严明的好印象，真可谓一箭双雕。诸如此类，使用我们看到曾国藩的确是封建官僚由不同凡响的人物。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正与邪、善与恶的多重交织中，复杂地发展着运动着。

在剑拔弩张的“田镇大捷”前，作者一张一弛，不忘腾出闲笔抒写的“三国周郎赤壁畔，美人名士结良缘。”在“玉麟画梅”、“晨游赤壁”、“误购伪砚”、“夜对酒令”中，读者不仅从戈予相拔、幕帏争斗的紧张气氛中歆享到闲云野鹤之韵致、诗意盎然之美趣，还展现了曾国藩“武略文韬”的另一面，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性格。而“田镇大捷”则较多使用“三国”、“水浒”笔法，场面波澜壮阔，可观可读，引人入胜。

作者写得更为精采的，似乎是怵目惊心的来自朝廷内帏的倾轧，军营内部的阋墙。曾国藩这个对清廷忠心耿耿、以死相报的官员，险些作了封建官场这座阴森可怖的祭坛上的牺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国藩逃过了朝廷内帏从背后直射他心窝的暗箭，德音抗布又在他的军垒后院为忠心耿耿的曾大人挖掘陷井，竟以曾国藩身患癣疾“诬”之为“真龙下凡”，欲假清廷之手陷曾国藩于死地。但曾国藩却是魔中之魔，竟不露痕迹胆大包天地暗中干掉了这个圣祖爷的后裔，当今皇上的叔辈，使人不得不膺服“曾剃头”这道高一尸魔高一丈的超级手腕。

《曾国藩》塑造了一个历史文学中空前复杂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