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训”是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逐渐走向崩溃的情况下出现的。它是地主买办阶级绞杀农民革命的产物，是祭起孔老二的亡灵，“重兴理学”，“重振朝纲”，挽救垂亡的挣扎。

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早在乾嘉时期就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更陷入崩溃的边缘。一八五一年，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又沉重地打击了地主政权，动摇了封建制度，使清王朝的统治更趋崩溃。反动的清王朝调兵遣将，作垂死挣扎。但是封建地主阶级已窳败到无以自救的地步，皆“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挽救清王朝，反而“变诈相角，自图其安”。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力图振作起来，拼凑本阶级虚弱力量，去绞杀革命，“重振朝纲”。在这时，“家训”就成为网罗刽子手绞杀革命的一个重要工具被地主阶级重视起来。

另外，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作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程朱理学，由于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法家的批判，已经衰微不堪。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已被士大夫视为进仕的敲门砖，不明其理，更不“修身”。伦理纲常已渐被人唾弃，仆人违反主仆之伦纪，子女违忤“父纲”，民“不畏君上”，臣不忠君已极为普遍。太平天国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所到之处，将文庙、学宫、经书“尽行梦除”。这使理学更加衰微。

孔孟之道与理学是封建统治的命根子，失去它，就无法支撑危亡的局面。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自身的垂亡，便抬出了孔丘和朱熹的亡灵，决心要“重心理学”。咸丰帝多次“诣文庙行释典礼，亲临辟雍讲学”，被称为儒学“大师”的倭仁、唐鉴、穆彰阿之流，也大讲理学，“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大刽子手曾国藩则跳将起来，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卫道，要与太平军拼到底。他把程朱理学乔装打扮，揉合了没落阶级的反动意识和买办思想，做为杀人武器。他大吹大擂，扬言要用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去“育民淑泄”，换言之，就是用理学把分崩离析的地主阶级网罗在一起去镇压革命，使历史车轮倒转。曾国藩的“家训”就是适应地主买办阶级刽子手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

曾国藩的“家训”是由曾国藩在三十年的反革命生涯中，给子弟们的数百封书信所构成。曾国藩死后，这些黑话连篇的家书，由他的弟弟和门徒的亲自审定，编成《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家》出版。

这个《家书》《家训》，字字句句都浸透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毒汁，篇篇章章都散发着地主买办阶级腐朽思想的臭气。曾国藩就通过它去“行道于妻子”，“垂教于宗族乡党”，网罗同宗、同乡、姻党、门弟、兄弟等牛鬼蛇神，妄图建立刽子手的家天下。他从一八三八年应试举翰林那天起，就把“家训”放在重要地位。一八五二年他以在藉侍郎身分，在湖南湘乡家乡守母丧，适逢太平军进入湖南，他就“墨绖从戎”，以亲友、乡党、同学、师生的封建关系，组织起地主武装“团练”（后来扩充为最凶狠的湘军），进行顽抗。从此以后，他在军中，更是死抱“家训”不放。

曾国藩的“家训”，绝不是一家之“训”，它是地主买办阶级搜罗私党建立刽子手家天下的“训诫”，是刽子手、野心家纠集牛鬼蛇神绞杀革命的自白书。它的毒汁四溅，成了后来刽子手、野心家用孔孟之道网罗死党的黑标本。独夫民贼蒋介石在垂死挣扎时，把曾国藩的“家训”看成灵丹妙药，不仅自己“反复阅读”曾氏《家书》，还叫他的儿子读曾氏《家训》，还把曾国藩的杀人之道编成兵法书籍，叫他的爪牙和儿子阅读，以便接过曾国藩的反动衣钵。大野心家林彪为了复辟卖国，也效法曾国藩的伎俩，用孔孟之道作为“家教”，网罗死党建立林家法西斯家天下。可见，曾国藩的“家训”，由于是适应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需要，所以被后来的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林彪之流当做反革命衣钵接了过去。

曾国藩的“家训”，包罗万象，内容繁杂，但从它的反动实质去观察，不外包括三个东西：“世守礼仪”——反革命纲领；“修己治人”——罪恶行径；口密腹剑——反革命手法。

曾国藩的“家训”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复礼”的黑线。他把“礼”看成是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最根本的东西。他胡说什么：“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又胡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所以他在绞杀革命的过程中，念念不忘“复礼”。他不仅自己“以克己复礼，至诚不息为自课之方”，扬言要“以礼为持守之基”，并且一再谆饬子弟和部将“读书居官，世守礼仪”。为了要做到“世守礼仪”，他“教诲”子弟和部将读“四书”“五经”，“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而且特别强调学习朱熹的章句集注。这些儒经，其核心是一个“礼”字。孔丘把“礼”放在首位，让门徒以“礼”来约束自己。曾国藩“教诲”子弟和部将的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那一套。他说：“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要使“先王之制礼”，“人人纳于轨范之中”。

他为什么一再叫嚷要“世守礼仪”呢？从本质上说，是“以杀贼为志”，“重振朝纲”，就是把刽子手网罗在一起，镇压革命，“弥缝天地之缺憾”。在他看来，农民起来造反，把孔老二的灵牌打翻在地，把封建政权打得七零八落，这就是违反“礼”，他拼凑刽子手“勘大乱”，屠杀人民，这才叫“衷于礼”。这就不难看出，“世守礼仪”就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屠杀人民。

曾国藩对他的子弟和部将一再狂喊“修己治人”，这个“修己治人”是什么货色？概括起来就是读经，“修己”，杀人，卖国。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曾国藩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一再“教诲”子弟和部将通晓经书；用孔孟之道“修己”。曾国藩对子弟和部将大讲唯心主义的“诚”，胡说“诚”是物质世界的主宰，“不诚无物”。他把“诚”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动精神支柱，鼓吹“诚”能够使“畏难避害”者，“浩然捐生”。他又把“诚”与“忠君”结合起来，宣扬“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要求子弟和部将要“忠诚”，要为君卖命，要象他那样，以杀人“报吾君”，象死去的刽子手那样“忠君谋国”。曾国藩对子弟和部将又大讲“三纲之道”，胡说“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要求他们要把“三纲之道”看成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丝毫不能违忤。曾国藩还要求子弟和部将加强封建道德修养。修养的内容不外是从孔家店那里贩来的“谦谨”、“敬恕”、“清廉”、“勤俭”等极端虚伪的破烂货。曾国藩对子弟和部将还大肆宣扬唯意志的人格矫强论。在战场上杀人时，他狂喊要“硬”，要“强”，要有打肿脸充胖子，“打脱牙和血吞”的死硬精神，要“取义成仁，舍死极轨”。

曾国藩要子弟和部将用孔孟之道“修己”时，大讲“通经致用”。他说什么：“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些言。”很明显，这是教子弟通晓经书加紧“修己”，致“用兵执政”之用，致刽子手杀人之用。从他的反动一生观之，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在统率湘军绞杀革命时，一再“教诲”他的弟弟和部将，胜利时要读经，失利时也要读经；早晨出外打仗，晚上回来“问道”。这些刽子手们，在战场上一手捧着儒家经典，一手挥舞着杀人屠刀，大肆杀人，深受他的赞赏。他把这种刽子手兼牧师的虚伪残暴行径，说成是“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出而御寇，戎马艰辛；入而问道，克己求仁”。这就不难看出，他教子弟读经“修己”，完全是为了绞杀革命了。

曾国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自称兄弟带兵是“以杀人为业”，还承认自己“残忍严酷”。由于他杀人如麻，人们叫他“曾剃头”，他向咸丰帝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自称“以杀人为业”，承认自己“残忍严酷”，这与魔鬼何异？他还向子弟们传授杀人之道。胡说带兵就是“以杀贼为志”，不要“以多杀人为悔”，要把杀人视为乐趣。杀人要杀绝，“斩刈殆尽”，才能“无后患”。胡说这种残暴就是“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他主张让幼年儿子到杀人场上“见识”“见识”，以便将来接过杀人的屠刀。他又把升官作为诱饵，向刽子手弟弟许愿，只要肯为君卖命，将来打了胜仗，“自可保升太守”。当这些说教不灵时，便向上帝求救，抬出了“尽人谋，以听天”的“天命论”。在为“天命”思想已动摇，他只得变换一下手法。在攻城紧急时，他就用这个谬论为他的弟弟和部将打气，胡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当失败时又狂喊：“大战争、大事业，人谋尽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妄图以此稳住军心。这种血淋淋的黑话和残暴的行径，充分说明曾国藩的“家训”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传宗接代的“训诫”。

曾国藩的家是个蝎子窝，他们兄弟五人和他的老子都是杀人刽子手。曾国藩为了掩盖这个凶恶的丑象，抬出了“中庸之道”。他把兄弟四人在前线绞杀革命称作“以杀人为业，以自强为本”，把他的大弟弟在家乡督办“团练”称作“以生人为心，以柔弱为用”，说这就是“庶相反而适以相成”。但是，历史表明，他们兄弟五人，无论在军在家，哪有半点“以生人为心”，有的却是“以杀人为业”，以杀人为快。他的老子和大弟弟在家乡成了地方一霸，仗势欺人，杀人如麻，动辄把人民送到县衙处死。为了修码头，竟然杀死十六个人代猪祭神。这种残暴的行径说明，曾国藩用“家训”教化出来的这个家，真是刽子手的家天下。

但是，这种极端的残暴，只能说明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并不能挽救自身的灭亡。曾国藩和他的弟弟都遭到革命人民的惩罚。曾国藩被打得“终日惶惶，如坐针毡”，“昼无甘食，宵有警梦”，三次投水自杀未遂。他的两个罪恶累累的刽子手弟弟相继被击毙。这是刽子手的最后下场。

曾国藩这些大刽子手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便投到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怀抱，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绞杀革命。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曾国藩的“家训”，在这时就成为传授卖国的工具了。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推行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安内攘外”反革命路线的鼻祖。在太平军打击之下，他叫喊，“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他主张出卖民族利益“借师助剿”，胡说这是“安内攘外之至意”。他对外国侵略者，主张投降，对卖国条约，主张以“不失信于外人为是”。胡说什么，“守定和议，绝无更改”，“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在他看来，这就是“治国安邦”的“上策”。

曾国藩是把孔孟之道用于卖国的典型人物。他把儒家的“忠信笃敬”、“礼让”做为忠顺洋主子的理论根据。他宣称与洋主子交往的“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在勾结侵略者共同绞杀革命时，就根据这个谬论，与洋主子“言必忠信，行必笃敬”，“谦卑逊顺，匪骄匪傲”。他相信“洋人与我同其利害”，没有毁我“宗庙社稷”的野心，反而“有德于我”。李鸿章也叫喊：“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分界画。”这是一付多么卑鄙的卖国贼奴颜媚骨的凶象！毛主席在谴责地主买办阶级的卖国时指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曾国藩这些民族败类，为了绞杀人民革命，“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成了外国强盗的忠实走狗。

曾国藩把这个卖国方针作为“治家格言”，全部灌输到子弟们的头脑中。他与子弟们大谈跟洋主子要讲“忠信笃敬”，要讲“和戎之策”。曾国藩的卖国路线被他的子弟作为“典范”继承了下来。他的弟弟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内，向洋大人摇尾乞怜，变成了哈巴狗。后来爬上了南洋大臣的宝座，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南北呼应，共同推行曾国藩的卖国外交路线。特别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袭了侯爵，当上了驻英法的公使，成了清王朝外交场上推行曾国藩卖国路线极为显赫的人物。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投降，胡说如果反抗，“兵戎一启，后患滋长”，“今日之事，战守皆不足恃”，唯一的办法就是“言和”，割地赔款。一八八一年，他与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时，断送了我国西部大片领土。一八八五年，又与英国签订卖国条约，使鸦片输入合法化。他这一切卖国活动，博得了洋主子的欢心和喝采，说他有可能“继承赫德爵士”和“取得李鸿章的地位”。这两个家伙，一个是帝国主义分子，一个是洋奴，他们狼狈为奸，控制着清王朝的外交大权，葬送了中国多少领土和权益！这一切都说明，曾国藩用孔孟之道一手精心培育起来的这个后代，已经买办化到何等惊人的程度！他用“家训”教化出来的这个家，真可谓卖国贼的家天下。

曾国藩的“家训”还充塞着反革命两面派的罪恶手法。曾国藩一贯把自己打扮成“泛爱众”的正人君子，揭开虚伪的面纱，不难看出，他却是嗜血成性的魔鬼。他言必称“诚”、“仁”，口不离“爱民”，假惺惺地说什么“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官不爱民，余所痛憾！”但是一到杀人时就暴露了魔鬼的本相。他对民众“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甚至“剜目凌迟”，令兵士割肉生吞。在攻陷天京时，令他的弟弟“闭城分段搜杀三日夜”，死者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残暴的刽子手，竟然口口声声讲什么“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反革命两面派一边吃人，一边流泪的丑恶本相。他也是个口谈“廉耻”，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他在家书中，经常把“淡于荣利”，“不必作官”，“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上他对待利禄，就象苍蝇看到了屎一样，眼红心动，冒没奔竞。在绞杀革命时，他们兄弟都“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他们在“廉耻”的幌子下，都名利双收，成了暴发户。官至督抚，爵至侯伯，家资数百万，只曾国荃一人就有土地百余顷。他还向子弟们传授耍两面派的秘诀：在杀了人之后，不但“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还必须“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表里不一，口密腹剑，是刽子手、卖国贼、野心家所惯用的反革命反法。

曾国藩的“家训”是适应地主买办阶级反革命的需要而出现的。正由于这个阶级的特点，使我们看到，蒋介石的法西斯《须知》、林彪的法西斯“家教”与曾国藩的刽子手“家训”是多么类似！

曾国藩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教诲”子弟读经，“克己复礼”，“世守礼仪”。蒋介石为了围攻工农革命，把“克己复礼”写在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须知》的手册中。他还在自修“箴言”里，大讲什么“自反守约，克己复礼”等陈词谰言。林彪妄图实现法西斯家天下的狼子野心，也大谈特谈“克己复礼”。他连续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让儿子孙和死党用“韦编三绝的精神”学习孔孟之道，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曾国藩要子弟和部将用孔孟之道“修己”，致“用兵执政”之用，狂喊“以杀人为业”，“以杀贼为志”。蒋介石更是一个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在对工农大众血腥屠杀时，大喊“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又大喊：“剿‘匪’就是行仁。”“行仁”就是杀人，这正是他所说的“修身立业”。林彪也教子读经、杀人。他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指令他的儿子和死党炮制出罪恶的《“571工程”纪要》，组织法西斯“联合舰队”，妄图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叫嚣“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妄图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打下去。

曾国藩为了绞杀农民革命，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借师助剿”。他又提出了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安内攘外”谬论。蒋介石为了绞杀工农革命，屈膝于美帝，借外洋以“勘乱”。他又制订了“安内攘外”政策，叫嚣：“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他说的“攘外”是假，屠杀人民才是真，是道地的反共卖国政策。林彪为了篡权复辟，也妄图借助苏修力量，控制国内各种力量，投靠苏修，充当苏修“核保护伞”下的儿皇帝，要变中国为苏修的殖民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曾国藩是个笑面虎，口蜜腹剑，大耍两面派手法。蒋介石也是个笑里藏刀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面大讲“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和平），另方面对人民进行法西斯的惨杀。林彪更是个阴一套，阳一套，机关算尽，坏事做绝的阴谋家、两面派。他为了隐藏反革命的野心，用孔孟之道训诫儿子和死党搞“韬晦”策略。他一面，“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把自己打扮成“柔顺而又沉静”，“谦恭而又敬重”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结党营私，分裂党，另立党中央，妄图建立林家的法西斯家天下。

从以上这个对比来看，这三个吸血鬼，一种腔调，一种行径，他们好象是同母三胎孪生兄弟。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尊孔、复辟、卖国、耍两面派四位一体，这是中国近现代反动派的重要特征。一切反动阶级，要挽救自身的死亡，必然要尊孔，而尊孔必然要复辟、卖国、耍两面派。他们还唯恐断了香烟，绝了后，要把这套反革命衣钵代代传下去，妄图永远维系他们世袭的天堂。一切刽子手、野心家，为了复辟、卖国，必然要把拉山头，搞宗派，培植个人势力作为一个手段。曾国藩网罗他的“宗族乡党”，以及门徒、子弟，建立曾氏的刽子手家天下。林彪为了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我为中心”，大搞结党营私。他一面排斥异己，打击革命干部，一面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家天下。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切违背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不论他们把儒家的思想武器磨得闪闪发光，耍尽了两面派手法，也挽救不了复灭的命运。“顽固分子，实际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曾国藩、蒋介石没有逃出这个可耻的下场，效法曾国藩教子读经，搞法西斯“箴言”，妄图分裂党，建立法西斯家天下的林彪，也没有逃出这个可耻的下场。

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的大好形势下，把曾国藩的“家训”与林彪的“家教”拿出来批判，对认清林彪分裂党的罪行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