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世学派，以龚自珍、魏源为旗帜，而魏氏在经世文面的建树比龚氏更大。左宗棠曾说：“道光朝讲经世学者惟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魏源的经世之学代表了近代湖湘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重经世而讲义理。从陶澍、魏源到左、胡，都是以经世学为主干而兼讲性理。贺长龄、曾国藩则以义理之学为基础而提倡经世致用。因为曾国藩是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的经世思想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洋务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探求他的得失，可以为历史借鉴。

（一）

钱穆评价清代的汉学是“只诵先圣遗言，不管时王制度”。他们也讲实学，但是在清廷的高压政策下，他们的求实只是用之于远离社会政治的资料考证，文字训诂。到晚清，清朝的统治已经衰落，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促使士大夫寻求救时济物之方，于是今文经学开始兴起。今文经学“是要凭经学权威来指导当前”。他们重新标举清初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要用儒学传统的重实用的思想，在封建国家的危机面前寻求一条革新除弊的道路。

经世之学成为晚清学术的一个总的方向。在湖南地方，清初王夫之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船山的实学表现在既讲性理又重经世。整个清代，这种体用兼备的理学成为湖湘学术的主流。在乾嘉考据学盛行全国时，湖南地方受考据学风的影响却很少。当晚清经世学重新兴起，湖南学术却因之而兴盛起来，晚清的经世学派，实际上是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湖湘学人倡导开创的。以贺长龄领衔而由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学派兴起的一个里程碑。贺长岭讲经世学仍然是以理学为基础，到唐鉴与曾国藩，则正式揭举理学经世的旗帜。

鸦片战争以前，曾国藩仕途顺利，但对社会政治、国计民生一直非常关心。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自蹙之势。”他曾向清廷献计献策，希求除弊革新，但这些上书“或下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者干脆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书生之血诚，徙以供胥吏唾弃之具”。他不是只要权势不问国计民生的政客，也不是只讲学问不管世事的淳儒，所以在京城的十年仕宦中，他一面从唐鉴等人学习修己治人的理学，一面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

他曾经问唐鉴“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并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抄记，“以备政事之考”。他潜心阅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皇朝经世文编》。在服膺理学的同时，他紧跟了晚清经世学的潮流。他在前期把清代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类，后期则增加经济一类，把原来结合在他的理学之中的经世学单独列出来，表明经世学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

曾国藩的经世学不同于魏源的地方在于，他的经世致用始终围绕着修己治人的伦理政治核心。在学术上，他主张兼容汉学与宋学，把清代汉学家考据上的求实精神应用到实际事功上去。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非，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者乎”。经过改造的“实事求是”，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而已成为一种注重实践的认识方法和结合理学伦理道德的经世方针。他的经世之学把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与修己治人的政治伦理紧密结合，他自己称之为礼学。

他的礼学是用礼把讲求道德修养的内圣之学与讲求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统一起来，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说：“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己”“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在他的礼学中，既有主敬存理的内心修养功夫又有维护三纲五常，“上下尊卑，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封建伦理秩序。二者结合而落实在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上。

（二）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前期表现在他的革除弊政的尝试中。在太平军起义之初，他评论广西农民起义迅速发展的原因，认为是官吏的贪暴和腐败造成的。“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他曾向皇帝上《条陈民间疾苦疏》，指出当时的三大弊政：“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当他的革除弊政的上疏没有得到反应时，他甚至冒着风险上疏批评咸丰皇帝骄矜拒谏，意欲促成其除弊革新的决心，但最终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受命镇压太平军以后，他的经世世用的礼学也得到最大的发挥。他的礼学不是做一个学问家，而是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做永垂史册的圣贤。因此，他的经世思想就兼收并蓄传统文化中一切应用的理论与方法，用以解决现实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他认为：“天下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些都是传统的治官、理财、治兵的政治、经济范畴。在方法上他主张“上溯前代沿革之本末”，又提倡随时变通，“前采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里的学也就是事，事也就是学，二者是统一的。他说：“艺成以多作多写为要，亦须自辟门径，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而亦须能树人，能立法。能是二者，虽不拓疆不泽民，不害其为功也”。他的经世之学，要解决的是封建政治经济体系里的老问题，但“不依傍古人格式”的随时变通的观念，使他能在西方文化入侵面前，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一场自救运动，引进和学习一些西方技术，成为古老的封建帝国向近代化转化的缓慢的开端。

曾国藩的学习西方技术是从迫切的军事需要开始的。1860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紧张战斗中，曾国藩发现洋枪洋炮的重要作用，他向清廷建议：“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种学习不是对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的自觉的应变，而是被形势逼出来的，因而是被动的。曾国藩一生没有专门谈论过西学，他对西学的了解没有超过乾嘉汉学家重视天文历算的程度。因此，他的学习西方技，目标并不明确，方法则是实用主义的，什么对我有用就学什么。这种认识和方法，构成以后洋务运动的基调。

如何对待洋人，是洋务派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过去人们从天津教案得出曾国藩崇洋媚外的结论。但从他的整个言行看，他并不崇洋也不主张媚外。他甚至对那些崇洋媚外的士人非常鄙视，说他们“奉洋如神，积非胜是”。他听说上海的买办官员杨坊遭人痛打，十分高兴，给李鸿章写信说：“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然而他毕竟没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那种抗战立场，而是从封建政权的整体利益出发，寻求一条与洋人合作的道路。他在一次与幕僚讨论夷务时说：“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应该在那里着眼呢？应该从洋人有德于我着眼，所谓有德，就是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他是把维护封建秩序摆在首位的。同时又看到清政府不是洋人对手的实际情况，提出“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把抗战变成了守和，而把理学的“忠信笃敬”四字扩大到与列强打交道的外交方针上。

曾国藩的“师夷技以自强”的洋务思想，因为有了维护封建秩序这个中心，所以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它变成了官家的事务，而失去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国的激动的活力。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曾国藩主持的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建立起来了。以后安庆军械所逐步扩大，发展为江南制造局，开始了中国自己制炮造船的近代工业。当江南制造局属下的江南造船厂造出第一艘轮船“恬吉”号，驶到江宁请曾国藩试船，曾国藩非常高兴，向清政府报喜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表明他对学西技是很重视的。他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作龙舟为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作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在学造船制炮的夷技的同时，也注意引进一些西方的科技文化，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在他主持之下，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繙出”。他在幕府罗致了各种天文、算学、机器、法律方面的人才，他又向朝廷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引申另勒成书”。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对比当时封闭虚矫不知世事的所谓清议派的士大夫来说，是很开放的，对促进学习西方技术和开创近代工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曾国藩以理学为基础的经世思想，在镇压太平天国、挽救封建政权的危局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高举起捍卫儒家道统的旗帜、集结一批对传统文化有真心信仰的士人，战胜艰难困苦，力挽狂澜，重整封建秩序。在这里，他的事功与道德结合得水乳交融。然而，当他的经世思想变成洋务思想时，因为摆脱不了他的理学的格局，固守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所以，这位扶持名教的中兴名臣，虽成为了一代旧知识分子的楷模，却不能引导中国开创一个新时代。

曾国藩办洋务，讲求一件一件“积铢累寸”的实事实功，可以说是一个踏踏实实办实事的人。但是，由于他对外来的西方文明没有纵观全局的认识和考虑，引进西学西技就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因时制宜。坚持君臣父子的伦理价值观，使他不能有变革社会的精神，而带实用性的引进与学习，既受到封建价值体系的严重限制，其功用的效率，又窒息在庞大而腐败的官僚体制中。因此，曾李等人开创的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曾国藩的经世学服从于理学，所以，他的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也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这个目标本身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他们把自强求富的基点放在维护封建道统和治统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器不变道”。他们希望以旧瓶装新酒，既不触动封建秩序，又能发展近代的生产。曾国藩在奏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奏折中指出：出洋幼童应“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定期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这种观念，奠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基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是某一个洋务派人物提出的口号，而是三十几年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的是“当时流行语”。应该看到，在古老的封闭的封建文化下，中体西用的口号毕竟还是注意到了外来的西方文化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这个口号，为近代西方的科技文化进入中国开了一个口子。然而，无论是曾国藩或者是洋务派的晚辈，他们都有一个儒家道统应万世不易，中国封建体制是诗书礼义的完美典型的虚矫的心理。他们既不愿否定心中传统的偶象，也不愿放弃延续了几千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纲常制度。正如光绪皇帝在决心进行维新变法的诏书中说：“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并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造成通达济变之人才”。因为封建的纲常制度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不仅有文化精神的价值支柱，也有实际的阶级利益。

曾国藩以理学道德观为核心的精神信仰，是他的许多先辈前贤的精神积累，他为这种虚幻的道德理想而呕心沥血。在实践中，他有时也看到这种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他一方面痛恨政治的昏弊、官吏的贪婪庸懦，一方面又无情地镇压敢于破坏封建秩序的农民起义，极力支撑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他的讲实事求实用的经世之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自强求富的洋务新政，在封建末世不可挽回的腐朽与衰败当中，在他的以理学精神为本源的坚定信仰上涂抹了一层悲剧的色彩。在镇压农民起义取得胜利以后，他得到位极人臣的名与利，但他心里从来没有轻松过，反而经常处在一种焦虑和愧悔不安的心理状态中，这在他晚年的日记中经常表露出来。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和价值观念，在近代文明的冲击下在发生痛苦的蜕变，这种变是不自觉也不自愿的。

一种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中，首先是抗拒，然后是想战胜这个异己的力量。在这个冲突中，民族感情、文化感情与封闭愚昧交织在一起，巨大的文化惯性与实际的政治动因交织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守旧势力。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得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们，虽有求富、求强的良好动机，却不愿也不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的文明。只是在西方列强威胁民族生存的压力下，被迫开放自己文化的表层，学一些近代的物质文明，而且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学一些枝枝节节。对文化深层的制度、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则不敢作丝毫的触动。他们兴办近代工业的一些实事实功，因而闭死在庞大而僵化的封建体制中。

力图应变而又不能变，这是古老的东方文明衰落的悲剧。这种悲剧集中体现在曾国藩这个人物身上，他以禹墨的勤俭、严格律己的道德，实事求是的实干精神，自强求富的经世致用方针，但只能在维护封建政权上建功立业，而不能使中国达到富强的目的，也不能“师夷之长技而制夷”。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传统文化道统的自觉捍卫者；作为自强新政的创始人，他又带头把西方科技文化引入了古老的中国。在他的身上，不仅反映了传统的儒学道德的基本精神，也包容了传统文化中一切实用的理性与方法，容宏说他是“旧教育之特产之物”。剖析这个人物的思想与精神，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