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他既是“中兴名臣”，又是“一代儒宗”。他无论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还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
曾国藩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代，正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奋起进行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时代。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护日趋崩溃的封建制度，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妥协投降，这是曾国藩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
为了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战争，曾国藩兼采儒法两家之言，一方面，他鼓吹“隆礼”，企图用封建礼教将“人人纳于轨范之中”，另一方面则始终紧握屠刀，进行血腥镇压。其中，后一手是主要的、根本的，前者乃是后者的辅助手段。
曾国藩宣称，人民所以群起造反，是由于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苟且偷安，而且对人民太“宽仁”了。他说：“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依据这种分析，他主张以“威猛救时”。“威猛救时”，这是他当时对付农民起义、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根本主张。从“威猛救时”出发，他坚决反对“以宽厚为心”，“姑息优容”，认为“宽厚论说”“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必须坚决抛弃。他曾一再宣称：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
他认为，“当此有事之秋”，“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对于敢于武装反抗的人民只有“痛加诛戮”，才能“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封建地主阶级才有“安生之日”。所以，他主张“纯用重典，以锄强暴”。
曾国藩的这套主张乃是直接吸取了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法家“严刑以致乂安”的思想。他说：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乂安。……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
这里，所谓“除莠爱苗”、“惩恶安良”的说法系来源于韩非“惜草茅者耗不穗，惠盗贼者伤良民”的理论。他们都认为，只有对人民严厉镇压，才能换来地主阶级的安宁。
从“威猛救时”说出发，曾国藩对自己的严酷残忍是毫不隐讳的。他在一封家书中曾坦白承认，他与其弟曾国荃，一生“皆以杀人为业”。曾国藩一面承认自己“以杀人为业”，一面又把他的好杀归之于“时势所迫。”他曾几次说：“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曾国藩的这些话，是为其刽子手行径辩解，但也确实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在人民奋起武装反抗、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年代里，反动统治阶级势必要比平日更加凶残千百倍，这乃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曾国藩的时代，既是农民革命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的时代。对清朝封建统治者来说，这是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如何摆脱这内外交困的处境？曾国藩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他对内主张镇压，而对外则主张妥协，态度十分明确。
从恐洋惧外的卑劣心理出发，曾国藩首先散布抵抗必败的失败主义、悲观主义论调。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即认为“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是无法抗御的。而从国内形势来说，他认为，“方今发、捻交炽，苗祸日深，中国实自治之不暇。”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就只能“与洋人相安无事”，断不可“别寻衅端”。他又进而分析了外国侵略者的对华政策，认为它不仅无意毁灭清朝政权，而且还能帮助自己。他让清廷打消对外国侵略者的顾虑，并转而对它感恩戴德，培养对它的感情。他说：“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为了说服清廷，曾国藩又回顾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对外政策，作了一番对比：
伏见道光庚子（一八四○年）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穆宗，即同治帝）登极已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曾国藩作这番回顾和对比，目的在于说明，只有“守定和议”，坚持对外妥协，方才能做到相安无事，如不甘屈服，或者三心二意、“无一定之至计”，必将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他要求清廷今后应该“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不可再有游移、动摇。
从上述基本立场出发，曾国藩极力美化外国侵略者。诸如什么“英法二国素重信义”、“咪唎□人性质醇厚”，“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等等，在他的著作中是常见的。他一再劝说，要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打消对外国侵略者的顾虑，并彻底改变态度，对彼要“言忠信，行笃敬”，“无欺诈之心，无欺诈之言”，“和好而无猜”。总之，“为中国军民者”，对外国侵略者“但有和让，更无别义”。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中外和好”、“相合相安”，即在中国建立起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这完全适合外国侵略者的需要，充分暴露了曾国藩的反动立场。
二
曾国藩早年在京期间，曾从理学家唐鉴、倭仁游，“以朱子之书为日课”，“致力程朱之学”。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名儒”，是封建思想文化的维护者、倡导者。
在当时，思想学术界“汉宋之争”十分激烈，在这场斗争中，曾国藩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宋学的立场调和汉宋，认为二者皆有益于封建统治，不可偏废。他说：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他还批评过那种“崇道贬文”即崇宋学斥汉学的意见：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不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他还曾说：“自乾嘉以来，学者分别汉宋，党同妬真，判若水火，鲜不扬其颓波，失其初旨”。他对那些热衷于汉宋门户之争的封建学者是不满的。但是，他又强调“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徧观而尽取之”，他主张为学当“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
在宋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中，曾国藩总的态度是宗程朱、薄陆王，但门户之见并不严重。他对陆王有不少批评，但也有所肯定。比如，他曾称赞王守仁“磊落”，其文章“有光明俊伟之象”，对王的“拔本塞源论”。更是十分赞赏。在许多地方，他实际上吸取了陆王主观唯心论的精神。
整个说来，在当时的汉学宋学、程朱陆王之争中，曾国藩虽有倾向，但并不那么狭隘、极端，对某些攻击诋毁汉学、陆王的议论，他是不赞成的。比如，他就曾说：“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曾国藩不同于那些狭隘、迂腐的封建学者，他懂得兼收并蓄，因此他的思想比较庞杂，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成分是兼而有之的。
曾国藩接受传统的天命论，曾一再宣扬“畏天知命”、“乐天知命”的思想。为了欺骗、愚弄士兵，他宣称：“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以此煽惑湘军士兵为封建统治者卖命。他还相信一些鄙俗的鬼神迷信，诸如：“闻四弟言，家中连年生热毒者八人，并男共九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望时时打扫，但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咸丰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预知是年十月三河之败。”如此等等，在他的著述中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但总的说来，在天命、人事的关系上，曾国藩并不抹煞人事，在许多地方他是重视并强调人事的。某年春，大旱，“麦稼为旱所伤，高不过二、三寸”，“吐穗极少”。而“间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观”。由此他感叹说：“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
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皆以人谋而操必胜之权，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也。
鄙意以为中兴在乎得人，……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
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
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他进一步认为：“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所谓忠勤，便是“尽吾心”、“竭吾力”。由忠即可生出勤，进而生出智勇，做出事业。关于“命”与“勤”的关系，他有这么一段论述：“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他认为，名位爵禄出自天命，不应强求，但不能事事委诸天命，放弃人为，这样就要抹煞、否定人的主观努力，就将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滋长消极无为的思想，这是不利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此，在具体事务中，必须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即所谓“勤”的精神。
但是，曾国藩重人事的思想并没有引出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而是走向了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他看到人的活动都受一定思想观念、精神意志的支配，因而把思想观念、精神意志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原动力。他认为，所谓忠勤精神的根本是“诚”，因此，“诚”乃是宇宙的主宰，是人间一切事业的原动力。
他的以诚为本的主观唯心论，直接渊源于古代思孟学派的学说。他说：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什么是“诚”呢？他解释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箸也。”所谓“诚”，就是“不欺”、“无私”之诚心。他认为，天地所以运行不息，封建国家所以建立、存在，圣贤们所以做得成事业，全都靠了“诚”。
曾国藩宣称，至诚之心威力无穷。他转述了这么一件事：某家“有孝子、孝妇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妇尤孱弱”，其家失火，二人竟“舁其母灵柩于外”。他认为，这充分证明了“诚至则神应”。由此，他得出结论，凭“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他在不同场合一再鼓吹：“至诚所积，神奇应焉”，“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他力图让人相信，只要“诚至”了，就会出现奇迹，得以成功。
曾国藩大力鼓吹“诚至则神应”的唯意志论，是为了给垂死的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一只强心针，唤起他们的主观奋斗精神，去同革命农民拚死顽抗，度过危机。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风暴的猛烈冲击下，清朝封建统治被打得落花流水，连曾国藩也哀叹“大局殆无可挽回之理”。然而，这个封建制度的忠实卫护士是决不甘心的。他相信“功可强成，名可强立”，只要以“至诚之心”苦拚到底，终能挽回局面。他说：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
为把遍及国的农民战争烈火扑灭下去，使清朝统治得以“中兴”，曾国藩极力提倡那种拚死顽抗的“苦挣”精神。他说：“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为了能“撑”下去，他一再要求自己并号召同党，在艰危之际、受挫之时，“务须咬牙厉志”。他甚至一再提倡“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即不管前景如何，也要顽抗到底。所有这些，都是“诚”的精神的具体体现。
过去，一些资产阶级人士曾把曾国藩的“成功”，归之于他的“心力”、“良心”、“血性”、“精诚”的作用，藉以宣扬主观唯心论。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惟恃一己之心力”，“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蔡锷曾说，曾国藩本“一介书生”，“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这些议论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农民战争烈火燎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年代里，曾国藩的“诚”字哲学曾是反动统治阶级拚死顽抗的重要精神支柱，起过不可忽视的反动作用。而且，以后的反动派们也继承、吸取了他的“诚”字哲学。蒋介石大肆鼓吹“不诚则天下无能成之事，至诚则天下无不成之事”，诚是“一切事业的原动力”，用以鼓舞其党徒的勇气，便是直接受了曾国藩的影响。
三
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曾国藩又把“正人心”看作是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另一付重要药方，因此，他很重视封建道德修养问题。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亳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曾国藩认为，要扑灭农民战争的烈火，使清朝封建统治转危为安，一方面必须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对反抗者“痛加诛戮”，另一方面还应做“正人心，易风俗”的工作，大力提倡、整顿封建纲常。曾国藩大力提倡封建纲常礼教，就是要让人们牢固树立“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的封建道德观念，把三纲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神圣准则，最终是要维护那“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
曾国藩是英雄史观的鼓吹者。他认为，少数在高位的封建统治者，其“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他们乃是影响人心、风气的决定力量。因此，他又特别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赴利。
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在曾国藩看来，人数众多的“中材者”是“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的，只要“二三君子”“以忠诚为天下倡”，整个社会的面目就会迅速发生变化。他对此所抱的希望是很大的。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英雄史观。
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曾说：“当同心努力，仍就‘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这八个字，既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他说：“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他认为，为官者不仅要有才干，而且要“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否则就不配“居官□民”。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甚至主张“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他一再提倡忠、诚、敬、恕、勤、劳、俭、廉诸封建道德，目的都是为了整顿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进而转移整个社会风气，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曾国藩的一套道德修养论，基本上是沿袭、发挥宋儒的旧说。他认为，“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因为人人“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以“人性本善”。但由于各人所禀之气清浊厚薄不一，后天之习也各不相同，所以形成了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圣人所禀之气“最清且厚”，后天之习皆善，常人则相反。他们不但为“气禀所拘”，而且后天又为“物欲所蔽”，结果“本性日失”。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存在一个“存心养性以复其初”亦即“复性”的任务。
怎样“复性”呢？曾国藩认为，《大学》所列八条目，重点是“格物”和“诚意”。他说：“《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他把“格物”、“诚意”看作是复性的根本途径。对“格物”、“诚意”，他是这么解释的：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的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
就是说，人们要恢复那善的本性，首先要通过“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工夫，“一事一物皆求其理”，把封建纲常一一弄通，同时还要自觉地、诚心诚意地按封建纲常一一力行。在此过程中，必须痛下“勉强磨炼”的工夫。他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炼愈甚，学养愈进，……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
在致知、力行二者之间，曾国藩又特别强调力行。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他很注重实效，主张“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由此，他很反对王守仁“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这种“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最终将“别无所谓实行”，是不利于贯彻封建伦常的。为了强调事事力行，他不仅批评了王守仁，也批评了陆九渊。我们知道，陆九渊在学问和修养上发挥孟子的思想，很强调“先立乎其大者”。所谓“先立其大”，就是教人“尊德性”，坚信人之善良本心，站稳封建立场。曾国藩认为，“先立其大”并不是一句空话，而要从每件具体小事上下手。如果忽略小处下手，先立其大就落空了。他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稍全无把握。”因此，他强调在小事上“实用其力”的修养磨炼工夫。曾国藩强调“力行”，是为了反对当时封建士大夫知而不行、言行脱节的“浮伪之习”、恶劣作风，以厉行来强化封建道德修养。
在农民革命的年代里，曾国藩大力提倡复性，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整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挽救本阶级的堕落，协调本阶级的内部矛盾，谋求本阶级的“自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诱使人民给自己套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封建纲常的“轨范”之中，“敬其职”、“知其分”，甘当封建统治下的顺民，从根本上消除所谓“祸乱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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