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训、治家格言、家书等历代不绝。考察历史人物及其家庭伦理思想，不能不提曾国藩。曾国藩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遭到后人唾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特殊人物。但是，他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及其教育方法却受到人们的赞同，在我国家庭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它对于曾氏家族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产生的巨大影响。

清末，曾氏家族无论是在以传统儒家为中心的书香门第中，还是在以勤俭为根本的耕读家庭中，都堪称楷模。在普遍存在“富不过三代”的仕宦家族中，曾氏家族则是五代英才辈出，并且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影响也大大超越了其家庭和时代，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在他的家乡湖南，上至官僚士大夫，下到贫民老百姓，都曾把曾氏家训奉为至宝，其同僚更是如此。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曾感叹地说：“吾师道德功业，因不待言”；彭玉麟推崇曾国藩为“经师人师”；梁启超说他为“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冯玉祥经常以曾国藩“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名句教育其属下；毛泽东称赞曾国藩是“大本大源”之人，并在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写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曾氏视为终身学习的楷模。可见，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不仅对曾氏家人及后辈子孙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近代史上这些名人及普通平民家庭的伦理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既然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在我国家庭伦理史上，尤其是近代家庭伦理史上有如此特殊的地位，那么追本溯源，有必要对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渊源作一简要回顾。

曾国藩从小就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从6岁上学起，便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严格系统的儒学训练。自20岁起，曾国藩到外地求学，此时，他锐意功名，以便光宗耀祖、振兴寒门，终于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取湖南乡试举人。这段时间，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另外，曾国藩的家境与家教也对他家庭伦理思想的形成起了言传身教的作用。曾国藩出生时，祖孙三代没有出过一个秀才。但曾家几代人，从其曾祖父起，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使家境逐步好转；同时，勉励子孙，刻苦读书。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进过几天私塾，其父曾麟书天分不高，经年苦读，直到40岁后才考上秀才。因此，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把猎取功名以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所以，修身以齐家的抱负，在曾国藩早年时就已深深植根于其头脑中，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在京十多年的翰苑生活中，攻读《朱子全集》，走上了治理学的道路。他师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按照理学的要求修身养性。曾国藩注重理学，但他不像一般的理学家那样脱离实际事务。他一方面讲求修身，把人生的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与超越，另一方面又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曾国藩不仅对儒家各门派兼收并蓄，而且对诸子百家也是采取集众家之长的方针。他自称：“吾学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又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可知曾国藩乃以儒家思想为体，杂糅各家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就成为其家庭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内容十分广泛，大至经邦治世、修身进德，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无不涉及，并将做人、读书之道贯穿其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曾国藩家书、家训的解读，梳理其家庭伦理思想，挖掘其现代意义，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曾国藩特别是对其家庭伦理思想的研究，从清末以来一直未曾中断过，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国学”在大陆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作为清季“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人物，对他的研究出现了又一次高潮。岳麓书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曾国藩全集》，以此为标志，曾国藩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系统的阶段。在文学领域，湖南唐浩明先生的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展示给人们一个十分具体且生动形象的曾国藩，引起了普通人的极大关注和热情。近十几年来，对于曾国藩的研究著述极为丰富，按其出版的时间顺序略举一些：卞哲《曾国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曾国藩全集》（30册，岳麓书社1994年完成）、《曾国藩家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钟叔河《曾国藩与弟书：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三环出版社1991年）、《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张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曾国藩日记》（上中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张国华《大变局时代整合社会资源大师：五博士解析曾国藩》（中华工商联合出报社2000年）、成晓军《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马道宗《曾剃头：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革文学《曾国藩家训》（纺织工业出版社2004年）、刘建强《曾国藩幕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关于曾国藩的研究专著还有很多，以上列举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实属挂一漏万。综观学术界目前对曾国藩的研究，对其家书家训日记解读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对于曾国藩本人的传记方面著作也不在少数，重点在对其各方面思想进行阐释、概括和总结，也有就其治军方法、成功谋略、为官之道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的，但对其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层面上的研究不多。本着古为今用的思想，本文有意于研究曾国藩的治家言论和行为，充分挖掘它对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启示意义。文章粗疏遗漏在所难免。

一、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立家的伦理——孝悌

孝悌是中国传统家庭的重要支柱。在以宗法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至善的美德，不孝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论语•学而》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有言，“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孝是基于然联系和长期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依赖、信任尊敬与感激之情，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提倡。在传统家庭道德中，孝是第一位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曾国藩家庭伦理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孝悌、亲亲观念。他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他对子弟的期望首推孝悌，“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瑞”。曾国藩之所以如此重视孝悌的作用确立孝悌的地位，一方面是受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及中国几千年孝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的优良传统的影响。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终生未明而起，操劳不息，并亲手制定了“耕读为本”的家法，教导儿孙如何读书、做人和处世；其父曾麟书对其祖曾玉屏总是“起敬起孝”，在曾玉屏病卧床榻的三载中，他朝夕侍奉，未曾一夜安枕，其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而其母“僖爨心躬，在初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在其先辈的言传身教下，曾国藩自然地认为“孝悌”是自己一生躬行践履的道德规范。“孝悌”也就成为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

1．孝乃立家之本

曾国藩毕生注重“孝悌”，一方面是基于“修、齐”为“治、平”的基础逻辑联系，因为他洞悉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对中央政权的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信心，“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另一方面在中国，地主阶级中下层及其政治代表，若不能有明君英主可拥戴之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或选择地方主义，或让家族、家庭思想强化起来。曾国藩用“孝悌”来维护家庭内部的有序、和睦与稳定，让曾家兄弟子侄向内发展时能保持曾家的荣华富贵“绵延十代八代”；向外发展时始终有一个牢靠的立身和退步之地，曾氏兄弟子侄亲族在宦海浮沉中能够互相照应、提携，共荣辱、同患难。

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凡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反复告诫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曾国藩在这里最痛恨的是仕宦之家，因为它能延续一二代者实不多见，最欣赏的是孝友之家，次则是耕读之家，如能把孝友与耕读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将有可能永不衰败。

在实践上，曾国藩要求诸弟子侄以孝友为本；在理论上，他把孝友看作是伦纪之大。“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在他看来，“孝悌”是“伦纪之大”，历代圣贤也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若在孝悌上“有亏”，即使“文章说得好”，也会成为“名教中之罪人”。

2.身体力行，兄友弟恭

曾国藩在“孝悌”上身体力行，无论是早年为宦京师，还是后来辗转兵间，都竭力以尽孝道，以承欢心。特别是为宦京师期间，他虽然经济拮据，负债累累，但于事亲一事没有丝毫疏忽。他不仅常写家信，问寒问暖，而且借银寄家，为祖父母及父母甘旨之佐。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寄人参、阿胶、鹿茸给长辈们，叮嘱好服用之法。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尽力为长辈们添置袍褂，一保冷暖，二撑长辈的“体面”，还将收藏之法、穿着之方尽禀告祖父母。“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闻狸皮在南边易于回潮，黑色变为黄色，不知信否？若果尔，则回潮天气须勤勤检视。又凡收皮货，须在省城买潮老，其色如白淮盐，微带黄色。其气如樟木。用皮纸包好，每包约寸大，每衣内置三四包。收衣时，仍将此包置衣内。又每年晒皮货，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须过两天，待热气退尽乃收。”

在父母长辈的健康方面，远在京师的曾国藩，不能亲身侍奉在身边，但也常常及时为他们请医问药，以尽孝思。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父母写信道：“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沈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昼夜之闲，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当曾国藩得知其父大小家事都要亲自过问，而过于劳苦，写信说道：“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且男忝窃卿贰，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

传统儒学认为孝亲要做到养亲、敬亲。能养只是孝的起码要求，能养不等于孝。对父母更重要的是“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论语•为政》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养而不敬，与养犬马没什么两样，亦是不孝，孝敬父母应从内心里由衷地尊敬，对待父母要和言愉色。曾国藩作为至孝之人，深深懂得“事亲以得欢心为本”。他经常为家中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寄送衣服、名贵药材，还寄送银两，这些都是体现孝心、让长辈高兴的事。

传统道德以“孝悌”为仁之本，“悌”就是处理兄弟关系的行为规范，兄弟关系的规范包括“兄友弟恭”。《苟子•君道》中说：“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故绌而不悖。”兄长对弟幼应仁爱友善，弟幼对兄长应尊敬、顺承。在传统家庭中，兄弟关系的和睦友爱是家庭幸福的重要内容。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曾国藩，自然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以兄长的身份，用“德”来表明对于兄弟的爱。兄弟们将来若“丧德亏行”，曾国藩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他指出：“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馀，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

兄弟友爱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加强家庭的团结，兄弟之间要互为进步。曾国藩在一封家信中回应他四弟的责备时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在曾国藩看来，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对失相规，以求共同进步，不能相互包庇，追求表面一团和气，而是光明磊落，坦诚相待。“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

（二）持家的伦理——勤俭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久为世界所公认。勤，是指对所从事的事业尽心竭力、孜孜不倦的态度和行为，其中包括了对体力劳动的热爱。曾国藩曾说：“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以“竭吾力”释勤是精当的。俭，是指对物质财富的珍惜，在消费上取合理的标准。

1．勤俭持家

曾国藩认为，勤与俭是关系个人、家庭、社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勤与逸是相对的，曾国藩对好勤者与好逸者，爱憎分明：“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对于一些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且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拳高眠，一呼百诺，他愤为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是鬼神所不许的。

其实，曾国藩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就视“勤是人生第一要义”。要勤就必须戒惰，而“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1859年11月8日），他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道：“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他认为“乡间凡早起之家，必是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而晏起之家，类多衰弱”。他最恨那些贪睡晏起之人，这种人到头来是“一无所有，可耻”。

2．崇勤耻惰

“勤是人生第一要义”。在曾国藩看来，一个家庭，勤劳则兴旺，懒惰则败落。因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农人有勤则五谷丰登；肆工有勤则物器多多；官人有勤则政通人和；商贾有勤市肆繁荣；士人有勤则立功立言。勤成为一种道德精神，是做人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曾国藩对“勤”字的解释内容丰富，既包括生活上早起，勤作不已；男子刻苦读书，女子操持家务纺纱织布，为长辈、兄弟做衣做鞋；还包括读书、做事等。为了使家人牢记他的教训，他于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1868年7月13日）给儿妇满女的信中还详列功课单并规定检验之制：“每同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他还要求男子勤于耕读，女子勤于纺织：“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换茶之类。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曾国藩还崇尚榜样的力量，以教育后辈勤劳习苦。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家中遇祭酒菜，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内而纺绩做小菜，外而蔬菜养鱼、款待客人，夫人均须留心。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这种寻常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家庭兴旺的兆端。

曾国藩认为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有惰的倾向，深以为是败家气象。他要求后辈子侄“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泆矣”，“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随着曾国藩地位的不断升迁，家境日渐宽裕，他仍敦诫诸子侄与诸昆弟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仍要勤俭习劳。对于儿女的婚姻大事，曾国藩也从勤俭入手。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对于初来的新妇，他也不忘嘱咐儿子教以勤俭，并认为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仪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

3.勤敬戒奢

曾国藩十分注重对家庭成员“勤敬”二字的教育，并将“勤敬”二字作为衡量家世兴衰好坏的基本原则。“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曾国藩在为宦京师之后，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认为：“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曾国藩在要求子女做到“勤”的同时，还要求子女保持节俭的美德，反反对奢侈浪费。他对其子曾纪泽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强调勤俭，戒除奢侈，是希望子弟出则成器，居则惜福，家运能够长久。

为了杜绝奢侈浪费的不良恶习，曾国藩一方面主张少积金钱，认为社会动乱之际钱财愈少愈好。“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另一方面，他主张节省家庭开支，规定家中用钱限额。“由俭入奢易于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钱若干两，限一数，另封秤出。”他还要求子女不要做过多太华丽的衣服，“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绿，过于绚烂”。

曾国藩虽然没有要求子女艰苦朴素，但却要求子女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和家的伦理——睦邻

和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精神。孔子弟子有子说：“礼之川，和为贵。”《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也说：“德莫大于和。”中国古人对和是高度重视的，追求个体心灵的平和、家庭的和睦、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天人关系的和谐。

1．和家

曾国藩十分看重家和，把家和上升到幸福根源的高度。在家书中，他多次谈及家庭和睦与家道兴衰的关系。

曾国藩在给父母的家书中说：“夫家和则福自生”，“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在家和中，他十分看重兄弟之和，“兄弟姒娣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他把“贵兄弟和睦”放在首位，并把它提到了家族兴衰的高度。“兄弟和睦为第一”，“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又说“力挽家运”的首要因素在“兄弟和睦”。他不仅告诫兄弟要“和”，还告诫女儿与夫家人相处也要“和”，要“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以能耐劳忍气为要”，要“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当曾国藩“闻妯娌及子侄辈和睦异常”时感到无限欣慰。他认为只有爱敬兼至，和气蒸蒸，方可家运长盛。

2．睦邻

亲属邻里关系是家庭人际关系的延伸，和亲睦邻是曾氏家族“人待人，无价宝”的“八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祖训之一，也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内容之一。曾国藩教育兄弟妯娌姒娣夫妻儿女等家人要“和”的同时，要求家人对亲邻他人也要和善相待。“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他在另一封家书中也同样讲述了这种善待亲族邻里的家风，“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

曾国藩还要求兄弟及其子女正确处理好乡邻关系，与邻里和睦相处。“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要记取“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近邻”的古训，富贵了千万不可轻慢近邻，对待邻里之亲要“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同时，他在家书中还多有寄银钱，赈济亲邻的记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他给诸弟的信中写道：“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在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他写给弟弟的信中还开有“附记菲仪银数”，下列到：“王定二舅爹八两，……陈大瞎子即喊伯一换鞋者二两。”曾国藩还企图通过“社仓”和“义田”这种更广泛的方式来赡救家乡的贫苦农民。

曾国藩如此重视处理好邻里关系，原因有二：“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佽助，则他日不知何如。”从小处着眼，曾国藩在对他们的生活实际考虑的情况下，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家族能亲和周围的邻里，使之呈现出一派和睦祥瑞的气象，保持曾氏家族的名声和誉望；从大处着眼，曾国藩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修身、齐家到平天下。

（四）兴家的伦理——教化

所谓“教化”，就是古人说的以教化民。《毛诗•国风•周南序》说：“教以化之”，《孝经•三才章》亦云，“教之可以化民”。可见通过道德教育（“教”）可以感化人民，转移世间的人心风俗（“化”）。“教”重外在的灌输。重在用言语传授知识和道德；“化”就是行为和环境对人的习染、熏陶，重内在的消化吸收，要一点一滴地进行道德培养。“教”通过“化”表现其功能，“化”通过“教”显现其目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化”对于子女道德品质养成的重要作用，并且把家庭作为培养子弟的基地，对子弟应该进行严格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更重要的是品德教育。

1．素守家风

清末，曾氏家风无论是在以封建儒学为中心的书香门第中，还是在以勤俭为根本的耕读家庭中，都堪称楷模。曾国藩的高祖应贞（字元吉）终生以勤劳致富，常常告诫子孙“勤俭立身”，“耕读保家”。其曾祖父竟希一生克勤克俭，祖父玉屏（字星冈）“少耽游惰”，但却能“立起自责”，幡然悔悟，“自是终身未明而起”，“讲求农事”。由于他本人“早年失学，壮而引为深耻”决心让自己的子孙读书，猎取功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困苦于学，转而发愤教督诸子，把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出生于这样一个耕读世家的曾国藩，不可避免地要发扬家教传统。

曾国藩对其祖父非常崇拜，他把祖父的言谈笑貌总结为“八字诀”，即“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扫指早起和扫除；考指祭祀，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意；宝指睦邻，要做到邻里之间“患难相顾”；书指读书明理；蔬、鱼、猪，即是种菜、养鱼、养猪。曾国藩以此作为家训内容之一，教育诸弟子侄，并期望世世代代守之。他还给自己订出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也要求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是怕子弟好逸恶劳，染上纨绔习气。他强调“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菜四事，不可忽”。这样“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曾国藩后来虽为高官，但他仍把其祖父星冈公“犹亲自种菜收粪”那种农民质朴的思想传给自己的子侄，坚持“书蔬鱼猪”的传统教育。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曾国藩把曾家三代的家教法则作了总结，其中，他对祖父的“八字三不信”尤为推崇，可以说曾国藩的“八本三致祥”传承于此。他在家信中多次强调“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以后吾家兄弟子侄，总以恪守星冈公之绳墨为要”。

曾国藩以自己的“八本”为经，以他祖父的“八字”为纬，经纬连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治家理论体系。

2．立志敬恕

古人把立志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明代大儒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朱熹解释“志”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即做一个具备儒家伦理道德的人。

曾国藩经常教育子弟做人要立志有恒。他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他要求子弟立志走效法圣贤之路，要认真琢磨，改造自己的品格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他还反复告诫子女：“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只要立志，“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所以他要纪泽、纪鸿两个儿子首先要立“坚卓之志”。立志、有恒是修身的两个条件，相辅相成，一样重要。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责地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他告诫儿子“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希望纪泽“习勤有恒，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并为纪泽读书有恒而“欣慰之至”。

曾国藩教育子弟做人必须谦恭宽容。他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将之高度概括为：“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他许多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是谓“敬恕”。“‘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敬’则心存而不放，‘恕’则不蔽于私。孟子之所谓‘推’，所谓‘达’，所谓‘扩充’，指示至为切近。《中庸》之十三章，《论语》之告子贡，告仲弓，皆以‘恕’字为开宗要义。大抵接人处事，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能设身易地以处，则意气顿平。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来示以‘致知’为大头脑工夫。鄙意‘敬’是平日涵养之道，‘恕’是临时应事之道；‘致知’则所以讲求此‘敬’、讲求此‘恕’者也。”也就是说，敬是天天要做之事，恕是临时应事的基本方式，两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能敬，则心志坚定，而不放荡；能恕，则不为一己私利所蒙蔽。这段话，体现了曾国藩的“敬恕”的伦理思想，也是他从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的为人之道。

综上，曾国藩就是用这一封封娓娓道来的家信，通过解决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把传统的儒家伦理灌输给自己的子弟，使得传统的儒家道德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现在，中国社会正面临一个全面的转型时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家庭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现代家庭里矛盾与问题并存。传统的儒家伦理虽然在某些方面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如“三纲”），但是作为几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积淀，还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能够反映古今中外一般家庭生活中共同或基本相同的人伦关系及道德要求。曾国藩家庭伦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一些“共时性”的积极合理因素。当然这并不能掩盖其思想中的糟粕，并不能排除其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因此，本着“古为今用”的思想，应对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