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是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以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成为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又以诗歌创作的突出成绩，成为道咸宋诗派的中坚。关于曾国藩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但是关于他的文学成就，研究不多，关于其散文与文学思想的研究略多一点，对于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就非常罕见。以此之故，本文试图对其诗歌创作特色作一初步探讨。

其诗歌主要创作于道光十五年乙未（1838年）至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间，共计存诗三百多首。

一

曾国藩诗歌题材的内容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二：

一是述怀言志，抒发年华易逝的感叹和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曾国藩是一个精研理学和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文人，他的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和处世准则就是修齐治平和入世济世。因此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如《感春六首》之六：“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千代无人踪。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横卧江干径十里，盘坳上有层云封。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谼。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小池》：“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姿，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在前一首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掩藏于深山老林中而尚未被人了解的参天巨木，坚信自己不会长久地湮没无闻，总有一天要成为朝廷的栋梁。在后一首诗中，曾国藩借屋后枯池雨后涨水，表明自己必有进取之日的信念。这两首诗，都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建功立业的自信心与志气。

在功名事业上，自然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时时刻刻都那么称心如意，一帆风顺。因此，曾国藩诗歌也表现了他功业未成的苦闷。如《三十二初度次日书怀》：“男儿三十殊非少，今我过之讵足欢!龌龊挈瓶嗟器小，酣歌鼓缶已春阑。眼中云物知何兆，镜里心情只独看。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鹓鸾。”诗人过三十二岁生日，却没有一点喜悦的感觉，相反却为自己年岁日长而没能够有较大作为，感到郁郁寡欢。还有的诗歌则表现了诗人迫切为世所用的心情。《杂诗九首》之九：“谁能烹隽燕？我愿燎桑薪；谁愿钓巨鳌？我愿理其纶。南涧芼苹藻，可以羞鬼神。大材与小辨，相须会有因。嗟余不足役，岂谓时无人！”诗人希望有伯乐来了解和起用他。为了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他甘愿以“小材”自处，居人之下。心情是何等的急迫。另有一些诗歌则在自己暂未获得机会一展才华的时候，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不可蹉跎岁月。如《杂诗九首》之八：“谁谓百年长，仓皇已老大！我迈而斯征，辛勤共粗粝。来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诗歌中，诗人告诫自己对未来要充满信心，不可自暴自弃，玩物丧志。曾国藩的诗歌中多方面表现了对功业的追求，这是他个人心态、思想的真实写照。联系他的一生行止来看，曾国藩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些内容是曾国藩诗歌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二是与朋友砥砺互勉。曾国藩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和品格的砥砺。这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许多诗歌都是关于友朋交往的，其中固然不乏人情、友谊，但也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绝非寻常庸俗的肉朋酒友关系，他们往往是志同道合之人，在一起常常是谈诗、论文、赏画、议政、讨论学问、砥砺人品。所以在诗中经常可以看到诗人与友人砥砺共勉。如《送陈岱云出守吉安》：“报恩不在他，立德乃可尚。丈夫要努力，无为苦惆怅。”当朋友将要从京城放逐到吉安任知府的时候，诗人鼓励朋友“立德”、“努力”，不要“惆怅”。《送孙芝房使贵州二首》之一：“定有新诗传万口，归来吾与解奚囊。”之二：“君今岩壑搜群玉，自有光芒照百蛮。不似老夫徒碌碌，昆冈一网手空还。”朋友孙芝房将要出使贵州，在一般人看来，去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是一件苦差事。于是，诗人告诫孙氏，此去可以看到许多奇山异水、古战场和民族风情，正可激发自己的诗歌创作，丰富自己的诗囊。《送黄恕皆使秦中》：“归来谢天子，亦用夸吾曹。为己辨檠辅，与世置夔皋。”按，《曾国藩诗文集》笺云，黄恕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奉旨任陕西乡试副考官。诗人鼓励黄恕皆认真为国选拔人才，报效朝廷。《送黎樾乔侍御南归六首》之四：“事往一回首，人各发旧蒙。所贵中无疚，焉计达与穷。”友人黎樾乔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告病开缺，其“告病”的原因，从组诗中可知，是黎樾乔看到“逆夷”危害甚剧，于是向朝廷建言献策，却未得认可。于是，黎樾乔愤而告病还乡。因此，诗人安慰他，不必在乎穷与达的问题，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酬李生三首》之三：“文章不是救时物，扬雄司马乌足骄！男儿万事须尝胆，讵肯侥幸呼卢枭！女曹报国好身手，看我蹉跎已老丑。”诗中李生名春甫，是曾国藩典试蜀中时选拔的人才，曾作百韵长诗赠给曾氏。曾氏作此诗酬答，并且勉励李生，不要为自己的文才而骄傲，要想想如何报效国家。《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一：“男儿要身在，百忤宁足摧！”之二：“要当志千里，未宜局寻丈。”这两首诗鼓励彭旭树立远大理想，不怕困难，不要固步自封。此外，还有《赠梅伯言二首》赞美梅曾亮甘于寂寞，不图虚名，不羡荣华，潜心学问和创作。

总之，曾国藩的不少诗歌都带有明显的道德意义，诗人勉励友人励志，进取，修身，济世。这些诗虽然是写给别人的，却也正是诗人自己人品、心声的体现，也是其诗歌中较有意义的部分。

二

曾国藩诗歌在艺术上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多用赋法，多叙述

曾国藩诗歌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较少写景状物，不追求对客观世界做生动、精确描写，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应该写景状物的题目，往往也很少细致的描摹，所以他的诗歌中鲜有生动传神的意象，鲜有历历在目的画面感。他的诗歌比较多的是叙述（或者说讲述、陈述）、描述，往往是简要地叙述一种经历、过程，陈述一种看法、性质，描述一种状态、现象。他常用的是一种传统的赋的手法。如：

《读吴南屏送毛西垣之即墨长歌即题其集》之二：“人间肮脏一毛生，与子交期如弟兄。忽出国门骑瘦马，去看东海掣长鲸。放歌一吊田横岛，酾酒还临乐毅城。并入先生诗句里，干戈离别古今情。”

《得郭筠仙书并诗却寄六律》之五：“昨来殊不适，日落独登楼。西北看辽沈，东南望海陬。苍茫怀百代，浩荡足千愁。画肚思长策，嗟余肉食谋。”

《腊八日夜直》：“翻从官宿得闲时，仙掖深深昼掩帷。静向古人书易入，寒偏今日酒堪持。浓□说献宫中佛，晴雪看分禁里墀。日暮武英门外望，井阑冰合柳枯垂。”

以上第一首诗说吴南屏和毛西垣的友谊甚笃，毛氏将要出京远去，吴南屏把毛氏的行踪都写入了自己的送别诗歌之中，情深意重。第二首诗说自己昨天以来精神不爽，日落时分登楼远望，想得很多，愁绪万千，却没有好的办法。第三首说自己在腊八日值夜班，宫掖深深，静谧寂寞。这几首诗都是采用叙述（也就是赋）的手法来写，而这种叙述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它不是叙述某个事件的详细经过，也不对叙述对象作细致的刻画。它只是通过叙述来传达一种思想、意见，所以，它是以意为主的，虽然其中也有意象，但诗人不以创造意象为目的，这些意象也并不鲜明突出，因为它们是服务于意义的表达的，完全熔铸到了意义表达的过程之中去了。

（二）体现“积理”之富，多议论说理

曾国藩论诗文创作，主张“积理”。他说：“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又说：“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又说：“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综上可见，曾国藩认为，在诗文创作中，要自由地表达情感，就必须读书多、积理富。他不仅认为表达至真至正之情必须以积理为基础，而且还把诗歌作为检验积理的工具。要知道自己积理几何，可通过诗歌创作来检测，从诗歌内容就可以看出积理的多少了。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曾国藩诗歌创作体现出了鲜明的主理的特点，突出表现为议论说理，表现为对人生、事理的深刻认识。如《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之三：“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方姚以后无孤诣，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呿鲸掣候，青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这首诗说桐城派继承了韩愈的文统，方苞、姚鼐等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梅伯言（曾亮）又是他们之后嘉道年间的重要人物，其创作有碧海鳌呿与青山花放两种风格，知音难觅。曾国藩的这首诗完全是以诗歌的形式做诗评，将梅曾亮的诗歌放到桐城诗派和诗歌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评价十分精当、深刻，以理取胜。又如《送黎樾乔侍御南归六首》之三：“万岁行滔滔，后水逐前水。今古数达官，河沙不可纪。生存势薰天，死去饱蝼蚁。达人计深长，誓不就糠秕。”这首诗说人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匆匆过客，古往今来的达官贵人不知凡几，皆被时光的流水冲刷去了。纵然他们生前气焰熏天，死后也难免为蝼蚁所啖的结局。这是对世事人生、对功名富贵的深刻洞察。又如《兹晨》：“兹晨何不乐？端念良自尤。自吾有爪觜，半啄匪躬谋。俯视见后土，仰视见光浮。关门赫婢仆，雄长如诸侯。专精事羹饭，馀政及干□。兵后物力绌，平世生齿稠。人人似我饱，实重黄屋忧。吾皇惕昧爽，彼相争前筹。圣者自危厉，愚者自优游。大哉六合内，人类难等俦。”诗人晨起想到自己虽然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却是衣食无忧，婢仆随从，关起门来仿如诸侯，自己应该知足了，六合之内人类不是能够平等的。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知足常乐这一哲理的感悟。《送凌十一归长沙五首》之二：“皇天陶钧造万器，瓮盎瓶罍巧安置。颇怪君材无不能，胸中多藏如列肆。刀光刺眼瞬不摇，小事痴騃大事智。吁嗟世事安可知，干将补履不如锥。”万物皆有所用，但如果用非所长，则虽有良才亦于事无补。曾国藩善于用人，他对用人之道确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寄弟》：“生世非一途，处身贵深窈。万众奔恬愉，圣贤类悄悄。二陆盛掞张，鹤唳悲江表。夷齐争三光，岂不在饿殍！”这首诗说到为人处世之道，立身行事要低调、谦逊为好，古来圣贤能够成就不世之功，都是甘于寂寞的。

曾国藩诗歌中的议论说理很多，这是他诗歌中的常用之法。除此之外，他的一些以叙述、描写为主的诗歌中也常常寄寓着理的成分。他把理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所以其诗歌创作往往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某种理：有事理，即客观规律、万事万物之理，也有社会生活与人生的道理，而归根结底，往往都会指向对人生哲理的领悟，指向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理。他的理在根本上都是程朱理学之理的体现。其诗歌创作是以一种体道见性的方式，表现其对理和理学的领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够通过作诗来检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

（三）以散文章法作诗

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代表人物的曾国藩，首先以文章著称，他是以散文家身份而兼做诗人。因而其诗歌创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散文的烙印。这主要表现为以散文章法作诗。如《寄怀刘孟容》一诗，首先说与刘孟容分别已有四年了，思念刘氏；继而回忆与刘氏初结交的情景；然后又写当年分别之后的遭遇，刘氏“遭官长刖”，而诗人自己“作燕山囚”，两人互相牵挂；接着又写分别的次年两人在长沙相会的情况，并说到另一个人——郭生；接下来，又写分别，郭生与我去了“长安”，我入朝做官了，而刘氏未能，我虽然做了官，但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本性；最后，表达对刘氏的思念和羡慕之情。《太学石鼓歌》一诗，先写我见到了石鼓，徘徊深思；次写石鼓的来历，从周宣王写到战国七雄、秦嬴、刘邦，写石鼓流落一千载；然后写重获石鼓的复杂经历——国子先生竭力寻找，宣和天子诏移汴水，后又北徙至于燕台；再写道园诗翁如何安置石鼓；最后写自己作歌的原由。《送陈岱云出守吉安》一诗，先从诗人与陈岱云初相识写起，写了两人意气相投，关系密切；然后写两人各自回湖南，诗人去长沙拜访陈家；继而又写回京后两人来往密切；接着又写两人心气相同，彼此互相理解，互相扶持；接下来，写了陈岱云得重病，诗人想方设法予以帮助；再往下，写了陈氏丧妻，诗人给予帮助；最后，写陈氏贫病之中，幸得出守吉安之任，勉励陈氏努力有所作为。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出，曾国藩的部分诗歌内容比较细碎、零散，不是集中描写一个形象或者具有表现力的情节片段，而且又是以意为主，完全是采用一种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做一个复杂意义的讲述，而非形象与画面的展示。在结构的安排上层次丰富跌宕，峰回路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诗人是以散文的手法表达散文的内容，仅仅在语言形式上是韵文而已。

（四）以学为诗

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重视学殖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这是宋诗的传统，也是桐城派的传统。曾国藩继承了这两个传统。其诗歌创作也带有以学为诗的烙印。如《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圣徂旷千祀，微言久歇绝。六籍出燔馀，诸老抱残缺。尚赖故训存，历世循旧辙。从宋洎有明，轨涂稍歧别。皇朝褒四术，众贤互摽揭。顾阎启前旌，江戴绍休烈。迭兴段与钱，王氏尤奇杰。大儒起淮海，父子相研悦。子史及群经，立训坚如铁。审言明假借，课虚释症结。旁证通百泉，清辞皎初雪。”这是该诗的前半部分。这里，诗人历数清代著名学者，对清代学术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评价，俨然就是一篇学术简史。《题苗先麓寒灯订韵图》一诗论述音韵学的发展，从永明四声说讲到唐宋明清，“圣清造元音，昆山一鸿儒。中天悬日月，堂堂烛五书。上追召陵叟，千载若合符。斯文有正轨，来者何于于！江戴扬其波，段孔入其郛。苗髯最晚出，汇为众说都”。诗歌评述了音韵学在清代的发展与成就。《题唐本说文木部应莫郘亭孝廉》一诗就所见唐代刻印的说文解字残本进行评论，说它与清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暗中契合，“古辙正合今时轮”，纠正了“诒误几辈空因循”的错误。《太学石鼓歌》一诗讲述石鼓的来历，考证石鼓历史身份，论学的意味非常浓厚。总之，重学的传统和时代风气对曾国藩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诗歌以学术问题为内容，谈论学者、学术著作、学术史，体现出诗人深厚的学术修养和深邃的学术眼光。

（五）诗风刚健雄壮

关于诗文美学风格，曾国藩深受姚鼐的影响，推崇其阳刚与阴柔之说。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氏将阳刚与阴柔并举，其解释也并无轩轾之意，但是，他实际上还是偏好阳刚之美的。他曾经说过：“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这也是受到姚鼐的影响所致。姚鼐《海愚诗钞序》云：“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为诗人者多矣，为诗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称为雄才者，千余年中数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难也。”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与姚鼐的理论渊源关系，也能更好地理解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了。从这种观念出发，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刚健雄壮的风格，体现出阳刚之美。如《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之四：“沧海横流泽有鸿，微生独出一当熊。千艘梭织怒涛上，万幕笳吹明月中。屠罢长鲸波尚赤，战归骄马汗犹红。谁知春晚周郎老，更与东皇乞好风。”这首诗中，意象雄健刚劲，“沧海横流”、“千艘梭织”、“怒涛”、“屠罢长鲸”以及战罢归来的骄马、不服老的周郎等等，都表现出一种豪气、斗志，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精神，格调刚健。又如《秋怀诗五首》之二：“蟋蟀吟西轩，商声方兹始。小人快一鸣，得时一如此。大泽藏蛰龙，严冬卧不起。明岁泽九州，功成返湫底。吾道恶多言，喧嚣空复尔。”这首诗作于诗人自感不太得意而小人猖獗之时。在这种情况下作诗，一般的文人学士很容易表现自己的遭遇与苦楚，嗟叹命运多舛，怀才不遇，发泄种种不满和幽怨。可是，诗人在这首诗中，却以严冬暂时蛰伏于大泽的卧龙自比，不顺心时静静等待，坚信“明岁”必能腾起而大有作为，泽被九州。诗歌悲怨中更体现出一股奋发有为的雄心壮志。

曾国藩诗歌的刚健雄壮风格是由内容与形式因素共同造成的。内容方面的因素有二：

一是弥漫于诗歌中的奋发向上、努力进取的精神。在他的很多诗歌中都可以看到其不甘平庸、立志建功立业的豪言壮语。如《杂诗九首》之四：“丈夫贵倔强”。《失题四首》之三：“大夏正须梁栋拄，先生何事赋归田？”《次韵何廉防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之十一：“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岁暮杂感十首》之四：“豪气思屠大海鲸”。《岁暮杂感十首》之七：“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这些诗句都表明了诗人不屈服于困难，志存高远，奋发图强的精神，具有一种刚健的风格。

二是高度自信心的表达。他毫不隐晦地表明自己不是平庸之人，即使暂时困顿，也必不久居人下，定有大展宏图的时候。如《送凌九归》：“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跼蹐。”《秋怀诗五首》之一：“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沅甫弟四十一初度》之三：“一剑须臾龙变化，谁能终古老泥蟠？”《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十六首》之十一：“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憾难填？”这种自信心也是一种激发人进取的力量，它使诗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人格精神。

形式方面的因素主要是意象的选择与创造。其诗歌的刚健雄壮风格往往与刚健、雄壮、倔强、坚劲、卓异的意象有关。前面所举诸例中的龙泉宝剑、大海鲸、蛰龙、沧海、骄马、黄鹄、浩荡沧溟、精卫、梁栋等等，都是这种刚健雄壮风格的载体。

三

关于曾国藩的诗学路径，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1845年4月11日）曾国藩《致诸弟》云：“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细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又，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1862年4月15日）曾国藩《日记》云：“余既抄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脁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这两则材料说明，曾国藩的诗学路径先后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一致。只是前期较严，后期较宽。五七古先后学习陶、谢、杜、韩、苏、黄，五七律先后学习杜、李（商隐）、黄。曾国藩学习的对象主要是宋诗作家和对宋诗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但不是拘囿于一家，而是转益多师。他曾经编纂《十八家诗钞》也证明了他博采众长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以倡导学习黄庭坚而著称。陈衍《石遗室诗话》说：“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于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陈衍说，苏轼自南宋至清代，一直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而黄庭坚则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直到曾国藩出而鼓吹，遂使诗坛风行学习黄庭坚了。曾国藩自己对此也很得意，其《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云：“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词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此说可以和陈衍的说法相印证。曾国藩的确是倡导学习黄庭坚而有功者。但是，如前所述，他的诗学途径是转益多师，尽管比较喜欢黄庭坚，但他并非拘囿于黄庭坚一家。从其创作来看，其诗歌艺术体现了宋诗的一般特点，学宋的痕迹很明显，但学习黄诗的特点并不突出。曾国藩对于学黄风气的形成，实际上是倡导之功大于创作示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