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
曾国藩在晚清文坛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桐城派的“中兴之主”。大部分论者认为曾国藩作为桐城湘乡派的代表人物，继承了桐城派学习古文的传统，但却一改桐城派清淡简朴的文章风格而追求雄奇瑰玮、气吞云烟的行文特色。
（一）关于曾国藩的文学思想
胡敬君认为曾国藩文学思想主要在于文道一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讲究文气、推重雄奇文风，强调创新、追求自然畅达的艺术形式。并指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和文艺观，不仅具有极浓的封建色彩，且自相矛盾之处甚多，是他封建卫道者的政治观与文学创作规律的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但具体论文时，实际又倾向于唐宋古文学家立场，尤为推重韩愈，主张道与文相统一，并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缺一不可的命题。且其文学主张确又在桐城理论之上有发挥、有新意、有卓见。
翔云认为研究曾国藩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曾氏文学研究改变传统观念，给曾国藩以实实在在文学家的称号，为这位终生矢志文学事业的重臣正诗文大家之名；探讨其文风，深化湘乡文派研究；为桐城研究增辉。
潘新和探讨了曾国藩的写作思想，认为其写作思想主要包括以气为主的本体观、超群离俗的个性观、圆适遒劲的表述观、技进乎道的习作观。并指出曾国藩作为桐城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写作思想实际上和桐城派的基本观点——“义法”说并不一致，他的“以气为主”主体性写作观与讲求“义理字句”的异己性写作观，在价值取向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也可以看作是桐城派写作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万奇认为曾国藩文章学理论由四个部分组成：以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为内容的“作者修养论”；以行气、声调为核心的“文章制作论”；以阳刚之美为至美的“文章风格论”和以著述、告语、记载立门的“文章体式论”。
罗铭心、罗选民认为曾国藩的书学思想主要在于强调书法的功利性、艺术性、继承性、创新性。并认为其书法思想对发展当今的书法艺术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曾国藩的古文
李和山对曾国藩改造姚氏学术主张，创新古文理论的活动历程进行了探讨。指出曾国藩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他还补姚氏所未发，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
张方认为曾国藩所谓的古文本于义理，发为神气，形诸声调，其古文理论的文化背景是一种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内涵的人格理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美学根源是一种与天道并存的精神力量（文气、机神）；文学形态则是一种以音调铿锵，情韵不匮为特征的语言形式（声调）。周朝栋认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主要观点为其论文的出发点是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在文章创作上，提出“赤地立新”的主张，竭力挽救桐城派“文敝道丧”的危机；在文章风格上，其重阳刚雄肆之文。其古文的艺术特色主要为议论畅达，气势恢宏；结构严谨、布局清楚；旁征博引，论据翔实；语言雅正朴素，自然流畅。董正宇、张静认为曾国藩古文题材多种多样，内容广深博大，主要涉及治国修身之道，为阵亡将领作墓志铭，为属僚友朋赠序，为文人墨客文集题言，为文学家、政治家、学者作传。其变革桐城派风格，化雅洁为刚劲。指出其继承并光大了桐城派，使古文创作贴近现实，联系实际；但认为对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可估计过高，其文学理论成就明显高于古文创作成就。翔云探讨了曾国藩古文艺术特色，认为曾国藩传承古代文学理论“文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为文全在气盛”的观点，并在古文创作中，开拓“气盛”途径，通过声调铿锵、排偶句式、倔强个性、文章内容显现出来。还把“气盛说”扩展为“众艺相通说”，再扩大为“四象说”，超越方苞“义法说”，成为桐城派“中兴之明主”。张小华分析了曾国藩对联中的古文笔法，指出曾国藩对联自古文脱胎而来，文气喷薄，如干莫不可逼视；构篇一字立骨，立意巧于避忌，行文回风激水、一波几折，遣词巧力并绝，寥寥数句，而余味无穷。
关于曾国藩古文理论的评价问题，周喜同认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有积极为清王朝封建思想和封建政治服务的一面，又有符合古文创作规律，促进古文向前发展的一面。关于曾国藩古文理论的历史地位，他认为，说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是不为过的。彭靖也认为曾国藩对近代散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里面有消极的错误的东西，也有许多积极的合理的东西，两者相较，后者可能还要多一些。
（三）关于曾国藩的文论
胡志泽认为曾国藩文论的总纲为文道一统、明体达用，分目为兼收并蓄、博大圆通，本质为实事求是、识时达变，从而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并认为曾氏古文观既适应了文学观念自身演进的需要，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为挽回传统文化日趋衰落的败势而采取的开放宏阔的眼光、圆滑通变的态度和文以致用的方略，既是对封建文化与文学所进行的一种自觉总结的表现，更是他在中国社会面临变革的历史关头，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与文化代言人自觉为本阶级政治与文化利益寻求出路和发展机会的产物，显示出深刻的现实基础与深远的历史渊源。曹渝扬指出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三个拓展在于标举“经济”“考据”的新“义理”说、力倡经、史百家的辞章学、崇尚阳刚雄奇的风格。并指出其在义理、辞章及风格三方面对桐城传统文论的拓展，对同时代及其后世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刘健芬认为曾国藩的文论观主要为坚持功利观与审美观的结合统一、提倡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主张文学创作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并认为曾国藩确实使桐城派展现了新的起色。其主张写文章要“立地赤新”，“迥绝群伦”，也为桐城派开辟了一条中兴之路。不过由于清王朝的崩溃局势已难挽回，文学又面临着新的转折，其做法未能实行。但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曾国藩改革桐城文风及其在文论上所作的贡献，都应该历史地予以正确评价。周艳华认为曾国藩继承并发扬了古代文气理论中“文以气为先”的传统，论文十分注意“气”和“行气”，曾国藩强调“气”与文章的情、声、辞、篇、脉及风格紧密相关。张进军从解读《曾国藩家书》的作文之道入手，认为曾国藩的作文之道可概括为为文重在“行气”，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涂小马、崔泳准认为曾国藩在古文理论和创作方面都在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主要为以“经济”药桐城派文章空疏之病；以崇文药救了历来“文以载道”、“明理”的消极文艺观；以真情实感药救文章的空虚浮泛；缕分文章风格，崇尚阳刚之气；以“文气论”超越桐城派“义法说”。刘来春认为曾国藩从添“经济”、崇尚“光明俊伟”的阳刚之美、主张“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三方面对桐城派文论所做的修订和补充，其视野显得更加开阔，其文论思想更具开放性与实用性；此外，他还从“情理并包”、“奇倔与恬淡相融”、“骈散相通”三方面阐述了曾国藩文论的兼容性，并探讨了其文论圆融通达的原因。
燕良轼从文艺创作的角度论述了曾国藩的文艺创作心理思想，认为曾国藩文艺创作心理思想最集中体现在他的“四像”说中。龙建春对曾国藩用文气鉴赏文艺及如何鉴赏等作了尝试性探讨，认为曾国藩的文气鉴赏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文气说，为我们今天文艺鉴赏理论、实践，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孙福轩认为曾国藩提倡赋学的“汉魏风骨”和厚重气格，追求一种质实有力的赋学风尚，表现出清代赋学观念由前、中期向后期突进的审美趋向，在赋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并认为这种审美风格的生成与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古文家的心胸和气魄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章继光论述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认为曾国藩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并指出曾国藩的古文不可直接说理、主张吸收汉赋之长的观点是对桐城古文的变革。总之，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变革桐城。郭延礼总体评价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认为曾国藩位极人臣，以桐城派相号召，使其由衰转盛，其号召和组织之力为多，成绩自不可抹煞；视其文论，在桐城三祖的基础上，有发挥，有新意，有卓见，但矛盾之处时见，较其贡献，则次之；至于创作实践，其成就又当在文论之下。张俊生认为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和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改造和阐发，使之与现实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适应了晚清社会思潮的发展。加上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巨大影响，一大批士人汇集其麾下，使桐城文派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汪德宁也指出桐城派在后期已呈衰退之势，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文学自身变革的需求是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改造和革新的历史语境；并指出其在继承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础上，把道统与文统统一起来，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张扬瑰玮奇谲的“阳刚”文风，使桐城派再度走向“中兴”，并影响了清朝末期半个多世纪。
曾光光还探讨了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不仅从文统、道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下了学习西学的门径，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四）关于曾国藩的诗论
周颂喜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其诗论一是渊源于苏、黄的诗论，二是渊源于桐城派的文论，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彭靖认为曾国藩关于诗歌理论方面的主张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在《十八家诗钞》中所标举的“识度”、“气势”、“情韵”、“工律”八字上。在曾氏看来，诗与文之不同，只是对于声律要求上有所区别而已。从《十八家诗钞》看，曾国藩是想把这四者统一起来，即以“识度”为基础，兼有“阳刚”、阴柔”之美，而又声调铿锵，便可以把诗的诸“妙境”统一起来，成为佳制。李晓峰分析了曾国藩诗歌审美批评观的主要理论“四象说”，认为曾国藩对诗的审美观及其与创作的相结合，对于前人却有较大的突破，尽管其理论与实际创作的结合，总的来说失败多于成功。并指出曾国藩身处近代，诗歌理论体系却仍是古代的，各种矛盾交织于一身，这就必然决定其诗歌理论和他本人一样，都是回光返照式的悲剧。黄伟分析了曾国藩的诗学理论，认为曾国藩提出的“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机神”等较为完备的诗学审美范畴，体现出传统诗学总结者的开阔视野与艺术修养，也揭示了其前后期诗歌审美风尚的变化轨迹。他指出曾氏还凭借其创作实绩以及诗歌读本的编选来流播自己的诗学理念。但认为曾氏坚忍倔强、自拔流俗的个性品格注定其对奇崛兀傲诗风的推崇，也使得其诗学理念与创作实绩未能一一印证、完全吻合。
文自成提出了研究曾国藩诗的方法论原则，即不应单纯地从文学现象与艺术价值取向去研究，而应结合这位历史人物的文化轨迹来审视。他还从曾国藩创作、钞纂的实践分析入手，认为曾国藩“一生中确实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国藩诗的内容有国事、家事、个人事，跨越时空很长很广，内涵丰厚，大体可分为言志、愤怨、缘情三大类，形式上各体兼备，尤长于古体，注重声调，讲究韵味，但有的篇什用僻典、生字，语言艰涩，难以顺读。
龙建春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对曾国藩诗论进行了梳理，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指出这种独特诗论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诗论史上具重要的互补价值。
许丽英认为曾国藩治诗主张文道分离、文尚雄奇和以气行文；在方法上注重谋篇布势和字句锻炼。郭前孔认为曾国藩因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而崇尚宋诗，指出其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并认为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但因时代和个人因素，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胡清芳从曾国藩的诗歌中来探讨其“诗缘情”的特点，认为曾氏的诗歌中渗透着忧国忧民之情、思乡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曾国藩的情，强调了人的本性，消除了儒家气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彭昊从道家人生思想和诗歌的角度对曾国藩的文学研究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曾国藩诗歌多为早年作品，其中的道家人生观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推崇豁达恬淡的人生态度；追求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钟情山水自然的人生归宿。而前者正是后三者产生的根源，可见道家思想对这位理学名臣的深刻影响。
翔云认为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他结束十年京官，出京创办湘军为界，前期仕途平步青云，言大志抒豪情；后期饱经沧桑，诗风趋向“冲淡之味”。指出曾诗有三种类型：“言志”诗高尚雅正，表现治国平天下的博大情怀；“怨愤”诗揭露社会黑暗，张扬着批判锋芒；“缘情”诗寄赠送别，感怀述事，抒发政治文人真挚的情感。在诗文作家论上，他认为曾国藩提出“读书多，积理富”的观点，要求作家博览群书，善于借鉴历代作品的精华；要求作家必须具备放眼天下的宽广胸襟，培养“闲适之趣”；作家还要有自己的个性，具有“倔强不驯之气”的精神风貌。他还指出曾国藩的振世诗文为满清王朝注入了活力，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乃是其所处时代孕育培养的结果。翔云还分析了曾国藩诗歌与同光体的关系，指出曾国藩倡导近代宋体诗运动，推尊江西诗派黄庭坚诗风，成为道光咸丰朝新风尚，引领同治光绪朝诗潮。曾国藩兼取唐宋诗风，因其既为学人又为诗人，作文作诗皆有成就，使同光体诗为中国古典诗国抹上最后一道残红。
八、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研究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首创者。关于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论者主要涉及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与近代西方文化、曾国藩与湖湘文化、曾国藩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几乎所有学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大儒”。朱东安先生认为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门各派，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及至诸子百家，都采取全盘继承的方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应用。范大平认为从总体上看，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精英和封建统治工具。他的文化保守的一面占绝对优势，不能夸大他的文化开放的一面，并由此确立其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
（二）曾国藩与近代西方文化研究
在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态度问题上，曹建英认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既痛恨又欢迎的矛盾态度。曾国藩反对的是西方的宗教文化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欢迎的是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生产工具和科技文化教育等。但不赞成把曾国藩学习西方文化看成是搞“中体西用”，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论断。
童远忠认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但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其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仅仅侧重于“技艺”、“术教”等技术层面，而对西方政治制度则完全排斥。梁念琼则认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的“夷夏”界线，驱除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心理压力，并去掉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浮浪之弊，在实践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的观点。肖高华认为由于曾国藩能变通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西方文化，因而其最终完成了由中国传统文化观向近代文化观的转变历程。范大平认为曾国藩学习西方文化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没有也不可能涉入文化精神的深层结构。
（三)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研究
曾长秋认为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传统，并使湖湘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成为湖湘文化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他还着重对王夫之和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与魏源、谭嗣同的思想文化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王船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与曾国藩的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都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同。他还认为曾国藩的钻研义理之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特别是他所做的后两件事，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刘兴邦分析了曾国藩与湖湘文化传统的关系，认为其是湖南文化传统在近代中国的突出代表。其继承和发扬了湖南文化传统，并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成为湖南文化传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朱耀斌认为湖湘文化具有的推崇理学、注重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文化特色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表现为：在治军上坚持以“礼”治军；在战争策略上贯彻“灵活多变，择善而从”，“以主待客，正奇互用”；在人的因素上，主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
（四) 曾国藩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研究
关于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徐伟民认为曾国藩的近代化意识萌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以1861年洋务运动发生为标志，其近代化意识进入了发展时期。从思想渊源考察，他的近代化意识有继承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一面，这是相同阶级内部的继承，还有受《李秀成自述》潜移默化的一面，这是不同阶级在外部的借鉴。近代化意识给这位“理学名儒”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在近代化大潮面前，曾国藩讲传统但不保守，积极而不偏激，以适应的姿态为世人表率。当然，其近代化意识是不全面的。
王继平认为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冯会明认为曾国藩在制造船炮、创立翻译馆翻译西书、设立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等具体的洋务实践中，客观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造就了科技人才，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对西学东渐起到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张超论述了曾国藩在引进西方科技、任用与培养科技人才、翻译西方书籍、推行新式教育方面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认为曾国藩以自己的学识、品性和社会地位，在引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枢纽作用，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李敦培等通过曾国藩在革新教育上的一些重大举措来论述其在近代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指出其近代教育的特点为对传统封建教育的承继和舍弃及其所倡导的教育具有开放性；影响在于其开放的教育思想代表了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曾国藩是旧教育中的特产人物，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罗玉明、肖芳林指出曾国藩通过阅读西方科学著作，认识到西方新式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呼吁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组织国内一批精通西学的人才翻译西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积极支持新式学校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并试图处理传统教学内容与西方近代教学内容的关系，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曾国藩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杨国强认为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传统文化铸就了他的多重人格，而且他还是在经世之学的延伸中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不自觉地成了剧变时代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中介。朱东安先生指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二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三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他认为曾国藩一生完全按儒家的人生设计，从头到尾走完了立志、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接收，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和曾国藩的自身特点，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熊吕茂、肖高华认为曾国藩作为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思想中存在许多消极落后的成分，且他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他所大力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以及他所提出的“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思想，在客观上对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梁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最早由经世之学延伸而入洋务的士大夫之一。其由经世延伸而入洋务，以不同于深闭固拒者的见识表现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溢出常规的反应，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而西学东渐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则开始走出了传统。在这巨变的时代，曾国藩不自觉地成为传统文化嬗变的历史中介。
徐泰来认为曾国藩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曾长秋认为曾国藩在保持中国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部分引进西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以西方文化为辅，用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是曾国藩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范大平认为曾国藩是实践西方文化，即将西方文化运用于中国近代的第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肖高华、熊吕茂认为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体系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义理为主、经世致用为辅；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西方近代文化为辅。此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肖高华并专门对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特征进行了论述，认为此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他还指出曾国藩文化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两个方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华夏中心”论的束缚，不自觉地迈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步履。
范大平、李文斌探讨了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认为其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为以农为本，耕读兴家；去惰戒奢，勤俭持家；克己自律，周济族戚；礼尚往来，重义轻财；思想开放，科技事农。并指出其耕读文化思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又反映出近代文化开放和科技意识，对当今社会的治家理财和家庭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薛麒麟分析了曾国藩的文化人格，认为儒学的陶冶，仕途的锤炼，西学的撞击，使得曾国藩将其“颟顸的个性”渐自消磨而臻于温和坚毅的内圣外王境地。曾氏文化人格思潮中所体现出来的温和的改良主义和理性的实用主义特征正是在继承传统儒学生命力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文化人格的时代价值评判而言，曾国藩是一个实干兴邦强国的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和理性的实用主义者。
宋德华、胡文校认为曾国藩除自觉地维护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有所舍弃和改变，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王兴国认为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三大贡献，即大力推崇王夫之，使船山学成为近代学术研究中之显学；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变成哲学命题；明确提出了理学经世派的理学纲领——“经济”之学。
九、曾国藩科技思想研究
曾国藩是清末开科技救国风气的人物，其科技思想是应对这一时代主题的先锋思想。他倡导的洋务运动，设计的近代水师，培养的第一批科技人才，既是其科技思想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成为近代科学主义的发轫。
朱振华探讨了曾国藩和近代科技的关系，认为曾国藩晚年办洋务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而且，随着洋务实践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由主张购买船仿造洋器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于是罗致人才创“翻译馆”；由翻译西书进而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创办洋务学堂，推行留学教育。他为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充当了发展近代科技的促进派，为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薛麒麟对曾国藩科技思想的形成、内容、实践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曾国藩科技思想的时代意义，认为其科技思想及其实践是在列强环伺的被动局面下自觉反省和积极应对的产物，其科技强国思想是在压力和动力的挤压下的识时之举和救时之策，在近代中国率先树立了科技强国的旗帜，为中国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正确的航道。
郭红娟认为曾国藩以他特有的品格、学识、地位和权势为中国科技的重新起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曾国藩的洋务活动如制造军械、派遣留学生、创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都对近代科技的重新起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赵蓓认为曾国藩的系统科技价值观及其社会实践不仅是中国现代科技政策之源头，而且也是现代世界各国成熟的科技政策的先驱。陈小平分析了曾国藩科技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系统分析其科技思想的基础上指出曾国藩在中国经受内忧外患之际，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推行新式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近代化；但由于受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科技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大局限性；通过对其科技思想作辩证的剖析，可以启迪人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技术可以引进，但研发必须自主，创新才能自强。
十、曾国藩教育思想及家庭伦理思想研究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他一生“功、言、德”的评价，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其本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造诣，特别是他的家庭伦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却博取了世人的一致称誉。
成晓军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观，认为“隆礼”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西学为用”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知行并重是曾国藩的教育方法。还认为其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许丽英指出曾国藩的人格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修身养性以进道德术业、立定志向以成丰功伟业、反省迁善以求谨慎治事以及豁达冲融以圆人生百态等方面，他的人格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培养能拥有内修品性、德术兼备，外练性格、处世圆融，能自立于世之人。他还认为曾国藩的生活教育思想主要包含生活起居要有常规，如规划生活作息表、强调早起的益处；日常生活勿染恶习，如戒除生活恶习、勿萌傲慢之态；生活谨守淳朴家风，如勤奋以医淫逸、节俭以医奢侈、谦逊以医骄慢；注重养生之道，如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作息正常，注重卫生的身体保健和养气于身、平淡恬静的精神修养等。
唐兆梅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与家教观、“齐家治国平天下”、律己教人的关系及其主要内容。指出其“修身之道”的主要内容为处世谦和、居家勤敬、遇事忍让、不忮不求、读书明理。朱钟颐、赵岳峰从自概之道入手，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身之鉴，认为其修身之鉴的内容为：圣贤豪杰是人谋与天意的结合，其地位不是永恒的；书要多读，用功要勤，只有耕读之家才可长久；其修身之鉴源于长期阅读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及其为官之经历，而内容为劳、谦、廉的白惕、自概之道正是曾国藩的修身之鉴完美具体的实施，也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史艺军认为曾国藩的为政求学治家之道表现在为政做官要求鞠躬尽瘁、报效君王、严于律己，善于用人；表现在求做学问要求勤奋刻苦、立志有恒、要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表现在治理家风要求勤俭节约、勿骄勿奢、官宦子弟要多读书、明事理、务实事、不搞特殊化等等。还认为对《曾国藩家书》中的这些思想，应该剔除其封建糟粕，吸取其有益成分。张淑贤、赖其军指出《曾国藩家书》中的养生思想主要包括戒躁惩忿、以颐天和，以动养生、动静结合，总结经验、持之以恒，有可供借鉴之处。
陈建民、谭俊从内容、特征、渊源等方面探讨了曾国藩朴素的体育思想，指出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健身养生两个方面，其对于完善中国体育文史和体育理论的系统构建，对于推行全民健身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
王建辉论述了曾国藩的出版活动及其与近代中国出版的关系，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奠基人。
彭小舟、周晓丽论述了曾国藩与莲池书院的关系，认为曾国藩较关注莲池书院的教学，并为之选任新山长，后更把书院当作向直隶士子宣传《劝学篇》的主要窗口。指出曾氏近距离接触、培养弟子群、虚实并重的关怀独具特色，使书院在全省移风易俗上发挥了表率作用，对直隶学风、文风的近代转型乃至教育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薛麒麟分文论述了曾国藩的“孝致祥”、“恕致祥”和“勤致祥”的内容，指出曾氏的“孝致祥”说、“恕致祥”说、“勤致祥”说同属于理学家性功事功、内圣外王的封建伦理说教，其目的在于为封建君主尽忠。
许丽英指出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形成主要渊源于曾氏家风、儒家思想、阅历经验等。严俊杰、黄正泉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王淑珍认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渊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对良好家风的继承。相超、陈九如认为其渊源主要在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湖湘民情民风、湖湘农家（地域）文化的影响。王佩良认为曾国藩的家教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传统家训思想、湖湘地域文化和曾氏祖训的影响，并且是曾国藩结合自身多年历练不断积淀而成。
闫雪琴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其家庭教育的目的是“兴小家”、“昌大家”，其内容主要是耕读勤教孝友，并提到了他在男女教育上各自的侧重点。梁景和对曾国藩的家教术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曾国藩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修“心”、“身”和“行”上，其重要手段是“耕”和“读”，而“志”、“恒”、“勤”、“劳”是三修必成的首要条件，为此，曾国藩采用的是“训诫”、“绍祖”、“省察”、“批评”的教子方法。许丽英指出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内容主要有恪守祖训、传授人生经验、注重家庭伦理、肩负子弟教育、重视妇女内训等方面；其家教思想的特点是教育者应注重以身作则和因材施教、受教育者要相互砥砺和注重自我修养等。严俊杰、黄正泉认为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孝友”为德教之首、修身以达“天德”；首倡虚心的治学之道、包含老庄哲学的养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启示当代教育应以培养良好向善的人性为首要目标；昭示家庭教育是社会文明进程中需要编译的“源程序”；启迪当代教育实现其育人功能的“培养基”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超、陈九如认为其内容主要有注重品德、能力培养、注重本色教育，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主要为注重道德观、名利观教育、注重言传身教。张茜认为其家教思想主要有四方面：修业进德，和睦家邻；戒骄戒佚，克勤克俭；读书明理，学贵有法；顺乎自然，养生之道。杨曼英认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突出表现在孝、严、勤、俭、和五方面，即孝为百行之首；治家贵严，不严之流弊不可胜言；能勤能敬，家业未有不兴者；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和气蒸蒸而家必兴。曾国藩家教思想确有颇多可借鉴之处。朱钟颐、刘艳雄介绍了曾国藩创建理想和谐家族社会思想的内容及其来源，认为曾国藩治家、为人、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虽广泛，但中心只有一个，即创建理想和谐家族社会。
林建曾认为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中凝集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家教的部分精华，以儒家的纲常伦理和湖湘农家文化为其经纬，其家庭教育的影响超越了他的家庭和他的时代，得到各种各样中国人的普遍认同。李卫平认为曾国藩家教思想的目的是将子孙后代培养成才，以使家族长久兴旺下去。其家教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孝悌为立家之本、耕读为兴家之策、谦谨睦邻为持家之法。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对其家人及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曾国藩的家教思想虽带有阶级烙印，但其中的以孝悌为本的传统人伦关系、以德立身及相应的道德规范值得学习和借鉴。
徐伟民从“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勤俭本持家之道”、“为人与为学并进”、“八字”、“三不信”与“八本”、“三致祥”等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常泓认为曾国藩治家思想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为经纬的，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曾国藩的治家教育思想有前人所未有的新意和特色。其庭训治家方略的高度理论意义及其现实意义是其特殊之处，也是其闪光之处。曾国藩的治家教育思想的影响，还远远超越了他的家庭和时代，对现如今如何教育子女成材这一热点问题仍富有现代启迪性。孙翔、雒季认为曾国藩持家之道的内容包括勤俭持家、尚勤戒惰、崇俭戒奢等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些思想对于抑制现代家庭的不良消费习惯，促进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韩胜朝认为曾国藩自强自立、读书明理、克勤克俭、戒骄戒佚、谦恭忍让的思想使其“齐家”方略独成体系，别具特色，对我们今天的治家育人仍不乏启迪意义。白晓明、郑玉波从修身、读书、事功等方面论述了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思想以及其现代价值。
唐兆梅认为曾国藩以祖宗家法为基础，以儒家的传统文化为依据，创一套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哲学贯穿始终的完整的家教理论和方法，教育子弟读书明理，且谆谆诱导子弟像他那样为实践“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人生哲学而不懈努力。而其“不必作官”的劝诫、“不可从军”的叮咛，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还可澄清朝臣的猜忌，可谓煞费苦心。
关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周玉珍认为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思想、道家的虚无伦理思想和湖湘文化是曾国藩伦理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作者把曾国藩伦理思想概括为修身之德、治家之理、治国之道，认为其伦理思想体系也呈现出很大的双重性和矛盾性，既有落后的封建性，又有淳朴狭隘的农民意识，还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童中平认为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儒家经世思想为理论基础，兼采西方实用之学，广泛吸取历史典籍与前人、先辈、时宦伦理治家的经验教训，大大丰富了其伦理治家的践行途径。孙理兴认为曾国藩的治家伦理思想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封建宗法社会统治阶级治国伦理纲常的影响而带有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古今中外一般家庭生活中共同或基本相同的人伦关系及道德要求，将有益于药治现代家庭领域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促进现代家庭伦理道德新风建设。刘兴邦认为曾国藩的伦理思想具有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两重性格，但他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行家庭伦理教育，形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体系和优良家风，不仅是封建士大夫家庭教育的楷模，也为我们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教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料。
周俊武认为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内容主要在于将孝悌视为立家之本，将勤俭视为持家之道，将教化视为兴家之策，将睦邻视为和家之辅。并指出其家庭伦理思想是属于传统的，其中包括许多需要批判剔除的糟粕，当然也含有许多可资借鉴利用的合理因素。他还指出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孝为核心，表现为把“孝道”作为立家之本、孝悌廉耻，胜于功名、永言孝思，孝思为则、先于孝而后于忠。常耀弘认为曾国藩的家庭伦理道德主要体现于读书、修身、家庭教育三方面。在读书上，他要求子女要勤奋，要有志、有识、有恒；在修身上，他主张慎独、克己、敬恕、谦虚；在家庭教育方面，提倡勤俭持家、孝悌友仁爱。
李德阳从持家、治学、修身三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家训思想，指出其持家之方为尚勤、崇俭、倡导和；治学之方为立志、有恒、专一；修身之道为不忮不求、戒嫌贫爱富。并将曾氏家训与《颜氏家训》进行了比较。戴素芳把曾国藩的家训伦理思想概括为孝悌乃家和之方，勤俭乃兴家之本，谦敬乃交接之要，知足乃自保之术，认为曾国藩家庭德教的基本原则是强调知与行、慈与严、普遍要求与个别指导的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其独到的启示作用。朱明勋认为曾国藩家书从读书、做人、理家三大方面体现了曾氏家训思想。首先，曾国藩注意教导子弟读书，认为读书的目的是学习圣贤做人的道理，而不是为了应举，必须讲究方法。其次，他认为人人皆可成为圣贤，一个人对家人要孝悌，对世人要谦逊。最后，曾国藩注重理家，认为一个家庭要兴旺，家人必须勤劳、节俭、和睦。其家训思想对当今家庭教育颇具借鉴价值。
杨立东、车丽萍分析了曾国藩写给其子的书信，认为其施教内容主要以德、智、体、美、劳为主；施教思想有以诚为本、求实勿虚，自克自省、自立自强，忘存高远、刚健守恒，根植于勤、戒奢以俭；施教方法有防微杜渐、及时施教，爱子以德、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现身说法、深入浅出。
十一、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曾国藩不仅在事功方面勋业卓著，而且在学术上占有一席之位。其学术思想在晚清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陈居渊认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为“崇尚礼学”、“会通汉宋学术”、“道论”和“文论”，在近代社会、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还认为其学术思想带有很浓烈的政治伦理道德色彩和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它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一般性要求，也体现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意义。王继平认为曾国藩的学术路向经过了从“一宗宋儒”到“汉宋兼采”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其经世的主要特征也有从“守道救时”到“中体西用”的变化；其治学方法则经历了从“由博返约”到“由约返博”的过程。并认为曾国藩的治学态度及治学方法所体现的开放和务实的精神，无疑是可以借鉴的。李和山认为曾国藩的学术取向经历了从重“义理、词章”到“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缺一不可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他的古文思想上，就是“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并指出曾国藩始终赋予“词章”独立的学术地位，总结了古文写作中从如何运气到怎样谋篇布局、造句选词等方面的技巧经验，体现了“文道俱至”的思想。
邱展雄认为曾国藩的治学之道主要体现在读书不为求官；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读书要兼容并储，学以致用。刘一龙从经世致用、由博返约、勤奋有恒三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治学精神。成晓军认为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主要表现为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专精一业与专攻一学。其治学方法对近代中国士大夫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具有现实意义。
王秋香分析了曾国藩治学思想，指出实事求是是其治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线和品格，经世致用是其治学的最终目的，“博→约→博”是其治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并指出曾国藩治学思想于当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匡翠芳等认为曾国藩的治学伦理教育思想主要包括读书以明理、治学贵立志有恒、治学宜守一“专”字诀、治学与修身并进四个方面。并指出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被士大夫奉为指导子女治学的圭臬，对今天的治学伦理教育也仍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金伟从“耕读为本”、“进德”和“修业”、“训诂为本”、“有志”、“有识”、“有恒”等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读书之道。韩立君论述了曾国藩的读书观，指出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使人立志，可以改变人的气质，使人有长远的发展。读书应有所选择，经书史书为首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也应涉及。读书时应潜心、循序渐进，切忌懒惰、浮躁的心理。
燕良轼从学习的目的意义、智力因素与学习、非智力因素与学习、学习方法等四个方面系统展示了曾国藩学习心理思想丰富的内涵，认为学习心理思想是曾国藩教育心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曾氏对学习问题的许多深刻见解，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十二、曾国藩的档案思想
近年来，随着曾国藩思想研究的深入，论者对曾国藩的档案思想也给以了一定关注。刘金元、王恬波认为曾国藩档案思想主要包括对档案资料广泛收集、对档案资料认真整理、对档案资料精心保管、对档案资料注重实用的思想。其影响在于曾府藏书楼对珍贵古籍的大量收藏，起到了整理保存古代文献和传播古代文化的作用；曾府藏书楼的档案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曾府藏书的利用，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曾府的藏书读书风气和曾国藩重视档案的思想影响和带动了十里五乡的当地人。肖文建、李雪雷认为曾国藩的档案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对档案书籍的广泛收集、分门别类，认真整理档案书籍、为保管档案资料倾注大量心血、尤其注重对档案资料的利用等方面。给后人的启示与影响主要体现在昭示人们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增强社会档案意识、其档案思想影响和带动了当地人。刘金元、李高海指出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档案进行了收集、编纂和利用，并保存了天京残档。而曾国藩保存太平天国档案的思想根源在于利用太平天国档案作为一种战略谋略意识和他一贯重视各种文史资料、古籍的思想。曾国藩收集、保存的太平天国档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乃至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是有贡献的。王跃平、王泉初从曾国藩的收藏实践角度考察了曾国藩档案思想的形成。
王燕萍认为曾国藩在保存和使用档案过程中，概括起来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即严重违反公文保密制度，破坏全宗的完整性。并指出现代人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促进我国保密和档案事业的发展。
十三、曾国藩与相关人物关系研究
曾国藩与相关人物关系研究是曾国藩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论者就曾国藩与胡林翼、骆秉章、曾门四弟子、洪秀全、李鸿章、倭仁、容闳、孙中山等人物进行了比较研究。
陶海洋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论述了胡林翼对曾国藩的再起所起的关键作用，指出胡林翼在政治上全力支持曾国藩；调动各内部关系，重振湘军；定战略，克安庆，为曾国藩再起奠定了最后基础。
郑峰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指出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而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翔云分析了曾国藩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曾门四弟子的关系，指出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陶用舒对曾国藩和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群体进行了论述，指出了曾国藩成为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群体领袖的原因、此人才群体跟以陶澍为中心的人才群体的继承、发展关系以及此人才群体的四大特色。
成晓军、彭小舟对洪秀全与曾国藩文化观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洪秀全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较量的不同胜败结局，其深层原因主要不在于战场上的得失多寡，而在于各自对于中西文化的认知与抉择程度是否符合当时特定的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轨迹。具体说来，二者文化观的主要分歧在于洪秀全对中国传统文化既否定又依恋，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维护又超越；洪秀全对西方文化中宗教神学等予以改造利用却缺乏全面认识，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加以抵拒的同时又对科技为主的物质文化予以认同，这对中国近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何晓明对曾国藩和洪秀全进行了比较，认为曾国藩、洪秀全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代表了“草根”阶层，集两千年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思想之大成；曾国藩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到他这里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终结式的人物，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的前驱先路人物。他们的文化品格都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曾国藩与李鸿章，董丛林分析了曾国藩、李鸿章的特定心态与湘、淮系势力消长的关系，认为平捻之役是曾退李进、湘消淮长的重大契机，而前敌主力、主帅的变局尤为基础性、前提性的关键，曾、李的特定心态，即曾国藩“谨守”而李鸿章“激进”则在这一关键的促成上乃至日后的相关事局中，都是处于隐深层次的一股偌大推动力。董蔡时分四个时期论述了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指出曾、李都是满洲贵族、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理人，这就使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李鸿章的身上好象罩着曾国藩的影子；曾、李在内政外交上，都表现出对本国人民凶恶有过虎狼，对外国侵略者则驯顺如羊的阶级本质。叶伟敏考察了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指出二人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李、曾二氏意见并不矛盾。积极推进条约缔结的李氏意见，为《中日修好条规》的尽快缔结提供了可能。冷静强调条约平等的曾氏意见，为《中日修好条规》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打下了基础。这也是曾国藩、李鸿章师生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极为少见的合作之例。
宫明对倭仁与曾国藩进行了比较，指出两人在“修身、齐家”即封建的个人道德修养的范围内，个性和作风方面颇有不少相似之处。且私人关系不错，但在政治上有重大分歧，其原因在于二人在治学上态度的不同，或日学风不同，即曾国藩在学风上务实而不尚空谈，倭仁是就学术论学术，与社会实际问题的严重脱节和脱离。李细珠从修身与经世、趋同与歧异、冲突与相容等方面也对倭仁与曾国藩进行了比较，认为倭仁是理学修身派的代表，曾国藩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理学修身派与经世派在“王朝复兴”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在“自强新政”的态度上则互有歧异；理学与近代化既有相容的一面，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倭仁与曾国藩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理学的不同功效。
徐伟民探讨了曾国藩与容闳安庆会晤的历史意义，认为二人的安庆会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新纪元。杨锦銮分析了容闳与曾国藩的关系，认为洋务运动中曾、容的微妙关系与幼童出洋留学运动的最初启动和最后失败关系密切。曾、容的携手合作，导致晚清官派留学运动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他们思想深处的诸多歧异又为这场运动的无疾而终埋下了种子。对西学的认同、双方的资源优势、丁日昌等的牵线搭桥以及特定的历史机缘是促成合作达成的主要原因，但政治观、文化观以及人才观教育观的歧异，又注定了合作不可能有完满结局。
成晓军从对“变”的认识、洋务主张、外交理论三方面考察了黎庶昌对曾国藩洋务观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他还论述了黎庶昌对曾国藩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指出黎氏的《续古文辞类纂》既是对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修订补充，又是对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中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成晓军还比较了曾国藩与孙中山的中学观，指出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为坚守儒学并兼取各家学说之长；孙中山的基本态度为“用古人而不为其所惑”。并认为曾国藩与孙中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种前后扬弃的关系。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孙中山的中学观比曾国藩的中学观进步、高明，高明之处在于他把文化建设同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进行考虑；而曾国藩的中学观又比他的前人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
王璞从治学观、哲学观与政治观、求实观与意志观、教子观等诸方面分析了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十四、曾国藩与晚清政府的关系
曾国藩与晚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几经变化，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反映出晚清时局的动荡不安。关于曾国藩与晚清政府关系的研究很有意义。
董蔡时论述了曾国藩与晚清政柄、兵柄的下移的关系。王诚论述了天京陷落前后曾国藩与清政府关系的演变，认为在天京陷落前后，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之间经历了融洽——紧张——再融洽的演变过程。造成这种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满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清政府与曾国藩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决定了清廷与曾国藩的关系模式；与曾国藩主张在小范围内的维新进取和清统治集团中的泥古守旧派有关；与湘军内部矛盾斗争有关。杨天宏从统治阶级内部两大利益集团对垒的角度来看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的矛盾，指出认为二者矛盾斗争的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倾轧的看法过于表浅。他认为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的斗争带有一定程度的维新进取与泥占守旧之争的性质且带有浓重的满汉民族矛盾的色彩。他还指出曾国藩集团与清廷的矛盾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外涉大平天国，内及清朝政局，而内外影响又彼此交叉。
十五、曾国藩幕府研究
关于曾国藩幕府的研究，主要涉及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问题、曾国藩幕府的特点问题、曾国藩与幕僚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曾国藩幕府对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的影响问题等方面。
关于曾国藩幕府盛况空前的原因问题，朱东安认为一是在于幕府和幕僚制度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必然性、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二是在于曾国藩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即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是胡、左、李三人无法比拟的；朱谐汉认为原因主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原因是曾国藩所面临的局面和所处的世势使然，曾国藩办湘军需延聘幕僚为其办事；由于中清以来政治黑暗使仕途更加雍塞，使许多士子失去了入仕做官的机会，出任幕僚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观原因是曾国藩从来都把幕府当作造就人才、培养好官、形成自我中心的集团政治势力的基地，而幕府的弹性特征为他这种用心提供了可能。李志茗从四个方面论述曾国藩幕府空前兴盛的原因：一是曾氏不仅爱才如命，而且善于识别和任用各种人才；二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为曾国藩幕府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契机；三是各种人士的涌现，为曾国藩广泛征士创造了条件；四是曾国藩经常荐举有功幕僚，从而吸引更多人才投奔其幕府。刘建强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起为曾国藩幕府的兴起和形成提供了客观环境；曾氏地位高、权力大、辖地广、统兵多，加之道德学问好，功名事功显赫等因素，对各类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曾国藩独特的育人用人理论和实践使其幕府聚集了一大批能人才杰。成晓军则重点强调曾国藩独特而又有实效的人才理论和实践所起的作用。
关于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问题，朱谐汉认为曾幕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二是在向上层社会流动后影响到晚清政局。李志茗在《晚清四大幕府》一书中指出曾国藩幕府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影响最突出之处在于维系清王朝统治；造成督抚专政局面和满汉权力格局的再分配；促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为晚清造就一大批各式各样人才。
关于曾国藩幕府的特点问题，朱谐汉认为曾国藩幕府的规模较大、幕府职能有了扩展、幕府中宾主的关系并不完全平等、幕主利用权力将幕府的大部分负担转嫁到封建国家头上。朱东安认为曾国藩幕府的特点为大批幕友得保官职和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王继平认为其总的特点为：无论是籍贯还是出身，幕宾的来源都相当广泛；曾幕中幕宾从事的工作较之咸丰前幕府要广泛得多；曾国藩延聘幕宾的形式很灵活。曾幕的作用与职能主要体现在影响曾国藩的重大决策，甚而影响其为人处世态度；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幕宾也多所建言，为曾国藩所采纳；幕宾办理湘军粮饷，保证了湘军的供给，为湘军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懂西学、知西艺的幕宾为曾国藩办洋务、办外交出力不少。其造就的人才大略有三类：出幕后成为地方督抚或州县官吏、活跃于近代外交舞台的外交人才、晚清著名的科学家、学者。
关于曾国藩幕府与李鸿章幕府、张之洞幕府的比较，尚小明认为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的职能和幕才不同，曾的幕府职能虽保留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职能，但主要功能已转为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另外对自强运动的兴起也有推动之功；李氏幕府早期的职能为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渐成朝廷重臣，他的幕府职能也转以协助处理洋务、外交事务为主。李、曾幕才构成的差异是因为他们面临的形势不尽相同，但主要与李、曾二人的学问道德、才品作风有关。李志茗认为李鸿章幕府无论在幕僚的素质上，还是幕府的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比曾国藩幕府逊色。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的差异外，主要在于李鸿章本身的人品、道德、学问不如曾国藩，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淮系集团的政治势力难与湘系集团的政治势力相提并论。
黎仁凯、王向英对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进行了比较，认为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即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关于曾国藩与幕僚之间的关系问题，朱东安认为曾国藩与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曾国藩和幕僚之间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
十六、曾国藩总体评价
学术界对曾国藩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说是论旨各殊。
新中国成立初期，范文澜先生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对曾国藩作了全盘否定，认为曾国藩是“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此基本观点几乎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所认同。1957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史学界或把曾国藩的研究视为“禁区”，对曾国藩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或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研究，大搞影射史学，尤其是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对曾国藩的批判也愈益升级。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全盘否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双百方针的重新贯彻执行，对曾国藩的研究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曾国藩研究日益活跃。最先主张采取分析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全部肯定的，是冬青在1983年《山西师大学报》第1期发表的《曾国藩的一生》，此后，有关曾国藩的评价成为争论的热点。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意见为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论。范文澜先生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影响深远，上世纪80年代，仍有人坚持此传统观点，对曾国藩全面否定。王承仁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口头上高唱“自强”，“骨子里和行动上却是投降媚外”，用出卖民族利益的手段去勾结外国侵略者，屠杀国内人民。郑则民也认为曾国藩等“洋务派勾结外国侵略者，出卖祖国大量主权”，“引鬼入邦”，祸害无穷。叶幼明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充分估计它的进步作用，反而去强调其副作用，为曾国藩开脱罪责，其方向是错误的。刘乐扬列出了曾国藩的十大反动的“影响”，对曾国藩予以了全面否定和批判。有的学者虽然不再用阶级观点完全抹杀曾国藩，但仍把其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看作历史罪行。冬青主张对曾国藩采取分析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全部肯定，认为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但他在某些方面对曾国藩作了基本肯定的同时，总体上仍予以否定，认为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董蔡时认为把曾国藩看作汉奸的观点不确切，但总的说来，曾国藩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是始终与人民为敌，甘心充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鹰犬的一生。他还认为曾国藩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有大罪；晚年办理天津教案，恐洋媚外，草菅人命，有罪；倡导洋务，有功。功罪不能相抵，但可以相比。比较下来，铁案铸成，他是历史的罪人。李傲雪、李霄霄指出，说文治，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卖国贼；说武功，其所谓的武功集中表现在对太平军的血腥镇压上。王汉新认为曾国藩的言行，表明他实质上是一个信奉唯心主义理学，充当帝国主义、清王朝的走狗，极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人。方志钦则强调曾国藩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狂。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曾国藩为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形成所谓同治“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曾国藩在全力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残民以逞，杀人盈野”；三是在镇压人民、维护清朝统治的过程中“杀华人，媚洋人”。姜铎对曾国藩的总体评价作了具体分析考察，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无可原宥，他倡导洋务运动“功过参半”，而对他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却不应一笔抹煞”；对其文学地位应当肯定，不能“以人废言”。但他最终认为曾国藩过大于功，应属基本否定的人物。此后他又调整自己的观点，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过大于功或功过参半的人物，因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过于渲染。
一种意见为基本肯定论。肯定论者认为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键人物，其成就不单是军事事功，还有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其军事事功改变了近百年历史进程，而学术、文章、处世、家教也垂范后世。徐泰来坚持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孙映球指出由于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起了历史作用，即他所做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因此对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应予肯定。祝婷婷、秦磊等也持此论。
此外，对“汉奸”——为清朝效力如何客观评价、“刽子手”——镇压农民起义如何客观评价、“卖国贼”——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及其结局如何客观评价的问题，有人专文予以分析。马永山认为以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妥协投降作为曾国藩“汉奸”说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不过曾国藩确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刽子手。邓云生认为曾国藩的阶级立场地位、道德观决定了他只能成为农民起义的对立面，决不可能是农民起义的拥护者。而曾国藩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则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并非存心出卖国家利权，与历史上的卖国贼不能等同。许山河认为曾国藩不但不是汉奸、卖国贼，而且是爱国者。沈嘉荣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虽有过错，但“卖国罪案”不能成立。彭靖认为不能因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处理天津教案，就简单地给他扣上“汉奸刽子手”和“卖国贼”的帽子。他把曾国藩描绘成为一个“爱民”、“养民”、“卫民”的人物，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以否定评价。白爱红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将领，一个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委曲求全的软骨头，而不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他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李立泉认为章太炎先生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算是合乎情理的公允评价。郑师渠认为以往把曾国藩定为“汉奸、卖国贼”有失简单化，但如今有人似乎又要把他说成是救世主或圣人了。无论如何，镇压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污点，不应也不可能为这洗刷罪过。
茅家琦认为正确评价曾国藩要解决三个问题，即对金田起义的辩证评价，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是创新思想的提出者还是实践者?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了前人?他的回答是：太平天国起义早期是革命性的，到后期其自身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曾国藩并非现代化思想的提出者而是实践者；曾国藩在学术上有成就，但有多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仍值得深入研究。
蒋广学把曾国藩定位为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认为潜心研究理学的曾国藩与魏源、徐继畲相比，其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但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返照的机会，而在此返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
郭世佑认为事实评判是价值评判的基础，对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要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处理天津教案的言行作进一步的深人研究。吕芳文也认为对于曾国藩的成败得失和功过是非的评析，必须摆进他所在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论学问，论修养，论齐家，论个人成就，曾国藩堪称一代贤哲、巨人；但贤哲也好，巨人也罢，总归都是人，而不是神。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曾国藩也有缺点，有失误，而且有罪恶。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没有聚集了人类所有亮点的星星，历史上没有处处堪称师表而又万世不朽的楷模。
另外，《湘声报》2007年1月29日刊载的《人文双峰影响百年——对曾国藩现象的文化解读》一文，指出近现代湖南能引领中国，这与曾氏不无关系。可以说，曾国藩影响了湖南，湖南影响了全国，曾国藩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对此，李吉等分析后指出上文作者提出并回答的两个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基本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基本问题，即谁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引领者的问题。上文作者对此的回答，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人阐述、揭示和提出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基本规律和基本结论。曾国藩充其量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上文拔高了曾国藩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关于曾国藩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时对其评价及定位问题仍存在着分歧，这仍是一个争论的热点问题。此外，对曾国藩的研究还可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对曾国藩与双峰、湖南、整个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有继续开拓的空间，关于曾国藩与相关人物的研究仍须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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