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自杀的史实

关于曾国藩自杀的记载可见于以下史料：

1．初二日（咸丰四年四月），公自督战船四十号、陆勇八百人，击贼于靖港市。西南风发，水流迅急，不能停泊，为贼所乘。水勇溃败，战船为贼所焚，或掠以去。公自成师以出，竭力经营，初失利于岳州，继又挫败于靖港，愤极赴水两次，皆左右救援以出。

2．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于自裁者屡矣。

3．初二日（咸丰四年四月），公亲督师邀击贼于靖港，西南风发，水势迅急，为贼所乘，师溃。公自投于水，左右救之获免。

4．二十五日（咸丰四年十二月），贼复以小艇夜袭水军，放火焚战船十馀号。公坐船陷于贼，文卷册牍俱失。公棹小舟驰入陆军以免。……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公泽南、刘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

5．二十五日（咸丰四年十二月），贼以小艇夜袭我营，公坐船陷于贼，文卷荡然无存，急棹小舟入罗泽南营以免。公欲以身殉国，草遗书千余言，罗泽南力谏乃止，因上书自劾。

6．国藩亲率战艇四十，陆勇八百，水急风驶，须臾追贼垒。战不利，水师骤返，为贼乘。陆军与团丁亦溃，夺浮桥走。国藩不能止，发愤投水，左右负之出，乃回省城整兵。

7．己未，贼以小艇夜袭营，夺国藩座船，国藩自投水，左右救之，棹小舟入罗泽南营，因上疏自劾，诏免议。

8．国藩愤，自投水中，章寿麟负之还船。

另外，曾国藩靖港溃败后曾写下遗摺遗片，说：“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摺阙廷，即于△△日殉难。”

　　二、曾国藩自杀原因

从以上几则史料来看，曾国藩是由于“愤极”自杀。而他之所以“愤极”，一是由于水师战败；二是败后为人所诟侮讥弹，愤而“自裁”。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争斗中吃的败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臣屡败屡战”，为什么偏偏这两次失败急得曾国藩要自杀呢?我觉得有以下原因：

第一，湘军水师的艰难创办和曾国藩对水师的倚重。

湘军陆勇的创办早于水师，但是战争的实际经历，让曾国藩逐渐意识到水师的重要性。先是，郭嵩焘赴援南昌，侦知太平军皆舟居，在岸上环三面建设堡垒而虚其后以翼水师，于是悟到水师作战的重要性，遂向江忠源建议倡设水师。江深以为意，并致函曾国藩，略申此意。曾为之所动，乃决议甸办水师，并将之作为消灭太平军，肃清东南的根本。他上奏皇帝说：“因思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惨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这折奏稿打动了皇帝，曾国藩办水师的想法得到了朝廷批准。

朝廷批准曾国藩创办水师，但并无半点支援，具体的事情还是得靠他自己想法解决。一穷二白的曾国藩为办湘军水师，可谓费尽心机。办水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不足。当时湖南藩库仅存银3万多两，而筹备炮船、招募水勇就得费银lO万两左右，亏空巨大。他只好靠劝捐，甚至勒捐凑集银两。为此，曾国藩得罪了长沙很多大户人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铤而走险”，截留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4万两。

水师以造船为要。而曾国藩等人并不通此道，又无成法可仿。为设计战舰，曾氏日夜苦思，博采众议，访得拖罟、长龙、快蟹各船样式及用途，即在衡阳设厂造船，委任成名标为监造官。后又在湘潭开设船厂，加快船只的建造步伐。

舟师以安置大炮为要。此时适逢广西巡抚派员解炮两百尊赴湖北，路过衡阳时，田家镇防兵已溃散。于是，曾国藩截留其炮位给水师，借以教练水勇。又奏派广西右江道张敬修购洋炮、粤炮千尊，并带工匠自广东前来。

水勇的招募也是困难重重。湖南人素来不识水战，招勇时，报陆勇的成群结队，而一听是招水勇则掉头就走。曾国藩二月出兵，正月还写信催人说：“湘潭水勇，总须本月招集。”

总之，湘军水师的创办过程中的种种艰辛，曾国藩曾以“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尝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来形容。

在水师的创办过程中，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安徽、湖北先后告急，朝廷多次要求曾国藩率师赴援，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为了让曾国藩出兵，咸丰皇帝甚至说：“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但曾国藩深知只有陆勇，或者加上不完整的水师还不足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一再抗旨不出兵，请求皇帝推迟出师时间。

直到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六日，湘潭、衡阳两地船厂造船完工，共建成快蟹10号，长龙50号，舢板150号，拖罟1号，改造钓钩船120余号，例外雇佣民船100多号；所配炮位，借用广西150位，从广东买来320位，本省提用100余位；募得水勇5000余人。此时，湘军水师规模初具，曾国藩才于是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启程，准备会合湘潭水师出征。出征时发《讨粤匪檄》一道，中有“本堂部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此时的曾国藩是直把天下扛在自己一个人肩上，在天下老百姓面前夸下了海口。

第二，水师大败。

不料，曾国藩师出不久，湘军水师就受到重大打击。先是三月初七日，在洞庭湖中遭遇大风，湖中巨浪如山，“在城陵矶守卡者，打沉五只，撞损十馀只；泊岳阳楼下者，打沉十一只，撞损二十馀只；中帮水师二营及后帮陆勇二千雇民船来岳者，在鹿角一带遭风漂沉战船八只，撞损者无数；水陆各勇溺毙者亦多。”

接着，四月二日，靖港一战，曾国藩亲自率领水师5营，战船40余只，水勇千余人，陆勇800人攻打靖港的太平军。本想以多打少，必胜无疑，“不料陆路之勇与贼战半时之久，即行奔溃；而水师之勇见陆路既溃，亦纷纷上岸奔窜。大小炮船有自行焚烧者，有被贼抢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当时溃勇根本不听曾国藩的指挥，曾亲自仗剑督战，立旗于岸上，大呼“过旗者斩”，但士兵却从旗旁绕过作鸟兽散。曾国藩愤极而投水。

从湘潭出征到靖港之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水师就损失过半。自己倚为根本的湘军水师，足未出省就被太平军当头一棒打得溃不成军，还谈什么肃清江面，安定东南呢?想想自己以前违抗旨意和向全天下人夸下的海口，曾国藩觉得自己确实“上负圣主重任之意，下负两湖士民水火倒悬之望”，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呢?

回到长沙后，曾国藩饱受人们的嘲笑和官绅的讥弹，其同僚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乘机告发曾国藩惨败情形，并请骆秉章罢黜湘军。那些以前受过曾国藩勒捐的大户人家这时也纷纷跳出来说他的坏话。军事失利使得个人和湘军的命运看起来凶多吉少，朝廷随时可能将他和湘军一起消灭，本来就愧恨难当的曾国藩这时更加忧心忡忡，如履薄冰，有自杀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湘军随后就克复湘潭，并大败太平军。十日，曾国藩接到皇帝对他岳州水军失利的处罚：“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咸丰皇帝这是将了他一军，但还是留有些许情面的，毕竟这次失利主要还是天气因素造成的。对靖港一战的失败的处罚，皇帝就不那么含糊了，“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上谕又令就地休整，希望能够反败为胜。曾国藩连忙谢恩，并表示“誓歼此贼，以雪挫败之耻，而赎迟延之罪”。

休整后的湘军，再次出击获得一系列的胜利，接连克复岳阳、武昌，并进围九江。胜利就在眼前，咸丰帝一再交代曾国藩不要孟浪行事，贻误事机。偏十二日，曾国藩的水师就轻率冒进，被太平军诱进鄱阳湖，“贼筑垒断其后路，遂与外江水师隔绝”。是夜三更，又被太平军以小划船三四十号攒入老营偷袭得手，烧毁船只计“大战船九号，小者数号，杂色坐船三十馀号”。外江大船和内湖快艇的联系被隔断，又为接下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二十五日夜，太平军故伎重施，再次夜袭水营，曾国藩的坐船被太平军以小划船二三十只团团围住，曾国藩情急之下，投水自杀。这一仗，损兵折将不说，连自己的坐船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船上的大批机密文件被缴获，军事情报严重泄露，其后果之严重不堪想象。此战较之靖港之战之损失，似又过之。

第三，曾国藩自杀的内在原因。

曾国藩自杀的内在原因，来自于对皇权的恐惧。“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此时的咸丰帝对汉人练兵是不放心的，曾国藩这种手握重大军事实力的大臣更是皇帝盯防的重点对象。所以，咸丰帝在曾国藩办水师的过程中一再催促其赴援，在其东进的过程中时不时发谕旨，遥控作战。作战胜利以后，只予空衔不予实职。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曾国藩攻克武昌，咸丰帝本授予署理湖北巡抚的实缺，但旋即改授兵部侍郎的空衔。非但如此，他还在曾国藩辞谢署理湖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立功非但没有赏赐，反而遭到皇帝的严厉批评。那么作战失败、丧师失律时，其内心的痛楚与恐惧就可想而知了。

自己苦心经营、期望颇高的水师被太平军打得兵败师毁，使曾国藩痛心疾首；朝廷的猜忌、防范，使他时时如履薄冰；同僚和官绅们的处处刁难、时人的挖苦使他羞愧难当。所有这些不顺心的事情积聚在曾国藩的心中，再加上军事上的失败，将他彻底压垮，使他倍感绝望，遂采取了自杀行动。

当然，曾国藩的败仗远不止于此。那么，后来他为什么没有自杀呢?显然与他阅历的增多，心理承受能力增强，遇到类似情况能坦然面对有关。更重要的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曾国藩的军事实力和战绩的累积到相当程度，社会地位和个人威望日益增高。朝廷越来越来依靠他，曾国藩成了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对他也不得不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