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般都是怕死的。据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说。中国的很多死刑犯临行前都被人把裤腿扎上。以防其大小便失禁。可见，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之一。但积极的自杀者却克服了这一巨大的精神障碍。

中国前现代历史上最后一位令人感佩、折服的积极自杀者要算是谭嗣同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能逃的都逃了，谭嗣同（见左图）却“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梁启超劝他走时，他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故事中两位中国先秦和日本近代史上的积极自杀者为榜样，坚持“死易。生难”。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至于谭嗣同不走的理由，李敖在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中是如下解读的：“我们这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若全都跑了，没一个人敢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到“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从容就戮。呜呼烈矣”！（梁启超语）所以，像谭嗣同这样的间接自杀才真是“轰天撼地”，万古流芳的。

20世纪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是造成中国文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也可能是中国文人自杀最多的一个世纪。1926年，有才华的作家王以仁跳船而死：1927年端午节前两天，大学者王国维投昆明湖；1929年，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跳黄浦江；1933年，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跳船；文学评论家陈笑雨投永定河；作家李广田溺池；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投井：北大诗人戈麦投水：重庆诗人胡佳文投海。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来，文人连自杀都爱投入水的怀抱。

“文革”期间是文人自杀的一个高峰，有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史学家翦伯赞和吴晗，杂文家邓拓，诗人闻捷。剧作家田汉，小说家赵树理、孔厥、陈翔鹤、彭柏山，文艺理论家以群，美学家吕荧，文艺评论家邵荃麟、侯金镜、陶然，著名报人储安平（失踪）……至于老舍的自杀就更不用说了，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次重创。

“文革”之后，中国文人的自杀也并未中断：诗人海子、陈泮（诗人江河之妻）、方向、顾城、徐迟，作家三毛，文学研究者胡河清，文艺批评家吴方，哲学家宋祖良等也相继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国内的文人如此，国外的文人也不遑多让，只是在数量上不及中国这么“壮观”罢了。国外20世纪前后自杀的文人，中国人较熟悉的有：杰克•伦敦、海明威、茨威格、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叶赛宇、马雅可夫斯基等人。

其中，20世纪自杀的中国文人中最受人关注也引起争议的有两位。一位是20世纪之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对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分析和猜测，有失子之痛、师友反目、体弱忧郁、事业挫折、债务纠葛等各种说法，但陈寅恪、梁启超的说法可能更能代表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心灵伤痛”。

另一位自杀的文人是20世纪末移居新西兰激流岛的诗人顾城，他的死过于血腥。死之前，他曾因养鸡的问题和邻居发生争执，法院判他败诉，他就拿着刀在鸡舍里一通乱砍，然后把几百只鸡的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社区官员，官员们当场吓得四散奔逃。之后，他又到山坡上砍树发泄，砍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又用斧头把妻子砍死，然后自杀。这种暴戾的死法实在不像文人所为。

戊戌变法失败后，能逃的都逃了，谭嗣同却“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梁启超劝他走时，他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故事中两位中国先秦和日本近代史上的积极自杀者为榜样，坚持“死易。生难”。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至于谭嗣同不走的理由，李敖在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中是如下解读的：“我们这些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若全都跑了，没一个人敢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到“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从容就戮。呜呼烈矣”！（梁启超语）所以，像谭嗣同这样的间接自杀才真是“轰天撼地”，万古流芳的。

20世纪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是造成中国文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也可能是中国文人自杀最多的一个世纪。1926年，有才华的作家王以仁跳船而死：1927年端午节前两天，大学者王国维投昆明湖；1929年，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跳黄浦江；1933年，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跳船；文学评论家陈笑雨投永定河；作家李广田溺池；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投井：北大诗人戈麦投水：重庆诗人胡佳文投海。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看来，文人连自杀都爱投入水的怀抱。

“文革”期间是文人自杀的一个高峰，有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史学家翦伯赞和吴晗，杂文家邓拓，诗人闻捷。剧作家田汉，小说家赵树理、孔厥、陈翔鹤、彭柏山，文艺理论家以群，美学家吕荧，文艺评论家邵荃麟、侯金镜、陶然，著名报人储安平（失踪）……至于老舍的自杀就更不用说了，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次重创。

“文革”之后，中国文人的自杀也并未中断：诗人海子、陈泮（诗人江河之妻）、方向、顾城、徐迟，作家三毛，文学研究者胡河清，文艺批评家吴方，哲学家宋祖良等也相继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国内的文人如此，国外的文人也不遑多让，只是在数量上不及中国这么“壮观”罢了。国外20世纪前后自杀的文人，中国人较熟悉的有：杰克•伦敦、海明威、茨威格、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叶赛宇、马雅可夫斯基等人。

其中，20世纪自杀的中国文人中最受人关注也引起争议的有两位。一位是20世纪之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对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分析和猜测，有失子之痛、师友反目、体弱忧郁、事业挫折、债务纠葛等各种说法，但陈寅恪、梁启超的说法可能更能代表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心灵伤痛”。

另一位自杀的文人是20世纪末移居新西兰激流岛的诗人顾城，他的死过于血腥。死之前，他曾因养鸡的问题和邻居发生争执，法院判他败诉，他就拿着刀在鸡舍里一通乱砍，然后把几百只鸡的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社区官员，官员们当场吓得四散奔逃。之后，他又到山坡上砍树发泄，砍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又用斧头把妻子砍死，然后自杀。这种暴戾的死法实在不像文人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