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公元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点，北京宣武门外的刑场菜市口一片阴森恐怖，残暴的清廷又要杀人了！这次绑来的六个“囚犯”比较特殊，有两个竟然还穿着官员制服，显然是未经正式的法律程序而匆忙决定处决的囚犯。按照惯例，囚犯临死前可以留下遗言，但蛮横的监斩官刚毅却不允许“囚犯”们说什么，“囚犯”中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镇静的望了一望围观的群众，随即瞪着眼睛对监斩官刚毅喊道：“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维新的工作！”然后大步走向屠刀，神色不变，从容就死。这六个人，就是著名的为中国富强改革慷慨成仁的“戊戌六君子”，这个临刑前还不忘唤醒群众的烈士，就是谭嗣同。

在中国历史上，谭嗣同不是第一个为改革社会而牺牲的志士，但他却是第一个自觉为改革而流血的先烈。“戊戌政变”失败，清廷缉拿维新人士，他事先已得到消息，也有外国朋友愿意带他躲到外国使馆去，但他断然说：“每个国家的改革都有人流血牺牲，中国现在还没有人为此流血，我愿意做第一个为改革流血的人，希望我的血能够唤醒更多的人参加改革！”在此之前，他在给自己的老师的信中就明确表示：为了改革，不惜“杀身灭族”。他认为“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说明谭嗣同是以自觉的姿态去面对改革过程中的牺牲的。

谭嗣同的血没有白流，他的鲜血果然唤醒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他们丢掉了对满清统治者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例如唐才常、邹容、陈天华等。前仆后继，终于在1911年推翻满了清王朝。因此，可以说，谭嗣同的鲜血浇灌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花，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同时，他那种“临难不苟免”，为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壮烈精神也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巨大精神财富。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谭嗣同可以为祖国慷慨捐躯呢，这就得从他的童年和家庭说起。

　　一、勤劳善良的母亲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但他却出生于北京，因为当时他的父亲谭继洵正在北京做官，所以谭嗣同可以说是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这种家庭的后代多是纨裤子弟，个别所谓能够继承家声的，也只能是唯唯诺诺的官僚和欺世盗名的道学家，很少培育出能够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但谭家的情况有些特殊，谭嗣同的英雄性格的形成，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谭家可说是封建世家，但祖上多为武官，到他的父亲谭继洵手上，家境已经衰落，成为一个贫困家庭，在谭嗣同出生前六年，他的父亲才考取进士而重振家声。而他父亲之所以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是因为娶了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姑娘——徐五缘。徐五缘承担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她每天天刚刚亮就起床，开始做家务和生产劳动，谭嗣同的大哥、二哥相继出生，她背上背着一个，胸前抱着一个汲水做饭、扫地洗衣、饲养耕地。晚上孩子睡下后，就伴着读书的丈夫在灯前缝补衣服或纺纱织麻补贴家用，经常到深夜才休息。她以这种忍苦耐劳的精神支撑着这个残破困顿的家庭，她的辛苦努力，使谭家的家务井井有条，生活上也勉强得到了温饱。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谭继洵终于考取了进士，做了一名小京官——户部主事。后来逐渐升迁，最后做到封疆大吏——湖北巡抚。自丈夫做官后，妻子徐五缘也由家乡浏阳随居北京。谭继洵的官越做越大，俸禄（工资）越来越多，但徐五缘的俭朴和勤劳却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她平日只穿旧衣裙，上面总是打着不少补钉，只有出去会客，才穿仅有的几件绸缎衣服，全家吃得也很寒酸，每顿饭只有三四碟小菜，过年过节或有宾客才上荤菜。更难能可贵的是，每天晚上她还是纺纱到深夜。

徐五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是嗣贻、嗣襄、嗣同，女儿是嗣怀、嗣淑。这些孩子除两个大的幼时尝过一点生活的艰辛，其余都在生活条件优越的京城长大的，徐五缘担心儿女生长在官僚家庭养成奢侈闲逸的习性，因而常常向他们讲述自己过去的贫苦生活情形，督促他们养成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明白衣食的来之不易，她的言传身教，使她的孩子们都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作风，谭嗣同幼时深受母亲的熏陶和影响，从下面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

谭嗣同五、六岁时，父亲就开始请老师为他进行启蒙教育，但谭嗣同年龄太小，所以比较淘气，只喜欢嬉闹。有一天，老师问谭嗣同：“你家哪个女仆深夜还在不停地纺纱，响声隔一道墙也听得清清楚楚，她怎么这样勤劳呢？”谭嗣同回答说：“先生，那不是女仆，是我妈妈，她天天晚上都要纺纱的”。老师听了，大为惊讶，在认定谭嗣同没有说谎后，感到这是一个教育他的好机会，就严肃地教导他说：“你爸爸做了十多年的官了，家里应该说很富贵了，但你妈妈还是不愿过清闲安逸的日子，每天都这样辛劳，你却不肯下苦功学习，只知道嬉戏玩闹，难道心里不感到惭愧吗？”听老师说起母亲的勤劳，谭嗣同心里非常激动，他恳切地对老师说：“先生，我以后再也不贪玩了，一定认真念书”。果然，从此以后，谭嗣同就开始认真刻苦地学习了。他不仅白天用功，晚上也温习功课，终其一生，勤学不已。谭嗣同34岁就牺牲了，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一有空闲，就闭户读书，精研多种学问，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很有成就。他勤于思考和著述，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因此他除了是一位烈士外，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

母亲的言传身教，在谭嗣同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母亲的教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应当养成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二是应当自立自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三是千万不能富贵忘本，忘记了自己是穷苦人出身而看不起普通老百姓。

在这三个方面，谭嗣同一生都谨记其母亲的谆谆教诲并加以发扬光大。他保持了勤劳俭朴的生活，无论求学还是后来为改革事业奔波，从来都不辞辛苦，不计得失。他一生中从未抽过大烟（当时官僚的普遍习惯），也从未打过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谭嗣同的母亲从小就注意培养他的自立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仰仗他人。谭嗣同七岁时，母亲陪同大哥回家乡浏阳结婚，父妾（小老婆）卢氏虐待他，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他进行摧残。第二年，母亲回家，看到谭嗣同憔悴消瘦，心里明白是卢氏虐待的结果，反复盘问，他却坚不承认，因为他认为这种事必须自己来面对解决，母亲对谭嗣同这种坚忍的性格大加赞赏，对旁人说：“孩子这样刚强，以后定能自立自强，即使我不幸死去，也不要为他担心了”。谭嗣同后来刚强坚韧，自立自强的性格对他后来从事改革事业并最终毅然舍生取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唯其自立，所以能够在愚昧昏庸的封建官僚中独树一帜；唯其刚强，所以能够在生死关头绝不屈服。

谭嗣同的母亲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年备尝艰辛，所以她教育孩子要俭朴，她要求孩子不能象其他官僚子弟那样瞧不起穷人，她认为那就是“忘本”，这种平民化的教育也使谭嗣同愿意与穷苦的人群亲近，而不愿在膏粱纨裤子弟中厮混。他随父亲在甘肃巩秦阶道台（介于省和府之间的地方高级官员）任上时，常常和驻防军士兵、少数民族居民一起出塞打猎，他混杂在人群中，与大家一起追逐野兽，晚上大家撑起帐幕，一起席地而坐，舀黄羊血拌雪吃，了解边塞风情和民众疾苦、毫无道台公子的架子和官僚子弟的傲慢。与社会下层的接触使他深刻了解社会的弊端，因而下决心进行改革。在谭嗣同的内心深处，他是为祖国富强、为民众谋福而奋斗的，他应该可以说是一个一心为公众的“殉道者”。

　　二、苦难的少年时代

徐五缘关于即使自己死去，嗣同也能自立的话不幸言中，五年后她果然因病突逝。

谭嗣同十二岁时，他的二姐谭嗣淑患了白喉病，白喉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可以由患者的唾沫或直接接触中传染，应该进行隔离治疗，但当时的人们没有这种卫生常识 ，徐五缘和她的两个儿子：长子谭嗣贻、幼子谭嗣同都在与谭嗣淑的接触中感染了白喉。由于当时医疗技术落后，谭嗣淑、徐五缘、谭嗣贻三人在五天内相继去世。谭嗣同昏死三天，终于活了过来，因此他的父亲给他取了一个字，叫复生。三个亲人的去世使谭嗣同悲痛欲绝，后来每当回忆这件惨事时，他都不禁痛哭失声！母亲的去世，不仅使他失去母爱，更重要的，使他从此饱受封建家庭的摧残。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做官后，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四岁的女人卢氏作小老婆，对他宠爱备至，放纵她在家中肆无忌惮的虐待自己的儿女，谭嗣同的生母徐五缘在世时，她还有所顾忌，现在徐五缘去世了，她那歹毒的心性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嗣同幼小，成了她恶毒发泄的最佳对象。无论谭嗣同如何谨慎小心，卢氏都是求全责备。她视谭嗣同为眼中钉，因为按照封建家庭的秩序，无论荫袭官职或是继承财产，嫡出的谭嗣同兄弟都比她生育的子女有优先权。因此她必置嗣同于死地而后快。将谭嗣同打一顿，骂两遍成了她每天必修的功课，并且从未不许谭嗣同吃上一顿饱饭，这还不算，她还经常无中生有地到谭继洵面前说谭嗣同的坏话，谭继洵对卢氏爱如珍宝，自然偏听偏信，因此对谭嗣同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从来不给好脸色。按照封建纲常伦理，子女对父母的打骂必须逆来顺受，不准有任何反抗。因此，尽管谭嗣同被折磨得肉体和精神上都遍体鳞伤，在家中还必须默默承受。这给谭嗣同思想上很大的刺激，他从中觉察到了封建伦常吃人的本性，渐渐产生了背叛它而重新建立平等的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因此，他对“代圣贤立言”宣扬封建宗法观念的八股文再也提不起兴趣，当父亲严厉督促他为考科举而研习八股文时，更加使他从情感上产生了特别的反感。在八股选本上，他愤怒地写下了“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出于对八股文和父亲的反感，他开始大量阅读那些封建正统士大夫漠视或排斥的“杂学”，如诸子、佛道、西学（近代西方的学术），他从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营养，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在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暖，谭嗣同又不喜欢那些冥顽愚昧的官僚子弟，因此，当他感到寂寞苦闷时，就出外与下层社会中的人物接近，在社会底层，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是著名的“大刀王五”，王五原名王正谊，从小流落江湖。他武艺超群，为人侠义，曾当过劫富济贫的“义盗”，谭嗣同跟他学单刀，在频繁的接触中，谭嗣同发现王五性格豪爽，襟怀坦白，嫉恶如仇，因此对他很钦佩，两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朋友。谭嗣同后来性格豪迈不羁，憎恨豪横，同情弱小，或多或少受了王五的影响。

与下层人物的交往中，谭嗣同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扩大了眼界，使他体察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人民的苦难，他暗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因此早年就“释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即象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墨翟那样，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来改造社会。

谭嗣同的父亲是个拘谨守礼的“礼法之士”，是一个典型的因循守旧的人物，他一直就不喜欢谭嗣同，对于谭嗣同的异端言行，更是深恶痛绝。幼时，他虽然为谭嗣同多方请名师执教，如当时的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等，但他的目的是将谭嗣同培养成自己那样庸碌无为的封建官僚以继承家声。他不关心少年谭嗣同的情感需求，严格限制青年谭嗣同游学四方以扩大眼界的行为，谭嗣同在奔波于家乡和父亲在西北的任所之间时，注意观察社会风土，目睹哀鸿遍野、死气沉沉的社会现实，感慨万千，他认为社会非改革不可，要改革社会，必先了解社会，因此他曾向父亲提出读万卷书后行万里路的要求，但谭继洵坚决反对，此事只好作罢。谭嗣同成年后，发愤提倡新学，四处奔走，大声疾呼，谭继洵总是严厉斥责。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的活动后，谭继洵深恐连累自己，连写了三封信对其进行斥责，并威胁要断绝父子关系。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守旧迂拘的家里培养出一颗叛逆的种子。因此，谭嗣同行谊磊落、舍身成仁的品质，轰天撼地、震灼古今的情操的形成，并不是其父亲的希望，而恰是谭嗣同反抗父亲的结果。有人分析世界著名革命家后得出一个结论，著名革命家都是从早期反父权开始的，谭嗣同的成长经历也可作为这一结论的旁证。但他的父亲与他的成长并非毫无关系，这种关系一是体现在其父为他选择的老师上。谭父为谭嗣同请老师，基本都是当时卓有建树的有识之士，如欧阳中鹄，涂启先等，这些人的学问人品，都对谭嗣同的智力情操培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二是体现在谭嗣同对其父精神虐待的反抗中，谭继洵越是以礼法严苛儿子，谭嗣同就越是反抗封建伦常。因此谭继洵的严责，反成了谭嗣同走上冲决封建罗网的催化剂。

谭嗣同高尚情操的形成与其母亲徐五缘的教育熏陶则关系密切。对于这位严格而慈爱的母亲，谭嗣同一直心存敬佩，母亲的教诲垂范，他从小铭记于心。幼时形成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一般来说，既是儿童成长的第一步，也是后来成长过程中的主要航标。徐五缘并不识字，在知识上她不可能向谭嗣同传授什么，但她给童年谭嗣同种下了高尚情操高尚人格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