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仅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史上，而且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因此，回顾一下有关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情况，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限于本人见闻和水平，遗漏恐所难免，述评难尽恰当，尚乞读者批评指正。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
从1872年曾国藩去世至本世纪20年代这50年间，人们对他的赞美和推崇，既缺乏学术上的认真探讨，又无完整系统的研究专著，其代表性文字如《清史稿》所列曾氏传略等，只是到了30和40年代才有专论性著作出版，这些专著问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的倡导。在30年代初，蒋介石于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时就着意提倡阅读曾国藩的著作，他在《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中称：曾国藩“足为吾人之师资”，是“建国救世的模范”。企图借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经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扼杀于摇篮之中。有关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研究的著作，最早的一本是由蒋星德写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这本书自1935年10月初版至1948年6月，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达6次之多。在第3版时，作者将第1、2版中一些错误一一改正过来，并增附有曾纪芬所赠曾国藩遗像于书前。关于此书的写作目的，据作者在该书《叙言》中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感于“国民道德的低落”；二是有感于“除掉一些历史上遗下来的清朝的官书以外，简直找不出一部比较新一点的叙述曾国藩的书籍”。因此，作者“才决意用现代的目光和系统的方法，把曾国藩的一生事业，编辑成书”。这本书分上下两编共12章，书末附录有《曾国藩年表》及重要参考资料，全书约15万字。上编6章，主要叙述曾国藩生平；下编6章，主要就曾国藩的人格、政治思想、行政方法、治兵方略、文学修养以及曾氏对于时人及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分析考察，其中心内容体现了作者对于曾国藩的基本评价，即着意阐发曾氏的“勤俭克己，知人善任的美德，以及其克服困难的方法，应付事变的手段，事业成败的过程”，认为这些“即使在现代，也不失其足供参考的价值的”。由于此书是曾国藩去世之后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又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曾氏传论性著作，更由于它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风气日坏”、政局极不稳定的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写作出版的，书中许多观点迎合了蒋介石的口味，从而多次再版，在30年代中期至整个40年代的旧中国流传较广，影响颇大。总之，此书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封建史学家的旧方法，其学术性不可否定，但它明显地带有其时代的政治色彩。
紧接着，何贻焜写作出版了一部洋洋30万言的《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37年初版）。该书分为22个专题，从纵横两个大的方面对曾国藩一生思想言行作了系统而又较为深入的评述。作者最后作出结论：“曾公于义理、词章、考据三者既有相当之造诣，于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亦有良好之表现，求之于古今中外，均难其选，故曾公不仅为清代中兴之人物，抑且为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此书运用现代史学方法更为成熟，注意选取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尽管作者在选取材料和得出结论时体现了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全书的学术性还是客观存在的。
上述两书可以说是本世纪30和40年代全面评述曾国藩的著作，此外，还有胡哲敷的《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中华书局30年代中后期出版）一书，该书为4编11章，以谈曾氏“治学方法”为名，借题发挥，实则绝大部分内容讲的是曾国藩的“修养”和“治事”之类。最后一章才是讲的读书问题。该书的写作特点是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明确，但政治色彩异常突出。作者要求人们以曾国藩的“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为榜样，消除内部纷争，服从国民党一党执政。
在一般民主主义者眼中，对曾国藩为满清王朝卖命，血腥镇压农民起义颇有微词，认为他缺乏民族思想。对此，王德亮写了《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全书分为10个专题，充分肯定曾国藩的民族思想不仅存在，相反值得大书特书。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作者在《自序》中说：人们往往把曾氏说成是“为效忠异族，扶满抑汉，昧于民族大义，甚至诋之为汉奸者”，这是由于“不深察曾氏所处之环境也”！于是，作者要“揆诸本证而协，验之旁证而通，虽别开生面，与时论抵牾，然学贵创获，不尚雷同。……意在发潜德幽光，使曾氏之苦心孤诣，大白于天下，不致再蒙不洁之名耳！”通过专题性的多方考察，作者得出结论，曾国藩实“有功于国家民族”，他的“人格”、“学识”、“勋业”“历万古而常新”，“不失为古今完人之一，允堪为国人效法者”。尽管作者一再申明，写此书是为了使人们在抗日战争的“精神动员方面”“感奋兴起，同仇敌忾，加强战斗意志，与政府国策相配合，早日逐敌于国门之外”。但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国民党中央集训团党政班受到蒋介石思想熏陶，“凛然有动于中”的文人，他在此书中把蒋介石同曾国藩加以对比，以探索其中本质联系：“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世变，秉承中国固有之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气度宏阔，广包兼容，坚忍卓绝，力图自立自强，践履笃实，以诚为一世倡”，并由此可“窥见本党与湘乡之渊源”。这种专题性的有关曾国藩思想的研究，政治性大大超过了学术性。
曾国藩以书生领兵，能够统率湘军最终打败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种种历史原因中，他的“知人善任”的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李鼎芳作了专题性探讨，写了《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交通书局1947年版）。该书篇幅不大，仅8万余字，分为6章，集中论述了曾国藩的人才观及其任用人才的成效问题，全面肯定曾氏“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此书较之于同时期其他有关曾国藩研究著作，虽然其方法和观点仍超脱不了老框框，但其学术性明显增强，政治色彩较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由于当权集团的有意识的倡导，曾国藩被尊崇为青年学习的楷模。陈清初所著小册子《曾涤生之自我教育》（真实出版社1942年版）以《革命青年丛书》中的一种公开出版，广为散发。该书从“养生”、“持身”、“为学”、“省克”、“治世”五个方面辑录了曾国藩的有关言论，并在每篇文字之前作了详尽的评析阐发，试图以此作为座右铭，号召广大青年象曾国藩那样进行自我“修养”和“立身行事”。作者这样做的理由是，“曾涤生生于半耕半读之家，与国人之一般环境正同”，曾氏“本属中材”，之所以能“特立独行，自拔于流俗，其志坚，其心苦，其成就惊世骇俗”，原因就在于曾氏“能一心师心，痛切反省，以倔强之态度，拼命自强”，所以他的“事业”完全归功于他的自我教育。这种出于当权集团某种政治需要写作编撰出来的读物，当然不能科学表述曾国藩一生思想言行的客观实际，只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针对国民党利用曾国藩反共，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战场的另一面拿起手中的笔，也写作出版了几本有关曾国藩研究的小册子。先后有范文澜的《汉奸曾国藩》（希望书店1946年版和东北书店1947年版）；范文澜与陈伯达的《曾国藩与袁世凯》（华中新华出版社1946年版）；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和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版）。其中以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最有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初期附录于《中国近代史》上册再次发表）。作者认为，曾国藩是“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进而，作者明确指出在有关曾国藩研究问题上造成政治观点“一边倒”、齐唱颂歌的最终原因，就是由于剥削阶级有意混淆视听，把曾国藩替封建统治集团卖命、残酷镇压人民革命的“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妇孺皆知的事实”人为地“隐蔽起来”，同时又“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之所以把曾国藩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就在于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屠杀革命人民，他们和历史上的曾国藩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口头上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在这里，曾国藩被作为反面人物来加以否定和谴责。范文澜在该书中的这种观点和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曾国藩的一种尝试，对于揭露国民党当局借历史为自己行径张目的企图，唤醒人民大众的觉悟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其书不仅份量轻而且政治色彩亦十分突出，算不得是曾国藩研究领域内一部严谨而又科学的著作。
综观旧中国尤其是本世纪30至40年代有关曾国藩研究的著作，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要么把曾国藩美化成至高无上的“圣人”、“完人”，要么把曾国藩贬斥为“汉奸”、“刽子手”和“卖国贼”。平心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性，都是从政治的需要和为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说明曾国藩是如何的伟大，或者是如何的反动，这种用人为制定的政治标准和研究者好恶感去代替科学的研究，既不能反映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的客观实际，也不能正确判断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固有的功过是非及其正负影响所在。
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包括奏摺、日记、诗文、书信、批牍和读书录等。这是研究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中国近代尤其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有关整理、编辑出版曾氏著述的工作，在晚清及民国时期受到了公私各家的重视，各类版本众多，概括起来说可以分为这样四大类：一是全集类；二是专辑类；三是选编类；四是年谱和大事记类。
在曾国藩去世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70余年间，各类《曾文正公全集》的版本约有10来个，但最早一部较为齐全的《曾文正公全集》是由李瀚章编纂，于清光绪二年（1876）由传忠书局印行的。该书共计167卷，汇集了曾国藩的奏稿、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鸣原堂论文、诗集、文集、书札、批牍、杂著、求阙斋读书录、求阙斋日记类钞、孟子要略、年谱、传记、墓志铭等，反映了曾国藩的政治、军事、外交、学术思想和实践。李瀚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因此是书内容较为广泛齐全，其编纂方法较为得体，学术参考价值较高。此外，是书还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鸿文书局石印本，只收入143卷；同年又有鸿宝书局石印本，计154卷。在民国年间相继出现了东方书局版和世界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东方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于1935年印行，附有年谱。所收曾国藩著述远远不如1876年传忠书局版丰富，但它是第一部铅印标点本曾氏全集。世界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为仿古字体，内容比东方书局版还要单薄，严格说来属于选编性质。
在这一阶段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版本较多。最早的一部是薛福成编辑的《曾文正公奏议》，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印发行，收入奏稿10卷，补编5卷，共计14册。这部书的内容只是曾国藩奏稿的一部分，很可能是由薛福成任幕僚时所存手钞稿加上当时易于找到的原稿编纂而成的。这类奏摺后被收入到李瀚章编的《曾文正公全集》。清光绪二年（1876），王定安分别编撰印行了《求阙斋弟子记》和《求阙斋读书录》两部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性书籍。王氏曾追随曾国藩多年，执弟子礼，曾氏自号“求阙”，故称是名。前书计32卷，分13类编录曾国藩生平言行，对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业绩”，处理天津教案的经过，对外国侵略者的“绥柔”政策以及河工、吏治、盐政、漕运等方面的见解均有记录。书末附有太平天国领袖名号谱。是书是编撰者深入了解、研究曾国藩著述的结果，学术参考价值颇高。后一本书原名《师训汇记》，计10卷，分经、史、子、集辑录曾国藩所读书籍卷端题识、批注及札记等。该书也是一部编辑水平和学术参考价值较高的曾氏著述专辑。与此同时，另一学者王启源编辑了《求阙斋日记类钞》一书，于光绪二年（1876）刊行。是书系对曾国藩日记的摘抄，计上下两卷。卷上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5个部分，主要记述曾国藩的读书等方面的文字；卷下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5个部分，主要记述了曾国藩的品行、生活及其对社会自然变化的看法。清宣统元年（1909）中国图书公司受曾氏家族之委托印行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计40册。始于道光二十年（1841）正月初一，迄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咸丰八年（1858）六月前缺失较多，仅存两册，其后较完整。是书简记曾国藩任京官后至去世前的主要经历，包括镇压太平军、捻军和查办天津教案等重大事件，保存原始资料较多，是晚清时有关曾国藩日记专辑出版中最完整的一部，学术参考价值较高。此外，有关曾国藩著述的专辑性书籍还有民国年间由世界书局铅印发行的《曾文正公奏稿》、《曾文正公书札续钞》、《曾文正公家训》；由汪瑔选编于光绪九年（1883）随山馆刻印的《四家奏议合钞》，计8卷，内有曾国藩奏议两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影印发行的《道咸同名人手札》第1集，计4册，其中收录了一部分曾国藩致他人的信函；由南京国学图书馆于1930年影印发行的《陶凤楼藏名贤手札》，计8册，其中收录有一部分曾国藩致他人的信函。
有关曾国藩年谱和大事记方面的书籍主要写作发行于晚清，民国时期研究者所撰此类文字一般都是附录于研究者的著作之后，未单独印行，而且比较简略。最早而又全面系统的曾国藩年谱是由黎庶昌编撰的《曾文正公年谱》。此年谱由李瀚章审订，计12卷，附入《曾文正公全集》，于光绪二年（1876）刊行。是谱记述嘉庆十六年（1811）至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生平。谱内引用了大量奏稿。撰者曾以诗文得曾国藩赏识，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是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有关曾国藩年谱中最有影响，最有学术价值的一种。王定安编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原名《曾文正公事略》，经李鸿章、曾国荃审定后易是名附于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刊行，计4卷。该《大事记》将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用大事记方式按时间顺序排列，保留了较多的清廷有关上谕和曾国藩奏摺片，详于镇压太平军、捻军战事，并涉及与曾国藩有关联的许多人和事，史料价值颇高，可与《曾文正公年谱》两相参照利用。这两种有关曾国藩的年谱和大事记，是研究著作和资料专辑两者兼而有之的书籍，侧重于后者。
在选编一类的书籍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蔡锷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它于清宣统三年（1911）印行。在该书《序言》中，蔡锷明确指出：“曾、胡二公，中兴名臣中铮皎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像，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窥要，深切时弊。”特就其治兵言论，分类编辑，附以案语评析，“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全书分为13章，计5万余字。由于编撰者选取有条理，所作案语很贴切，又富于情感，所以此书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蒋介石在主持黄埔军校时曾经把该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教材，亲自作序改书名为《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增补于各章之后。他在该书《序言》中作了说明：“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以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后。”从而，此书在旧中国军政各界流传极广，影响极其深远。此外，在民国时期还有陈翊林的《胡曾左平乱要旨》、赖维周的《曾国藩治盗要略》和方宗诚的《曾胡言行录》等专辑相继印行于世。它们虽大都是配合国民党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选编撰绎，但就这些书籍的基本资料而言，却为推进曾国藩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开扩了视野。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
建国45年来，有关曾国藩的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其中可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中有关曾国藩研究的著作寥若晨星，其基本特征是对曾国藩予以全盘否定。但就大陆学术界来说，在这一阶段又以1957年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以范文澜所著《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华中新华书店1951年再版；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于1953年出版）为代表作。除对曾氏效忠清廷而称其为汉奸这一点外，该书基本观点几乎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所认同。1957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使得学术领域内出现两种不正常的现象：要么是把曾国藩研究看作“禁区”而不敢涉足；要么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研究，大搞影射史学。有一本《从孔丘到曾国藩》（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书，就是上述这种情况的反映，表现出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的特点。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曾国藩》小册子，尽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问世的，但仍然带有极左思潮的痕迹，不能算是研究曾国藩的学术著作。
这一时期，港、台有关曾国藩研究的著作为数也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萧一山的《曾国藩传》（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年初版，60年代再版）；李少陵的《曾国藩》（高雄大业书店1955年初版，1957年再版）；高伯雨的《中兴名臣曾胡左李》（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版）。这几部书的写作方法和观点仍然沿袭了以往的老调，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人为地对曾国藩加以全面肯定和颂扬。因此也不能说是对于曾国藩进行真正研究的学术著作。
有关曾国藩研究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方面，也因政治上的缘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大陆学术界只有汪世荣编的《曾国藩未刊信稿》一书，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信稿，旧中国各种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虽曾作过收入，但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薛福成任曾氏幕僚时，抄录有曾氏信稿计10册，其中1006通未曾刊印过。汪世荣的《曾国藩未刊信稿》就是据此从中选取461通编校而成的。信稿写作年代为1861年至1871年，除了反映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洋务运动等情况外，对当时漕运、盐务、粮饷、厘捐、钱币、外债、教案、赈济、科举等内容均有涉及。书末附有他人信件94通及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所记曾国藩对时人的评论文字。该书的史料价值颇高，至今仍是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籍之一。在台湾方面，由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收入《湘乡曾氏文献》及《湘乡曾氏文献补》，于1965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共计11本。系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在1949年8月离开大陆辗转香港于50年代初带到台湾的曾氏家藏手稿中的一部分，包括曾国藩兄弟、曾纪泽兄妹的家书。关于编辑此书的目的，曾约农在《湘乡曾氏文献补》前言中说：“其中颇有全系家庭琐务，甚至偶有不愉快之事，不足为外人道者。唯以治平之道，首重修齐。……故以此遗稿公诸于世，当代史学家幸有以教之。”这一部分文献，可补从前各类曾氏全集之不足，是研究曾国藩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后一阶段从时间概念上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有关曾国藩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工作开始步入正常的轨道。据目前初步统计，自80年代初期至1994年12月，学术界先后出版了5种曾国藩的研究著作。
一是卞哲著《曾国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为《中国近代史丛书》中的一种，10万余字，是一本传记性的小册子，是书从9个方面简略地叙述了曾国藩的一生思想和言行，将曾氏一生的61年大体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从1811年至1852年为一个时期；1853年至1872年为第二个时期。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占据着曾氏一生的三分之二，他在这一个时期主要从事科举、究心学问。第二个时期占曾氏一生的三分之一，他在这一时期主要从事镇压农民起义和开展洋务等政治、经济活动。该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曾国藩的洋务活动的某些方面作了肯定的分析考察，指出曾氏办洋务“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农民起义的反动意图，但也有借此‘制夷’的主观愿望”。该书在总体上对曾国藩作了否定：“他是中国近代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代表人物之一。”由于这是一本通俗性的曾国藩传记小册子，严格说来学术性不是很强，但它在某些方面对曾氏的功过是非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从而标志着曾国藩研究中的新起点。
二是朱东安著《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为《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计28万多字，该书既是一本传记，也是一本专著，是作者经多年积累第一手资料并对曾国藩作了相当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分8个部分对曾氏的一生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考察，力图排除前人那种在曾国藩研究问题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将曾国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加以探讨”，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得出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譬如，作者肯定“曾国藩同外国侵略者之间也曾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从这点上说，曾国藩同他们（按：指崇洋媚外的“苏浙士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在对外交涉事务中，“对于洋人超越不平等条约的一些做法，曾国藩认为应该‘据理’力争，在一般情况下，他也能做到这一点”。这些评价，应该说是符合曾国藩本人实际的。从总体上说，该书对曾国藩的否定大于肯定。尽管如此，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深入地分析考察造成曾国藩思想言行中功过是非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简单的政治评判，某些结论虽然有待于深化，但该书不失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曾国藩研究著作，对于推动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曾国藩作出了贡献。
三是章继光著《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一本专题性的对曾国藩思想体系进行研究的著作。该书分12个方面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曾国藩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人才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洋务思想、经济思想以及他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计20余万字，书末附有《曾国藩年表》。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本人一开始为自己确定的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曾国藩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体背景下考察，切忌根据所掌握的部分资料对其思想与主要活动作孤立的静止的研究”。综览全书，作者在这一点上基本做到了。但因篇幅所限，作者对于曾氏庞大的思想体系未能突出重点更为深入地作出论述。
四是成晓军著《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一本专题性学术著作。全书计20余万字，分8章就曾国藩的政治观、人生哲学、治军方略、学问之道、文学创作、教育思想、兴办洋务等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力求实事求是地敷陈其对中国近代文化所作出的劳绩和弊害。作者向读者交待：“本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曾国藩作为一个文化人，以他的思想素材为依据，透视其他的观念意识在文化上所反映出的基本特征，以及同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国民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崛起、影响和衰落，是由中国近代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所决定了的，“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分析考察，明了中国近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变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心理，并通过社会心理影响中国近代文化领域的变化；明了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心理，并且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施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该书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譬如，学术界争论较大的关于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活动的评价问题，作者认为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大举侵华的事实刺激之下，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曾氏之所以举办洋务自强新政，主要的不是为对付农民起义，而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具体行动就是先从“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入手，进而引发对制器之器的重视和追求，“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此外，该书在每章之后有一节专述曾国藩的思想对后人的影响，为拓展曾国藩研究领域作了有益的尝试。
五是王澧华著《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计18万多字，是一本有关曾国藩诗文考究的专题性著作。该书从作品本身内容、作者之其他作品、作者之身世、作者之交游四个方面进行考订，以系年而兼考史纪事之用，以文证史，以史论文，旁及士林旧事，艺苑掌故。何林夏在该书《编后记》中指出：该书有“考订精审，辨识精当”、“搜辑勤富”、“阐论允当”三大特点。的确，此书的出版表明曾国藩研究领域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拓展开来。
这一时期在有关曾国藩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除了各种曾氏专辑诸如《曾国藩教子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曾国藩处世金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经史百家杂钞》（岳麓书社1987年版）之外，最完整和最系统的是由湘潭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全集》。这部全集约1500万字，计划出版30册，分《诗文》1册，《家书》2册，《奏稿》12册，《书信》10册，《读书录》1册，《批牍》1册，《日记》3册，已由岳麓书社自1986年起先后出版了《诗文》、《家书》、《读书录》及《奏稿》11册，《书信》6册，余下各册打算在1995年上半年出齐，已出各册作了修订后拟在1995年上半年重印出来。该书是以曾氏家藏手稿为底本，参照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台湾学生书局版《湘乡曾氏文献》及其他资料整理、编辑而成的。曾氏家藏手稿数量巨大，包罗宏富。这些手稿在时间上说，以曾国藩生平的最后20年所占比例为多。就其内容而言，则有曾国藩本人的奏摺、咨、札原稿；有录存的清廷谕旨；有兵部、吏部、户部以及平行督、抚、将军来往公文的抄件；有曾氏文武僚属的上报公文和批牍；有审讯太平军个别将领官兵和清方触律触纪人员的“供状”、“供词”；有同官录（如曾国藩召见下属后对他们的才、识、器、学、状貌、健康、风格的亲笔手批等）；有若干不同年份的军饷、协济、征解、调拨银两钱粮收支帐目和下属官吏月薪年俸的亲笔批定与改定；有手写日记、书札手稿和诗文词；有曾氏选编前人著作的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的手钞本；另有补钞本、过录本和选钞本。这1500余万言的曾氏家藏手稿和钞本，原来都集中汇藏在湖南湘乡县曾氏故里“曾八本堂”，又称“曾富厚堂”，是曾国藩生前建的专门典藏曾氏手稿和部分图书的地方，世代由其直系后人典守。对于这些家藏手稿和抄本，在旧中国很少有人能够过问，曾氏后人亦始终秘不示人。1949年8月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从湘乡故里将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书札手迹及其他部分轻便稿本抄件运到九龙，1951年又转运到台北，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的《湘乡曾氏文献》和《湘乡曾氏文献补》及《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就是依据这批家藏手稿影印或排印而成的。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之所以只携带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书札手迹赴台，主要是从“念祖追先”、“保存先人手泽”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而未及运走的有关曾国藩的大批奏章、咨、札原稿和录存的有关清廷谕旨及公文批牍抄件等一概弃置于湘乡故居，无人典守。1953年3月，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的李锐，责成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浴新等人，前往湘乡将曾氏后人弃置的曾氏家藏手稿尽数运到长沙，交由湖南中山图书馆（今湖南省图书馆）典藏，至1982年按照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有关精神，湖南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织人员从湖南省图书馆全数复印所存曾氏家藏手稿，主要交由湘潭大学来承担整理和研究任务。从现有已出版的《曾国藩全集》24巨册来看，无论整理编辑水平，还是内容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种版本的《曾文正公全集》。它具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每册或有人名和主题索引，或有简明提要，为研究者查找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二是增加了大约五分之一的内容（以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为准），如《奏稿》中全录了清政府对有关奏摺片的答复或预先指示的廷寄谕旨、咨、札等，人物保单也尽数收入；《家书》中收录1459封，其中378封系首次刊印。这对研究者全部了解曾国藩思想言行和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有极大的帮助，学术参考价值颇高。新版《曾国藩全集》已出各册，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十分重大的社会反响。
附：120年来出版的曾国藩主要研究著作和资料书目
《曾文正公奏议》，薛福成编，1874年刻本。
《曾文正公全集》，李瀚章编纂，传忠书局1876年版，上海鸿文书局和鸿宝书局1903年再版。
《曾文正公年谱》，黎庶昌编撰，传忠书局1876年附入《全集》，岳麓书社1876年再版。
《求阅斋弟子记》，王定安编，1876年刻本。
《求阅斋读书录》，王定安编，1876年刻本。
《曾文正公大事记》，王定安编撰，1876年附入传忠书局版《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再版。
《求阅斋日记类钞》，王启源编，1876年刻本。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国图书公司1909年版。
《曾胡治兵语录》，蔡锷编，1917年版。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一集，佚名编，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咸同名贤手札》，山阴薛氏藏，南京国学图书馆1930年版。
《曾文正公全集》（标点本），东方书局1935年版。
《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民国年间版。
《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蒋星德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1948年为第7版。
《曾国藩评传》，何贻焜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胡哲敷著，中华书局30年代中后期出版。
《曾涤生之自我教育》，陈清初著，真实出版社1942年版。
《曾国藩》，萧一山著，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
《曾国藩之民族思想》，王德亮著，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汉奸曾国藩》，范文澜著，希望书店1946年版。
《曾国藩与袁世凯》，范文澜、陈伯达著，华中新华出版社1946年版。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李鼎芳著，交通书局1947年版，岳麓书社1985年再版。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范文澜著，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
《曾国藩传》，萧一山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年版。
《曾国藩》，李少陵著，高雄大业书店1955年版。
《曾国藩未刊信稿》，汪世荣编，中华书局1959版。
《湘乡曾氏文献》，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
《湘乡曾氏文献补》，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
《从孔丘到曾国藩》，林剑鸣、张永禄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中兴名臣曾胡左李》，高伯雨著，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版。
《曾国藩》，一青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曾国藩》，卞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曾国藩传》，朱东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曾国藩思想简论》，章继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成晓军著，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曾国藩诗文系年》，王澧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曾国藩全集•家书》，邓云生整理，岳麓书社1986年版。
《曾国藩全集•诗文》，彭靖等整理，岳麓书社1986年版。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萧守英等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萧守英等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萧守英等整理，岳麓书社1989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韩长耕等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唐增烈、荀昌荣等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罗镇岳等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廖海庭等整理，岳麓书社1988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五，成晓军、韩长耕等整理，岳麓书社1988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六，韩长耕、成晓军、唐兆梅等整理，岳麓书社1989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唐兆梅、成晓军、荀昌荣等整理，岳麓书社1989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八，唐兆梅、韩长耕等整理，岳麓书社1989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李灿珍、周毅等整理，岳麓书社1991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成晓军、韩长耕整理，岳麓书社1993年版。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一，成晓军、唐兆梅、荀昌荣等整理，岳麓书社1993年版。
《曾国藩全集•读书录》，陈书良整理，岳麓书社1989年版。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殷绍基等整理，岳麓书社1990年版。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汤效纯、谭松林等整理，岳麓书社1991年版。
《曾国藩全集•书信》三，郭翠柏等整理，1992年版。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殷绍基等整理，岳麓书社1992年版。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李家骧等整理，岳麓书社1992年版。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王澧华等整理，岳麓书社1993年版。
《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
《经史百家杂钞》，孙雍长整理，岳麓书社1987年版。
《曾国藩教子书》，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
《曾胡兵法十三编》文白对照本，蔡锷编，刘柯注译，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曾国藩处世金言》，晓奕等编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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