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余年前（1925年），上海曾出现一所十分神奇的学校——“立达学园”。它的首倡者匡互生先生，是“五四运动”的一位重要组织者、是“火烧赵家楼第一人”，是毛泽东、何叔衡在“新民学会”的同志，是延聘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教员的教育改革家、是受到病中的孙中山及其夫人宋庆龄的关心支持的一位教育理想主义者。1925年，怀抱着“教育救人”、“教育救国”的时代使命感，匡互生先生偕丰子恺、朱光潜、陶载良、刘熏宇等一班“志趣和志愿大体相同的同志”在上海江湾集体创设了“立达学园”。一时间，才俊纷至，名士荟萃。叶绍钧（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夏丏尊、胡愈之、刘大白、夏衍、周建人、郑振铎、周为群、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章锡琛、裘梦痕、毕修勺、章克标、沈仲九、许杰、李叔同（弘一法师）等等一大批文化名流纷纷加盟，鲁迅也前来演讲，巴金也与立达学园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往来。为了加强对上海文化界的影响并发挥领导作用，中共派出了沈雁冰（茅盾）在“立达”多年担任国文教员。留欧归来的徐悲鸿、马思聪以及年轻诗人臧克家都先后前来授课。尔后，“立达学会”相继成立。当时的中央教育总长易培基等一批文化名流加入了学会。在后来的不同时期（1925—1949），其他的学者、社会名流以及国民党的许多元老如陶行知、邵力子、杜月笙、吴稚辉、胡宗南、沈尹默、李石曾等先后成为立达学园校董会的董事。孔祥熙也曾担任校董会的董事长。立达学园数年间即与黄浦军校齐名，并同称为“文武双雄”，当时即有“武有黄浦，文有立达”的说法。可以说，“立达学园”作为一所基础教育的学校，其影响在现代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深刻影响了数十年间的中国教育。

　　2003年，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笠临立达中学并参加“立达校友吴朗西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敦促我们重新研究“立达文化”和“立达教育”。她语重心长地叮嘱立达中学校长凌卫民：“为什么这所学校会有这样的名师？它有它的凝聚力和它的一种吸引力，能把大家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为什么？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上海的一个文化资源，我认为值得挖掘。必须有人去做这个研究工作。”2007年4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在“立达中学862校本研修展示周开幕式”上很动情地说：“我提请所有的来宾、所有的领导关注‘立达中学’这所学校，这实在是一所神奇的学校。一所中学，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名师和文化名人，这些人物都是泰斗级的啊。他们的教育思想要好好研究！”

　　有关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的历史资料（原件、真迹）大多还散逸于各地。目前我们的校史馆收集的部分资料（复制件），有著名作家、美术家丰子恺先生设计的两种“立达学园校徽”，有著名学者李叔同（弘一法师）谱写的《立达学园校歌》，著名音乐家马思聪谱曲的《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歌》，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发表在“立达学园”校刊《一般》上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等。另有百数十篇纪念文章和研究文献。如巴金的《怀念一位教育家》（即《怀念匡互生先生》），周予同的《火烧赵家楼》、《五四的前夕——悼匡互生先生》，朱光潜的《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叶圣陶的《书匡互生先生》、《悼匡互生先生》，朱自清的《哀互生》，梁灵光的《我与立达学园》（作者是原广东省省长），台湾徐兆莘的《策励泉源》，韩国柳子明的《匡互生先生印象记》，日本西木真伟的《立达学园的艺术教育》、《立达学园教育思想与大正时期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著《匡互生和立达学园教育思想教学实践研究》、《匡互生与立达学园》，邵阳文史丛书《匡互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梦见在立达的校园里》（凌卫民、何大强）主编等。

　　另有立达时期的数十篇历史文献以及匡互生先生手札75件，这是研究立达教育最宝贵的资料，如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青年教育者的修养》、《中等教育的训育问题》、《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匡互生、朱光潜的《立达学园旨趣》、刘薰宇的《全人教育论发端》，朱自清的《教育的信仰》，沈仲九的《我的理想教育观》，夏丏尊的《〈爱的教育〉译者序言》等。

　　匡互生， 1891年（清光绪17年），生于湖南邵阳宝善乡长沙冲，少年时受倡导民族革命、组织“大汉佑民灭洋军”后慷慨就义的乡人贺金声影响很深，立志救国图强。1910年入邵阳驻省中学就读，并用学名匡济，表达匡时济世的抱负。曾做《时事感言》抨击时政——“愿持三尺剑，斩尽民贼以为快”，他的老师、革命党人李洞天因此而被湖南都督汤芗铭所杀。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受乡人蔡锷、黄兴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反袁世凯、反段祺瑞。1918年到1919年，率同学周为群、周予同等先后组织了学生团体“同言社”和“工学会”，与周为群、张国焘组织出版反帝爱国的《国民杂志》，传播进步思想。1919年5月初，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惩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组织“工学会”开会，决定立即联络北京大学等各高校作大示威运动，以卖国贼曹、章、陆为打击目标。5月4日，在游行途中，他第一个跳入赵家楼曹宅，第一个点火火烧赵家楼。由此，风风烈烈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历史由此开始书写新的篇章。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匡互生先生的名字写入了史册。1919年夏天回到长沙，同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了“新民学会”，积极推动“驱张（张敬尧）运动”，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五人一同作为湖南公民代表在《驱张宣言》上签名，奋力奔走，并找赵恒惕求取炸弹准备在军队驱张不果的情况下只身炸死军阀张敬尧。驱张胜利后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务主任，主持学校全面工作（校长由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易培基兼任），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延聘积极从事五四运动的教师，如李达、李维汉、田汉、周谷城、夏眄尊、沈仲九等担任教员，还破格录用无大学学历的一师附小主事毛润芝（毛泽东）担任课程。同年，参加北京邓中夏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月，与毛泽东等积极发起组织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思潮的书刊。1921年，赴上海、杭州、无锡、宜兴等地从事实验“新村运动”，以求改造社会。

　　此后两三年，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亲历种种社会动荡、眼观种种社会积弊，目睹国民的困苦和萎靡，深感社会改造之要害在于“人心”的改造、“精神”的改造，而改造“人心”最大的事业莫过于教育，这种事业比较于其他的改革、其他的战斗更需要恒心和定力，需要一种默默无闻的“苦行僧”般的牺牲精神。1924年，应邀任浙江春晖中学数学教师兼舍务主任（训育主任）。十分爱护学生，实行身教重于言教和耐心说服的人格感化教育。1925年因学校当局以“草帽事件”为由无理开除学生黄源（后为立达学生、鲁迅弟子、建国后任浙江作协主席）而愤怒辞职，朱光潜、丰子恺、夏眄尊、刘薰宇等随而辞职，后来他们都成了“立达”的主要创办者。1925年夏，在病中的孙中山及其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教育总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学界名人邵力子等人的支持下，匡互生偕志同道合的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陶载良诸君开始了“理想教育”的园地“立达学园”的创办工作。各人倾其所有，丰子恺甚至卖掉了自己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的“小杨柳屋” 作为初步的经费。学校名称为“立达中学”（后改名为“ 立达学园”），丰子恺手书“上海市私立立达中学”作为校匾。既而成立“立达学会”，以“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为宗旨。出版丛书以及期刊《一般》，并开设农场。匡互生与朱光潜一同起草了《立达学园旨趣》，阐述了创办立达学园的宗旨：“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促进文化、改造社会”。5月，匡互生撰写了《中等教育的训育问题》。本文以其切身体会，着重指出训育与教育相脱节的痼疾。主张：训育的涵义与教育的涵义相同；训育（教育）的方针应以造成“完全人”为目的；训育的方法则应以个别的引导、积极的鼓励代替划一的规则、消极的限制和制裁；必须特别重视教师的人格感化；全体教师对训育负责以取代靠一二人的训育，亦即教书育人；以恕恶的精神去消除教育上不生效的疾恶的态度；以远大的理想和情趣引导学生，等等。该文反映了立达学园所实行的教育思想。1926年，著《青年教育者的修养》，指出教育者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包括教学修养、人格修养在内的堪负教育使命的必要条件。这些修养的核心不在方法而在于态度：宗教般虔诚的信仰、潜移默化的从同情中获得慰藉和享受的艺术、反对笼统武断因袭和虚伪的科学态度，亦即：确定的信仰、丰富的情趣和精密的头脑。1927年，深感社会基层建设人才缺乏，必须发展农矿职业教育。除了继续发展立达原来的农科教育之外，又受中央农矿部的委托，利用立达农场的设备，受后者补助经费开设农业技术训练班。之后匡先生又建议尊总理（孙中山）的农工政策，由农矿部创办公立的农工职业高等教育——上海劳动大学，以培养科技实用人才。与农矿部长易培基等一同向中央申请建校。5月，国民党中央第九十次政治会议决定建设国立劳动大学，并派易培基、蔡元培、匡互生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因其他皆为政要，匡互生作为筹办处秘书长实际负责全部的筹备工作。操劳数月，劳动大学成立，匡互生功成身退，辞去劳动大学职务，继续他的立达事业。1928年至1931年，除了在立达继续发展艺术教育、职业教育，又亲自主持一项校本课程“道德实践课”，在主张“全员训育”的基础上，以课程形式体现他一贯强调的“人格教育”。同时，在艺术教育和工学教育中继续强调渗透人格教育，他说：“提倡生产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这一主张便由空想见诸事实了。”1932年，立达学园江湾本部在“一.二八”日寇侵沪战事中被毁，被迫迁无锡上课。停战后四处奔走，竭尽全力以求恢复，数月后重新建成，时人称奇，叶圣陶后来两次专门撰文纪念此事。他写道：“他（匡互生）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啃着冷硬的烧饼，为立达奔走。”在1932年的《书匡互生先生》中写道：“希望诸君看了献身于中等教育事业的匡先生的事迹，能够有所感动，知道在中国的现在，有像匡先生这样的人为青年而献身，青年诸君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无关重轻才是。”1933年4月，匡互生先生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上海、长沙、邵阳相继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的死，给他亲密的同志带来不尽的悲伤。政界文学界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纷纷为他撰文追思。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向周谷城先生追问他的情况，深情地称赞他是教育界的“苦行僧”。同样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毛泽东与匡互生在不同的道路上实践了他们的人生誓言。

　　匡先生逝世后，陶载良继任立达学园校务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立达学园搬迁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才迁回上海松江秀野桥西仓家桥北陈平正祠堂，仍由陶载良任立达学园主席，解放后（1953年）改国立，更名松江三中。

　　“立达现象”，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作为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的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立达现象”反映了我国早期知识分子“教育救人”、“教育救国”的梦想和对早期基础教育改革的苦苦探寻。

　　“立达教育”，更是上海二期课改值得挖掘的重要教育资源。一大批业已成名成家的文化大师为什么会纷纷汇聚在“立达”的旗帜下？因为大家“对于祖国当时陈旧腐败的教育深为不满，都认为极有改革之必要”，十分赞同创造一个共同的理想教育实验，“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现在的教育有什么弊病，理想的教育应该是怎样，他们又确信所谓理想的教育非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决不可能试验的。”立达的创始者又有一种共同的意见，即“教育救人”，他们相信“人”是一切改造的根基。改造制度与改造人互为因果，关键还是改造人。立达学园是“教育救国”、“教育救人”的一个样板式的基地，是早期基础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一块实验田。

　　此校的创办，盖源自于匡互生诸公对旧式学校教育积弊的深刻认识，源自与他们以“教育救人”达到“教育救国”的时代使命感，更源自与他们对欧美日本教育的视通万里的独到研究，其教育思想博采众家之长而尤取古希腊学园教育、日本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教育、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匡互生曾陪同杜威来华讲学）的精华。

　　立达学园的办学宗旨在匡互生、朱光潜起草的《立达学园旨趣》里作了明确昭示：“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促进文化、改造社会”。立达将“改造社会”列为办学宗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见的，却是与匡互生好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一脉相承。

　　立达的教育改革实验是全方位、大手笔的。日本学者西木真伟在其所做的论文《立达学

　　园的教育思想》中写道：“上海立达学园为一群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学者所创立，以自由教育、人格教育、全人教育等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独树一帜，对于今天的教育界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为什么立达值得回忆？就因为它有独特的教育思想。”

　　“立达学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独特性是很鲜明的，兹简介一二：

　　立达的“理想教育”。立达重视精神的教育和趣味（文学、科学、美术的趣味）的培养。匡互生说：“从前的教育学常以军国主义或实利主义为前提，结果致造成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障碍。”主张“教育应以伟大的理想为指针。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使学生有生活上的能力，所谓道德、知识、学问并不是谋生的工具，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真正的教育要使人了解生活的意义，发生精神的欲求。要使他们把精神欲求作为第一义。”此一学说与鲁迅“唤醒国民”的思想是一致的。立达又有一共识：“知识固然是重要的，但授予知识并不是学校唯一的使命。”“若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教育的功能也就差不多了。”“即使书本知识差一点，倒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

　　立达的“全人教育”、“人格感化教育”、“爱的教育”、“全员训育”。“全人教育”之名来自于王国维之美育学说，日本学者小原国芳更有专门研究。而在立达，这种研究和实验得到最全面的推行。立达老师、匡互生好友沈仲九说：“立达创始者都觉得知识传授的教育决不是合乎教育的真义。真正的教育，非发展人的全部分不可”。立达老师刘薰宇在《全人教育论发端》中提出：“我是主张‘全人教育’的……‘全人教育’是以全人为目标，用教师的全人活动指导学生的全人活动为手段的教育——‘全’不是‘完全’的意思，是‘整个’的意思。”“教育者不将被教育者整个的人格作为对象，用自己整个的人格来实施，教育是无效的。”“全人教育”如何实施，其重要的手段之一是“人格感化教育”和“爱的教育”，人格感化教育的理想，匡互生、朱光潜起草的《立达学园旨趣》说：“一方面要具有社会的组织和互助的精神，一方面要充满了家庭的亲爱。大家都欣合无间，极力求由敬爱而发生人格感化。”“全员训育”即今天的“全员育人”。“爱的教育”是立达很重要的一项教育内容，使用的校本教材是立达老师叶圣陶极力推崇、立达另一老师夏丏尊亲手翻译出版的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

　　 立达的“自由教育”、“个性发展教育”。概括地说，“自由教育”就是“民主教育”，原是西方教育特色，也为当时中国教育界所称道，然而却从未见其实施，认为中国“条件不成熟”，却唯在立达开出灿烂之花。著名学者、教育家、立达早期教员沈仲文在《关于中等教育之一种小小的试验》一文中，把自由教育看成是立达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他写道：“立达的创始者，深信教育应以发展个性为主要职责，而要发展个性，自由是必要的条件。”个性卓著的人，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才能发荣滋长的。因此，立达的组织、教授、训育各方面以培养自由的精神为方针。他们注重学生的自觉、自动、自治、以立自由的基础……”匡互生也有重要论述：“教育的真义是引发而不是模造。教育者的责任是要使被教育者的个性自由发荣滋长。教育者决不能制好一个模型，叫被教育者铸入那个模型之中。”

　　 立达的“工学教育”、“工学合一”。立达学园坚持让学生学工、学农，还专设了“农业生产科”，还附办了一个农场。立达认为，只有“工学合一”，才是人的正当生活。匡互生认为，工学教育既是一种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可以养成学生生存的本领，还可以“健全其体魄，完善其意志，养成互助（合作）生活的习惯。”张石樵在立达学园高中部“工学”生活试验的《教育报告》中称，“工学合一”有人的合一、事的合一（学以致用）、情操智能与动作的合一、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合一、劳力与劳心合一、为己与为群的合一、教育与生活合一等十一种意义。

　　“立达学园”从事的教育改革试验林林总总，而其最基本的核心是解决“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的目的是要“改造社会”，就“非先把人用教育的方法救出来不可。”所以，“立达力求由敬爱而发生人格感化。”而人格教育的要素，一是诚实的品格，二是牺牲的精神（去我们种族性劣点），三是刻苦耐劳的习惯，四是科学精神与创造意识。这种宗旨，在“立达学园”的校名中即可看出。著名学者李叔同（弘一法师）为《立达校歌》作的词也反映了这种宗旨：“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吾校之训拳拳服膺。好学、力行、知耻、日新又日新。互助奋斗，创造，求民族复兴！”而实现教育价值的方式则是“人格感化”、“自由教育”和“爱的教育”。立达的校园浓溢着平等、尊重、情与爱的气氛。丰子恺为“立达”设计的校徽之一，即是“赤子托红心”的图案，表达的正是这种“爱的教育”精神。

　　大师们的智慧至今仍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正如台湾学者馨富在《咀嚼柴塘》中所言：“立达学园以其独特的教育理想在教育界一枝独秀，当年对于改革清末专制教育习气尚存的民国期的教育，很有效力，对于今天（新世纪）的中国教育界，参考价值也没有失去。”

　　“立达现象”所代表的是上个世纪早期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基础教育的苦苦求索。学园

　　初创即以其卓然特立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而获得盛誉，也吸引了当时国内外学者名流们的目光。立达大师们以他们对我国教育传统的思考、对欧美日教育的比较借鉴、以他们身体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殊为珍贵的沉甸甸的文化遗产和教育遗产。立达教育资源堪称博大精深。在许多当代人看来很时髦的概念和做法，如“校本课程”和“校本教材”、“教育即生活”、“生产教育”、“全人教育”、“全员育人”、“探究”“对话”“合作”、“教学民主”、“师生平等”、等等，八十年前立达先贤们已作过很详细的阐述或实际的试验。大师们的求索和试验，正是今天教育创新的基础和起点。知史可以鉴今，在大力推行课程改革的今天，研究挖掘这笔教育资源，可以开眼界，长智慧，让我们走得更好。

　　巴金、叶圣陶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都曾谈到对“立达学园”历史和前途的思考。朱自清更是在《哀互生》一文中很深情地写道：“互生他殉了自己的理想，只是这理想刚在萌芽。我们都该想想，立达怎样才可以不死呢？立达不死，互生其实也便不死了。”的确，在经济与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匡互生与“立达”的教育思想是不会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立达”这朵由整整一代大师用热血浇灌的全国仅有的教育之花，一定会开得更为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