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能繼承黄宗義和王夫之的遺志者，當推我們湖南的譚瀏陽。於政治方面他和黄王一般的是要打破君王專制的制度，而來建立民權主義的實行家。於思想方面，亦是主動而不主静的，他謂“惟静故惰，隋則愚”。故他以動與力行爲其主旨：無論什麽事，都在乎動，動纔可以通；也無論什麽事，都要力行，亦因力行纔可以通。所以真正的“仁”的工夫，乃是動與力行；若夫不動不力行而去守柔静，則簡直梗塞不通了。梗塞不通則謂之麻木而不仁。
所以譚嗣同把“仁”的道理，别而爲四：“曰上下通，天地交泰，不交否，損上益下，益反之損是也；曰中外通，子欲居九夷，春秋大黄池之會是也；曰男女内外通，子見南子是也；終括其義，曰人我通，此二教（即孔耶佛）之公理，仁民之所爲仁也，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腦氣之動法各异也”。兹簡表於下：
上下通
中外通 人我通
男女内外通
據此可知人我一通，則上下中外男婦内外無有不通，故譚氏的意思，以人我通爲第一義。現在且先看他的破人我的精義道：
“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北機始一人我。究於所見，無不見人我者。見愈小者，見我亦愈切”。
“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比於非我而知之。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又何以知有我，迨乎我知有我，則固巳逝之我也。一身而有四體五官之分，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筋骨血肉雙各有無數之分，每分之質點，又各有無數之分，窮其數可由一而萬萬也。今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餘皆非我，則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由胚胎以至老死，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由膚寸之形以扺七尺之干，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朽變爲他物，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試言某者是我，謂有一是我，於皆非我，則我當分裂；謂皆是我，則有萬萬我，而我又當分裂。我之往來奔走也，昨日南而今日北；謂我在北，則咋南之我何往；謂我去南，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確指南者是我，北者是我，不能也”。
這是他根本不承認有我之存在。既没有我，便没有所謂人；人我破則人我相與爲一，而人我即相通了。
因此他又反對綱常名教，他以爲綱常名教，是儒家不得巳維持小康之治的禮法尊嚴的主張。真正的平等同之世是不許其存在的。所以他説：
“彼苟學者，必以偷常二字，誣爲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
在他以爲五偷中之真能具有平等之精義者，只有朋友間的友道一倫。其餘的四偷均是强者長者，爲一己的私利，而用來壓迫弱者幼者的。不但其問的人我之不相通，且無有仁道的存在。他的説是：
“君臣之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不敢涉想；愚黔首之術，故莫以繁其名爲尚焉”。
又説：
“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又况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範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因妻，……各挾一句，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
所以他主張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相尚以朋友之道，因以友道，幾可相通，才不至於爲那名分而發生阻塞。他説：“世俗泥於□魄，妄生分則，爲親□□邇之名，而末視朋友。夫朋友豈真貴於餘四倫而已，將爲四倫之圭臬；而四倫咸以朋友之道贯之，是四倫可廢也。此非谰言也，其在孔教，臣哉鄰哉，珝國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獨父其父，不獨子其子，父子國友也；夫婦者，嗣爲兄弟，可合可離，故孔氏不諱出妻，夫婦朋友也；至兄弟之於爲友，更無論矣，其在耶教，明标其旨曰，視敵如友。故民主者，天國之義也，君臣朋友也；父子異宫异財，父子朋友也；夫婦擇偶判妻，皆由兩情相願，而成婚於教堂，夫婦朋友也，至於兄弟，更無論矣。其在佛數，則盡率其君若臣與夫父母兄弟眷屬於親，一一出家受戒，會於法會，是又晋化彼四倫者，同爲朋友矣。無所謂國，各一國；無所謂家，各一家，地所謂身，如一身，夫惟朋友之倫獨尊。然後彼四倫不廢自廢，亦惟明四倫之當廢，然後朋友之權力始大。”
這是他破人我因而及於破滅綱常的首要工夫，本來“仁”之含義，爲“相人偶”，既相人偶，則所有人類，當一律平等，便不能有什麽尊卑貴賤長幼等等的差則存於其問。
人類既一律平等，自無男女内外之别。所謂肉慾，這本是人類的本能，也就是一切動物的本能。這其間本無庸錮蔽與福絶，來壓抑人欲。壓抑人欲，乃是違背天理。王船由説：“天理而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安有故意捍格而使之不通之理。所以譚嗣同力圖打破此男女界限，他説：
“苟明男女同爲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初非爲淫而始生於世。所謂色者，粉黛已耳，服飾已耳，去其粉黛服飾，血肉聚成，與我何异，又無色之可好焉，則將導之使相見，從之使相習，油然相得，澹然相忘，猶朋友之相與往還，不覺有男女之异，復何有於淫，淫然後及今可止也，藏物於筐，懼使人見，而欲見始愈切，坦坦然剖以相示，則且曰熱視而若無覩矣。”
譚氏认爲許多事物，有時“遏之適以流之”，何若“通之適以塞之”，故主張將男婦的性關係公開起來，他説：
“男女搆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時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爲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鄉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者。乍名爲惡，即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隱，人不恒見，然如世之行體者光明昭著，爲人易閑易覩，故易謂淫爲惡耳。是禮珝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善惡之辨矣。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臭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四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
孟子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日飲食之欲既可以公開，男女之欲又何獨不可以公開？且孟子對於齊宣王之“求吾所大欲”以及“好色”與“好貨”，並不曾謂爲不道德，也不曾叫他怎樣去抑止，只要他與百姓同之，没有怨女嘯夫之存留，就是行了仁政，就可以王天下。所以譚氏亦係秉是理，而擴而充之的，故較孟子尤爲透並。
至於他的所謂中外通，係嘆其義於春秋，即以太平世遠近大小爲一的道理。上下通，即取易所雲之陽下陰吉陰下陽客之義。總之譚氏以爲美事美物之相諧和與否，是由於通與不通。通則諧和，盡了仁之道，不通則不諧和，違反了仁之道。所以謂“通者如電綫四達，無遠弗届，异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爲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這就是他之致力的所在，也就是他的思想的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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