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九月初一湖南光复，巡抚余诚格当新军进城时，知大势已去，为保全个人生命计，于抚署后垣(现六堆子地方)挖穴，化装潜逃。那天市面安堵，群众欢欣，仅戮助桀为虐的巡防统领黄忠浩、营务处总办王毓江、总文牍申锡绶、长沙县知事沈瀛等四人。不料布政使(即藩台)黄以霖负隅不服，竟命旧巡防军数百人荷枪实弹，顽守藩署，抗不投降。我于初一日下午因事道经藩正街时，尚目睹藩署前后断绝交通，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焦督派同盟会老同志王猷往致劝降书。王中弹几死。焦愤极，原拟以武力解决，嗣念署前后民屋鳞次栉比，恐遭波及，乃请当时在省巨绅陈文璋、龙璋前往反复劝说，黄方将库存现款和全省财赋档册全部交出，黄亦被保护出省。

二

辛亥年，我在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读书。那时，我是矿科学生，多数教员是英、美人。我记得是年农历九月初一午后，学堂传达某忽然带了一个青年警士来会我，他手中持有一条形似从前军队中值星员所带的五尺长，五、六寸宽的白竹布带子，正中钤有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木质关防印文，并书有交涉员三个大字。那警士告我说，都督派我当交涉员，将白布交我配带，并说备有马匹，要我随他即往都督府(现在本市中山东路青少年宫，从前的湖南巡抚衙门)。我喜出望外，立即往府，首先会见文斐先生(他那时任都督府参议院参议员)，方知这个任务是他介绍的。他立即带我见焦督。焦着黄色呢质军服，蓄有八字胡须，态度端庄和蔼，笑容满面，指示我快往英、日各领事署和长沙关税务司以及美孚、亚细亚等大洋油公司，告知他们：我们湖南反正，是推翻满清王朝，对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要他们转知所属侨商照常安居营业，不要听信谣言，无故惊扰等语。他并叮嘱我照此传达，不要多言。我遵示前往上述各处，以交涉员身份传达都督意旨。我记得当时我配带上述白竹布带子，随带警士一人前往英、日领事署，他们也有译员在座。我除对日领事以中语传达外，其余各处都是用英语传达。每处只坐谈片刻。他们答复情形大致都是答称照办，无骄傲抗拒表现，且都对我很有礼貌，款待周到。不到数小时，我就回府复命，蒙焦督慰勉备至。此后9天，我全在府内交涉员室办公，事体简单，有时外侨请领旅行护照，照章填发而已。直至九月初十，焦督惨遭杀害，我才离府。谭延闿任湘督后，随即设立外交司，司署设在现盐道街前盐法长宝道衙署。粟戡时任司长，陈体泉任次长，我担任该司的翻译科科员，干了数月，我调往实业司任一等技士。

三

辛亥阴历九月初十日午后，我正在都督府景桓楼下交涉员室内办公(都督办公室在楼上)，忽听到外面有排枪声，我初未置意，顷刻间见有一个配带斜带的军官率带枪的兵士十余人，杀气腾腾地冲入府内大声叫喊说：“我们要杀焦达峰。”我知有变，仓皇躲在景桓楼楼梯下放洋油灯的斗室内，以致焦督遇害时的惨状我没有目睹。事后我问及总收发阳燮，才知道焦督是被杀在都督府辕门内的大坪里。彼时警戒森严，不敢外出，直至黄昏时，才看见谭延闿披着夹衣立在都督府中门临时放置的方桌上，向大约八、九百名带枪的兵演说约一小时，大致劝告士兵维持秩序，保全治安，否则他不敢上台负责，士兵都应声遵命才散会，我也在这时才离府外出。街上已遍贴“公举大都督谭即延闿”字样的红纸条(因恐群众误会都督谭为谭人凤，故有此注脚)。事后我向族兄文斐先生询问这次事变原由，他凄然告我，这事完全是梅馨干的，梅事先几天在外间散布恶言攻击焦督，说焦的部下帮会会员有近万人进入长沙，纷纷向焦谋官索款，焦已颁发委状数百份，滥用公款甚巨等等。梅并嫉妒陈作新以新军排长一跃而为副都督，故先杀陈后立即杀焦。又说梅曾向焦督索要武器并要求升师长(梅是当时新军一个管带)，焦未允许，故杀之以洩私愤。按文斐先生是同盟会会员，焦达峰的亲密朋友，当湖南光复时，焦以各机关职员品类不一，以内政属曾杰，外政属文斐，事无巨细，畀以全权。他所告我的话当系事实。至谭延闿有无主使情事，尚难臆揣，不过听说在祸变的前夕(即九月重阳日)，谭在他韵茅亭子私宅曾设宴邀请王先谦、叶德辉、黄銮呜、粟戡时、陈炳焕等密谈湘事，不能说他同焦、陈被害全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