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公元1911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兵革命，湖南于九月朔日应之，溯其原因，远则导源于清廷政治不良，外交失败，近则由于铁路国有，久争不决。益以湘省自庚子丙午以后，事败而人多牺牲，悲愤之余，群思奋起。至辛亥夏间，遂有共同革命之举。其相与筹划发动者，不一其人。

一为湘路协赞会，由易宗羲、粟戡时任驻会干事(其地点为贾公祠)，又左学谦、黄锳、黄用楫、阎鸿飞、黄翼球、常治、曹惠、郑钧、黄耀材等，借筹备长沙地方自治名义，以长沙自治公所为革命机关(以上诸人均长沙人，且多系省谘议局议员及铁路协赞会兼任干事)。

又有湘谭吴作霖组织湖南体育社，长沙罗杰组织辛亥俱乐部，宁乡文经纬、常宁王猷等组织富训商业学校，吸收党员。又醴陵文斐、新化曾杰等，于鸡公坡租赁民屋，暗中策动。又有长沙刘大禧，设成衣店于北门，与陈作新及新军官兵往来，从事吸收党员及鼓吹革命。由是联络一气，分别勾通会党及新旧军，其后新旧军均推代表与会，新军代表之较著者，有易堂龄、易先骏、安定超、姚运钧等，旧军有徐鸿斌等(旧军即巡防军)。其间集会多次，地址不常。唯以暗探甚多，谣言纷起，至八月中旬，酝酿起事，黄锳、左学谦等实为主谋，王猷、黄翼球、吴作霖等则皆执行其事，奋不顾身，卒能新旧两军会师合攻抚署，巡抚余诚格于署后凿墙而遁，湖南遂宣告光复矣。

然有二事须纪述者：一为黄忠浩被杀，一为焦、陈遇难。

始巡防军代表徐鸿斌到会，即以“杀统领黄忠浩为交换条件，否则巡防队即不加入”。时左学谦、吴作霖等以忠浩知兵事，平时声望尚好，原拟推为湖南都督，及闻其提出交换条件，只得勉强许之。至九月初一，新军一部分攻入巡抚署，见忠浩而执之，胁降不屈，拥至小吴门杀之，投尸城下。

初焦达峰与陈作新，以联络会党和新军之关系(焦系留日学生，又为洪会首领。陈系新军排长，以喜谈革命被黜)，黄锳、左学谦、吴作霖等，曾举其为临时指挥，光复以后，即举为都督。当时在事之人，因二人年轻望浅，有不满者(时焦年二十五，陈亦二十余)。后设立参议院，举谭延闿为议长(谭原系省谘议局议长)。院章规定，凡都督任命，须经参议院同意。嗣焦以会党纷集，群思效用，因委杨任为西路安抚使，冯廉直为南路安抚使。新军以二人无功绩，大不谓然，因要求焦辞职。焦未从，遂协议于都督署前杀之，并议除陈。因是日北门外和平公司发生事故，藉词请陈往弹压，杀于途中。时距湖南光复才十日也。

忠浩被杀后，至清史馆成立，史稿为立传，湘潭罗飞钧亦有传略，兹节录之：

史稿传云，“忠浩字泽生，湖南黔阳人。以优贡生入赀为内阁中书，主沅州讲席，锐意地方利弊，兴学育蚕，专志矿业，陈宝箴、赵尔巽先后抚湘均重之。甲午防倭，始入鄂治兵，嗣任江苏狼山及广西右江镇总兵，并署四川提督，乞归。余诚格强之统巡防军，遂及以难，家人奉丧归葬，沿途设奠者数百里。”

罗传云，“宝箴抚湘，委以军事。忠浩别募三千人，涤除军营积习，躬亲教练之。带兵广西时，出师屡捷，搜捕余匪，粤督岑春煊主洗村，忠浩力破之，遂未洗。旋遣回湘军，裁并新募各营，垦田兴矿，迄不得行其志。家居岁余，会赵尔巽督四川，奏请襄军政，遂入川。”余与黔阳危道济有戚，道济为忠浩姻家。当光绪己亥庚子年间(公元1899、1900年)，忠浩治兵长沙，道济尝约余访于南门外营中。时忠浩方集兵训练，戎服佩刀，申明军法，以不扰民，不怕死，勤操练，戒轻浮为训。余等观之良久，欢其兵容严肃，诰诫出于至诚，为晚近将领所不及。又观其营垒器械，均甚整饬，又谈其督率部队，注意修路种树栽菜诸事，娓娓不倦。越数年，忠浩主湖南省教育会事，尝闻其演说：主张图富强以抗敌，兴教育以新民。并及修治洞庭，振兴农业诸务，其言甚为切至。迨其领巡防军，又闻旧好及党人，多劝其反正，迄不为动。殆由服膺旧说，甘效愚忠，遂致一朝殒命。当其悬首城楼，余往观视，忽逢一叟，泣下沾襟。偶询其人，知为忠浩广西部曲，犹道其一钱不苟，万死不辞，堪为旧日军人之典范。此虽个人评论，亦可“窥见一斑”也。

焦陈之事，一时议论纷然。有谓二人骤膺重任，措施弗宜，其咎由于自取者；或谓光复有功，即遭惨祸，亦有代为不平者。

据《醴陵县志·文斐传略》云：“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不且攻督署锄元恶。新举都督谭延闿属斐调停，斐乃分晤党人，晓以大义，并礼葬焦陈，抚恤遗族，建祠铸像等，遂得无事。”其后焦陈均葬岳麓山，浏阳刘人熙题“浏人堕泪之碑”六字于焦墓，余杭章炳麟为表墓之文。陈则长沙曹孟其表墓，关于二人身后抚恤及铸像等事，亦均进行。其事虽为弭变而发，要亦惬于人心者也。

即以当日事实而论，焦虽不谙政治，而人尚爽朗，能信正言。余尝闻宁乡文经纬言，达峰矢志革命，视国家事如己事，身家性命，皆所不顾，可算血性男子。余又闻湖南初光复时，其徒党要伊提巨款犒赏党人，并留存一部分预备于有故时带去，焦不从。嗣经会议在银行提银数万两，分给在事出力之人，及党人中之经济困难者。又闻其被杀时，为众兵所拥劫，身受刃伤，神色如故。唯目睛不变，注视国旗。殆于生死之际，能具有定力者。至于作新为人，据粟戡时《湖南反正追忆》及曹惠《湖南光复纪事》所载，皆云作新以任侠自居，性喜饮而人甚磊落，当其运动新军，出生入死，毫无留怯，及提出焦陈须辞职时，焦默不一言，为众所忌。陈则表示不恋权位，但由公家拨银2万两，房屋一栋即可引退。并拟带兵万人援鄂，决一死战。其意气固甚宏也。卒以副督之名遂与达峰同殉。“一日杀二烈士”，闻者哀焉。

当湖南光复之初，都督府出示安民，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欢”之语，其时秩序，确系镇定。虽未几而黄忠浩、焦达峰、陈作新先后被杀，局势不免紧张。而商民知其为政治关系，遂亦安之若素。关于政务组织，焦陈而后，公举谭延闿为都督。曾设民政军政两部(军政部后改军务局)，民政部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司法、交通、军务、处交七司及会计检查院，并盐务处。所用之人，不拘党派及籍贯，大率效忠革命，或夙著声望者。受命之人，亦以清廉忠勤为主旨，努力从事。虽其中或有叫嚣粗暴之习，然仍力求进步，相与团结。其标举事项，以剪辫、放足、禁烟三者为先，行之亦复有效。此外则厉行城乡自治，添设各级学校，开办贫民工艺厂，及振兴农林、修治水利、发展矿业、修筑公路等。但自癸丑独立失败，汤芗铭入湘，旋代谭延闿为都督。财政司司长杨德邻，会计检查院院长易宗羲，省政府顾问文经纬，均被视为乱党，予以枪毙。由是解散国民党及城乡自治，民元政制，一概推翻，湘人遂奄奄无生气。至袁世凯称帝，遂并民国之形式，亦荡然无存。虽经云南起义，帝制撤销，而湘省仍陷入纷扰之局面，至今日而始获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