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歷史與哲學上，曾左胡李與太平天國之對照有著無比的重要性。如果面臨時代潮流與文化連續之抉擇時，我們不能迷惑；應以文化連續為先。人文精神是一民族生存與成長之至要因素，太平天國多缺乏人文精神，大大降低了它的被支援性。近代史中革命派與西化派之大部人士多欠缺人文思想而不自知。他們迷失了大道（人文思想，萬物負陰而抱陽，中庸之道，有才德之人居上位），而使國家百姓迷惘，浪費了有限之資源。這些都是缺乏智慧的緣故。老子「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與管仲「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之智慧，以及中庸之道，對救國圖存也許較「民主」、「民權」，「進化論」等更重要。湘軍成功之原因在務實的人文精神。他們的重點在解決難題，不在宣傳理念；在尋求實際策略，不在建構「理想社會」。
曾左胡李之湘軍與淮軍對比於太平天國乃是一種「有所不為」及「無所不為」的對照。人有很大的傾向會自趨大禍卻自以為「義所當為」。看到了別人的錯誤，就想到要去更正，改革，卻不知自己要倡導的可能是更大之錯誤。在歷史上證明了別人的錯誤，不等於證明了自己之正確。我們常被迫在幾條不理想路中選擇一條能生存，避免重大災禍之路。
本文
這兩批歷史人物的功過之爭議性是很高的。在民國初年之革命派中有不少對於太平天國是贊同或同情的。一般來說，贊同革命者多同情太平天國；而贊同漸進之溫和或保守派則傾向于曾左胡李（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正是因為這個爭議性（曾左胡李從一方面看來是平定戰亂之中興功臣，理當名垂青史；可是從另外一面看來，他們是違反潮流，壓制社會進步改革之腐朽保守階級），才使得我們有機會去剖析歷史之意義。從較深的層次看來，對歷史之看法事實上反映著一個人的哲學思考方向。
贊同太平天國之看法固然與漢人民族主義有關，但是也不能忽略了進化論思想之影響。民族主義固然使人傾向於太平天國，但是太平天國不同于中外歷史上大部分的民族主義者。很少有民族主義者像太平天國那樣的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個人會贊同太平天國多半是因他認為「時代潮流」較「文化連續」重要。
（A）民族主義之影響
漢人民族主義對革命派與西化派的人之影響是很易理解的。就是對於一些改良派，民族主義似亦有不小影響，譚嗣同即為一例子。
譚嗣同有明顯非議湘軍之論。李澤厚於「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引譚之文：「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瞷然驕居，自以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設陷阱以誘民，從而掩之殺之，以遇禽獸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華民，果決乃爾耶！……徒自虐民，不平孰甚！」於此譚嗣同對曾左胡李「殘殺太平軍」作了最嚴厲之批判。我們可以推斷，在改良派陣營中之譚對湘軍之苛責，甚至用到「恥惡」二字，乃是近代對於曾左胡李常有負面評價之主因。但在此要指出的是，譚氏在此主要是因強烈之厭惡當時的滿清王朝，再加上民族大義才使得他同情太平天國，且對於平定太平天國之「湘軍」、「淮軍」起了憎惡之心。在另一方面，於基本理念及歷史觀上，他並未言及支持太平天國之理由。
（B）進化論之影響
在近代史中對進化論贊同之人多屬革命派與西化派。達爾文（1858-1859）之進化論是本源於生物學上之觀察但事實上，比他稍早，同樣在英國，斯賓塞已在哲學上提出類似進化之觀念。像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這樣將進化觀念運用到社會學領域中被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其缺陷已被廣汎檢討過。簡言之，社會達爾文主義容易被侵略者用作擴張之理論基礎。孫文見及此，嘗言：「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以互助為原則」，欲以之中和進化論之偏頗傾向。根據李澤厚之研究，嚴復亦有此顧忌，所以嚴雖以斯賓塞之說高明有理，卻不願追隨其末流之任天而治——也就是任憑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起作用，而不去積極干預。反之，嚴認為應如同時代之赫胥黎所主張，要與自然爭鬥奮力圖強。嚴復實有意謂和斯賓塞與赫胥黎之間的差異，極具銳見。嚴復體認到之衝突——界於客觀運行法則與主體回應求變之衝突，是使許多近代思想家困惑之課題。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細討論，只擇要而說：所謂[天擇]實是[人擇]，因為我們一定要先用分別識定義高下優劣，然後方能解釋進化之方向。試看：宋亡於元是否循著進化之方向？不同的人必有不同之說法。認為武力掛帥之人會說蒙古人建立有史以來版圖最大之帝國，橫跨歐亞；同時還促進兩洲經濟與文化交流，所以是進化。但是認為武力是野蠻象徵與文明無關之人會說，蒙古人踐踏中華文化，造成文化倒退。同樣之爭論亦可發生於秦始皇統一六國這歷史事件。如果我們放眼到歐洲：法國大革命後之恐怖時期，又繼之以拿破侖之絕對獨裁；先是法國人想要有較理性之生活卻得到更無理性之恐怖（時期）生活；然後他們想要有自由民主之生活卻得到更獨裁之政府。如果從獨裁到自由民主是進化，那麼法國大革命是反進化嗎？我們知道會有很多人反對這個結論。筆者舉這些例子之目的是要彰顯將進化論用於分析歷史之重大缺陷或侷限。除了大歷史以外，我們可再觀察個別小事件：今日因計算機之普遍，學生心算能力大幅降低，甚至對數字沒有基本感應，常會犯了嚴重錯誤而不自知；試問這是進化嗎？
今人已見到上述之歷史，對進化論應會有所保留。但在清末民初這似乎是主流之思潮。其實於此之先，歐美各國已深受其影響。例如德國之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與美國之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其中尤以杜威為最。杜威視進化論為顛撲不破之真理，他堅信藉由教育之途徑來推行〔美式或西方民主〕是所有國家走向現代化或進步之第一步。西方思潮既已如此，大多數受西方教育之知識份子自然多有此傾向，能像上文所提及之嚴復那樣知所取捨者並不多。
試想從上述的進化論角度來看太平天國及曾左胡李這一論題會有何結論？結論自然是曾左胡李是反潮流，反革命的保守腐敗勢力。不少清末民初之思想家都帶有這種直接、簡單、自信的氣味。造成這種情形之原因有二：（一）清朝在外力威逼下已暴露了其落後與腐敗；（二）受西方教育之青年的確「感受」到西方文化之優越。這種簡單的看法很容易為一般民眾所支持，而形成一種行動的力量。當一個人將歷史人事簡化，往往會使他信心滿滿，以為只須盡力而為，自己的理想必將實現，這種自信極易讓人迷失。
可是平心而論，將「太平天國事件」放在「進化論」的秤盤上評估時，問題並非[革命，民權]對比於[守舊，君權]那樣簡單。太平天國在政治、經濟、文教上都顯露著原始組織的色彩，而其後期諸王相殘，內政腐敗更顯現出其精神靈魂之破產。如果要說相對於滿清王朝，這代表一種「進化」，實在是有些牽強。支援「太平天國」的論點只能在滿清王朝的腐敗、愚昧中去尋求。
（C）西化派或革命派領導人不自覺之疏遠人文思想
民國初年之西化派領導人物如新文學運動之領導者如胡適，陳獨秀等都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將思潮遠遠帶離了中華之本位。這個特點其實是反映了他們本身的出生與教育背景。此點使他們與本土人物難以投契是有很大關係的。雖然這些人在人格學術上都有令人景仰之處，但是他們也有共同之缺點：思想上欠缺人文思想。他們的不少思想都是抽象的論理，而「人的面孔」模糊不清。胡適所自豪的「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更是明顯的少有人文（見下文之詮釋）內涵。
上面提到的民國初年之思想家所以會欠缺人文色彩，很可能是一種不自覺或下意識之反應。兩個潛在之因素造成了他們的傾向：（1）對當時政權之嫌惡以致牽連至其（象徵）代表之倫常文化（雖然在實質上這種代表性大有疑問）：（2）對於科學之推崇且以其與倫常文化相抗衡。從那時一般之科學觀點來看，就是要去除所有「人為」因素之影響（這種看法從現在最新之量子力學來看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綜合分析起來，缺乏人文色彩，排除人文因素，使得大部分之西化派或車命派人物之歷史視野受到了限制。因為他們是近代中國思想之主要代表，他們在這件歷史上之看法便影響了那個時代重大歷史之發展。在竭力的排除人文因素後，他們這些人物在審視歷史上就不自覺的帶著「進化論」與「實證論」之色彩。在他們看來，似乎太平天國那些光怪陸離的天國制度，踐踏諸子之學，邪教般的組織，不可思議之違反自然的男舘女舘等等，都可容忍與理解，只要他們代表「進化之正確方向」，也就是說從君權走向民權。而在另一方面，曾左胡李所代表的乃是[維護腐朽落後滿清王朝]的保守、反潮流、反進化的一群，不論他們的才學，及對社會的貢獻遠大於太平天國。在我們作剖析前，讓我們先看看下列史實：曾左胡李之影響反映在日後接連不斷的湘人上，從陳天華到黃興，及華興會，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這種有組織，有思想，凝聚力強勁的特色很可能都與湘軍的傳統有關。從這一點使人不禁注意到，也許一般將歷史人物硬分成所謂保守，改良或革命派的分類法是有很大的限制或誤導的，更重要的也許是宗旨。從湘軍到華興會，表面上看來有很大之矛盾，因為前者保守，後者主革命。但他們有共同點，那就是強國，救亡。也就是說，華興會反滿清王朝之主要原因是在：那是唯一使中國強盛，脫離外來帝國主義控制的方法。
（D）曾左胡李：「人民需求及文化走向」為首，而非宣傳理念或建構理想社會
簡而言之，曾左胡李所領導之湘軍淮軍及日後之華興會等組織所賴以決策之方針不是理念，口號；卻是人民之需求及文化之走向。在他們看來，「進化論」這種思想，不要說用在人類社會大有商榷之處；就是經過修正，它對當時社會也是搔不到癢處，無關緊要。而民族主義在曾左胡李看來也要以能做「文化重建、連續」為前提。他們的重點在解決難題，不在宣傳理念；在尋求實際策略，不在建構「理想社會」。
這個注重人民需求與文化走向的特質，是我們研究曾左胡李這一集團或事件所應強調的。他們顯現了老子哲學的智慧（四十九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是老子治道一個非常重要之原則。歷數「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之為害固然有震聾發聵之作用，但太平天國並不能帶給農民安生立命的東西。人民之首要在民生，正如管仲所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歷史一再證明，在經濟問題未解決前，紛亂是不會終止的。近代史也證明，中華之紛亂與人民之苦難從來不斷，直到大家有空來增進經濟生活；而在太平天國之時代經濟之凋敝與帝國主義之侵略同時存在。民生凋敝是百姓親身體驗之事，而帝國主義是加深經濟敗壞之助因。雖然政治之腐敗是造成這些現象之長遠主因，但是在當時，瓦解了政府，並不能解決經濟的問題；相反的，那反而會使經濟更加惡化。另外，即使專制體制必須消失，也要在某種情況下加以控制。
（E）國力薄弱之中國：精英領導是較佳選擇
上文提到曾左胡李所領導之湘軍淮軍賴以決策之方針是人民之需求及文化之走向。當時之中國狀況是民生凋敝；民生之凋敝乃因經濟之敗壞，而經濟之敗壞又因技術之落後，因而不能有效的利用人力物力資源。要增進技術而要改變社會組織是應該做的；但是應僅只於此，而不應去節外生枝，講求各種理論、主義之類沒有助益之事。而當外國勢力來搶奪經濟資源時，與其說是民族主義，不如說是保衛自己的國家；其重點在用智慧去減少其損害到最低程度分析市場，集中物力及人力去解決問題和發展技術本是企業管理的重要原則。同樣的原則也可類推到國家社會上。當時中國國力薄弱，所有的力量都要用到切要之處，否則必是一事無成。要能如此，一定要由精英團體來領導。所以在這一點上康有為、嚴復是正確的，因為唯有共和立憲才能最有效的利用極其有限之資源。如果要在滿清王朝，太平天國與曾左胡李之精英集團去選擇一個來救亡圖存，我們也只能去選擇曾左胡李；而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卻是會傷害本來已微弱的民族元氣，使中華文化嚴重變異、倒退。今天我們在百年後浩劫餘生，總嫌進展太慢，可是我們應要認清：若非幸運，中華民族的境遇是有可能比我們所實際經歷的遠為悲慘的。至於滿清王朝當然是沒有人會去選擇的；然而從滿清王朝能用那些能幹之漢人這件事來看，他們實在要比明朝中葉後之那些皇帝要強。如果說反清復明是要回到明熹宗與魏忠賢之東廠等等，我們實在不能不三思。
（F）全民政治之缺陷在中國被放大：人文精神在哲學中之流失
前面提到要發展經濟就要增進技術，而要增進技術就有可能要改變經濟或政治組織。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定需要施行類似近代西方民主之類的制度。過度執著於西方民主之效用或奉之為必須採行的政治制度乃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不幸之發展。這個發展與哲學歷史觀之轉變是有重要關聯的。前面提到的進化論，看似簡單可信，但是卻深伏了急遽改變中華歷史觀的因素，也就是將中華歷史上之人文史觀變成一種「進化論」或「實證論」之史觀。而事實上這些史觀與中華歷史的人文史觀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史觀是孔孟儒家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歸「有德」之人；同時也是老子道家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以百姓心為心……，為天下，渾其心；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及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簡單來說中華人文史觀之重點是在達到讓最有才德之人身居高位，而不是讓最大多數的人擁有權力。這個讓最大多數的人擁有權力的「民主」常得到它不應得的尊崇。它的缺陷可由下列事實證明：一次大戰前德國的全民投票使得希特勒進入權力中心，然後國會又投票使他得到獨裁權。而最近美國不顧全球之反對進攻伊拉克，也是在最佳民主典範之國境內發生的。「民主」在中國從民國初年起就以牛步進展，艱辛異常。無論西化派之人多有信心，民主就像一個捉狹之孩子，他好像一定要犯盡所有的錯誤。例如民初國會居然可把袁世凱推上皇帝位。因為民主制度是清高知識分子唯一認同之政制，狷者有所不為，只有退出。而真正的舞臺只是讓作偽之野心家所佔據。這一段歷史可總結為：「民主」對下層老百姓是「不知所雲」的經典，對上層當權者是「令人心疑」的花瓶，而對最心儀它的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是一輛無法駕馭橫衝直撞的怪車。一個千里迢迢從西方搬來的寶物在中國成了一個阻礙有志之士施展抱負，缺乏效率的東西。
從最壞的一方面看來，民主無異是一劑「難消化之药」。在近代中國，吃了它的人或組織很容易染上那「無效率」的缺點。這個「無效率」一向是民主最大之缺點，只是在中國這個缺點不知放大了多少倍。若要問為何民主會變成這樣，那就是因為當它從西方搬來時遺漏了人文的因素。而上面已經討論過，人文精神在哲學中之流失自革命派與西化派之地位上升期開始。可是這種變化是很隱微的，要仔細剖析才能顯現。
民主本質上之問題，並非新論。二千多年以前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384-322 BC）在其重要著作《政治學》（《Politics》中曾對全民政治有如下之評語：有能力的人的看法會被大多數人的觀點所埋沒（ability is sacrificed to number)；而大多數人會被野心家或善於玩弄權術之人所故意誤導（numbers are manipulated by trickery)。亞理斯多德的這一段警語在近世很少被西方社會之主流派所提到。因為雖然亞理斯多德在文藝復興前後曾為英國政界與學術界如牛津，劍橋奉為第一經典，但是這一段對「民主政治」近乎嘲弄之話，並不適於一心想推行民主制度，壓抑王權的精英人士來強調。在看到上述世界近代史上之例子，我們不得不贊嘆亞氏之智慧。二千多年的時差似乎並沒有拉近我們一般人與亞氏間智慧上之差距，同時我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恐怕也要多打些折扣了。
曾左胡李之湘軍與淮軍對比於太平天國乃是一種「有所不為」及「無所不為」的對照。洪秀全有政治、思想上的才華，又善於與群衆交通，遂能組織困苦之農民成為很大之反動力量。然若只是如此，它可能會得到湘軍領導者之認同或同情。洪秀全自覺地引進神秘宗教色彩，以之作為控制之工具，這就將政治經濟之抗爭延伸到文化之抗爭。所以如果說曾國藩帶有虛偽之特性，我們就要說洪秀全帶著［愚民］之特性。
洪秀全以神秘宗教急速將勢力發展到極峰，但也激起曾國藩及湘軍之強烈反感。跡象顯示湘軍並不只是在執行朝廷「平亂」之命，而更是在擔負「保衛倫常文化」的使命，而譚嗣同指摘湘軍的話也很可能多為事實。然而兵為奇道，戰場無情，不能以常理論之。而且，漢人相殘之慘劇不能由湘軍獨負，它也是太平天國洪秀全野心愚民之後果。
（G）曾左胡李之功過
對這一情形，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一書說得最好：「……然而為了倫常文教，則它們只有暫將民族的夷夏之義放下，這是苦心的智慧的抉擇。然亦可說是『承擔罪過或缺憾的抉擇』。這抉擇之客觀意義，是要先救中國民族之倫常文教。此倫常文教，是中國民族之靈魂。於是中國民族之身體，無妨暫時對異族屈膝。這是不能無缺憾之抉擇。然而在太平天國要以六經為妖書，藉上帝以鞭撻孔子時，這即是中華民族唯一可能有的最高的政治態度，政迨意識。」
用「承擔一罪過或缺憾的抉擇」來描述曾左胡李之於太平天國實是最恰當的。同樣的描述可用在諸葛孔明收服南王之時：南蠻以竹甲兵上陣，竹甲堅硬無比，刀槍不入，迫使諸葛以火焚之。戰勝後，諸葛言：『南兵頑強，不得已而以火攻。我雖有功于社稷，然燒殺生靈，必將折陽壽。』諸葛孔明之罪惡感及良心於此表露無遺。
（H）老子十九章之智慧與改革者應有之警惕
人有很大的傾向會自趨大禍卻自以為「我所當為」，這都是因為人類以「分別識」認識世界的緣故（老子第二，第三章）。看到了別人的錯誤，就想到要去更正、改革，卻不知自己要倡導的可能是更大之錯誤。當洪秀全號召農民起來反對地主，當權階級之剝削，本來是一種良性改革；但當他越「界」以神秘宗教來「愚民」、來控制，他反而變成了最大之錯誤。
這就是老子在十九章為什麼要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其本意是說一個領導者要觀察百姓的憂患疾苦，指導他們尋求解決之方法，善引百姓自身所負的秉性與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至於強用特殊的想像，思維，觀念，去限制，規律人民，或令人畏懼，是對百姓不利的。因為超過百姓理解能力的道理會使他們困惑；不適合他們的歷史經驗的教條會搗亂了本來和諧的團體，甚至壓抑其想像創造力。洪秀全以他的宗教律令（從他自己的眼光來看，這些是聖智之言）轉化純樸無知之百姓為中華社會之異類，成為被人攻擊之對象。洪於此事之罪過是深重的。
由以上討論看來，太平天國是歷史上之重大錯誤，而曾左胡李阻止了這個錯誤。洪秀全以為農民請命反剝削起義軍，然其被個人之野心及有限之才識所誤導，驅使廣大農民在諸王領導下走入邪教不歸路。太平天國如果成功，中國將陷入全面的混亂及文化之倒退，很可能不會再有經濟力量去對付帝國主義之分割。而中國之幸運就在存在著一群有思想有組織的精英知識分子，他們秉承著中國哲學的人文素質，不為外在的經濟，種族學說所迷惑，而能作正確之抉擇，使得中國所受的傷害能減到最低程度。而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如果視滿清王朝與太平天國為兩害，則兩害相權取其輕，也是應以平定太平天國為先。
太平天國平定後，曾左胡李得以將全力用於經濟，外交。雖然經濟建設受到技術落後之影響而成就有限，但李鴻章在外交上則確使傷害減少到最低限度。
（I）領導者易於困惑之點，中庸之道之精義，與人文務實之精神
在歷史與哲學上，曾左胡李與太平天國之對照是有無比的重要性的。前面已提過，如果面臨時代潮流與文化連續之抉擇時，我們不能迷惑。當清王朝利用白蓮教去抵抗外侮時是不正當的，當太平天國以上帝教去攻打清廷時也是不正當的。這二事件所以不當即因沒有務實的觀念，沒有人文的精神。從另一個角度看來，要避免將「理念」誤為「文化」與「人文」，因為「人文」永遠有「務實」之精神，同時也要避免將「建立某種理想社會」誤為可行之「實際策略」。
當我們將焦點放在「有才德之人居之」、「資源之有效利用」、「百姓之需求」這些原則上，我們的頭腦變得很清楚。而如果把焦點放在「民主」、「民權」、「革命」、「封建」等名詞上，我們會覺得迷惑，不能專心，好大喜功；會想到千百個方案，但都不很清楚到底方案成功後，我們是否會達到預期的結果。
當諸葛孔明到東吳去聯吳抗曹時遭到東吳謀士問：「請問先生治何經典？」他回答：「從不忙於筆硯之間，古代治國賢士也甚少務於精細。」而將焦點放在「進化」、「民主」、「民權」這些理念就是類似諸葛所謂用「治經典」之態度去治國極易誤導自己或他人。
（J）領導者要注意避免走入「有為」「堅持」之陷阱：老子之智慧
強調這些「理念」，而忽略了國事實務的進展，就使近代這些革命派、西化派走入歧途。老子二十九章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堅持自己的理念，將其置於民生實務之上，就是「太過有為」、「太過堅持」。所以會這樣，乃是因其失去了中華人文哲學。中庸之道講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老子四十二章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些智慧之言就是在展現：任何教條，律令，理念，都有其陽面（好處）及陰面（壞處），而不可過度強調。所以民主雖可防止獨裁，不平等，但也可帶來無效率，分贓制；革命雖可除去舊的制度或罪惡，但也必帶來動盪不安，戕害文化基礎；服從雖利於管理與安定，但卻不利於創造及應變。
所以作為政治上之領導者就是要注意避免走入「有為」之陷阱，誤以為一個「潮流」或「理念」是走向理想必經之路。其實「潮流」只是歷史社會現象之統計，更重要的是哲學、文化如何幫助一個民族或國家去運作某種制度。例如陪審團制度只限于英美及其他少數國家，因為別的國家在文化、歷史上無法適當運作這一制度。
而這中庸之道是政治領導之關鍵。因為「中」使得國家社會達到「動力」與「穩定」之均衡。當諸葛為蜀規劃大業時，雖身負奇才，也不可能不審視時事：魏地大人眾，吳地險國富，所以先取偏遠之地，儲積實力，然後聯吳（小）抗曹（大）取得均勢。如果兩面作戰乃過激而超過自己實力之事；如果坐觀勢變，則魏將會把吳蜀各個擊破，所以諸葛所持乃是「中」道。
（K）[有才德之人居上位]應是評估政治制度優劣之重要準則
一個國家或社會能否治理好與領導者之才能有很大關係，這是政治人文觀之基礎。華夏民族千百年前即知此理，是以鮑叔牙不以管仲為齊桓公政敵之輔臣而不薦；管仲功在國家孔子許以仁。唐太宗李世民不因舊臣之累次詆譭而疑于魏徵，蓋其知魏徵輔弼之能無人可及。
無論用何種選舉制度都不能保證選出有才德之人。所以若要施行選舉制度，切不可草率或隨意移植他國系統。選舉制度之最大優點乃在避免流血致命之爭鬥；但並無特別之功能使有才德之人必定勝出。如何制定一個適合自己社會之選舉制度與何時施行之是需極高智慧之事，但卻為大部份知識份子所忽略。
結論
本文所以要剖析經濟、技術、歷史、理念、民生、人文、進化等等觀念，就是要說明：（一）曾左胡李——太平天國這一歷史事件所包含了複雜之經濟、文化、哲思，及政治內容；若不謹慎，極易誤導自己及他人。（二）革命派與西化派對此事件之看法及他們的取捨如何影響了歷史，而今天要檢視曾左胡李的功過，我們就要從這些範中去尋求。
在風雨飄搖的清末民初政局裡，民生經濟實為首要，而非翻新文化。要想起死回生，必須積聚足夠國力；而中國國力薄弱，所有力量都要用到切要之處，否則不易有成。精英領導有較高成功之可能，文化內涵低落的太平天國不可能達成此一任務。更危險的是，太平天國偏激的全面反文化傳統之特質會使社會分裂，無法凝聚力量去扭轉頹勢。洪秀全以為農民請命反剝削起義軍。然他被個人之野心及有限之才識所誤導，驅使廣大農民在諸王領導下走入歧途。質言之，太平天國是歷史上之重大錯誤，而曾左胡李阻止了這個錯誤。太平天國如果成功，中國將陷入全面的混亂及文化之倒退，很可能不會再有經濟力量去對付帝國主義之分割。
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與管仲「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之智慧，以及中庸之道，對救國圖存也許較「民主」、「民權」，「進化論」等更重要。要想讓一個陷入極端困境的文化——如清末民初時，能脫離危機，務實的人文精神實為至要。重點當放在解決難題，而不在宣傳理念；在尋求實際策略，而不在建構「理想社會」。
當一個民族面臨時代潮流與文化連續之抉擇時應以文化連續為先。人文精神是一民族生存與成長之至要因素，太平天國缺乏人文精神，大大降低了它的被支持性。太平天國此一歷史事件給我們一個啟示：人有很大的傾向，會自趨大禍卻自以為「義所當為」。看到了別人的錯誤，就想到要去更正、改革，卻不知自己要倡導的可能是更大之錯誤。在歷史上證明了別人的錯誤，不等於證明了自己之正確。我們常被迫在幾條不理想路中選擇一條能生存，避免重大災禍之路。
總結上面的討論，我們認為曾左胡李這一漢人精英團體雖為滿清王朝所任用來處理外交軍政大事，但是他們也代表地方社會之穩定與中堅力量。滿清王朝雖是外表的統治者，但負實務重任的曾國藩與李鴻章才是中華人文精神文化之代表或傳承者。某種程度上，他們也許有所謂的守舊或「偽善」的一面，但是他們絕少欺壓人民，而擁有廣大之民衆基礎，這廣大之民衆基礎使得他們行事事半功倍。而「偽善」之一面多少是兩個客觀條件之影響：（1）對腐敗滿清王朝之妥協，也就是對其不合法理處不能追究；（2）與落後之廣大農民百姓要和光同塵，所以未可急遽求變。
展望：尋求一個民族能運作之政制
「知己知人」的人文思想有一特性：明瞭「天下之事皆須人為」。理念、政制對一個社會沒有多大意義，除非這社會的人能將之運作好。唯有本著人文精神才能找到那微妙且至要的中庸之道。而這「中道」隨著不同的文化、社會、歷史、時間有所不同，所以尋求「中道」是歷史哲學，也是政治領導者永遠的難題。在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氏稱帝，五四運動近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中國人所在地之政治現況，不知有何感慨？什麼是最適合當前之政治制度，那恐怕不是在任何書籍或殿堂中找得到的，只有我們的智慧能提供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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