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念不犹人，有卓见，有远谋，一向主持悉中理；

肝胆论交谁似我，亦乡情，亦友谊，此来哭奠最伤神。”

宋教仁在上海被刺后，祖父怀着极度悲感的心情留下的这幅发自肺腑的悼词，据我所闻和他遗留给我的“右给我后人”等资料与亲友的回忆，以及历史资料的记载、家乡人们的传说，都是事实，没有夸张。

祖父与唐才常、谭嗣同是两湖书院的同窗学友。庚子之役前，曾回家乡母校——漳江书院，帮助宋教仁、胡瑛、覃振、孙迪卿、田荆华等，加入富有山堂。庚子之役后，流亡日本，发起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又助孙中山、宋教仁力排保皇派势力，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帮助组建中国同盟会等。

祖父叫陈谠，又曰尚阝，名犹龙，字陶溪，别号桃溪、涛痴，派名玉林。1870年7月3日(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五日)生于桃源北门坪(今漳江镇渔父居委会)。曾祖父叫陈枝友(字余三)，早年经营杂货，俗称“货郎担”，渐有积累，置良田十来亩，家境逐渐宽裕。曾祖母王氏，生祖父兄妹四人。祖父居三，少年入漳江书院就读，考取秀才，又补廪生。在武昌两湖书院继续攻读，准备走仕途之道。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竟被蕞尔小国所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祖父深感愤慨，随从两湖书院回归故乡，积极宣传民族危亡和救国的道理，更广结江湖侠士。桃源知县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举，召至县衙公堂追问。祖父毫不畏惧，持理力争，知县恼怒，谋褫革其衣襟，祖父当堂拍其案抗辩，那位知县竟瞠目无词可对。此后，祖父背井离乡，四处奔走，继续联结豪侠，组织革命力量，谋求救国之路。

1899年，祖父再次赴武汉，结识同仁志士，恰遇同学唐才常从上海来，正谋组织正气会，试图救国。相遇畅谈时局国事，同愤学友谭嗣同等六君子变革图强而遭杀害。唐又向祖父详细介绍了他在日本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联系和活动的情况，并支持组织正气会，扩充军力，效法日本复幕举动，保光绪皇帝复权等等。两人深感志同道合，分别联络会党，发展会友，随改“自立会”行动宗旨为周旋于革命与保皇两派之间。

祖父回湘，到常德设客栈，建立秘密联络点，在桃源、慈利、澧州一带，积极发展会员。同年重阳，他活动桃源会党首领杨吉陔，在武陵县河洑山上发展了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为富有山堂会员。祖父又邀随东洋人丰东海，头上伪装一根发辫，到慈利活动，扩充势力。次年，自立会组织了“自立军”，利用清朝发展新军的时机，活动、策反武汉及长江流域的新军，吸收富有山党会员，发展会友，联结哥老会等江湖豪杰，吸收日本浪人，组成左、中、右、前、后等五军(我祖父充任自立军左军统带)，谋定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九日，分兵五路同时起义。祖父亲往湖北麻城等地活动，还与当地绅士、坐办李干侯等，散发富有票，组织力量，聚众点名，打造刀械，造制号衣，储备米粮，运进外洋军火，分途在湖北、河南一带发动饥民，开堂放标，借闹教为名，发动群众，谋劫军火。他将组织发动的情况用暗语给唐才常写了一封汇报书札：

田公大鉴：杰病甚，黄医束手，于望日后渡江养息。病根半由办事劳瘁，半由转饷维艰。顷得渔翁相助，略更泪章，裁汰冗散，壁垒一新……众司事闻令弟将来巡阅，人人磨拳厉掌，拟于令弟到时，恭请大阅，约计劲旅二千之谱(就此间而言，新堤不计)，均鹄立本镇，翘企倍至……

当时“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诸人，仓皇而窜”，正是起义的大好时机，而依靠海外募款的经济接应不及时，准备工作尚不到位。料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反常态，趁自立军起事之前，即派兵围剿总部，唐才常等20余人被惨杀。此时，我祖父在麻城聚队伍佯扮送葬出柩。棺内尽藏军械、火器。他自己身着僧衣，骑着大马，走队伍前。出城门不久，大批清兵追上进击。祖父的队伍寡不敌众，当即溃不成军，他自己几经周折脱逃。其时，清廷鹰犬布防各地，他处境艰难，才被迫离境转至澳门，继续为会党担任联络江湖豪杰及日本浪人，一直坚持到澳门机关停止工作。又再往新加坡，欲运动邱炜菱(即菽园)，哪知邱已有异志，不与接近，祖父只得流亡日本，旅留东京百科学校。

到了日本，祖父发现梁启超等自立军一些头目如秦力山、戢元丞、朱廉溪等都寓居东京，随即与他们会聚，共同商议。因起事前康有为、梁启超假“勤王”之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款，数逾百万，结果仅电报一项就用掉十万元，而汉口总部却因经费不足而迁延失事。祖父等人向梁启超交涉，要求清算帐目。梁启超后避居横滨去了。此后，保皇党的信誉扫地，祖父他们也不再讲“勤王”的事了。

在国内，张之洞奉朝廷旨意，致电湖南巡抚，对自立军“……实力分途追剿，搜捕首要，务须歼擒，附和者缴票免罪，务拔匪根”。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清廷仍四处悬榜捉拿我的祖父。从清朝廷通饬的《自立军匪头目，照汉口搜获信逆簿》逆札抄录：“陈谠，即陈犹龙，一名陈尚阝，号桃痴、亦号桃溪。湖南桃石县廪生，伪职统带中国国会自立军左军，办理麻城、襄樊及河南一带之事”；通缉各府州县：“若妥办拿获秦力山、陈谠……每名赏银一千元。”桃源县衙律令即行，派遣衙役，到我家中搜查。扑了空，又不甘心，将我的曾祖父枝友和我的祖母禧沪荣捉了进去，逼迫他们交出我的祖父来，或交待祖父的去向。祖母没得实供，知县升堂用刑，“掌嘴”40板，脸被打得红肿，仍无实招，才将她假释放。

祖母是满族人，她的哥哥在清朝当大官，她不去求人，携带着我的父亲伯华，逃往洞溪(今寺坪乡)。衙役以为跟上了线索，赶往洞溪，又要捉拿我的父亲。幸得亲友及时帮助转移掩护，还给那些衙役厚送贿赂。他们回县后谎报：“伯华年幼，因天气炎热，提至路途死亡，并已甩入溪河”，才了结此案。但仍将曾祖父押进监狱抵作人质。

祖父在日本得知家中遭株连，随给桃源县知县写信质问：“吾廪生衣襟既被无故褫革，现又在日本东京留学，尔等有事何不来东京办理？一人作事人一当，家眷又何罪之有？”一封简短严厉的信，知县阅后无可奈何，只得将曾祖父保释出狱。不久，祖父遂将祖母与父亲伯华接去日本。

1902年，祖父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孙中山在我家与祖父彻夜促膝交谈。同年春，他与秦力山、章炳麟、朱菱溪等10余人商讨，决计革命、排满，遂定于3月19日发起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中山先生亲自带领10多人参加纪念活动。

宋教仁东渡日本后，祖父协助并具体参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编纂，共同活动并加入中国同盟会，继参与《民报》的编辑工作。

宋教仁回祖国东北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前，他又帮助筹集资金。1910年2月，黄兴在香港筹组广州起义事，也因经济困窘，负债累累，忧心如焚时，祖父各方奔走，筹措得千金，解决了起义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武昌首义后，祖父回国。民国成立，祖父才公开恢复陈犹龙的名字，佐谭人凤在长江巡阅使署供职。1912年冬，任粤汉铁路总提调。此后，他常去北京办事，见袁世凯政府属员张尧卿与上海青帮头目应夔丞时相秘密过从，更侦知张尧卿以政府人员身份，又领有巨金，常与诡密人物往来，料其心怀叵测，必有密谋。回武汉后即以此告知谭人凤，谭亦以为然。同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到江南各省到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倒行逆施的政治措施，准备以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组织内阁，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当宋教仁经过武汉时，祖父与谭人凤将所见相告，再三嘱其戒备。宋教仁以为自己一生只从事政治生活，并无私人嫌仇，未以此介意，放松了警惕，不久被应夔丞等暗杀于上海车站。祖父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到上海悼念并留下上面的一幅祭悼词。

“二次革命”爆发后，湖南积极举兵，祖父充任湘西按边使，率军过境桃源。“二次革命”失败，祖父再次流亡日本，移寓长崎。1916年11月，惊闻黄兴、蔡锷前后不出一月相继逝世，而忧虑终日，不幸也于同年11月25日(冬月初一)以脑疾卒，终年46岁。后由覃振发起主持哀悼，并经理后事。

宋教仁1910年从日本回国后，所有在日本的资料与日记，都是由祖父保存的。祖父死后，将他主要资料用一个书匣盛着，并写了一大本书稿，现只记得“右给我后人”几个字。这些资料，由我父亲与刚满百天的我扶柩回国时随同带了回来。后祖父遗体归葬桃源县陬市镇高弯天山口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