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父与宋渔父相识于漳江书院

　　先父瞿方书，字荪楼，祖籍湖南省保靖县人，后迁居龙山县里耶镇，定居里耶已许多代，实为湖南省龙山县人(因龙山、保靖等县，前清时属永顺府，民国时属永顺专区，故有人传先父为永顺人)。生于1881年农历三月初五日，卒于1947年农历三月廿八日。13岁考取秀才，一次得中案首。后因堂伯父瞿方梅(字羹若，前清举人)在桃源漳江书院讲学，先父随同在该处就读，是以结识不少桃源前辈，与宋渔父、覃振、罗维镛、凤高翥、冯采白、文骏等桃源知名人士均有交往，而与宋渔父、覃振等更为莫逆，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尤对当时的满清政府政治的腐败无能，处处丧权辱国的行为极为愤懑，均怀有倒清改革之志。

二、志同道合，共闯国家改革之道

　　在长沙参加华兴会，在东京参加同盟会。1904年，家父在长沙结识了黄兴、谭人凤等人，参加了由黄兴、刘揆一、宋渔父等人所创立的华兴会，积极参予长沙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先父负责发动湘西各会党与常德总管宋渔父相策应，不久因事机泄漏，黄兴逃离长沙，宋渔父与先父于1905年分途赴日本。先父入日本明治大学习法政，宋则先后进入日本体育学会、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边学习边进行革命活动。后宋与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先父亦即时入会，并从事同盟会喉舌报《民报》的撰稿工作，极力宣传革命，曾用笔名写过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和抨击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文章。

　　1907年，同盟会派先父赴东北，为宋渔父北上建立革命组织作准备。当时家堂伯父瞿方梅在吉林省任要职。同盟会委派家父去吉林作秘史，并在梅伯辖区内学校任教，同时举荐同盟会成员(如林伯渠)到瞿方梅门下作幕宾，暗地进行与新军及马贼的联系拉拢工作。梅伯对先父推荐人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对革命者起到保护作用。

　　醉心于实行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宋渔父倾心于欧美的民主制度与议会政治，与先父的政治观点志同道合。他们极力反对君主立宪的主张，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政论性文章，与立宪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1910年先父曾在《民声》杂志上所发表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即其一例(此文已选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之中)。

　　协助宋渔父开展法制局及农林总长工作。宋渔父任法制局局长时，先父任法制局委员，并参予了《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该法在当时起了钳制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作用。随后唐绍仪组阁时，宋任农林总长，先父则任该部参事，协助宋渔父规划森林、垦植、渔业等方案，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后因唐内阁辞职而未付诸实施。

三、痛失知音

　　由于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一意要实行其专制独裁，而宋渔父则决意成立政党内阁以达到实行民主共和的目的。袁世凯乃视宋为眼中钉，先是利用金钱美女拉拢，遭宋严词驳斥并予拒绝后，袁世凯非常恼怒，认为只有置宋于死地才能扫清其政治障碍。1913年3月，袁终于将宋暗杀于上海。此后家父等遂匿居上海租界，仍利用报刊舆论继续进行讨袁活动。

对宋渔父的不幸逝世，先父极为悲愤，每言及老友则不胜惋惜，甚至热泪盈眶。1916年，先父又一知己黄兴病逝。先父痛失两知音后，不得已遂放弃政治而从事佛学及《周易》的研究，专事教育以维持生计，并视环境的需要，对大中小学的聘任皆予接纳执教。他对桃源素怀亲情，常视其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晚年应老友文骏的邀约，放弃数所大学的聘请而回桃源乡下隐居，并在信国、忠器、平阳等中学任教。为了缅怀宋渔父的功绩，他曾为宋撰写了一幅长联约70余字(当时因桃源县拟在桃花源为宋渔父立碑)。可惜我现在记忆不全，仅就能回忆的部分摘述如下：

　　“宋渔父，枉劳神……汇五支派组织国民党，功既赫赫，名应昭昭，惨死几人知。”

　　“陶渊明，殊多事……玩鸡犬……直将极狭幽洞……”

　　 1997年5月1日于武汉